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浩坎坷的後半生　「西北三馬」的不同結局 - 《文學博客網》

陳昌浩坎坷的後半生 兵敗後輾轉奔波 1937年9月的一天，陳昌浩沒有報告組織擅自回老家，來到了武漢。第二天，陳昌浩來到革命老區湖北英山縣，打算在這兒重舉義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裝。但當地的反動武裝非常囂張，陳昌浩感到自己的心愿難以實現。此時的陳昌浩思念親人的心情更加強烈，於是給在漢陽老家的親友寫了一封信，約他們見面。 在漢口，陳昌浩在大智路一家旅店辦了一桌酒席，邀請親友一聚。這是十年來陳昌浩在武漢的第一次公開露面。陳昌浩的母親吳氏見到分別已久的兒子，不禁悲喜交加。陳昌浩的結髮妻子劉秀珍則淚流滿面，一時間默默無語。 見過親人，陳昌浩了卻了一樁心事，然後趕赴陝北。10月的一天，在路過延安以南的洛川時，陳昌浩見到了在此參加洛川會議的老戰友徐向前。 回到延安後，黨中央安排他在中央宣傳部工作，同時擔任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馬列學院的教員。1938年4月，張國燾在武漢叛變，使陳昌浩深為震動。 在延安批判張國燾的時候，連許世友等人都受到牽連，陳昌浩當然難免被牽扯進去。 但此時更困擾陳昌浩的，是自己日益嚴重的胃潰瘍。不久，周恩來要去蘇聯療傷，經請示中央，陳昌浩帶著自己的大兒子陳祖澤去蘇聯治病。 陳昌浩先在克里姆林宮醫院治病，後住進共產國際的療養院治療。 二戰中，共產國際療養院被緊急解散，陳昌浩被作為外國僑民向東方疏散。最後陳昌浩流落在中亞共和國一個名叫科坎加的小鎮，在採石場做苦力。 在採石場勞動期間，陳昌浩給中共中央、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寫信，要求回國參加抗戰。但不知什麼原因，這些信都沒有迴音。 1942年冬的一天，突然從莫斯科傳來了徵調令。這是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的公函，聘用陳昌浩為翻譯。 1943年，共產國際宣告解散。經季米特洛夫提議，陳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先後到蘇聯外國文學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陳昌浩除了翻譯馬列著作之外，蘇聯方面又請他主編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華辭典》。 陳昌浩的三位妻子 在從事翻譯的這段日子裡，陳昌浩結識了一位工人家庭出身、從事護士工作、名叫格蘭娜的蘇聯姑娘。兩人在接觸之中，漸漸建立了感情。1945年8月，他們正式結為夫妻。 格蘭娜是陳昌浩的第三任妻子。1936年7月，在第三次過草地之前，陳昌浩與曾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時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長的張琴秋結了婚。 張琴秋後來被捕，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回到延安。陳昌浩在1937年底回到延安後，二人團聚了一段日子。 當張琴秋聽到從蘇聯回來的同志說陳昌浩已和一名蘇聯女人同居的消息後，她便請求黨組織解除她與陳昌浩的婚姻關係。1943年春，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張琴秋與老戰友、原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院長蘇井觀結為夫妻。 陳昌浩在長征期間與張琴秋結為夫婦，但他的結髮妻子劉秀珍卻並不知道。