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亮：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和民主政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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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本文摘選自唐亮：《當代中國政治——對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的新解讀》，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原標題為「中產階級與民主化」。作者為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

　　內容提要

　　（1）在古典政治學理論中，中產階級通常被認為是民主化的推動力，是經濟發展推動民主化進程的主要中間變數。（2）現階段，中國的中產階級在政治上存在著「雙重性」，即既在價值取向上對民主、自由抱有很大的「親和性」，卻又因為強調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接受政府主導的體制內的改革路線。（3）中產階級自身有一個發展成熟的過程，其成熟程度如何將影響民主化的成本以及轉型後民主政治的品質。（4）即使在其自身不太成熟，政治上存在著「雙重性」的現階段，中產階級通過廣泛的參與有力地推動著中國社會的進步。

　　李普塞特假說在中國的應用分析

　　經濟發展和民主化之間的關係一直是民主化研究的重要課題。從全球範圍來看，發達國家不僅實現民主政治的比率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而且其民主政治的安定性和成熟度或品質也要大大優於發展中國家[i]。從上述事實出發，學者們就經濟發展如何促進民主化這一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提出了許多理論假說。其中，以美國政治學者李普塞特提出的假說最為出名。他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發表了《民主的一些先決性社會條件：經濟發展和政治合法性》一文，強調經濟發展通過中產階級這個媒介或中間變數，促進了民主化的發展[ii]。

　　李普塞特假說的主要論點如下。第一、中產階級不僅學歷較高，接受了良好的現代教育，而且由於其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通過媒體獲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較強，因此，他們不僅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理念有更多的理解和認識，即對民主主義持有較強的親和性，而且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較高[iii]。第二、中產階級在勞動人口中的比例與經濟發展水平有著密切的關係，即產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推動著中產階級的成長。第三、在經濟不斷增長的過程中，中產階級逐漸成長為社會的主流，並對擴大政治自由與權利，進一步拓寬政治參與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並最終成為推動民主化的主要力量。第四、中產階級的思想和行動相對理性穩健，在轉型成功後又成為支撐民主政治安定而又成熟的重要力量。

　　李普塞特假說擁有很多的支持者。例如，亨廷頓[iv]以阿根廷、巴西、菲律賓、西班牙、韓國等國為例，強調在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中，不是地主、農民或體力勞動者而是中產階級，才是各國民主化的主要的推動力量。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儘管指出了經濟發展並不自動導致民主化，兩者並不一定是線性關係，即對古典的現代化理論進行一定的修正，但同時強調一旦現代化走上軌道，將促進職業化、城市化、教育水平、人均壽命的提高。這些發展將改變社會生活和政治機構，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從長遠來看將使得建立民主的政治機構越來越成為可能。一旦中產階級實力雄厚擁有足夠的話語權，他們就會迫切地要求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這一對於發達國家來說最為有效的政治制度」。[v]

　　不過，李普塞特假說也不時地遭到各種質疑。批評者的主要理由是，在權威主義國家中，中產階級由於其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嚴重依附於國家，因此政治立場常常趨於保守。例如，在蘇哈托時代，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是，「中產階級比起社會正義、人權、民主主義等抽象的理想，更重視個人的利益（如個人前途或物質生活等）」[vi]。在新加坡，「（中產階級的）多數派在政治上相對保守，或者說對政治漠不關心」[vii]。中產階級保守的政治立場被認為是新加坡雖然經濟高度發展但未能實現民主化的主要理由之一。

　　在現階段的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有許多方面與李普塞特假說一致，但又存在著重要的不同。首先，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成長促進了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和成長這一點李普塞特假說相吻合。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社會學者對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情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社會調查，並在2001年出版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viii]。這份報告以不同的職業對政治、經濟、文化等資源佔有狀況為依據，把當今中國的社會群體劃分為國家與社會的管理者、中間管理層、企業家、技術人員、事務人員、私營企業主、商業從業人員、產業勞動者、農業勞動者和無職業者十大類，並在此基礎上把相關職業的社會地位分為「上層、中上、中中、中下、下層」五類。

