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則成的女兒來大陸探究父親之謎

[司馬南按語]　　這篇文章的標題也許應該擬作與《黃春秋》有關的一則公案。　　2016年還剩下最後幾天,一個意外的機緣，我與照片中長辮子的女孩兒相識了。她如今是一個享有盛譽的小提琴家,照片中的父母均已去世, 朋友陪著她來到我的書房, 當她說出自己心底願望的時候，我意識,到這個忙不能不幫。　　今天下午,當著這位小提琴家的面,徑直聯絡了幾位可能為他提供幫助的人,包括他父親當年上級部下的後人,非常幸運,一切順利。穿過歷史的迷霧,這幾天,在北京,一片霧霾之中,國共諜報史上幾個最重要的人物的後人將有一系列的會面。　　父親遠比《潛伏》中的余則成在諜報圈子中所處的位階更高, 其工作對於國共兩黨來說也更重要, 今天，即使在沒有完全解密的情況下,點開百度搜索,關於其父的大量資料也會撲面而來撲朔迷離.余則成的故事電視劇只演到1949,父親的故事，直至胡趙先後擔任總書記時期尚在延續。在父親的故事中,有周恩來、李克農、康生，羅青長，熊向暉、戴笠、胡宗南，毛人鳳……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還有一些至今不方便披露的人物。　　父親從未向女兒吐露過關於自己牒報生涯的隻言片語, 也沒有回憶錄一類的文字,媽媽如同餘則成的妻子翠萍一樣守口如瓶, 作為小提琴家的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如此具有傳奇色彩的家庭之中,在大陸旅行的時候，她意外得知自己的父親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王石堅（趙耀斌、王世明）,彷彿一段莫扎特的經典浪漫優美小提琴曲中突然間跳出貝多芬命運交響曲中的沉重音符,音樂家實現入茫然與錯愕。　　好久，她才意識到,自己有如此不同尋常的出身,父親的那些驚心動魄的過往是自己必須了解的。她說，在他所讀到的關於他父親的文字當中，有這樣一篇文字是給她印象最為深刻,文章中透露了一個重要歷史信息:中共諜報權威人士熊向暉如是說.　　網上找到這篇文章，發現只有四千多人閱讀,這樁公案與《炎黃春秋》有關.……　　附錄如下.　　一一一一一　　熊蕾：父親的一樁未了文案　　2014-02-07 22:26閱讀：4,702　　熊蕾：父親的一樁未了文案　　近日在網上看到「熊向暉與原中國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王珺的歷史討論文章(兩篇)」，想起父親熊向暉與這位王珺及《炎黃春秋》雜誌十多年前的一樁未了文案。現將父親被《炎黃春秋》扣住未能發表的遺作與這兩篇文章一起公布出來，供有興趣的朋友分辨。這裡僅就所知，做一點說明。　　《炎黃春秋》雜誌1999年第8期發表了王珺的《中共特別工作開創者李克農》一文。父親以及當時活動自如、思維清晰的羅青長、陳忠經等經歷過那些歷史事件的長輩看了王珺的文章，認為與歷史事實有很大出入，有打著紀念李克農的旗號抹黑周總理生前領導的情報保衛工作之嫌。於是父親寫出《對〈中共特別工作開創者李克農〉一文質疑》，交《炎黃春秋》於2000年第3期發表。父親在文章中問王珺，斷言王石堅「事後經李克農報告中央也定為叛徒」，斷言 「『文化大革命』後，曾有個別領導借口保護情報幹部竟公然宣布為王石堅及該案中幾個叛徒翻案，此事在黨的生活中及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受到嚴厲的批評」「有何根據?是何居心?」　　緊接著，《炎黃春秋》在2000年第4期發表了王珺的《復熊向暉質疑》。父親看了王的文章，不禁納悶。王珺此文的文末註明他的「復質疑」寫於「1999年12月」。難道父親的文章還沒有發表，王珺就在三個月之前寫好了答覆?這可真是報刊界奇聞!對此，父親直至2005年9月去世，都沒有得到《炎黃春秋》和王珺的任何解釋。　　王珺這篇提前三個月寫就的答覆文章中，引用了若干《炎黃春秋》發表的父親文章中根本不存在的話。比如，王珺說：「熊在『質疑』中肯定地說：『原中央調查部的領導都不曾為王石堅及幾個叛徒翻案，或為此而受到嚴厲的批評。』口氣十分武斷……」遍查父親的文章，都沒有王珺所引的這句話。王珺更說父親認為他的文章說「中央將王石堅定為叛徒及個別領導為叛徒翻案，『是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是『誣』了領導，『國家安全部現領導一定會嚴肅處理。』」說這話令人「毛骨悚然」。查父親的文章，也根本沒有所謂「嚴肅處理」的語句，不知王珺的「毛骨悚然」從何而來?　　王珺以知情者當事人自居，引用了貌似權威卻似是而非的材料，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父親認為不能置之不理，於是根據權威部門編寫或審定的公開材料，寫出《周恩來、李克農和我黨情報史最輝煌的篇章——揭穿王珺對「王石堅事件」的胡言亂語》一文。但是《炎黃春秋》以這樣的爭論「泄密」為由， 拒絕發表父親此文，儘管父親這篇文章「只有一件是沒有發表但不涉及機密的文件」，其餘都是公開材料。這樣，在當時，這件文案似乎以王珺最後發表的文章畫上了句號。　　12年過去，父親已經不在，其餘當事人或者也已故去，或者已無法說話。而網上對這段文案的流傳，卻依然還在繼續。既然如此，我就替父親把他的這篇文章發表出來，讓該見天日的東西不再埋沒。　　這裡還想強調的是，王珺在他那個部門，從一般幹部到副部長，一直做人事工作，從未搞過業務。這從他的文章中，連國民黨的軍統和保密局的分野都分不清，王石堅情報系統被敵人破壞，被捕、被拘的情報幹部及受牽連人員的數字都交代得不明不白即可看出。但是業務不行的人整起人來，好像毫不含糊。1950年代，此案被捕人員有23人陸續回到中央社會部後，社會部對他們進行了審查。王珺文中說李克農自任主任，卻矢口不提他是具體承辦人。1980年代初，中組部和原中央調查部對當年的審查結論進行複查，改變了其中19位同志的結論。　　在這樁文案中，我父親用大量的材料說明中央調查部和黨中央從未給王石堅定性。但是王珺卻一再堅稱「中央認定王石堅是叛徒」，而且說這無需有文件證明。給一個人做出能嚇死人的結論卻無需任何文件證明，恐怕就是王珺主管幹部的為政之道了。對子虛烏有的事言之鑿鑿，然後把「翻案」的帽子扣在所有指出那結論並不存在的人頭上，這真是活生生的黨同伐異了。這樣的幹部局長，真是讓人開眼啊!　　周恩來、李克農和我黨情報史最輝煌的篇章　　──揭穿王珺對「王石堅事件」的胡言亂語　　熊向暉 (2000年)　　《炎黃春秋》2000年第4期發表王珺寫的《復熊向暉質疑》，文末注有「1999年12月」字樣。我寫的《對〈中共特別工作開創者李克農〉一文質疑》(簡稱《質疑》)發表於《炎黃春秋》2000年第3期。這就是說，在《質疑》發表之前三個月，王珺已寫好了答覆。這是怎麼回事，姑不置論。