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中國國家安全觀的爭論

冷戰後，中國的安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既存在有利於中國的一面，又有不利於中國的一面。中國學者對此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以便中國安全戰略的制定，保障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本文選出兩項討論指標，即從中國與西方的關係狀態和觀察國際問題的視角，來分析各個流派的安全觀，包括合作的新自由主義安全觀、防禦的新自由主義安全觀、經濟民族主義安全觀；合作的現實主義安全觀、防禦的現實主義安全觀、對抗派現實主義安全觀；合作的觀念論安全觀、防禦的觀念論安全觀和對抗的觀念論安全觀。

一、問題的由來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使中國的安全環境大大改善。主要表現是：中俄關係有了實質性改善；擺脫了與所有國家的軍事衝突；同所有鄰國都保持著至少是正常的關係；中國與周邊國家日益頻繁和不斷深化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交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互信，降低了軍事對抗的可能。但中國安全環境仍然令人擔憂。西方以人權、武器擴散、台灣、西藏和新疆等問題為名，聯合起來對付中國的威脅始終存在。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壓制自由，不可能成為民主大家庭中的一員，也不可能成為國際事物中的可靠的夥伴。美國一些戰略家認為，蘇聯崩潰以後，中國對發達民主國家的戰略意義已不復存在。阻止蘇聯擴張時中國是一個有用夥伴。但蘇聯不存在了，中國不是可資利用之物，而有可能成為對西方利益尤其是美國利益的長期威脅。為此，美國加緊把戰略重新東移，在中國周邊部署軍事力量，壓制和延緩中國的崛起。然而，中國繼續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及決定參與世界事務使中國在全球經濟分量和地緣政治影響力持續、大幅上升。目前中國已經是具備一定的實力地區大國。經濟增長年速度高大8%至9%，1997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十大貿易大國。

2000年，中國的GDP達1萬億美元，已超過義大利，躍居世界第六。外貿總值達4700億美元，居世界第七。在世界上歷史上，從來沒有像中國13億人口那麼大的國家，經濟發展如此迅速全面，持續時間如此之長。"即便中國經濟增長率還低一些，用不了一代人的努力，中國將成為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之一，其中央政府的財政預算額也將躋身世界前列。"中國的文化吸引力和國際影響力正在擴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不僅可以利用已有的國際資源如核大國地位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且在國際裁軍和軍控等某些領域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出於上述原因，中國學者特別是國際問題專家從愛國主義角度出發就多極化進程中的中國安全戰略展開了一場全國性的討論，這場討論至今還沒有畫上句號。這場討論的特點是，國際事務理論貫穿始終。依據不同的理論，得出的政策建議也就不同。簡單地概括一下的話，可以按兩種方法對這些不同流派進行劃分。第一種方法從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狀態出發，分為合作派、防禦派和對抗派三派。合作派認為，在維護中國核心價值觀的前提下，最好與美國為主導的西方配合，中國應該接受現狀而不是去打破現狀。防禦派認為，中國既要同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協作又要對它們進行防範。對抗派認為，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可避免地會充滿敵意，尤其是在同美國這樣一個西方意識形態國家的關係上。中國應該利用一切力量阻止美國的霸權，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因為中國可以利用多極之間的矛盾，聯合發展中國家，迫使美國做出讓步。

另外一種分法涉及有關國際關係的經典辯論，有三個流派。

第一派是新自由主義，認為，經濟和科技實力是影響國際事物的根本因素，國家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國家的主權在逐漸削弱；

第二派是現實主義，認為軍事力量、國家實力仍是國際體系的基石；

第三派是觀念論，認為，觀念的力量和它對思想的影響力，是影響國際事物的關鍵因素。

這三種理論的追隨者在國家安全戰略問題上強調不同的方面。如此梳理中國安全戰略的辯論就出現了一個3X3的矩陣。

它的9個部分分別對應著9種觀點：合作的新自由主義安全觀、防禦的新自由主義安全觀、經濟民族主義安全觀；合作的現實主義安全觀、防禦的現實主義安全觀、對抗派現實主義安全觀；合作的觀念論安全觀、防禦的觀念論安全觀和對抗的觀念論安全觀。不可否認，這種劃分方法過於簡單化了。大多數學者的主張既有合作派成分，又有防禦派成分，還有對抗派成分。他們承認，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觀念力量在當今世界都起作用。然而，他們強調的重點不同。

新自由主義 接受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想，促成一種與西方的政治經濟相互依存關係。 經濟發展優先，有所選擇地接受世界體系的價值和規則，同時還要改革和塑造這個體系。 相互依賴的全球化體制只是美國金融霸權全球擴張。要立足本國，同時還要促進亞洲內部經濟發展。

