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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家規家訓精選

注重家教家風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良好家風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家風,影響著一個人的品質和行為,影響著一個家族的興衰榮辱。家風正則民風淳,民風淳則社稷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談到家風問題:「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2015年春節團拜會講話)「每一位領導幹部都要把家風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廉潔修身、廉潔齊家。」(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的講話)「家風好,就能家道興盛、和順美滿;家風差,難免殃及子孫、貽害社會。」「家庭的前途命運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時的講話)

山西家訓文化起源甚早。兩漢三國時期,就產生了家學、家教、家風等概念,家訓家規業已成形,《三國志·魏書》全文收錄了曹魏大臣、 太原郡人王昶的《誡子書》。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士大夫家訓開始出現,北魏大將軍、河東人裴良撰寫了《宗制》十卷,樹立了裴氏家范;唐朝宰相、蒲州人張嘉貞的家訓留下了「不立田園」的見解。宋元時期,家訓文化繁榮發展。北宋政治家、史學家,陝州夏縣人司馬光所著的齊家之書《家范》是後世推崇的家教範本;宋高宗時宰相、解州聞喜人趙鼎的《家訓筆錄》成為我國家訓發展史上第一個專門就制用問題對家人進行訓誡的明文家訓。明清時期,山西家訓文化達到鼎盛。田逢吉、畢振姬、于成龍等朝廷重臣,薛瑄、傅山、祁寯藻、陳廷敬等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和文臣、帝師,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為目的留下了家訓;代縣馮氏、沁水柳氏、靈石靜升王氏、靈石兩渡何氏家族,都以祖訓、格律、箴言、警句作為家規家訓傳家。明清以來500年間,鐫刻在常家、喬家、王家、曹家、渠家、李家諸多晉商大院的門庭、廳堂、亭閣、廓柱、牆壁、碑石等上的楹聯警句,構成了晉商家訓文化景觀。

裴氏家訓12條

張嘉貞家訓

王昶《誡子書》

司馬光《溫公家范》

司馬光《訓儉示康》

趙鼎《家訓筆錄》

于成龍《於氏家訓》

陳氏家訓

靈石何氏《何氏族訓》

王家大院楹聯

萬榮李氏家訓十六條

無論是士大夫,還是文人、商人,其家教都特別重視道德的養成和價值觀的引導;無論讀書做學問,還是做官、經商,在勤勞、儉樸、自立、自律等方面,都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其主要內容包括:

1.律己之道。律己是山西家訓的關鍵部分,它強調以德立身,教育子女厚道做人、從小學會獨立承擔責任是最基本的家風。如靈石王家家訓里的「立德:仁義禮智信」,就是告誡子孫要把「德」融入日常生活中,使追求道德成為自覺行為;傅山告誡子侄作字先做人,就是要求他們做人做事先正心修德;沁水竇氏家法勉勵後人要「立品行:存心宜正大光明,做事宜端方正直」,並樹立了「推誠為應物之先,強學為立身之本」的家風;榆次常氏楹聯「律己以溫公家訓,只在忠恕二字」,即是說要用溫公的教誨來規範自身的行為,用忠恕的理念教育後代,才是做人的根本;聞喜裴氏家訓強調「讀書明德」,就是希望後人懂得讀書乃修身立德之本,要擔當重任,成就大業,離不開勤奮讀書,修身靠讀書對心靈進行洗禮、靠讀書改造世界觀,立德是讀書、修身的造化,是人生三觀的真實寫照。由是觀之,古人倡導立德修身的理念,對於今天的家庭教育仍有借鑒意義。

2.齊家之道。把追求「和諧」作為家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如祁縣喬家的家風之一就是「和為貴」;田逢吉的家訓指出,治家切記「百忍堂中有太和」;河東柳氏家訓要求子孫治家須「和順聚處」;趙鼎在《家訓筆錄》中強調「與人和則可以安身」;聞喜裴氏家訓要求「協和宗里,敦睦鄰里」,強調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應以和為貴,無論同族還是鄰里,都要和睦、融洽相處。這正是秉承了我國「和合」文化的傳統,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至今仍然得到全社會的廣泛認同,是衡量人們道德品質的重要尺度,為我們今天建設和諧文化提供了豐富而厚重的思想資源。

3.處世之道。人在社會中,首先應該學會合作,與人為善,「善」是處世之道的核心。畢振姬的家訓之一就是「向善」,助人為樂,做對他人有益的事;榆次常家莊園養和堂石半亭聯「處事近厚纖毫必償為信,存心誠實時刻不易乃忠」,意在提醒子孫為人處世要厚道,無論大小輕重一定兌現才叫誠信,居心應誠實,時時刻刻始終不渝才是忠義。社會競爭激烈,總有人為了一己之私而不擇手段,誹謗詆毀別人。對此,王昶訓誡子孫「止謗莫如自修」,認為制止別人的誹謗,沒有比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更有效的了。代縣馮氏家訓提倡「責己、矜己、克己、恢量」;靈石何氏族訓要求子孫「端品行」須「少作謹厚子弟,長作端人正士」;祁寯藻教子孫「濟人之急如追奔,扶人之困如壅根」。總之,要學會理解寬容別人,注重自身修養,學會與他人融洽相處,培養愛心,樂於助人。只有奉獻愛心,才能受到他人愛心的滋潤,人與人的關係才能和諧。這些家訓所包含的理性光芒,向世人展示了中華民族道德文明的底蘊。