必須指出的是，王珺在《復熊向暉質疑》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謂的「國家安全部檔案館」材料，甚至提到他所謂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致使不少讀者認為王珺言之有據，引起種種懷疑和猜測。由於王珺所文不僅涉及李克農，而且涉及黨中央，涉及我黨情報工作的重大原則問題，造成了惡劣的政治影響，作為知情者，我不能置之不理，按照「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精神，特意寫出本文。本文引用的只有一件是沒有發表但不涉及機密的文件，其他全是權威部門編寫或審定的公開出版物。借這些公開材料揭穿王珺的胡言亂語，以正視聽。本文的主要目的則是用這些公開材料向讀者介紹李克農的我黨情報工作的光輝歷史，介紹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領導人，特別是周恩來對我黨情報工作的關心、愛護和傑出的領導。　　楊尚昆論李克農　　《炎黃春秋》1999年第8期刊載「長期在李克農領導下工作的原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王珺同志」寫的《中共特別工作開創者李克農》(以下簡稱《李克農》)。編者在文前按語中說：「李克農是中共特別工作開創者之一」，「之一」二字加得很有分寸，顯示這位編者的慧眼和匠心。凡是稍微了解中共歷史的人都知道，所謂「中共特別工作」，不論是指統戰工作，外交工作，機要電訊工作，還是情報保衛工作，周恩來都是開創者。作為周恩來的親密戰友和主要助手，李克農在這些方面的工作中都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最光輝的建樹是什麼呢?　　1989年9月15日是李克農誕辰九十周年。《人民日報》發表了楊尚昆寫的《丹心留人間，勛業傳後世──紀念李克農同志誕辰九十周年》(以下簡稱楊尚昆文)。文中說，「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李克農「總是以對黨的無限忠誠和高度負責精神，創造性地完成任務」。「尤其是在情報和保衛工作上，他充分發揮了自己的獨特才能，在緊急關頭保衛了黨中央的安全，在關鍵時刻向中央提出了決策情報，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偉大勛績」。楊尚昆文著重指出：　　解放戰爭中，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由克農同志具體負責實施，使我黨我軍的情報工作得到更加廣泛深入的發展，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揮機關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政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了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毛主席評價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是最成功的」。　　王珺筆下的李克農　　在《李克農》一文中，王珺寫了四個題目，即：「敢於得罪康生」，「龍潭建奇勛」，「單刀赴會勸少帥」，及「堅持原則，浩然正氣」。　　「敢於得罪康生」，內容是1943年的「搶救運動」。王珺寫道：「李克農為形勢所迫，不能不開展『搶救運動』，但他對康生的做法是有保留的。」文中並未舉出李克農「敢於得罪康生」的具體事實。我不理解，在介紹李克農的文章中，王珺因何要寫「搶救運動」?　　「龍潭建奇勛」。這個題目歪曲了我黨情報保衛工作史上著名的「龍潭三傑」的事迹。王珺雖然也寫道：「1928年到1929年，中央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先後派遣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等三人打入國民黨CC徐恩曾特務系統。」但這短短五十多字，就有三處錯誤。第一，陳立夫建立由徐恩曾主持的特務系統，是在1929年12月。李克農怎麼會在這一特務系統尚未建立的1928年就「打入」呢?第二，192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政治委員周恩來兼任中央軍事部長，哪有王珺胡編的「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三，派遣李克農等三人打入徐恩曾特務系統的，也並不是周恩來。　　關於「龍潭三傑」，楊尚昆文寫道：「一九二九年，黨(熊按：未說周恩來)派克農同志同錢壯飛、胡底同志一起，打進徐恩曾把持的國民黨特務首腦機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央特科的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設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的地址顧都知道，……克農同志得到錢壯飛派人由南京連夜送來的這一緊急情報，他沉著機警，千方百計地設法找到陳賡同志報告了黨中央。當時黨中央負責人周恩來同志立即同陳雲同志商定對策，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同志的協助下，……採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使黨中央機關得以安全轉移，徹底粉碎了敵人破壞我黨中央的罪惡陰謀。同時，克農同志以自我犧牲的精神，不顧敵人的追捕，也不及考慮自己妻兒的安全，親自安排了戰友錢壯飛及其家屬和胡底同志的安全轉移。他和他的戰友們，為保衛黨中央和地下黨組織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得到黨中央的嘉獎。毛主席曾說：李克農、錢壯飛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們，當時許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來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以此與王珺所寫的《李克農》相對照，就會看出問題：　　(1)楊尚昆文記述了「毛主席曾說」的一段話，寫得十分清楚。而王珺卻抹去了「錢壯飛等同志」，編造出1967年1月的一條「最高指示」，說毛主席對康生講：「康生啊，你不是告幾個人要害你嗎?