現實主義 最大程度地同美國為首的西方共同體妥協，中國不宜採用"自助"戰略，更不允許加強軍事實力，而應該首選"搭車"戰略。主張滿足於基本安全，反對多極化。 中美之間存在著達成戰略理解和合作的可能性。"韜光養晦"，不過分追求軍力的擴張，但是必須擁有足夠威脅能力。防止美、日製造中國威脅論，有選擇地加入西方主導的武器控制體系。 中國與美國的衝突不可避免。中國要加快國防現代化，提高核武器的突防能力。

觀念論 接受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遵守西方確定的國際準則。 同美國等大國領導人進行戰略對話，增強相互信任關係。有選擇地接受西方領導的世界秩序，但中國堅決反對全盤"西化"，中國更應該發展中國本身的價值的政治制度。 認為意識形態仍然是當今國際鬥爭的主戰場，堅決抵制西方文化的滲入。中國要聯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反對西方的文化霸權。揭露"人道主義"、"自由民主"的虛偽本質。

二、新自由主義安全觀新自由主義認為，冷戰後國際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經濟因素最重要。昔日是軍事力量至上，而今貿易、國際金融和經濟競爭力日趨重要。然而，新自由主義對中國安全戰略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合作的新自由主義支持並促成一種與西方的政治經濟相互依存關係。防禦的新自由主義認為，在西方主導的相互依賴的全球體制中，中國要有條件地選擇加入，同時還有積極地塑造新的國際規制。而經濟民族主義認為中國在全球化分工中只不過世界的"手工作坊"，西方佔據高科技優勢和資本優勢，美國等西方國家可以隨時操縱國際經濟組織制裁中國。在美元霸權的中國與美國經濟關係越密切，中國受制約的程度越大。具體分析如下：合作的新自由主義。合作的新自由主義認為，民族國家正在失去原有的自主性和權力，它們的領導人越來越無力控制民眾、觀念和資金的跨國境流動。"國家固有的核心技能正逐漸演進為協調技能，有些甚至被廢棄，成為空白國家"。各國政府作為國際事務組織者的地位較先前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跨國公司、金融市場、國際安全機制、國際經濟組織特別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能對各國政府施加相當壓力的國際非政府社團和群體，以及國際販毒集團、恐怖主義分子。各國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國際和平不可分割。一方面，國家安全的範圍急劇擴展，國際安全形成密不可分的網路，每個國家的安全都依賴於其他國家和整個國際社會的安全。另一方面，傳統的以領土和軍事安全為核心的國家安全觀讓位於以經濟安全為核心的綜合安全觀。基於上述理念，合作的新自由主義主張中國接受西方"現代化理論"，只有"更新觀念"、"轉變經營機制"和"國際接軌"，才能與西方"雙贏"，建立"以跨國公司為基礎的世界大同"。提出"融合"戰略，認為中國只要同西方世界整合了，就可以樹立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解除他國的戒心，從而使自己走向強大。合作的新自由主義認為中國趕上發達國家的捷徑是走日本和"四小龍"的東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樣中國不僅可以被接納為以美日為軸心的亞洲體系平等成員，還可以保持最起碼的國家整合。建議"把國際輿論對中國關注的重心逐漸由人權、西藏等問題引向經濟，用經濟利益牽制西方國家，弱化和減少西方國家對中國製造政治障礙或摩擦"。對於中國來說，重要的是爭取國內民主而不是反對美國的霸權。認為只要中國穩定地推進經濟和政治改革，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去，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就會變得更加友好。為此，中國應該與美國建立親密無間的關係，從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的大局出發，捍衛自由主義，承認美國一超的領導地位。主張壓縮國防開支，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慮，為中國外交提供寬鬆的環境，擴大外交迴旋餘地。防禦的新自由主義。認為目前西方主導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國顯然不具備自己建立政治和經濟體系的外部環境和能力，"當頭"或主動進攻是大國特別是美國決不容忍的，而且還會招致周邊國家的猜疑。的中國還遠不是一個真正的大國，那種急於要打腫臉充胖子的心態是極其危險的。