　　調查報告的主要結論是，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社會結構為「金字塔型」，只有極少數人處於社會的上層，而絕大多數人處於社會下層。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以後，農業勞動者的數量大幅減少，產業勞動者迅速增加，中產階級所佔的比例在1999年達到了百分之15%。此後，因為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迅速增長的勢頭，中產階級所佔的比例在2009年達到勞動人口的23%[ix]。不過，儘管中產階級在中國迅速成長的同時，但是由於起步晚，與發達國家相比，占人口的比重很不夠高。用調查報告的話來說，在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比例大，上層和下層所佔的比例相對較小，社會結構呈現出「橄欖型」的特徵。目前，中國的社會結構只是開始朝著「橄欖型」的方向發展，但離「橄欖型」這一目標的實現還有很大的距離。還需要補充指出的是，研究報告為中產階級設定的標準相對寬鬆。如果同時用職業、收入和自我認定這三個標準去衡量的話，那麼，中國中產階級占勞動人口的比例則要比社科院的研究報告得出的數據要來得低。

　　與經濟發展、社會結構相關的其他指標也都出現了積極的變化。例如，受教育程度對個人的職業、收入、社會地位及政治意識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在發達國家，大學學歷被認為是中產階級的入門券。中國的大學招生規模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30萬人前後穩步增加到了1997年的100萬人左右之後，更是進入了快速增長的階段。2013年大學畢業生增加到699萬人，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化階段進入了大眾化的階段[x]。又如，隨著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大眾傳媒、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迅速，對信息流通、意識和理念的轉換、政治參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圖5-1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圖

　　資料來源：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9頁。

　　中國的中產階級對民主主義抱有很大的親和性，這一點也與李普塞特假說相吻合。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在中國的調查，96%的人認為「民主主義體制」是良好的政治體制[xi]。「亞洲晴雨表」（Asia Barometer Survey）的調查也顯示，74%的人認為民主主義體制比權威主義體制要好，而認為相反只有5%[xii]。美國民意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作為「皮尤全球觀點」調查項目的一部分，在2012年3月18日至4月15日對3177名中國成年人進行了訪問調查，有52%的受訪者表示喜歡美國式的民主，超過不喜歡者的29%。其中，喜歡者的比率年輕人高於中老年，大學學歷高於高中以及高中以下學歷，高收入者高於低收入者，城市居民高於農村居民[xiii]。中產階級對民主制的支持，並非因為他們對政治的看法天真幼稚。實際上，其他的一些調查表明，中產階級不僅對媒體及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較低，而且對政治自由和權利的實現程度也不盡滿意，有60%以上的人對於批判的權利，50%不到的人對於選舉權，40%不到的人對於言論自由表示了不滿[xiv]。

　　在運用李普塞特假說分析中國的民主化時，遭到重大質疑的是中產階級的大多數人對民主主義具有很大的親和性的同時，又表示對國家的發展現狀滿意，而且因為重視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而寧願犧牲部分自由和權利，容忍權威主義政治體制。在2002年「亞洲晴雨表」關於中國的調查中，97%的受訪者對經濟，85%的受訪者對言論自由，74%的受訪者對結社自由，57%的受訪者對平等，61%的受訪者對司法獨立，32%的受訪者對影響政府的能力，67%的受訪者對政治改革表示滿意。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2011年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高達87%的中國民眾對國家的未來方向表示滿意；66%的民眾認為過去五年中生活水平顯著提高；74%的民眾相信未來5年生活水平會得到繼續改善。

　　2006年「亞洲晴雨表」的調查顯示，中國的中產階級與亞洲的其他國家相比，更傾向於支持專家治國，高度信賴中央政府，並表示為了實現政治安定容忍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在政治參與方面，中國的中產階級更傾向於利用「關係」，而不太願意採用諸如請願、聯合抵制、示威遊行等對抗性的手段。更為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關於「發展是硬道理」、「安定是發展的大前提」、「中國的民主化時期還為時過早」等主張。事實上，中國在進入90年代以後又始終沒有發生過與民主化相關的大規模的街頭行動。