4.經商之道。晉商的家訓處處閃現著仁中取利、義內取財的思想光輝,其內容蘊含著晉商的經營理念和希望後代兒孫能夠忠信誠實、勤儉持家的樸素思想。如祁縣喬致庸的家風首先就是要講誠信,「傳家有道唯存厚,處世無奇但率真。」「經濟會通守紀律,言詞安定去雕鐫。」告誡兒孫經商處事首要的是以「信」為重,以信譽得人;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不賺昧心錢;第三才是「利」,絕不能把「利」擺在首位。榆次常家告誡子孫「知春秋大義,為學子本色」;祁縣渠家的號規「為商賈托天理常存心上,不瞞老不欺幼義取四方」,皆是強調寧舍利取義而不見利忘義;太谷曹家在經商活動中,強調以倫理道德為先,見利思義,先義後利,提醒後人「君子愛財,生財有道」,決不賺取不義之財。正是這些家訓文化對家庭成員、子孫後代的不斷熏陶,才使得晉商能夠具備優秀的人品和良好的素質,成為冠絕天下的第一商幫。雖然他們創造的「海內最富」的商業奇蹟已經成為歷史,但是晉商家訓文化里所蘊含的仁、和、誠、義的思想理念,永遠都是時代與民族的寶貴財富。

5.為官之道。古代山西官員在家庭教育中積累了豐富的官德教育經驗,這些經驗在家訓中主要體現為以下一些內容。一是以民為本的人文情懷。司馬光的《與侄帖》雲「倍須謙恭推讓,扶弱與人,不可恃賴我聲勢,作不公不法,攪擾官方,侵陵小民,使為鄉人所厭苦」;薛瑄的《從政錄》稱「為政通下情為急」;田氏家訓曰「做官須有愛民心」。這些家訓都是告誡後代為官要善待百姓,體現了以民為本的傳統思想。二是淡泊名利的思想修養。陳廷敬在《誡子孫詩》中就指出「清貧耐得始求官」,表達了去奢華存淡泊、寧靜致遠的人生態度。王昶告誡子孫要淡泊名利,「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淡然自守」,並以自己的清白行為來示範子孫。三是清廉公正的仕途操守。山西家訓把清廉公正作為當官的基本原則。趙鼎在《家訓筆錄》中說「凡在仕官,以廉勤為本」,他用這句警語要求子孫遵循為官清廉的政治操守。于成龍的家訓以「尚節儉,廉仕吏」為核心要義,並以卓著的政績和廉潔奉公的一生,深得百姓愛戴。四是謹慎交友的處事原則。古人對子孫交友也提出了原則和標準。薛瑄指出,「名節大事,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認為應該與那些品行高尚、敦厚忠信的益友交往,而不能與趨炎附勢的小人往來。司馬光在《家范》中認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指出與品行不端的人交往就會沾染上壞習氣。家訓中的官德教育體現了古人的政治智慧,可為我們今天的各級黨政幹部加強道德修養提供借鑒。

傅山《訓子侄》:

沁水竇氏《竇氏家規》《竇家家訓》:

柳氏家訓碑:

畢振姬《畢氏家風家訓釋義》:

代縣馮家《馮氏遺訓初編》:

祁寯藻教子孫:

太谷曹家《戒煙碑文》:

祁縣渠家號規:

司馬光《訓儉示康》《與侄帖》:

薛瑄《從政錄》:

田逢吉《田氏家訓》《田氏家風》:

陳廷敬《誡子孫詩》:

四庫全書版《溫公家范》節選:

薛瑄《戒子書》:

山西家訓是我國傳統家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豐富的內涵、廣闊的外延和鮮明的特色。這些穿越歷史流傳下來的家規家訓,功能已經遠遠超出對本家族的教育範圍,而進入到社會教育的領域中,並為社會提供了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優秀的家庭教育範本。如聞喜裴氏家族,2000多年來,僅被正史立傳的就超過600人,七品以上的官員,更是多達3000多人,僅宰相就有59人,其家族人物聲名之盛,在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裴氏家族能夠歷經2000多年而屹立不倒,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裴氏子孫能夠恪守先祖的家規家訓。我們可以看到,山西留存下來的家規家訓,對其家族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由此也引起後世的普遍關注,並進而成為現代家庭道德教育的良好借鑒。古人訓誡子孫後代,做人要剛正率直、嚴守規矩,當今黨中央要求黨員幹部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家規家訓當中蘊含的道德準則、行為規範的內容,對於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堅持家風、民風、官風及社會風氣的凈化,具有獨特的價值和現實的意義。

聞喜裴氏治家格言:

陳秀教子詩詞:

河東柳氏訓道碑:

河東柳氏傳家遺訓碑:

王國光《陽城縣修學記》:

傅山《詩訓》:

傅山《字訓》:

祁縣喬家《喬家家規》:

祁縣渠氏家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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