這是因為這種心態必定會對國家的行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帶來一系列危險的行動。這些行為甚至都不見得非要是咄咄逼人的軍事擴張，就會引起其他國家的警覺和反感。防禦的新自由主義認為，目前中國首要的任務是發展經濟，加強對外貿易，為外資的進入提供有利的市場環境。在可見的將來，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時代條件下，在中國與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國力差距難以實質性地縮小的現實制約下，增強中國外交主動權的現實途徑恐怕不僅在於增強國力，而且在於與有關國家發展共同利益和互信，尤其是在經濟領域。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加強，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逐漸提高，中國的國際空間迴旋餘地會擴大。因此，防禦的新自由主義主張中國要積极參与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體制，同世紀整合。事實上，中國在同世界整合過程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積累了融入世界的知識、經驗。然而，防禦的新自由主義又指出，要有所選擇地接受世界體系的價值和規則，調整和改造中國的經濟制度以適應世界體系。中國不能完全無條件地接受現在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國還要有所"表達"。就是說，中國不僅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西方的遊戲規則，通過大規模地引進外資和拓展國際貿易等手段參與世界競爭，而且還要利用自己不斷增強的國際地位影響和改變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使這個體系更能符合中國的利益。"作為國際制度的新成員，中國既要經歷學習階段，也有修改、更新和制定國際制度的義務和責任。"只有"參與"和"表達"的結合，中國才可以避免被孤立的危險，同時又擴大了自己的陣地，結成體制內的"統一戰線"而抗衡美國。一個顯見的事實是，在體制之外，中國很難利用美國和歐盟、日本等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而進入體制後，中國的能動餘地會比現在大得多。經濟民族主義。認為經濟實力競爭是當今國際事務的關鍵，而貿易和金融問題是一個國家首要考慮的問題。但是經濟民族主義並不認為相互依賴本身會自然而然地有利於中國。當前中國的經濟安全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即中國依賴於世界甚於世界依賴中國，中國依賴美國甚於美國依賴中國。在國際分工中，西方發達國家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經濟，在國際經濟組織中起主導作用，而中國只不過是西方生產剩餘價值的"手工作坊"，屬勞動密集型，不佔有核心技術，在國際經濟組織中處於從屬地位。國際政治鬥爭一旦激化，西方很容易利用國際經濟組織來制裁中國。因此，中國必須重新審視加入即將崩潰的全球市場經濟的努力，重新定位對外貿易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不要不惜一切代價出口，而要立足國內，為國家長期發展提供一個理想的模式。經濟民族主義還認為，當前所謂"相互依賴"的全球化經濟只不過是美國通過美元霸權在全球的經濟擴張。在全球金融和貿易中，美元霸權是結構性的，美國製造美元而世界其他地區生產美元購買的產品。美元霸權使美國貨易夥伴失去了用自己的貨幣發展國內經濟的能力，迫使這些國家尋找美元貸款和投資。中國經濟應該擺脫美元霸權。中國要做的是宣布自某一天起所有外貿出口都得用人民幣支付，用其他貨幣則為非法。隨著中國經濟獨立性的加強，將影響全球貿易不對稱的依賴性，從而會改變十年來全球化下亞洲國家惡性競爭的局面。亞洲國家將發現中國是一個可替代美國的貿易夥伴，中國與它們可能具有更多的共生關係，亞洲國家可以走出一條加強團結和發展共同利益之路。整個亞洲生活水平的提高將改變歷史發展進程，恢復亞洲作為世界發達的文明中心地位，結束長達兩個世紀西方經濟和文化帝國主義的統治。當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亞洲各國同西方達成較為公平的經濟關係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美國開始考慮把亞太國家作為亞太共同體中平等的成員。中國作為亞太地區最有發展潛力的經濟體，應該抓住這一時機。