在陳昌浩參加革命後，劉秀珍帶著兩個孩子顛沛流離，忍受了一個女人難以承受的生活壓力。當1937年陳昌浩來到武漢後，他感到難以面對劉秀珍，始終是躲躲閃閃。陳昌浩要去延安找黨中央，劉秀珍再也不願讓陳昌浩丟下自己不管，一定要跟著他走。直到陳昌浩最後答應到了陝北，立即派人來接他們去延安，劉秀珍才同意。 1938年4月，劉秀珍找到她的胞弟、時任張自忠第三十二集團軍無線電報務員的劉昭俊，請他幫助自己與二兒子陳祖濤到延安去。由於戰事緊張，劉昭俊帶著劉秀珍母子輾轉來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陳昌浩這時已經知道劉秀珍母子要來延安的消息，便給在重慶的董必武、葉劍英與錢之光寫信，請他們幫忙。 在錢之光的幫助下，劉秀珍母子搭乘一輛由重慶到延安的救護車。路過西安時，八路軍辦事處的伍雲甫告訴劉秀珍，陳昌浩已和張琴秋結婚，而且張琴秋現在就在延安。 聽到這個消息，劉秀珍一下子驚呆了。可痛苦不堪的劉秀珍還是決定去延安，她要把孩子交給陳昌浩。 在延安招待所，張琴秋熱情接待了劉秀珍母子，把她安排到延安女大學習。張琴秋拿出陳昌浩臨走前留下的一張紙條，給她念道： 「秀珍：謝謝你，千里迢迢帶著孩子來延安，我又不在此地，實在對不起你了。希望好好聽琴秋的話，安心學習文化，以備將來搞好抗日工作。再見。」 隨著交往的增多，張琴秋和劉秀珍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有一天夜裡懇談時，張琴秋誠懇地對劉秀珍說：「你和昌浩的感情很好，又是結髮妻子，又有了兩個孩子，我應該退出來讓你們團圓。」劉秀珍毫不猶豫地說：「那不行，我沒有文化，沒有做工作的本領，又是小腳，我完全不能幫助他工作；你就不同，你過去幫助他工作，以後還可以幫助他工作。我應該退出。」陳昌浩回到祖國 抗日戰爭結束後，遠在蘇聯的陳昌浩又多次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回國參加工作。不知由於什麼原因，他始終沒有收到回信。知道張琴秋來到莫斯科參加國際活動，陳昌浩才詳細地了解到國內情況。不久，蔡暢途經莫斯科，專門看望了陳昌浩。通過蔡暢，陳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主席表達了回國服務的請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陳祖澤大學畢業了，回國參加工作。陳祖澤回國前，陳昌浩再次囑咐兒子替他代辦申請回國的手續。 經過黨中央和***主席的批准，離開祖國十多年之久、浪跡天涯的陳昌浩攜妻子格蘭娜和幼子陳祖莫回到了祖國。劉少奇等領導同志代表黨中央，親自來到北京站迎接他。 由於戰友情誼，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徐向前邀請陳昌浩夫婦和在紅四方面軍工作過的一些老同志，包括張琴秋、蘇井觀在內，在徐向前的寓所聚會。當他和昔日轉戰在祁連山裡的前妻、現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的張琴秋緊緊握手時，非常愧疚，連聲說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對不起你呀！」 回國之初，由於工作崗位遲遲未定，閑來無事，陳昌浩便去張琴秋家串門。張琴秋夫妻以禮相待，並將陳昌浩對未來工作的想法轉告黨中央負責同志。後陳昌浩被任命為馬列學院副教育長，後又調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在中蘇關係惡化後，妻子格蘭娜與陳昌浩分居。 陳昌浩回鄉探親 1962年春，陳昌浩獲得一次較長的離職休養假期 一天早晨，陳昌浩沿街長跑鍛煉時，忽然間靈機一動，拐進了景山公園。家住景山后街的張聞天，每天早晨都在公園裡鍛煉身體，陳昌浩很想和他聊聊休假的事。 「昌浩同志，你到底打算去哪休假？」一見面，張聞天就開口問道。 