劉少奇和彭、羅、陸、楊已經有了定論，可是李克農不同，……」王珺居然在1999年8月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硬說：「劉少奇和彭、羅、陸、楊已經有了定論」，這是為什麼?　　(2)楊尚昆文中講到，李克農「親自安排了戰友錢壯飛及其家屬和胡底同志的安全轉移」，展現了李克農的高尚品質，而王珺卻避而不談。　　(3)王珺文中隻字未提聶榮臻。1983年出版的《聶榮臻回憶錄》(上冊)說：「一九三0年五月，我來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周恩來同志是決策人。日常工作由顧順章負責。……調我到特科的意圖是，為了從政治上加強特科。……顧順章這個人過去耍魔術，在上海開過一家魔術店，是個流氓無產者。」(第118頁)而王珺在《李克農》一文中卻說：「顧順章，工人出身，能雙手打槍，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上海武裝起義擔任糾察隊長，表現勇敢。」《聶榮臻回憶錄》(上冊)還寫道：「當時在特科搞具體領導工作的，除了我以外，還有陳賡，李強等同志。特科的工作是緊張活躍的。我們(熊按：未說周恩來)派了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這樣一些好同志打進敵人的要害部門。」(第119頁)聶榮臻特別提到一九三一年四月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情況，他寫道：「我得到情報之後，急忙趕到周恩來家裡」，並評述了「周恩來親自領導」的應變措施(第126頁至128頁)。王珺文中為何有這些疏漏呢?　　「單刀赴會勸少帥」。1936年12月，中央派李克農作為紅軍代表與戴綏元等到洛川與張學良談判，既不是「單刀赴會」，也不是「勸少帥」。　　「堅持原則，浩然正氣」。王珺著重寫了「1947年10月」，「王石堅情報系統被敵人破壞」事件。王珺對1947年及解放戰爭期間李克農主持的情報工作的豐功偉績閉口不談，卻專門挑出「1947年10月情報工作發生一起多年來未有過的重大事件」來渲染。在《復熊向暉質疑》一文中，王珺繼續就這一事件胡言亂語。以下就有關問題分別作出澄清。　　1947年「王石堅情報系統」被敵人破壞的客觀原因　　1946年6月蔣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由此爆發。1947年1月29日，美國宣布退出軍事調處執行部。2月21日，國民黨當局迫使中共代表葉劍英、秘書長李克農等由北平返回延安。3月13日，蔣軍胡宗南部向陝甘寧邊區發動突然襲擊。由於李克農主持的情報部門事先報送胡宗南的進攻計劃，中央得以從容處置。3月19日，中央主動撤出延安，指定葉劍英、楊尚昆、李克農等到晉西北統籌後方工作(中央後委)。中央書記處五位書記作了分工，劉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華北進行工作，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少數人員繼續留在陝北，指揮全國戰場的作戰(中央前委)。李克農派中央社會部一室主任羅青長隨中央前委行動。　　中央文獻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童小鵬著《風雨四十年》(陳雲題寫書名，楊尚昆作序)第一部第532頁寫道：　　一般人都說，毛澤東、周恩來堅持在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而我說，應該是「運籌窯洞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更為確切。　　建國以後，毛澤東對人說過，「胡宗南進攻延安之後，在陝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同志在兩個窯洞指揮了全國解放戰爭。」周恩來說：「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這是千真萬確的。……　　這個司令部的主帥，當然是毛澤東，副帥就是周恩來。他直接領導五六個精悍的參謀人員，夜以繼日地收集敵情(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我情(解放區軍民、國民黨統治區地下黨和人民)以及友情(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地方勢力、國民黨內的進步人士以至國際友好人士)，加以分析研究，及時報告毛澤東，參與決策，並向各中央局、野戰軍司令部通報，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每個參謀人員都是專家。專管敵軍的，凡國民黨的軍隊每天駐紮在那裡，向那裡調動，長官的出身、經歷、指揮能力，部隊的人數、武器裝備、戰鬥力如何等等，都了如指掌，……　　在陝北窯洞里的中央前委參照李克農主持的情報系統提供的情報，在1947年10月前曾取得以下戰果：　　(1)在撤離延安45天內，陝北我軍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殲敵二萬餘，後又在沙家店全殲胡宗南整編第36師。到8月間，蔣軍對陝北的重點進攻已被粉碎。　　(2)從1947年3月至6月，我軍在東北、熱河、冀東、豫北、晉南等地開始局部反攻，收復和解放153座城市，殲敵40餘萬。　　(3)1947年6月30日，劉鄧大軍一舉突破黃河天險，連續作戰28天，殲敵5萬6千人，於8月進入大別山區。　　李克農主持的中央社會部及所屬各情報系統(包括潘漢年、劉少文、吳克堅、王石堅等情報系統)，不但要搜集「敵情」，而且更要搜集「友情」，乃至搜集國統區的重要輿論和社會動態。大量的情報都通過設在國統區的秘密電台發出。那時我們的密台設備落後，發出的電報錯字較多，上級常要查詢。密台為準備上級查詢，常需要把發過的電報底稿保留若干時間。以王石堅系統的北平密台為例，每天通報時間常達六、七個小時。在一般情況下，這些都是不許可的。但在當時，為了使住在陝北窯洞里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毛澤東、周恩來儘快了解到更多的準確情報，這又是完全必要的。密台發報時間過長，自然就增加了暴露的機會。　　還應提到：日本投降後，蔣介石將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華北地區劃為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是原西北軍的孫連仲。黨外進步人士余心清任十一戰區少將設計委員。1947年9月，他通過關係人找到王石堅系統駐北平的情報人員董明秋，要求速電周恩來、葉劍英，說孫連仲準備起義，請速派人來談。