三、現實主義安全觀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係的性質並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民族國家依然是國際體系的基石，國家之間的力量必然是不相等的，有的強大而有的弱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國家領導人能夠理智地追求個人及國家的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實力。處於支配地位的強國，建立並維護一套為其利益服務的約定和規範。正在興起的大國則不可避免地尋求改變這些規定，以照顧其利益。合作的現實主義。認為21世紀前期，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共同體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價值規範與規則體系方面佔有顯著優勢，而世界其他力量少有或沒有可能形成足夠團結有力、足夠持久堅強的制衡陣線。在西方發達國家共同體內部，成員國相互依賴，具有廣泛的認同感。他們形成了體制化了的相互約束，其成員不存在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而是依靠協商、協調、合作。"至於軍事強制完全排除在共同體內部關係領域。這樣一來，美國霸權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德國和日本作為"半主權"國家融入西方國際體系，這不僅確保了它們不會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而且還成了這一體系的重要維護者。"既然21世紀前期美國領導的西方國家共同體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最具全局影響力的方面，那麼對於要以制衡為根本態勢和國策為指南的中國來說，在大戰略的層次上只能是勢單力薄。"據此，中國不宜採用"自助"戰略，更不允許加強軍事實力、聯合其他受到同類威脅的國家和爭取造就或維持足以扶弱抑強的國際均勢，而應該首選"搭車"戰略，最大程度地同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共同體妥協，"通過必要的、經受得起的妥協來獲取我們所處的基本環境中蘊涵的種種機遇"，與西方形成總的協調關係，與之發展出足夠的"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念"、"共同規則"和"共同國際運作機制"。否則，中國在追求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和爭取成為世界強國這幾方面都將遇到過大的、"甚至不可逾越"的障礙。合作的現實主義認為由於國際安全"霍布斯式恐懼"的存在，"不能從落後就要挨打這一可貴的歷史教訓中引申出強大等於安全、越強大就越安全的結論。國力強大只是一般情況下國家安全的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只要安全兩難不緩解，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可能是一個更不安全的中國"。合作的現實主義認為要謹慎地對待"多極化"問題，認為"一個真正多極化了的東亞可能是一個充斥著權勢政治的、高度不穩定和危險的東亞。"21世紀前期的中國應當大致滿足於基本安全，同時足夠耐心地與若干不安全因素乃至相對不安全狀況長期共存，堅持不懈地予以恰當應付。防禦的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承認美國對中國的警惕性越來越高，但美國並不會主動與中國為敵，中美之間存在著達成戰略理解和合作的可能性。但是，防禦性現實主義也意識到兩國要達成戰略理解和合作會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因此強調中國應該繼續"韜光養晦"，不過分追求軍力的擴張，但是必須擁有足夠威脅能力。防禦的現實主義認為，"目前是中國近百年來環境最好的一個歷史時期，從原來面對美蘇夾擊，到目前沒有直接外敵入侵，沒有直接的軍事衝突，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確實是最好的一個歷史時期。""中國目前不存在嚴重的安全威脅。"此類觀點強調，"目前我國國內有人將美國軍界鷹派的戰略觀點和布希當前的一些做法視為美國安全戰略的重大轉變，這樣容易誤導國人。因為如果美國已經將中國作為下一個敵人，就預示著中美對抗的時代已經開始，那麼中國所剩的選擇就只應該做好戰爭準備，否則誤國誤民。但實際情況並沒有發展到那種地步。"主張中國要努力消除別國對中國構成的威脅，同時又要在國際社會中消除"中國威脅論"的影響。第一，加強安全合作，發展睦鄰關係。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中，國家間的相互防範是"理性"的，因此未可厚非。