　　換句話說，在當今的中國，中產階級的政治意識和立場存在著「多面性」。如何解釋「多面性」直接影響了人們對民主政治建設前景的看法。和上述對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的分析一樣，許多人以中產階級的政治意識存在著保守的一面為理由，提出了「中國中產階級異質論」、「民主化的中國例外論」、「市場經濟不會給中國帶來民主主義」等主張，否定李普塞特假說對中國的適用性[xv]。James Mann還在他的書中很形象地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雖然和西方的中產階級一樣喜歡星巴克的咖啡，但萬萬不能以生活方式相近，就認為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和西方的中產階級相同[xvi]。

　　中產階級成熟的條件

　　李普塞特假說強調經濟發展促進中產階級的成長，而中產階級是推動或支撐民主化的主要政治力量。本書認為，從長遠或宏觀的角度來看，這一理論具有很大的說服力。不過，李普塞特假說主要從發達國家的情況出發分析了中產階級的政治立場和影響力，而在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國家，無論中產階級的成熟程度，還是圍繞中產階級的政治生態，都與發達國家有著很大的不同。因此，在運用李普塞特假說時，需要結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並根據現代化發展進程來分析中產階級和民主化之間的關係。

　　首先，由於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中產階級的規模和政治影響力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在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占社會的主流，其不僅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擁有很大的影響力，而且自治能力也相對較高。相比之下，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越落後，其社會結構屬於「金字塔型」，即下層所佔的比例極大，中產階級、特別是上層所佔的比例很小。在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中產階級的規模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得到逐步的擴大，但其在勞動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以及政治經濟影響力遠不及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

　　其次，在中產階級與下層的關係上，發展中國家也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在發達國家，中產階級是社會的主流，而下層階級則能得到社會保障制度等的保護，整個社會富足而且平等度相對較高。而發展中國家在開始工業化、城市化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產階級因為專業知識為經濟發展所急需，從事著附加價值較高的勞動，所以收入增長相對較快。相比之下，農民因為農業附加價值低，產業工人等因為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存在，其收入增加速度相對較慢[xvii]。同時，社會保障水平因為受到國家整體實力的制約相對較低。由於貧富差距很大，社會對立比較嚴重，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常常擔心民主化會引發弱勢群體的激進化和社會動蕩。

最後，正如我們在第１章中所談到的那樣，與西方國家「領先型」、「市場主導型」的現代化道路不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屬於「追趕型」、「政府主導型」的，即政府試圖通過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宏觀經濟決策、資源的佔有和分配以及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速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在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高度以前，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製得到確立以前，中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很大程度取決於國家的改革志向和改革能力。一般來說，中產階級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受益者。只要經濟繼續得到發展，中產階級由於其生活和社會地位處於上升階段，因此即使會抱有這樣或那樣的不滿，但相對來說會安於現狀。

　　不過，既然中產階級的成長與經濟現代化方向一致，那麼，只要現代化進程繼續向前推進，中產階級的上述弱點就有可能得到逐步的克服，「異質論」的看法至少是以偏概全。第一，如果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中產階級占人口的比例就會不斷增加，貧窮人口則會逐步減少，其結果是經濟的平等度、社會的均質性、自治能力也會得到相應的改善和提高。同時，隨著國家財政能力的提高，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完備，弱勢群體也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護。在現階段，如果說巨大的貧富差距或社會的裂縫導致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的中產階級由於擔心於民主化帶來的巨大混亂，從而失去現有的富裕生活和較高的社會地位的話，那麼，整個社會的富裕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安定則將大大地減少上述不安。

　　第二，社會追求的價值或目標是多重的，既包括富裕、效率、秩序，也包括平等、自由、民主等。上述多重價值或目標之間的平衡將隨著國情的變化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國家越貧窮，就會有更多的人重視富裕或效率。然而，當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流，更多的人享受到發展的果實，社會變得更加安定時，富裕的生活將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擴大政治自由與權利就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重點追求的目標[xviii]。

　　換句話說，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中產階級自身否能走向成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環境、特別是現代化進程能否得到順利的推進以及最終能夠達到何種高度。李普塞特假說指出了中產階級的規模以及其影響力將會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得到擴大，但是並未具體提及經濟要發展到什麼程度中產階級才會在政治上得到成熟，民主化會迎來轉折點並取得成功。從各國的經驗來看，特別是在以市場經濟為主要導向的國家，如果將各階層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中產階級相對於國家的獨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多種價值觀或目標之間的平衡作為基本指標的話，那麼，經濟現代化、中產階級的成熟大致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表5-1 中產階級成熟的3個階段