陳昌浩說：「不少同志勸我到老家湖北去，我正猶豫不決呢。」 張聞天不禁搖了搖頭：「你當年的那股子剛勁怎麼消失了？這幾年怎麼把脾氣都改了？這真想不到啊！」 「人總是可以改變的嘛！......」陳昌浩自我解嘲地笑著。他隨後才說，武漢地區有不少紅四方面軍老同志，他這犯過錯誤的人，很不好意思去見他們；即使到了湖北，人家不好辦，自己也難為情；再說，那些親朋故舊假若張羅起來，他受人厚愛，今後也無法回報......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張聞天不以為然地說，「你有什麼可慮的、可猶豫的？你陳昌浩還不是陳昌浩嘛！就像我張聞天，還不是張聞天嘛！把你昔日的剛勁拿出來，趁這大好春光，快去實現你的心愿......」 陳昌浩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昔日的戰友。張聞天這幾年所遭受的折磨，比他並不輕，仍是那麼一副坦蕩胸懷。陳昌浩不無感慨地說：「洛甫同志，你真是宰相肚裡能撐船！」 當年5月陳昌浩終於圓了回鄉探親之夢。 陳昌浩回到湖北老家休假，在武漢休養了半年。有一天，武漢市委書記長宋侃夫派車子把劉秀珍和她的孫子一起接到翠柳賓館。整整24年，歷盡劫難後的重逢，說不完的往事變幻，道不盡的悲歡離合，兩人不禁相對而泣，熱淚縱橫。 面對髮妻，陳昌浩滿懷內疚而又不無感激地說：「我這次能在武漢跟你相會，多虧了張聞天同志，還有宋侃夫（原西路軍總部第三局局長）......」 陳昌浩的第四位妻子 1957年，身為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陳昌浩，認識了孟力。那是由他的一位老友朱一清，帶著孟力去看他，並向他介紹了孟力的情況。 一個月後，陳昌浩直接打電話到孟力所在的單位通知她：「關於調編譯局工作一事，你準備一份自己的俄文翻譯稿，和一份個人簡歷，交朱一清同志轉我或者直接寄來，我好請局裡搞業務的同志們看看。」 又過了一段時間，編譯局派人到孟力單位中科院心理所調查和了解她的情況並查閱了她的檔案。不久，陳昌浩告訴孟力：「孟力同志，編譯局組織部門同意你調局工作，請你不要著急，過幾年時間再辦理調動手續。在辦理調動手續前，你在俄文翻譯方面遇到什麼困難或有什麼問題，可以打電話約定時間，我幫助你。」 有一次，孟力給陳昌浩打電話請他幫助解決幾個俄文翻譯中的問題。當時孟力的丈夫已去世幾年時間，兩個女兒還小，正巧趕上過節，陳昌浩對她說：「正好孩子放假，你把兩個孩子帶來，在我這裡一起玩。」 孟力領著孩子來了，陳昌浩給她們講故事，講得非常生動，孩子們都愛聽。他們一起坐在院里的果樹和葡萄架下，一邊喝著水，一邊聽他講年輕時的愛好和經歷。 從此以後，凡是節假日，孩子們總希望母親帶著她們上陳伯伯那裡去玩，久而久之，孟力與陳昌浩之間的了解逐步加深，使她更加敬佩他，他們成了能夠談心的忘年交。 有一次，陳昌浩很鄭重地對孟力說：「孟力同志，我們通過彼此間的接觸，互相比較了解了，組織上也審查過了，你和我都是延安過來的老同志，當然那時你還是紅小鬼嘛，你現在也比我年輕，身體也比我好，如果從工作事業上考慮，我是從事俄文方面工作的，你是學俄語的，並且也從事這方面工作。我因為年齡關係，俄文字太小，看書感到非常吃力，有時看不清，有時看錯行。你所學的俄語也需要鞏固和提高。我想如果我們能合作就可以解決工作中的許多困難，同時也可以給公家節省兩個秘書。我們彼此可以互相幫助......，這不是對工作很有好處嗎？你的困難就是兩個正在求學的女兒的教育培養問題，孩子是革命的後代嘛，她們已經很懂事了，我很喜歡她們，而且我家幾代人都沒有女孩子，她們的教育培養問題我負責。如果你不嫌我年齡大，身體弱的話，我們可以合家，你認為如何？請你考慮考慮。」 當時，孟力儘管心裡非常敬佩這位革命老前輩，但她頭腦里還有不少舊意識，沒有勇氣正面回答他。只說：「請你讓我好好想一想。」 孟力將內心的矛盾和顧慮與延安時期的幾位老大姐說了，徵求她們的意見。她們都異口同聲地贊成，而且熱情地開導她。在大家的幫助鼓勵下，她鼓起勇氣告訴陳昌浩：「我考慮好了，同意你的想法。」 