比如東盟地區在成立之初主要目的是通過接觸來同化、圍堵、節制中國。但中國與東盟敞開對話，在東亞金融危機中，以實際行動證明中國是一個負責的國家，是一個可靠的鄰邦，因此東盟對中國的信任度大大增加了，逐漸改變了對"中國威脅論"的態度。第二，中國要頭腦要冷靜，不授人以柄。美國作為一個民族主義極強的國家，當它意識到會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哪怕極遙遠的將來能趕上美國時，就會儘可能地誇大哪一個國家的能力或潛能，使其成為假想敵而凝聚美國的力量。在冷戰時期，美國誇大蘇聯的實力，拋出"導彈缺口"等神話。美國對後來的日本也是如此：當年風靡美國的標題是《日本第一》和《日升》。美國對中國如法炮製。所有關於中國未來趨勢的原始發源地都來自美國或西方："中國未來第一論"、"儒家文化優勢論""東亞奇蹟""美國海軍在未來戰爭中書給中國海軍"等。防禦的民族主義嘆息道，這些聳人聽聞的神話傳到中國時，"早就喪失理論創造能力而對西方的任何垃圾都趨之若騖的中國精英們如獲至寶，他們津津樂道地相互傳送，大肆操作，滿足他們自己和國民因百年屈辱而嚴重自卑心態後面的虛榮心。他們根本沒有發覺他們這些蹩腳的重複炒作已經被美國和日本當成是中國野心的證據，中國也就因此非常榮幸地成為了繼蘇聯和日本的新科可尊敬的敵人"。防禦的民族主義對發展經濟與國家安全的看法是：中國目前應該採取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並重的政策，增強國家的綜合實力。要爭取有利於自己的安全的、防止局部戰爭發生的安全環境，沒有實力是行不通的。中國反對"實力外交"，但外交必須以實力為基礎。國窮不等於國弱，國富不等於國強。在20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但中國實行全民動員體制，始終把國防建設放在優先考慮問題之列，對強權霸權毫不示弱，使得帝國主義勢力越來越只有招架之功，而沒有還手之力，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日益增加，美國不得不回過頭來求助於中國，第三世界國家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相反，在大清帝國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是世界上的經濟大國，與英帝國齊平，但國力不差的中國在戰爭爆發後就沒轍了，原因就在於民心渙散，毀棄國防。的中國雖然有如此大的GDP指數，但國家強大與否不是由GDP指數堆起來的"體重"大小，而是由這個"體重"轉化出來的對外輻射能量的大小。而且從歷史上看，新興大國都是對現存大國的潛在戰略威脅，其發展不免受到後者的遏止。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積極發展國際經貿關係、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努力受到的百般刁難和阻撓，就是出自政治和戰略的考慮。對中國來說，還有一個意識形態問題。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可以解釋美國一直對中國實行嚴格的技術出口控制，並利用政策貿易關係這一手段對中國施加壓力、對中國入世設置障礙。事實表明，美國一直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敵手，在同中國保持接觸的同時，還對中國進行戰略包圍。有鑒於此，中國要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加強同美國的政治經濟交往和安全對話，另一方面決不放鬆國防建設。進攻性的現實主義。冷戰後，美國國內對中國安全戰略的認識及其未來趨勢的判斷展開來辯論。主張"遏制"戰略的人認為，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企圖推翻目前的國際政治秩序、遊戲規則，遏制是惟一可行的選擇。主張同中國"接觸"的人認為，應該同中國擴大合作，促進中國的民主和人權，讓中國更好地融入以美國為領導的國際社會。無論哪一種戰略，目的都是防範中國。"一方面從外部施加壓力，制約中國；另一方面以交往為手段，企圖促進中國從內部發生和平演變。"據此，進攻性的現實主義認為中國的日益強大使得美國採取各種手段來限制中國的發展，甚至有可能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來打擊中國。因此，中國必須犧牲一定的眼前利益，儘快地全面發展軍力，以圖能夠在軍事上儘快和美國抗衡。進攻性的現實主義觀點在美國進一步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聯盟體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中美撞機事件、布希政府執意部署導彈防禦系統中獲得了更多的支持證據，因此進攻性的現實主義主張中國應該放棄"和平與發展"的理念。