董通過北平密台電告中央前委。對此，周恩來認為，孫連仲的態度究竟如何，尚不十分清楚，他所屬兵力不多，十一戰區的主力部隊隸屬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團軍，下轄第三軍和第十六軍，如孫連仲突然起義，勢必被第三十四集團軍殲滅，應予勸阻。經中央前委同意後，複電北平王石堅系統。但余心清出於良好的願望，過於自信，竟在北京飯店舉行招待會，邀請各國駐北平領事參加，他宣布一個「驚人的消息」說：孫連仲「組成第三實力(熊按：原文如此)，斡旋國共兩黨關係」。美聯社立即發出電訊，說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變之勢。蔣介石正在瀋陽督戰，聞訊後推遲原定的北平之行，馬上飛回南京，責令保密局(原軍統局)局長鄭介民對北平方面加緊偵察。在鄭介民的嚴格命令下，保密局北平站站長馬漢三利用美國新制的空中測向儀，確定我北平密台的具體方位，馬漢三又利用「飛賊」段雲鵬連夜挨戶偵察，查到我北平密台的確切地點。1947年9月24日夜，正直我北平密台報務員準備架機工作時，蔣特突然闖入室內，將北平密台負責人李政宣及工作人員李毓芹等四人當場逮捕，電台、密碼、情報底稿、活動經費等全被搜繳。李政宣被捕後，供出領導人王石堅等。王石堅於9月29日深夜在西安被捕。　　上述情況都是國民黨當局早已知道的事。王珺在《李克農》一文中說，王石堅系統被敵人破獲是在1947年10月。連時間也未弄清，居然大做文章。　　周恩來、李克農對王石堅系統被破壞的態度　　1947年9月24日，北平蔣特拘捕了與王石堅系統有牽連的地下黨負責人、蔣介石「文膽」陳布雷之婿袁永熙，9月26日拘捕了董明秋，9月27日拘捕了余心清等二人。　　9月24日蔣特拘捕了北平密台李政宣等四人後，他們供出了瀋陽密台負責人及另外五個情報人員。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北平蔣特於9月25日拘捕了情工人員董劍平，董供出了在國民黨第十一戰區任職的五位重要情報人員，他們是：一處少將作戰處長謝士炎，軍法處少將副處長丁行，二處參謀主任石淳，作戰科長朱建國(中共黨員)，北平第一空軍司令部參謀趙良璋。這五位同志曾提供過重要情報，被捕後，蔣特施用各種酷刑，他們英勇不屈，1948年10月19日在南京雨花台從容就義。謝士炎事先寫好遺書，在刑場上怒斥國民黨，帶頭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打倒蔣介石!」當劊子手大喊「跪下」時，他們朗聲回答：「我們不跪!」五人都是挺身站著就義的。這五位烈士永垂不朽。　　王珺文中說「王石堅情報系統」是「中央社會部直接領導的」，又借別人之口，說「這個案子組織有責任」。含沙射影，矛頭實指李克農。李克農是光明磊落的。開誠著《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以下簡稱開誠寫的書)第492頁寫道：王石堅情報系統被敵人破壞，「李克農深感內疚，他沉痛地檢查」。「李克農並不強調客觀因素，著重從他的指導思想上檢查領導工作的錯誤和缺點」。他「向中央寫出檢查報告，並請求處分」，周恩來表態說，「有此檢討即可，不必議處」。「我們進行武裝鬥爭還有打敗仗的時候，何況是秘密戰線呢?」「反正我們把胡宗南斗垮了」。　　李克農、周恩來的態度都具有典範意義。　　開誠寫的書由國家安全部辦公廳作序，序中說：「國家安全部辦公廳向開誠同志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體的幫助，最後由部黨委批准的本書審定小組審核定稿。」　　李克農及時採取有力措施，情報戰果更加輝煌　　王珺在《復熊向暉質疑》中說：「熊向暉硬說在我筆下的李克農」「案發後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又說：「不能離開主題之外去廣搜旁騖，以自炫博聞，致畫蛇添足，離題萬里」。　　讀者不難查對，在《質疑》一文中，並無李克農「在案發後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這句話，這是王珺無中生有的編造。在《質疑》中，我寫的是：「王珺的筆下，這一重大事件發生時，李克農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我還引用了開誠寫的書中的話：「李克農立即向中央報告情況，同時進行檢查，研究對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從中吸取教訓。」(第441頁)王珺文章的題目是《中共特別工作開創者李克農》，當王石堅情報系統被敵人破壞時，介紹李克農及時採取措施，怎麼是「離題萬里」呢?「離開主題之外，去廣搜旁騖，以自炫博聞，致畫蛇添足」的，恰恰是王珺自己寫的文章，而其內容又大多是胡言亂語。　　開誠寫的書中還說：「李克農加緊實施善後措施，指示各地要接受『王石堅事件』的教訓，割斷橫的關係，割斷和地方(共產)黨的關係，密台要採取措施，防止敵人測向的破壞，要特別注意情報組織和人員的安全。」(第443頁)正是由於李克農採取了王珺沒有寫的這些有力措施，我黨情報工作未再發生大的事故;而情報戰果更加輝煌。就在1947年9月王石堅系統被破壞後，到1947年底，我軍取得的重大勝利有：　　(1)晉察冀野戰軍1947年從10月18日至22日，全殲了蔣軍第三軍1萬8千餘，包括軍長羅歷戎在內，無一漏網。　　(2)晉察冀野戰軍於1947年11月12日解放石家莊，全殲守敵2萬4千人。　　(3)劉鄧大軍從1947年9月到11月，殲敵3萬餘人，初步打開大別山地區的局面。　　這些勝利的取得，與李克農主持下的情報工作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提出《目前形式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毛選》第四卷第1243頁至第1263頁)，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1947年7月至9月間，人民解放軍即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已經轉到國民黨統治區域里去了。」「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二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儘管王石堅系統被敵人破壞，但李克農主持下的情報工作對於這一「歷史的轉折點」和「偉大的事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永垂史冊的。　　1948年，我軍由「戰略進攻」轉到「戰略決戰」。