1965年7月，59歲的陳昌浩和40歲左右的孟力正式登記結婚了。 「文革」中蒙冤自殺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陳昌浩被「紅衛兵」、「造反派」們無休止地揪斗。 1967年春的一天中午，在中國科學院北郊大樓食堂六前貼出一張醒目的大字報，「陳昌浩是西征途中的大逃兵」，引來很多人圍觀。孟力震驚了，她擠上前去把大字報一口氣看完。大字報的大意是：西征途中，在被敵人重兵包圍，極端困難的緊要關頭，身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的陳昌浩和副主席徐向前，不顧廣大階級兄弟們的生命安危，棄軍逃跑...... 孟力懷著不安和疑惑的心情回到家，急切地想問問陳昌浩到底是怎麼回事，可是過了晚飯時間還未見他回來，她非常不安，擔心他被批鬥後又犯了心臟病，會不會倒在馬路上？她站在朝院大門的陽台上焦急地望著大門，一小時一小時過去了，直到晚上9點鐘陳昌浩才拖著沉重的腳步慢慢地向院里走來。孟力趕緊跑下樓去扶他，急忙問：「你是不是不舒服，是心臟病又犯了嗎？咱們馬上去醫院！」陳昌浩向妻子擺擺手說：「先回家吧，抽屜里有葯。」他服藥後就坐在桌子旁邊一動不動，疲憊不堪，痛苦地閉目思「過」。孟力不知為什麼不由自主地拿起照相機拍下了一張照片，也許是想等他情緒好了之後讓他看看自己，沒想到這張照片竟成了陳昌浩的最後留影！ 陳昌浩稍事休息，精神有所好轉後，他對妻子講起西路軍的過去： 中央給西路軍的任務開始是：「打通遠方（指蘇聯）取得援助」；後來因西安事變，為了策應河東部隊，按照***的多次指示，任務幾經變更，因而走走停停，忽東忽西，逐漸喪失戰場主動。敵軍抓住西路軍的弱點變得更加瘋狂，準備全殲我軍，調集更大兵力反覆向我軍進攻，西路軍經過多次惡戰，最後只剩下幾千人，被敵軍四面包圍在零下20多度的雪山上。」 陳昌浩講到這裡，流著淚哽咽著說：「我作為西路軍的主要領導，不能讓幾千英雄兒女在雪山上白白送死嘛！中央命令我們要分散突圍，可是面對敵人重兵四面包圍極端險惡的情況，突圍很難成功，為了保存革命力量設法讓同志們衝出重圍，想出一個辦法來，利用當時敵軍急於活捉我和徐向前同志，到處張貼懸賞重金活捉徐向前、陳昌浩的告示，於是考慮將計就計，召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會議，決定徐向前和我先離開部隊，我軍利用馬匪捉徐、陳的急切心情，大造徐向前、陳昌浩「逃跑」的輿論，敵人四處搜山，我軍乘機分三路突圍，由李先念和李卓然等同志指揮的1000多人不僅衝出敵人的包圍圈，而且將400多名身經百戰的將士們經過***帶回延安。」 陳昌浩接著非常沉痛地說：「西路軍的重大傷亡與失敗原因十分複雜，但我作為第一把手負有重要的責任。每當回憶這段慘痛的歷史，我都痛心疾首，我對不起英勇犧牲的同志們！」說著，熱淚涌了出來。孟力掩飾著內心的痛苦，給他倒了一杯水，勸他休息。 1967年7月26日，陳昌浩一進家就告訴妻子：「今天我在回家途中，看見彭德懷和張聞天被造反派五花大綁，頭戴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坐噴氣式飛機押在大卡車上***示眾！完全像以前鬥爭惡霸地主一樣，這樣醜化我們黨的幹部，太不像話了嘛！這豈不是醜化我們黨的形象嘛？」 陳昌浩稍停又非常激動而沉痛地說：「彭德懷和張聞天同志為黨做了許多有益和有貢獻的工作，是黨內有威望的領導同志，他們的錯誤都是作過結論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嘛！已經是歷史了，怎麼能這樣對待他們呢？這太殘酷無情了吧！」他講完這些話之後，流著痛苦的淚水緊靠在沙發上，不斷地仰面長嘆...... 1967年7月30日晚上，陳昌浩吞服了大量安眠藥，棄世而去。時年61歲。 陳昌浩被折磨迫害致死後，造反派還誣衊他的死是畏罪自殺！他的家被抄，家人也受到株連，全家人被當成蘇修特務隔離審查長達一年之久。 13年後，陳昌浩的名譽得到恢復。