進攻性的現實主義對中國的安全現狀堪憂，認為中國"既沒有強大盟友、也沒有忠實的小夥伴，被不友善的勢力完全包圍的狀況中。如果突發戰爭，敵人將可能從四面八方進攻，這恐怕是抗日戰爭時都不可能有的嚴峻局面。"首先，中美矛盾遲早會爆發。"中國的崛起正處在與美國的生產力、生產方式和思維方式發生矛盾和碰撞的發展軌道上，中國與美國就好比兩列相對而馳的火車，早晚要迎頭相撞。"其次，俄羅斯雖然與我國保持良好關係，但是"在北約轟炸我南斯拉夫使館這件事件上表現得相當軟弱，除了嚷嚷兩句，什麼也不敢幹"。"911"以後，俄羅斯利用這一機會，加快了與美國和西方國家接近的步伐，甚至表示願意加入北約。因此，我國與俄羅斯的友好關係實際上是一種僅僅在政治上互相利用的關係，缺乏經濟基礎和民間基礎，又沒有同盟條約相約束，因此這種友好關係並不牢固。再次，對日本而言，製造出核武器早已是能力範圍內的事情，只是不想動手罷了；近些年，日本軍事開支已經居世界第二位，其《和平憲法》一次次被突破；日本還在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其政治野心和軍事實力已經對我國構成嚴重威脅。2001年日本在《防衛白皮書》中特彆強調中國正在致力於實現軍事現代化，指責中國增強軍力對台灣構成威脅，要對中國保持"警惕"。日本鼓吹"中國有可能用核武器攻擊日本"，重提"中國威脅論"。陸上自衛隊甚至私下指定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事計劃。特別是，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幽靈從未被徹底消滅，日本普通國民對中國非常不友好。日本與我國在釣魚島存在領土爭端，台獨勢力在日本政界獲得了廣泛支持。此外，在經濟發展勢頭中國興盛日本衰弱的背景下，日本國內"中國經濟威脅論"正在抬頭。其四，與我國西南接壤的印度強佔著我國藏南最富饒的一塊領土，它還是一個核國家，其科技力量特別是軍事科技最近一些年來取得了飛速進展。印度擁有一支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強大艦隊，一百多萬軍事部隊。自蘇聯解體後，印度積極謀求與美國接近，"9.11"以後，這個接近進程大大加快了。最後，西部臨國阿富汗，在經歷了反恐怖戰爭後已經形成了一個親美、親西方的政權。阿富汗實際上已經牢牢掌握在美國手中了。基於上述憂慮，進攻性的現實主義極力主張"軍事實力論"，認為軍強才是國強的標誌。第一，經濟利益延伸到哪裡，自衛手段就延伸到哪裡。商業與軍事的關係相輔相成，中國的利益已走向世界，因而中國無法迴避自衛手段全球化的問題。發展是"硬道理"，但沒有軍事自衛力量去保障資源和海上貿易就不能發展。第二，美國人的"朋友"，就是打不敗的對手。中國只有脊樑強硬，和平的機會才會更多；只有發展強大的武裝力量，和平才能有保障。美國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者，中國對付美國的最好辦法就是針鋒相對，中美矛盾和衝突是中美之間做朋友的前奏。第三，大國戰略失衡的情況下，聯合國不能起到什麼作用。在國際政治中不能有過多的牧師情懷，聯合國是大國戰略平衡的產物。國家競爭憑的是以軍事為核心的實力，和平是建立在戰略平衡基礎上的。不打仗不是和平的真正標誌。奴隸與奴隸主之間也有"和平"，但這不是真實的和平。進攻性的現實主義主張中國應該放棄"不當頭"、"韜光養晦"的策略，主動出擊，挑起發展中國家"老大"的重任，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這一結論是歷史經驗的總結。進攻性的現實主義認為，新中國成立後旗幟鮮明地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正義事業，在國際上贏得了崇高的威望，領導第三世界國家反霸鬥爭爭取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八十年代以來，第三世界漸漸失去了世界範圍內的領導力量，群龍無首，一團散沙。自冷戰結束後，美國和西方以勝利者的姿態發號施令，什麼出兵"維持和平"、"防止核擴散"，什麼"制裁"、"譴責"等都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操縱的。美國還在東亞對中國採取步步進逼戰略：修改延續美日安保條約、續約沖繩基地，邀請李登輝訪美等等。九十年代以來，東亞太平洋地區的國際安全事務的主動權基本上操縱在美國和美日同盟的手裡，中國在戰略上基本上處於被動的地位，至多是在事後表示關注或倉促應戰。進攻性的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以為"不當頭"、"韜光養晦"能夠為中國爭取時間，只能會進一步增長霸權主義的氣焰，使中國的國際威望進一步下降，並越來越使自己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一旦國際空間變得越來越狹窄困難，所能夠選擇的回應手段也會變得越來越少，國內的群眾工作也會越來越困難，到那時，內外交困的局面就會對中國的政權造成根本性的威脅。