　　作者制定。

　　中國的特點是經濟發展起點底，國土和人口的規模龐大。在過去的30多年裡，中國保持了年平均９％左右的經濟增長率，並促進了中產階級的成長。但是，從整體上來看，中國目前依然處在現代化建設的第二個階段。從圖5-2可以看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就業人員的比例依然占整個勞動人口的絕大部分，第三產業就業人員的比例甚至低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韓國，台灣。很顯然，中產階級的規模和影響力雖然比過去有所擴大，但是要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並最終走向成熟還需要經歷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而且，能否實現取決於中國現代化事業今後的發展狀況。因此，從現代化事業的發展進程理解和把握現階段中國中產階級的「兩面性」以及今後能否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十分重要的。

　　圖5-2 中日韓台三大產業就業人口構成百分比變化

　　資料來源：中日韓數據來自世界銀行主頁http://data.worldbank.org/，台灣數據來自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7144&ctNode=517&mp=4

　　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前景

　　本書在序章中分析指出，民主化可以根據其成本大小即政治經濟的混亂程度等區分為「軟著陸」和「硬著陸」，轉型後民主政治的安定性、成熟度或品質可以區分為「自由民主政治」和「選舉政治」等不同的類型[xix]。實現「軟著陸」和「自由民主政治」無疑是最為理想的，但通常以經濟和社會高度發展等為條件。通常，中產階級作為政治主體在追求政治自由和權利時，比弱勢群體更希望實現民主化的「軟著陸」，以避免自身較為優越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因政治動亂遭受不利的影響。

　　不過，許多國家的經驗又表明，即使現代化還處在第1，第2階段，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出現停滯狀態甚至陷入嚴重的危機時，整個社會由於看不清個人和國家的前途而容易對政治產生不滿。這時，中產階級儘管其自身還處於尚不成熟的階段，卻很有可能選擇民主化來打破政治經濟的僵局。為此，一些學者認為中產階級是否支持民主化主要受包括經濟、社會要素在內的政治環境的影響，所以更願意將中產階級和民主化的關係看作是偶然的（contingent），而不是像李普塞特假說所主張的那樣是直線型的（unilinear）[xx]。

　　李普塞特假說從長遠的角度出發，側重的是中產階級和民主化之間的親和關係，即民主化的宏觀環境，而偶然論（contingent）強調的是民主化的契機和背景，所以兩者之間似乎沒有相互否定的必要。不過，這裡特別想強調指出的是，民主化運動發生時中產階級的成熟程度，將對民主化的成本和轉型成功以後民主政治的穩定性和品質產生重大影響。當中產階級尚未成熟時積極支持民主化運動時，其主要目的與其說是擴大政治自由和權利，還不如說是將政治變革作為克服危機和發展經濟的手段。因此，我們不妨將這種類型的民主化運動稱之為「被動型」或「消極型」。由於各種條件不夠成熟，「被動型」或「消極型」的民主化運動不僅失敗的可能性較大，而且即使取得一時的成功，往往會發生巨大的混亂，而且轉型後的民主政治的安定性和品質也很有可能發生較大的問題。

　　1986年發生在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是「被動型」或「消極型」民主化的事例之一。馬科斯總統從1972年9月起對菲律賓實行了長達10年的軍事管制。馬科斯政權最初在實現社會安定，並在吸引外資發展經濟方面取得了某種成績，但是到了80年代以後，經濟發展的停滯和政治腐敗引起了廣泛的不滿。1986年，以阿基諾夫人為核心的反對勢力用大規模的街頭行動即「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了馬科斯的統治，恢復了民主制度。然而，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許多民眾是在經濟發展停滯的狀況下被動員起來的，而且民主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菲律賓傳統的社會結構。在埃斯特拉達和阿羅約擔任總統期間，菲律賓又發生第二次，第三次所謂的「人民力量革命」。１９８９年春天發生在中國的民主化運動、2000年初發生在中亞和烏克蘭的「顏色革命」以及最近的「阿拉伯之春」也屬於這種「被動型」或「消極型」民主化運動。