在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以及1949年的渡江南進的戰役中，李克農主持下的情報工作戰果更加輝煌。在開誠寫的書中有較詳細的記述，不贅之。　　李克農、黨中央並未定「王石堅是叛徒」　　王珺在《李克農》一文中寫道：「王石堅被捕後叛變投敵……時後經李克農報告中央也定為叛徒。」(見《炎黃春秋》1999年第8期第16頁)我在《質疑》一文中寫道：「原中央調查部長……羅青長」，「鄭重地告訴筆者：他根本不知道李克農報告中央定王石堅為叛徒。原調查部長期主管機要檔案的同志從未見過李克農向中央寫的關於定王石堅為叛徒的報告，也從未見過中央關於此事的批件」。王珺在《復熊向暉質疑》中改口說：「認為中央為王石堅定性一定得有『書面報告』和正式『批件』是幼稚可笑的。」在此，王珺明明白白地承認，他所謂「中央定王石堅為叛徒」一事，李克農並無「書面報告」，中央並無「批件」。　　王珺在《復熊向暉質疑》一文中又有新的說法，現予引用，並予澄清：　　(一)王珺寫道：「中央認定王石堅是叛徒一事」，是「李克農1956年傳達的」。「與會同志均表同意」。「文革」期間有「中央專案組」，而在1956年，中央怎麼會撇開李克農，定原由李克農領導的王石堅為叛徒，然後再由李克農「傳達」呢?1956年「中央定王石堅為叛徒」，難道只是口頭說說，而無書面文件嗎?李克農只是口頭傳達，而無書面記錄嗎?借用王珺自己的話：「這是最普通的常識問題，老同志怎麼能不懂呢?」　　(二)王珺寫道：　　康生1967年4月28日與周總理、李富春一起在國際關係學院接見中央調查部和學院的群眾代表時，談到熊向暉任胡宗南秘書一事，說：「那時侯有一個人(指王石堅)被捕了，叛變了，隱約地講了他(指熊)是共產黨。反胡宗南的一派攻擊胡宗南手下有共產黨，胡宗南說他們不是共產黨，胡宗南自己花錢把他們送到美國去了。」(記錄稿現存國家安全部檔案館)康生很清楚地講王石堅被捕叛變了。康生當時是政治局委員，這話是有根據的，特別是周總理在場，而且也肯定了當時康生的講話。這也有力地證明了李克農1956年傳達的中央認定王石堅是叛徒一事是絕對真實的。　　王珺寫的象煞有介事，真相究竟如何呢?　　(1)所謂「康生1967年4月28日與周總理、李富春」的那次談話「記錄稿」無需上「國家安全部檔案館」查找，我手頭就有一份抄件，封面印的是《中央首長對我部的重要指示(1966.12──1968.1)──井岡山革命造反總部、革命串連會總部編印》。內中有一節是《總理、康老、富春同志接見聯絡站和學院代表時的講話摘要(1967年4月28日)》。與王珺所引的那一段對照，除沒有(指王石堅)(指熊)外，完全相同。在這份記錄上，康生講話之後，周恩來並未發言。　　(2)據這一記錄，康生說：「那時侯有一個人被捕了，叛變了」。王珺一加引申，就變成「康生很清楚地將王石堅被捕叛變了」。王珺說，「康生當時是政治局委員，這話是有根據的。」這就是說，1947年王石堅被捕之後，講出熊向暉是共產黨，胡宗南為了對付反對派的攻擊，「花錢把他們送到美國去了」。事實如何呢?請看《周恩來年譜 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71頁：　　(1946年)6月10日 和董必武接見中共秘密黨員熊向暉。熊當時被胡宗南保送，將赴美國深造，他表示全面內戰即將開始，留在國內做情報工作對黨有利。周恩來說：出國留學為好。如果戰爭時間長，回國後在國民黨軍隊內地位提高，更有利於做情報工作;如果戰爭時間短，回國後可以做新中國的外交官。翌年，熊向暉赴美前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關於胡宗南的作戰情報。　　(3)康生對以上情況並不了解，怎麼能說「康生當時是政治局委員，這話是有根據的」呢?康生講話後，周恩來並未發言，怎麼能說完全了解上述情況的周恩來「肯定了當時康生的講話」呢?怎麼能說「這也有力地證明了李克農1956年傳達的中央認定王石堅是叛徒一事是絕對真實的」呢?　　(三)王珺對王石堅到台灣後的情況寫了不少，現邊引邊評：　　(1)王珺寫道：王石堅「後隨國民黨撤到台灣，擔任了敵人特務機關『匪情研究所』少將所長(一說組長)」。──王珺連王石堅在台灣「匪情研究所」任何職務都搞不清楚，是「所長」還是「組長」都不能肯定。遑言其他?　　(2)王珺寫道：「王石堅被捕後出賣組織，出賣同志，出賣機密，手上沾滿革命同志鮮血」。「作為反革命特務頭子，從事反共特務活動達五十年之久」。「罪行累累，遠遠超過『假自首』的範圍，中央認定他是個徹底叛變、忠心事敵的叛徒，是一點也不錯的」。──我對王珺所謂的「假自首」問題不發表意見，也暫時不談王珺所寫的王石堅的「罪行累累」，只提一點情況和看法：王石堅於1949年9月29日被蔣特拘捕。據台灣報刊所登「訃告」，他於1985年6月8日在台灣死去。從王石堅被捕到死去，共35年8個月10天，王珺怎麼能作出王石堅「作為反革命特務頭子，從事反共特務活動達五十年之久」的結論呢?王珺怎麼能把這一不符事實的結論，作為「中央認定他是徹底叛變、忠心事敵的叛徒」的根據之一呢?　　(3)王珺寫道：「周總理曾考慮用國民黨特務沈醉把他換回來，但經過有關渠道聯繫，並未換成。原因是在聯繫中，從對方得到準確的反饋信息，王已經徹底叛變，忠心事敵，將我方最重要的機密都告訴了敵人。中央已認定王石堅是叛徒，不要再做其他考慮了。」──我應指出，王珺從一般幹部到副部長，一直做人事工作，從未搞過情報業務。但是，從未搞過情報業務的讀者們也可以判斷，「對方」能夠把王珺所寫的那樣的「信息」想成「反饋」么?王石堅到台灣後的所有情況，台灣當局完全了解，台灣還有不少知情人健在，他們都知道，並無王珺所謂的「經過有關渠道聯繫」，並無王珺所謂的「從對方得到準確的反饋信息」。王珺所寫的有關王石堅在台灣的「罪行累累」的判斷，有些不符事實。作為原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王珺在這樣的問題上信口開河，可能在台灣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為此，我有必要加以澄清。　　中央調查部和黨中央從未給王石堅定性。至於為何不給他定性，我不作解釋。但我負責地指出：王珺在文中九次提到「中央認定王石堅是叛徒」，純屬子虛。既然李克農和黨中央從未為王石堅定案，當然談不到有人為他翻案。　　王珺還搬出我在《質疑》一文並未提到的「1998年11月原調查部領導討論調查部歷史」一事，並寫道：熊批評某位領導說，「我認為XX同志對有的問題過了點」。我未說XX，而說青長。在原調查部領導討論調查部歷史時，我對羅青長及某些同志提出批評，有些同志對我提出批評，這是黨內生活的正常現象。王珺卻把討論中的發言任意曲解，公之於眾。這是很不正常的，對此，我不予置理。但應指出，羅青長並未象王珺在《李克農》一文寫的那樣「竟公然宣布為王石堅及該案中的幾個叛徒翻案」。我在《質疑》一文中為此辯誣。這正是王珺在《復熊向暉質疑》一文中所說的「堅持原則性，堅持黨性」。　　