四、觀念論安全觀觀念論強調觀念的力量以及人們可以學習和接受新觀念的能力。對於觀念論來說，國際事務並不是僅由經濟、軍事因素而定，更為重要的是文化、意識形態以及各國領導人和公眾如何看待國際事務。中國有機會改變世界對自己的看法，中國對外政策的重點應當是影響周邊國家和西方國家人民的思想尤其是領導人的思想。但是，觀念論也存在分歧，對中國應該向世界傳遞什麼樣的有不同的看法。合作的觀念論。合作的觀念論認為，民主體制是西方文明的精華，中國應向西方表示，中國正在努力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念，實現西方的民主社會。認為中國安全的核心問題是修內政以便向西方民主社會靠攏。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中國的政治制度必須允許公民更多地參與國家政治，並且較為自主地影響或把握自己的命運，否則就會加劇社會不穩定因素。中國不應該只學習西方的技術和科學，還應該不斷吸收西方的人文和思想自由，實現公民權利和代議制政府。日本明治維新實現了富國強兵，但結果證明是災難性的，後來不得不接受西方的文明。中國應該像日本一樣，接受並遵守西方確定的國際準則，使之相信中國已經"文明化"，從而接納中國為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合作的觀念論認為，中國對外戰略的目標是美國領導人和戰略家，即美國的精英。所傳遞的應強調冷戰後世界的性質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意識形態鬥爭已經消失。主張尋求同美國等大國領導人進行戰略對話，就世界及地區和平與穩定所面臨的重大威脅達成共識，以及在影響世界事務發展的關鍵趨勢上形成共同的看法。主張就雙方的根本價值觀念、利益和戰略目標進行廣泛而坦誠的討論。中美雙方都需要耐心和剋制，不斷推進兩國之間的對話，這樣才能相互信任，雙方領導人才能下決心，繞開難以對付的官僚機構，解決兩國間的棘手問題。持這種觀點的人從以下事件中得到了啟發，即70年代的毛澤東、周恩來與尼克松、基辛格之間的對話推動了中美關係正常化。1989年至1996年，中美關係中斷了這種對話，在很大的程度上導致了中美關係的惡化。而在1997年後江澤民和柯林頓頻繁對話促進了"中美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中國同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展開廣泛的對話，也起著類似的作用，從而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此外，中國同世界性的或地區性的經濟組織和安全組織的對話，不僅是中國得到了大量的外資，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且還消除了"中國威脅論"的影響。防禦的觀念論。中國可以有選擇地接受西方領導的世界秩序，但中國堅決反對全盤"西化"，反對全盤接受美國式的民主。中國已經走上了一條中國式市場經濟的道路，在政治上也應該如此。中國政治改革的問題不僅僅是我們的內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世界。當中國的政治發展走向不明時，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擔憂成為必然。民主政治的發展僅僅是中國政治建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政治秩序的建設過程是包括發展民主政治在內的一個更為廣泛也更為深刻的政治轉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需要吸收西方先進的民主因素，但中國更應該發展中國自身價值的政治制度。這樣做非常有利於中國"軟權力"方面的發展。"一種非西方式中國民主政治可望成為發揮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政治秩序基礎。"中國對外戰略的目標不僅包括西方精英還應該包括西方民眾。一方面，謀求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領導人和戰略家的對話，另一方面，加強東西方的民間的文化藝術交流，讓西方民眾了解中國防禦型的、和平主義的對外政策。合作的觀念論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與西方的高層戰略對話如中歐領導人的會晤、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定期召開固然有利於加強歐盟、美、日以及周邊國家對中國的了解，但中美、中日民間團體的互訪也極其重要，因為這種交流加深了西方民眾對中國的了解，使他們認識到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存在偏見，有助於從社會底層消除"中國威脅論"的影響，進而影響政府對華政策。對抗的觀念論。對抗的觀念論認為，意識形態的鬥爭仍然是當今國際鬥爭的主戰場，西方對中國的敵意是固有的。在西方眼裡，中國仍然是共產黨國家，意識形態同西方有本質區別，作為正在崛起的異質國家不可避免地會挑戰西方的主導地位。雖然中國外交已十分務實，全無意識形態色彩，但西方文化中固有的普世主義和"天定命運"的觀念，使西方不可能違反自己的本性而去學會容忍中國的制度和價值觀。西方有些人從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出發，推斷中國崛起以後必然會走西方對外擴張的老路。因此，冷戰後，西方國家總結了對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分化、西方的經驗，強化了對我國和東亞地區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和文化侵略性質的"世界傳播新秩序"，具有公開化、綜合性和多手段並用的特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以漸進式的和平演變與"西化"戰略，繼續在中國推行其民主價值觀。為了抵制西方意識形態入侵，對抗的觀念論認為，中國要聯合廣大發展中國家進行反擊。中國對外戰略的目標對象是西方的民眾。讓西方民眾更多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內政與外交、成就與問題，了解中華民族文化的和平主義本質等，尤其是讓他們了解中國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期內的利益所在和安全戰略與外交的和平、防禦與剋制的特徵與本質。向西方民眾宣傳，作為"禮儀之邦"的中國自古以來就看重道德原則在對外關係中的作用，在對外關係中看重的是國家間關係中的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和互不侵犯。揭露某些別有用心的政客鼓噪"中國威脅論"和"妖魔化中國"的真正面目，使西方民眾同情中國的處境。在反霸問題上，中國不能孤軍奮戰，要聯合發展中國家，根據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致命弱點，不斷對它那些不勝枚舉的違反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十分不得人心的那些惡行提出批評和譴責，包括歷史上帝國主義侵略所留下的貽害和冷戰後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揭露"人道主義"、"自由民主"的虛偽本質。此外，還要聯合西方廣大的愛好和平的民眾，結成廣泛的統一陣線，共同推進世界和平事業。五、結語清醒認識當前世界的本質特徵、準確估計冷戰後的國際力量對比是正確外交決策的前提和基礎。學者們在討論之中雖然強調的重點不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本身有助於我國政府的安全戰略決策。各個流派的觀點都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反映了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群體對中國安全問題的關切，但作為安全戰略決策，不是從某一方面、某一群體、短時期出發，而是從全面地、全國人民、長時期出發，是對各個流派觀點的通盤考慮。在討論中，合作派與對抗派交鋒最為激烈，但大多數學者對兩派中偏激的觀點持反對意見。其一是"合作至上"的觀點，這種觀點對冷戰後的國際局勢盲目樂觀，以為天下從此太平，可以高枕無憂地專心發展經濟了；對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和困難估計不足，對美國一極獨霸的危害放鬆警惕。其二是"激進民族主義"觀點，這種觀點誇大西方的敵意和戰爭的危險性。前者被視為過於理想化，後者被認為是不理智。而目前主流的意見仍是以"韜光養晦"為口號的防禦性主義的安全戰略思想，即認為中國既要鬥爭又要合作。在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方面，中國必須旗幟鮮明，毫不含糊，爭取制定符合大多數國家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遊戲規則。但是，中國不能"當頭"、不能做"老大"，而要"韜光養晦"。中國既要努力發展經濟，又要加強國防建設；既要消除別國對自己的威脅，同時又要謹防"中國威脅論"。中國不只是做反對者而且還要做合，有所選擇地接受世界體系的價值和規則，調整和改造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以適應世界體系的發展潮流。與此同時，中國還要"有所作為"，即根據自身的需要改革和塑造國際體系，讓這個體系更能符合中國的利益。