　　相比之下，當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入第3個階段，即經濟發展接近先進國家水平時，社會因為趨於平等而變得更為安定，中產階級的規模和影響力有了進一步的擴大，人們在參與政治是不僅更加理性，而且能力進一步增強。在這種環境下，儘管也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並由此激發人們對政治的不滿，促進民主化運動的高漲，然而，爭取政治自由與權利的擴大更多地成為民主化的主要目的或自覺的政治目標。與「消極型」或「被動型」的民主化運動相比，這種被中產階級大力支持的民主化屬於「主動型」或「自覺型」。韓國就是這樣的例子。比起「消極型」「被動型」，「主動型」、「自覺型「的民主化運動不僅成功的概率較高，民主化帶來的混亂也相對較小。

　　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的特點

　　學術界、特別是國外的學術界在談論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政治意識和政治立場時，不僅指出了其維持體制現狀即對民主化持消極態度的政治傾向，而且還常常否定中產階級在政治參與和推動公民社會方面的作用。例如，蕭新煌在與東亞各國和地區的中產階級進行比較以後，對中國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關係得出了以下極為悲觀的結論[xxi]。「中產階級缺少進步的成分」。「事實表明，權威主義國家一直來小心翼翼地監視著民間組織，並阻止以推進公民權和司法改革為目的的草根民間組織的發展」。「正在成長的中產階級和公民社會的發展之間與其說是相互連接的還不如說是相互分離的」。

　　然而，這裡想強調指出的是，「中國中產階級異質論」、「民主化的中國例外論」的判斷顯然過於悲觀。從改革開放時代初期開始一直到90年代初期為止，許多知識分子、大學生以及許多市民認為民主化是中國通往現代化的捷徑，並為此積極支持民主化運動。在經歷了八十年代末的事件，見證了蘇聯解體後的長期動蕩，中國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以後，的確有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的成員加強了對自上而下的改革路線的認同和支持。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產階級放棄了對民主化的追求[xxii]，而是更加重視民主化的「軟著陸」以及實現「軟著陸」的條件，並為此把政治參與的重心放到了政治改良和公民社會的建設方面。因此，從實現民主化的軟著陸的角度來看，更可以將現階段的政治保守化理解為穩健化，反映了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順利推進這一宏觀背景下，中產階級政治理性的提高。

　　以當今中國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兩面性」、特別是因追求經濟發展而強調穩定，認同中國政府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路線，而全面否定中產階級在推動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扮演的進步、積極的腳色，顯然不符合事實。近些年來，在市場化、信息化、自由化和全球化不斷進展的背景下，國家逐漸放鬆了對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控制，民眾不僅逐步增強了經濟和政治的自主性，而且權利意識、法律意識以及自發的參與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其中，中產階級的參與活動不僅遍布輿論監督、維權、環境保護、基層自治、民間組織的活動、公共政策的討論、志願者活動等各個領域，而且與工人、農民相比，其參與活動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點或優點。

　　第一，參與的目的不盡相同。近些年來，農民、體力勞動者等針對政府以及企業展開了廣泛的維權活動，但他們所維護的主要是自身的經濟利益，範圍相對較窄。而中產階級除了和農民，體力勞動者一樣為了保護個人利益而開展經濟維權活動之外，不僅從平等、正義、自由等立場出發支援大眾的經濟維權活動，而且對改善公共政策和相關制度提出了各種主張和要求，視野更為廣闊。例如，在貧富差距擴大中處於不利地位的是工人和農民這些這些弱勢群體，而大力呼籲輿論和政府重視和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上身體力行的卻是以知識分子為核心的中產階級。雖然個人或小群體的利益也涉及到利害關係調整，因此會帶有一定的公共性。不過，超越個人或小群體的利益，從全社會的立場參與政治具有更大的公共性。

　　第二，參與能力的不同。政治參與以及其他各種社會活動想要得到顯著的效果，行為者必須具備時間、知識、資金、網路、人脈關係等資源。與下層階級相比，中產階級不僅具有更為強大的經濟能力，而且擁有更多的法律和政策方面的知識，信息收集與分析能力更強，在媒體和政府中擁有更為豐富的人脈關係，因此其參與能力更強，參與的效果更好。