1980年8月21日，黨中央為陳昌浩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會。　　　　　　　　「西北三馬」的結局 　　20世紀40年代後期，西北「馬群」中以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三個集團最具實力，人稱「西北三馬」。 馬步芳，字子香，甘肅河州人，1903年生。早年在寧海軍官訓練團結業後，在其父馬騏和叔父馬麟統率的青海地方軍事集團中供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馬步芳歷任旅長、師長、軍長、縱隊司令、集團軍總司令等職。1936年，馬步芳任國民黨青海省政府代主席，1938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1936年底，馬步芳率部進攻紅軍西路軍，犯下了累累罪行。抗戰期間，馬步芳任第四十集團軍總司令兼陸軍第八十二軍軍長，率兵參加抗日戰爭。1945年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1948年9月兼任西北軍政副長官。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40年，尤以馬步芳最為殘忍兇狠，荒淫橫暴，人稱「土皇帝」。 1949年5月18日，由於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率國民黨代表團赴北平參加和談，馬步芳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代理西北軍政長官，同時還獲得了陸軍上將軍銜，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當「西北王」的夙願。7月，馬步芳正式擔任了西北軍政長官。 但馬步芳的迷夢很快便破滅了。1949年8月20日，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在彭德懷指揮下發起了蘭州戰役。8月27日，蘭州解放。馬步芳借口向國民黨中央求援，帶著一群姨太太乘飛機飛往重慶，永遠離開了被他殘暴統治了40年的青海。 9月初，馬步芳飛抵廣州。不久，馬家家族和青馬集團的部分核心人物也先後彙集到廣州。9月下旬，馬家所有人員遷到香港，聚居於皇后大道100號。 10月上旬，馬步芳接到蔣介石要他去台灣的電令，不得不尊命。10月11日，馬步芳飛回香港，以到麥加朝覲為由請假，辦了出國護照。爾後，包租了英國航空公司的三架飛機，大人小孩共200多人，從香港飛往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首都利雅得。 自1950年起，馬步芳遷居埃及首都開羅。他在開羅購買一處宅院，作為自己的私宅，其內部的裝飾陳設超過埃及王宮。他又另外購買13層樓房一幢，作其餘人員的住所。為了不坐吃山空，馬步芳在開羅開了一家舞廳和三家酒店。 1957年，埃及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馬步芳無奈之下，遷回沙烏地阿拉伯居住。 馬步芳還想再過「土皇帝」的癮，於是行賄台灣當局，最後謀得了台灣當局駐沙特的「全權大使」。 荒淫無度的馬步芳剛到沙特時，常帶著一大群姨太太去麥加朝覲。阿匐見了大為詫異，認為一個男人不可能有這麼多妻妾，必定是他拐了別人的老婆。因此當面罵他道：「你這人帶著別人的太太來朝覲真主，把真主褻瀆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趕你出去，還要報告政府，驅逐你出境！」嚇得馬步芳趕快把太太們就近送人，別人說養不起，他又貼上一點錢，等到朝覲結束後，又去硬討回來。這件丑後後被傳為笑料。 馬步芳在沙特弄得聲名狼藉，中東各國也不歡迎這個披著宗教外衣的醜類。從此他就一直躲在公館裡消磨時光。 