周恩來正確判斷敵情 李克農關心情報幹部　　王珺在《復熊向暉質疑》中說，熊向暉所說1949年5月羅青長所謂「王石堅沒有招供你們三人的真實身份」(熊按：三人指申健、陳忠經、熊向暉)「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接著王珺寫了很長一段，摘引如下：　　「王石堅剛被捕時寫的自白書中五處提到熊向暉，十七處提到陳忠經」，「在軍統特務行動處長葉翔之的連夜突擊審訊之下，很快便供出了熊向暉等人的真實身份。前引康生在國際關係學院的講話中很清楚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另查原國民黨特務沈醉所著《軍統內幕》(文史資料出版社)208頁……詳細而生動地記述了葉翔之很快突破王石堅及王如實招供熊向暉等真實身份的經過。……與康生所講情況吻合。完全證明了熊向暉所寫王石堅未供認熊等真實身份之說也是不真實的」。　　王珺這段文字給人的印象是：申健、陳忠經、熊向暉有問題。我手頭有一本沈醉著《軍統內幕》(1985年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印數70萬冊)，第208頁是該書《軍統對陝甘寧邊區的罪惡活動》一章中的一頁，並無關於葉翔之的內容。倒是在該書另一章《胡宗南和戴笠、毛人鳳的關係》的第223頁至224頁，沈醉寫道：「一九四七年秋冬，我曾去西安見過胡，那是為了處理軍統在西安幾萬包麵粉的事。」「我在西安處理麵粉時，保密局行動處處長葉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黨組織。在清理出來的線索里，發現胡宗南的秘書和他的西北通訊社的負責人中有中共黨員，已經活動了多年。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葉翔之和我同住在西安的中國旅行社招待所里。有天半夜裡，他把我叫醒，說這事關係胡宗南的聲譽很大，問我應如何處理。我建議他立刻向毛人鳳請示，估計一天之內就可以得到答覆。第二天，毛人鳳複電指示，說涉及胡部下的問題，應先向胡詳細報告，有關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對此的確大吃一驚。這個死要面子的人，聽說自己的親信中居然有了共產黨，臉都氣得發青。他立刻決定將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幾個人都由他自行處理，要葉翔之不必過問，連向蔣介石報告時也應當把這幾個人另列出來，千萬不能讓蔣介石知道。」　　《軍統內幕》是公開出售的暢銷書，讀者不妨查對。其中連熊向暉、王石堅的名字都未提，哪裡有王珺所寫的「詳實而生動地記載了葉翔之很快突破王石堅及王如實招供熊向暉等真實身份的經過」?怎麼會象王珺寫的那樣「與康生所講情況吻合，完全證明了熊向暉所寫王石堅未供認熊等真實身份之說也是不真實的」?　　在王珺的筆下，葉翔之是「軍統特務行動處處長」，而沈醉所寫的葉翔之是「保密局行動處處長」。王珺只知道「軍統」，而不知道1946年蔣介石撤消了「軍事委員會」，「軍統」改稱「保密局」。　　為何毛人鳳指示葉翔之，「說涉及胡部下的問題，應先向胡詳細報告」呢?沈醉在《軍統內幕》中《胡宗南和戴笠、毛人鳳的關係》一章里寫道：「戴笠由於胡宗南的推薦而逐漸得到蔣介石的信任」。「戴笠對軍統內部的重大問題，也要找胡商量，並請他幫忙的」。「戴笠對毛人鳳口頭上不止一次指示過，軍統得到的有關胡宗南個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報，都要慎重處理，一般都得先送戴笠親自看過，非報蔣介石不可的問題，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戴笠死去以後，毛人鳳繼承了戴的衣缽，對胡不但和過去一樣，並更加依靠他。當時軍統遭到各方面的攻擊，而胡卻極力支持，一再在蔣介石面前講好話。當時許多特務對他這樣的表現都表示感激，認為他始終是愛護軍統的。毛人鳳對胡非常尊敬」。　　羅青長說過，1947年在陝北中央前委獲悉王石堅被捕後，開會研究已在美國的申健、陳忠經和熊向暉三人的安全問題。周恩來判斷，國民黨當局不會向美國提出引渡這三人的要求，因此這三個人的安全沒有問題。周恩來因何作出這樣的判斷呢?我在《質疑》一文中提到我寫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約稿並審定)的記載。為免讀者查找，再予引用：　　1949年7月，羅青長領著從美國回到北平的我去見周恩來，當談到王石堅情報系統被敵人破壞及王石堅被捕時，周恩來說：　　王石堅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統的人搞的，蔣介石不會馬上知道。從戴笠起，沿下來的鄭介民、毛人鳳，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關係，他們唇齒相依。胡宗南一定會壓住。王石堅沒有供出你們三人的真實身份，那時當然好。其實供不供無關緊要。……即便王石堅招供，胡宗南也會讓保密局保他的駕。他不是愛護誰，是為了他自己。共產黨員在他身邊這麼多年，還帶你打延安，保薦去美國，這件事捅出來，蔣介石饒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陳誠這些人更會落井下石。我估計胡宗南心裡有數，必然壓著頂著，不敢聲張，還會否認。對這樣的事，我有點準頭。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你們都安全，要考慮怎樣把王石堅要回來。　　1947年王石堅被捕後，中央前委在陝北研究時，周恩來判斷國民黨當局不會向美國提出引渡我們三人，認為我們三人的安全沒有問題，他所依據的就是對胡宗南和保密局頭子們之間的關係的透徹了解。沈醉在《軍統內幕》中所述情況，證實了周恩來判斷的準確。王珺既然公開推薦沈醉的這本著作，怎麼體會不出來呢?　　開誠寫的書中第四十五章題為《保護幹部》，第443頁寫道：「由於王石堅系統被敵人破壞，打入西安胡宗南部的陳忠經、熊向暉和申健身份已經暴露。」「李克農很焦急，立即展轉通知在美國留學的陳忠經三人，目前千萬不要回國，以免遭受暗害。」這件事寫得不準確。我在《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書中寫的是：我們「經過曲折的途徑，得到以中共中央名義轉來的口頭指示，讓陳忠經、申健和我到香港《華商報》找章漢夫。」但開誠寫的「李克農對情報幹部特別愛護，許多人都有親身感受」(第437頁)，則是千真萬確的。　　對王石堅情報系統被捕人員的審查結論和複查結論　　(一)王珺在《李克農》一文中說：「王石堅情報系統被敵人破壞，被捕情報幹部44人，牽連被捕的達123人。」實際情況是，被捕、被拘共123人，其中包括我情工人員及與王石堅系統有牽連的人員44人。　　