　第三，參與手段的不同。相對而言，體力勞動者、農民不但比較缺乏維權意識或參與意識，又比較缺乏參與的資源和能力。另一方面，當他們覺得無法忍受現狀起來抗爭時，又往往會採用包括妨礙社會秩序甚至使用暴力等較為極端而且具有較大破壞性的手段。此外，還不時地因為偶發性事件引發大規模的社會騷亂。2008年6月貴州省的甕安事件等就是這樣的例子。由於這些社會騷亂沒有明確的組織者，絕大多數參與者與最初引發的事件並沒有直接利害關係，主要是路見不平或藉機發泄對社會的不滿，因此被一些學者稱之為泄憤事件[xxiii]。相比之下，中產階級由於在利用司法制度、通過人脈關係向輿論和政府遊說等方面擁有更強的能力，一般來說會更多地運用合法手段或合法的渠道從事維權活動或政治參與。

　　最後，還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國內外環境的變化，特別是鄧小平１９９２年南巡講話以後中國在經濟改革、經濟發展和自由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促進了中產階級的「政治穩健化」。由於知識精英的穩健化，同時由於政府的改革志向，在已經過去的２０多年裡，不僅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而且整個社會對國家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的道路，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某種共識。不過，這一共識的基礎並不牢固。近些年來，由於競爭激烈工作壓力加大，特別是城市房價的急劇上漲，同時由於網路社會不斷被揭露出來的社會陰暗面，不僅在農民、工人等弱勢群體中間發生了許許多多的集體性抗議事件，而且中產階級的不滿情緒又有所擴散，出現了某種「政治急進化」的苗頭。而政府則試圖用陳舊的意識形態維持或鞏固政治控制力。

　　[i]塞繆爾·亨廷頓著，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Adam Przeworski and Pranab Bardhan, Sustainable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ii] 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Mar., 1959), pp. 69-105。

　　[iii] 在發達國家，接受高等教育是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較高職業的前提條件，因此大學學歷被稱為中產階級的「入場券」。

　　[iv]塞繆爾?P?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pp. 77-78。

　　[v]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How Development Leads to Democracy: What We Know About Modernizatio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9.

　　[vi] Richard Robison,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Bourgeosie in Indonesia, The New Rich in Asia，

　　[vii] （日）岩崎育夫《亞洲與公民社會》，亞洲經濟研究所，1998年。

　　[viii]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ix] 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與社會建設」《學習時報》2010年08月30日。

　　[x] 根據國際標準，15%的大學升學率是區分精英化和大眾化的重要尺度。

　　[xi] http://www.wvsevsdb.com/wvs/WVSData.jsp。

　　[xii] https://www.asiabarometer.org/en/data /。

　　[xiii]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2/10/Pew-Global-Attitudes-China-Report-FINAL-October-10-20122.pdf。財新網在2012年10月17日，《環球時報》在2012年10月18日分別對該調查結果進行了報道和分析。-

　　[xiv] 園田茂人《不平等國家中國》，中公新書，2008年。

　　[xv] 陳捷在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一書中，對李普塞特假說的各種學術批判進行的總結，同時根據自身的問卷調查，對中產階級將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持否定的見解。

　　[xvi] James Mann，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Penguin Books，2008。

　　[xvii]庫茲涅茨假說從勞動市場供需關係的角度分析了收入差距的原因。

　　[xviii]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How Development Leads to Democracy: What We Know About Modernizatio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9.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9377。

　　[xix]本書終章將詳細地分析民主化的成本和轉型成功以後民主政治的品質。

　　[xx] Jie Chen，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xxi]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China』s Middle Class in Asia-Pasific Context」, in Cheng Li ed.,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xxii] 本章下一節談及的公民社會建設以及下一章將談及低潮期的民主化運動，其絕大部分參與者來自中產階級。雖然民主活動家的人數佔中產階級的比例不高，但比之於８０、９０年代卻處於增加的過程中。

　　[xxiii] 於建嶸「中國的社會泄憤事件與管治困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雙月刊)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