美國將採用三個步驟增強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力量：一是把關島這一美國領土堅持向整個亞洲投送力量的主要樞紐支援在這一地區的任何地點快速部署和使用相當規模的美國空軍兵力。二是努力發展美國在這一地區的空軍和海軍的新的作戰理論最大限度地發揮海空聯合部隊協同作戰力量。三是審查空軍未來的兵力結構，權衡能否通過混合編組受益，更加重視遠程戰鬥平台。

參見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等：《美國與亞洲--美國新戰略和兵力態勢》，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經濟情勢周報》，2001年12月7日，第1414期，第623號附表。

伊利莎白埃克諾米、米歇爾奧克森伯格：《中國參與世界》，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6頁。

"觀念論"的概念由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中國問題研究員和亞洲研究部副主任伊利莎白埃克諾米和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兼政治學教授米歇爾奧克森伯格提出。由於"建構主義"在爭論中未能形成一個流派，本文沒有採用這一概念。參見伊利莎白埃克諾米、米歇爾奧克森伯格：《中國參與世界》，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13頁。

劉傑：《經濟全球化與國家主權：同質性與異質性分析》，載《太平洋學報》，2002年第2期。

李山：《西太平洋新月形包圍圈的由來和中國面臨的冷戰後東亞戰略格局》。http://www.cnread.net/cnread1/jszl/y/yiming/zglj/067.htm

卿文輝，孫輝：《後冷戰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載《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第1-9頁。

關於聯合國維和行動及ARF對中國安全思想和各個部門體制的影響的評論，參見BatesGillandJamesReilly，"Sovereignty，Intervention，andPeacekeeping:TheViewfromBeijing，"inSurvival，Vol.42，No.3.Autumn2000，pp.41-59;RosemaryFoot，"ChinaintheASEANRegionalForum:OrganizationalProcessesandDomesticModelsofThought"，inAsianSurvey，Vol.XXXVIII，No.5，May1998，pp.425-440.

有關國際規則的討論，請參見閻學通、章百家、秦亞青、葉衛平、潘維：《國際規則制定權與中國的位置》，載《世界知識》，2002年第6期，第38頁。

時殷弘、宋德星：《21世紀前期中國國際態度、外交哲學和根本戰略思考》，載《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

參見閻學通、宋新寧、陶文釗、楊毅：《中國的安全環境怎麼樣》，載《世界知識》，2002年第9期，第34頁，閻學通、宋新寧的主旨發言。

郝雨凡：《911事件的衝擊與中國面臨的挑戰》，2002年7月15日至16日在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轉型中的中國政治與政治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唐世平：《再論中國的大戰略》，載《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4期，第31頁。

參見閻學通、章百家、秦亞青、葉衛平、潘維：《國際規則制定權與中國的位置》，載《世界知識》，2002年第6期，第41頁，葉衛平的主旨發言。

有關這場辯論的理論和歷史分析，參見RandallL.Schweller，"ManagingtheRiseofGreatPowers:HistoryandTheory，"inAlatirIainJohnstonandRobertS.Ross，ed.，EngagingChina:TheManagementofanEmergingPower，London:Routledge，1999，pp.1-31.

王緝思，《美國國家利益和中美新冷戰》，載《美國研究》，2000年第1期。

雅科夫：《我國國家安全形勢堪憂》，見http://military.china.com2002年4月5日。

參見閻學通、時殷弘、唐永勝、房寧：《中國崛起的影響和困難》，載《世界知識》，2002年第17期，第47頁，房寧的主旨發言。

參見房寧、王小東、宋強等：《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45頁。

"中國威脅論"在俄羅斯部不佔主流但仍有一定的市場。一些俄羅斯人認為，美國和中國都是俄羅斯的敵人，這兩國都在對俄趁火打劫，只不過美國更咄咄逼人，當前威脅更大，而中國更巧妙，威脅暫時較弱較間接而已。在中國方面，俄長期傷害中國的歷史對中國人心理的影響也不可能短期內完全消除。總之，兩國間尚缺乏足夠的互信。有的人甚至提出，即使在北約東擴的情況下，也不能忽視來自中國方面的威脅。例如，B齊吉奇科教授在《俄羅斯國家安全構想的地緣戰略因素》一文中預測，到2005年時，"西方對俄羅斯造成軍事威脅的概率達75%，中國對俄羅斯造成軍事威脅的概率達57%"，即認為"2000年以後對俄羅斯的最大威脅來自西方和遠東"。參見B．齊吉奇科，《俄羅斯國家安全構想的地緣戰略因素》，載《軍事思想》，1996年，第5期。

"防衛白皮書對中台的動向保持警惕"，時事社2001年7月6日。

"日本陸上自衛隊私下制定假想敵國的軍事計劃"，《赤旗報》，2001年4月3日。

"日本削減對華日元貸款"，《日本經濟新聞》，2001年7月29日。

張文木：《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國家利益》，載《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1期，第60頁。

鄭永年：《世界體系、中美關係和中國的戰略考量》，載《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5期，第77頁。

吳鵬：《我國的地區安全環境與安全利益》，載《世界經濟與政治》，1998年第7期，第65頁。

寧敬：《世紀之交的國際格局與中國的國家安全》，載《當代思潮》，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