在被捕的情工人員和與王石堅系統有牽連的44人中，有21人的情況是(1)黨外進步人士及地下黨負責人共2人，即余心清(早已獲釋，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禮局局長)、袁永熙(於1948年經多方營救獲釋，1949年任團中央學生部副部長，1952年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2)壯烈犧牲的5人(即謝士炎等五烈士)。(3)涉嫌無辜被捕的2人。(4)解放後由其他有關單位審查處理的5人。(5)北平密台負責人李政宣等4人被捕後越獄逃出，解放後被我公安機關抓獲判刑(2人被判刑15年，1人被判刑10年，1人被判刑半年)。(6)被國民黨當局送往台灣者2人(即王石堅和XXX)。(7)下落不明者1人。　　(二)王珺在《李克農》一文中說：「全國解放後，此案被捕人員，大部分返回中央社會部，李克農組織了審查委員會，自任主任，組織他們學習並……進行了審查，作了結論。每份結論都由他審閱簽字後報中央組織部審批。……對該案中有叛變行為的人員，曾專門想中央組織部請示，中組部領導同志指示說：……應按照中央現行的處理自首叛變的文件執行。因此對有出賣組織、出賣同志、問題嚴重的四個人定為叛徒。」　　實際情況是：1949年四、五月間，王石堅情報系統被捕人員23人(不含上面所介紹的21人)陸續回到中央社會部。六月，社會部成立了審查委員會，對他們進行審查。審查委員會由李克農主持，羅青長參與，王珺是具體承辦人。(對此，王珺沒有提及。)　　1949年9月，中央社會部根據中央當時的政策(包括中央關於審查情報人員問題的指示以及中央組織部對審查王石堅案人員的指示)，並根據當時所掌握的情況，對這23人作出審查結論和組織處理，並經中央組織部審批簽署。這23人中，定為叛變和自首叛變行為的18人，嚴重政治錯誤和政治錯誤的4人，政治堅定1人。這23人中，有中共黨員18人，給予黨紀處分的16人，包括開除黨籍12人，留黨察看1人，按消極脫黨處理1人，按重新入黨處理的2人。　　王珺作為具體承辦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竟沒有寫出事實真相。　　(三)王珺在《復質疑》文中說：　　「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王石堅案被捕人員落實政策問題，原調查部的個別領導在會上提出王石堅不是叛徒，強調該案被破壞，組織上有責任。因胡耀邦有事，由趙紫陽主持。王鶴壽講……趙紫陽也說……王鶴壽還說……趙紫陽及做記錄的張韜仍然健在，可以作證。」　　1982年4月，我被免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同年10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決定，我接替劉寧一，擔任以榮毅仁為董事長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黨組書記併兼副董事長。對此後調查部的情況不了解。2000年4月26日，我找到多年沒有見面的張韜和安全部承辦落實政策工作的宋志芳。事先我未告訴他們要談什麼，但他們都已看過《炎黃春秋》發表的王珺兩篇文章和我寫的《質疑》，主動準備了有關文件。　　據張韜所談(他事後又寫了書面材料)，主要內容是：　　(1)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央書記處的議題是：中央調查部和中央組織部上報中央書記處的《對王石堅情報系統人員被捕問題複查工作的請示報告》。這個《請示報告》涉及的是1949年作出審查結論和組織處理的23人，其中沒有王石堅。　　(2)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野萍和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參加會議。羅青長經中央同意，讓具體參與複查工作的張韜列席。　　(3)張韜說，作為列席人員，他無權為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做記錄，他只做了一個「紀要」存檔。王珺文中寫了這次會議中趙紫陽、王鶴壽的發言，是否得到中央授權?是否經過請示批准?是否與原記錄相符?我不知道，也不置評。　　1983年中央決定撤消中央調查部，另建國家安全部，任凌云為安全部部長，原調查部副部長王珺被任為安全部副部長之一。羅青長離職休養。　　(四)宋志芳向我提供了1984年4月7 日中央書記處批示「同意」的國家安全部黨組和中共中央組織部報送呈中央書記處的《對王石堅情報系統人員被捕問題複查工作的請示報告》(以下簡稱《複查報告》)。中央批示「同意」的這一《複查報告》沒有公開發表，現將其中不涉及機密且具有教育意義的內容摘錄如下：　　(1)《複查報告》說：1949年此案處理後，有些人就提出申訴，認為處理過重，以後又陸續要求複議。從1980年開始，對該案進行複查。(熊按：1980年我是中央調查部副部長，我知道具體辦理複查工作的是中央組織部幹部審查局和中央調查部以王珺為局長的幹部局。)　　(2)《複查報告》說，我們(熊按：指中組部和中調部)本著實事求是原則，特別是根據三中全會以來的有關方針政策，重新作出了複查。複查中既考慮到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此案的特殊性，也考慮到各人被捕前後的表現。這批同志大多數在被捕前後表現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真正叛變的只是個別人。如西安、瀋陽的一些同志，在組織開始破壞、自己面臨被捕的緊要關頭，仍能臨危不懼，沉著機智地向中央報警，隱藏或銷毀電台、文件、密碼、資財，保護同志和黨的機密。有的同志雖有逃走機會，卻不顧個人安危，監守崗位，營救同志。被捕後，他們能和敵人進行鬥爭，看到五烈士英勇就義後，有的同志寫了遺書，準備犧牲。有些同志被捕後，雖然犯有一些錯誤，但多是在領導人王石堅、李政宣等人先已供出，敵人掌握了證據，難以否認的情況下承認了一些情況。　　(3)《複查報告》說，我們兩部反覆研究，分別經兩部領導討論審定，改變十九位同志的結論，維持原結論的四人。　　維持原結論的四人中，叛變、開除黨籍三人，叛變性質的政治錯誤，重新入黨一人。(熊按：在上述叛變、開除黨籍三人中，有一人即是1947年9月25日被捕，供出謝士炎等五同志的董劍平，1949年9月，被送公安部關押。)　　改變原結論的十九位同志中，沒有一人被定為叛變或叛變性質的錯誤。　　(4)《複查報告》說：王石堅情報系統被破壞，首先從北平開始。1947年9月24日夜，蔣特將北平密台負責人李政宣等四人逮捕。李政宣被捕後供出王石堅等，致使王石堅於9月29日深夜在西安被捕。　　(5)在中央書記處批准的國家安全部黨組和中央組織部的《複查報告》中，對王石堅本人只有以下一段(這一段的情節都是國民黨當局已經知道的)。現全文抄錄如下：　　他(熊按：指王石堅)早期的自白書中，除保留了打入敵人核心的熊向暉、陳忠經、申健等秘密黨員和別人不知的天津密台外，將其餘下屬大多數人員向敵供出，以致案情迅速擴大，波及我西安、瀋陽、蘭州、承德五個城市情報組織，從領導到基層，從人員到電台幾乎全部破壞。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九日，先後被捕、被拘共一百二十三人，其中我情工人員四十四人，子女十三人，涉嫌六十六人。四十四人中，五人犧牲，三人隨國民黨逃台(後回來一人)，期於多在全國解放前夕敵人按緊急疏散條理釋放了，也有的是我軍進城後從監獄解放出來的。王石堅後去台灣任少將「匪情研究所」副所長，現在情況不明。　　這一段同《炎黃春秋》2000年第4期刊載的王珺所寫《復熊向暉質疑》相對照，相信讀者都會作出正確的判斷。　　(6)前已提及，《複查報告》是國家安全部黨組和中共中央組織部報送中央書記處的，現只補充一點，當時王珺是國家安全部黨組成員、副部長。　　結束語　　關於「王石堅情報系統」被敵人破壞事件，該寫的、能寫的，本文都寫了。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到此結束。倘王珺還要就此事發表文章，我不再作出答覆。　　王珺在《復質疑》中說，熊向暉在《質疑》中提到，「國家安全部現領導一定會嚴肅處理」。讀者可以查證，《質疑》一文中並無這句話，這又是王珺無中生有。但我公開宣布，我決定將刊出後的本文及《質疑》一文分別報送國家安全部領導和中央組織部領導，如認為我寫的這兩篇文章有不符事實之處，我甘受黨紀、國法的懲處。　　【附錄一】　　對《中共特別工作開創者李克農》一文質疑　　熊向暉， 《炎黃春秋》2000年第3期　　《炎黃春秋》1999年8月號(總第89期)發表了王珺撰寫的《中共特別工作開創者李克農》。編者在文前加上按語說：「李克農是中共特別工作的開創者之一，今年是他誕辰一百周年。本刊為紀念這位深潛魔窟建奇功的一代英豪，特別發表長期在李克農領導下工作的原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王珺同志寫的文章，以表達我們對這位英雄人物的尊敬之情。」由於《炎黃春秋》刊載的許多文章「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和史料價值，在海內外讀者中享有很高聲譽」，因此，王的這篇文章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視。　　筆者曾在李克農同志領導下工作過一個時期，現對王這篇文章的最後一部分提出兩項質疑。　　質疑之一　　王的文章說：「1947年10月情報工作發生過一起多年來未曾有過的重大事件。中央社會部直接領導的一個規模較大、情報工作很重要、涉及華北西北東北地區、有五部地下電台的王石堅情報系統，被敵人破壞，被捕情報幹部44人，牽連被捕的達123人。」　　這確實是「多年來未曾有過的重大事件」。在這一「重大事件」發生時，李克農是如何對待的呢?王是這樣寫的：　　「那時中央社會部駐在晉西北臨縣一個偏僻的山村劉王溝。突然見李克農兩隻眼睛腫得像桃子，嗓子都啞了，他的老伴兼秘書趙瑛同志講他飯吃不下，覺睡不著，心臟也不好了，竟有十幾天話也說不出來了。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這一情報組織遭到破壞，王石堅及許多幹部被捕，過度的痛苦和焦慮，使他像大病一場。」　　在王的筆下，這一「重大事件」發生時，李克農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只是「痛苦和焦慮」，始而「兩隻眼睛腫得像桃子」，繼而「有十幾天話也說不出來了」，最後，「像大病一場」。根據這些生理現象，王在文章中竟說：「這件事情使我體會到李克農對情報組織和情報幹部關心之深，愛護之切。」這樣的推斷豈不是明顯的牽強附會?　　為了和王對「這件事情」的描述相對照，現全文抄錄《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第751頁至752頁——1947年10月3日和6日的記載：　　10月3日 從合眾社一日電得知，陳布雷之女陳璉與其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捕，王冶秋在警察到達前跑脫，致電羅邁、李克農：此案為軍統局發動，似牽涉範圍甚廣，有擴大可能。望克農告王石堅等，不管有無牽連，均速謀善後，嚴防波及其他兩處。陳璉系秘密黨員，與學運有關，望羅邁告錢瑛嚴防牽連上海學運。並請另電馮文彬，注意到解放區受訓的學生回去後有無牽連危險，望其慎重處理。　　10月6日 致電楊尚昆、李克農、羅邁並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滬大捕人，牽連我情報機關。」應「杜絕一切可能牽連的漏洞，立即割斷各種橫的關係，並研究教訓，給其他情報系統與地下黨的組織以更嚴格的指示」。請中工委告訴杜理卿(許建國)、馮文彬：「利用他們關係追究此案破壞真相，並研究有無營救可能和辦法」。對西安第二台請考慮有無辦法撤退。同日，又致電康生、李克農：王石堅遇險，凶多吉少，有無其他營救的辦法，望告。　　正和毛澤東一起轉戰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周恩來，看到合眾社的一則電訊以後，就連續發出一系列周到縝密的指示。作為情報部(社會部)副部長並實際上主持部務的李克農，怎麼會像王寫的那樣只是「痛苦和焦慮」而無所作為呢?怎麼會連周恩來10月6日「望告」的電報也不答覆呢，這使讀者對李克農產生什麼樣的印象呢?　　李克農當時採取的措施，事關機密，可能王不得而知。但事隔五十多年，王已當過副部長，撰寫文章介紹李克農，文中又特彆強調「王石堅情報系統被敵人破壞」的「重大事件」，對自己仍不了解的事，總該查查檔案，問問知情的人吧。在解放戰爭開始時即主管秘密情報(包括「王石堅系統」 )指導工作的羅青長，至今健在，記憶清楚，又是王的老上級，為什麼不向他請教呢?　　1996年12月，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了開誠著的《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一書，該書第四十五章中寫了1947年9、10月間「王石堅情報系統」「被國民黨特務破壞的重大事件」，其中有這樣一段：　　「這時，李克農率領中情部機關人員住在晉西北臨縣的一個偏僻的山村劉王溝，知道這一嚴重事件後，十分痛苦和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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