1975年7月31日，惡貫滿盈的馬步芳暴死在遙遠的異國他鄉沙烏地阿拉伯，終年73歲。 馬鴻逵，字少雲，甘肅河州人，1892年出生。1910年畢業於蘭州陸軍學校後，長期在他父親馬福祥統率的寧夏地方軍事集團供職。南京政府成立後，歷任第十一軍軍長、寧夏省政府主席、第十七集團軍總司令、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西北行營副主任等職，1936年被授予陸軍上將軍銜。 1949年5月，為了爭奪西北軍政長官的職位，馬鴻逵與馬步芳互不相讓，兩人的矛盾白熱化了。 1949年8月1日，馬鴻逵當上了甘肅省政府主席。8月26日，蘭州解放。消息傳到寧夏，馬鴻逵且驚且喜，幸災樂禍道：「我不相信把你（指馬步芳）放不倒！」馬鴻逵估計寧夏遲早必失，便開始轉移大量財產，在台北、香港和美國購買房產，作流亡的安排。據說馬鴻逵轉移出來的黃金有七噸半，還有大量珍貴珠寶存入美國銀行。 甘肅解放了，寧夏就成為下一個目標。傅作義從包頭給他打電話，勸他起義。馬鴻逵的老部下孟寶山也來銀川，當面轉達解放軍第十九兵團首長楊得志、李志民關於和平解放寧夏的誠意。然而，馬鴻逵始終不相信***會寬大處理已被列為43全國戰犯之一的自己，他執迷不悟，發出「打光、燒光、放水」的叫囂，裹脅部下作困獸之鬥。9月1日，馬鴻逵被蔣介石員召去重慶，臨行前他把寧夏軍政大權交給他的次子馬敦靜。19日，解放軍第十九兵團發起總攻，只三天，銀川被解放。當解放軍向銀川發起總攻時，馬敦靜乘飛機逃到了重慶。 去台灣之前，馬鴻逵得知寧夏財政廳科長雷雲清從重慶領到一筆行政經費，約現洋五萬元，摺合黃金約1700兩。馬鴻逵即以省主席名義將其扣留私吞。另外從寧夏帶出的整塊黃金400兩和9000元銀元券辦公費，也被他中飽私囊。 10月13日，馬鴻逵一家飛到了台灣。 在12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全會上，馬鴻逵失去了「中央執行委員」的頭銜。接著，「監察院」里有一些「委員」聯名提出對馬步芳、馬鴻逵的彈劾案，要追究他們貽誤軍機、丟失西北的責任。 馬鴻逵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他先以治病為名，把四姨太打發去香港。爾後，四姨太拍來急電，謊稱病危要馬鴻逵飛香港見最後一面。馬鴻逵拿此電報，被特批假期一個月。 馬鴻逵於是攜六姨太趙香蘭等離台去香港，再也不回來「銷假」了。次年五姨太鄒德一和馬敦靜一家人也先後以種種借口飛到香港，同在一起生活。 由於香港有台灣軍統特務活動，馬鴻逵覺得香港也不安全，決定到美國去，在美國洛杉磯郊區辦起一家「普馬拿」牧場，以養馬為業。 馬鴻逵漂泊異國他鄉，雖然錢財不缺，生活富裕，但由於妻妾爭吵，子孫不孝，家庭很不幸福。 1970年1月14日夜，馬鴻逵臨死前，掙扎著叮囑劉慕俠，一定要把他的遺骸送回祖國。臨終前，他反覆吐著含糊不清的話語：「我死也要回去......」這夜，馬鴻逵病逝，終年78歲。 馬鴻賓，字子寬，甘肅河州人，1884年生。按輩份，他是馬鴻逵的兄長，是馬步芳的叔父。 辛亥革命後，馬鴻賓歷任寧夏鎮總兵、甘肅新軍司令、寧夏鎮守使，後率部參加馮玉祥的國民軍，任第二十四軍軍長。南京政府成立後，歷任寧夏省政府主席、第十七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八十一軍軍長、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等職。1945年5月，當選國民黨第六屆監察委員。 1949年，在馬家軍閥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時任西北長官公署副長官的馬鴻賓認清形勢，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選擇了與其堂弟馬鴻逵完全不同的道路，率由其子馬靖、馬信擔任正副軍長的陸軍第八十一軍和平起義。 馬鴻賓自幼跟隨叔父馬福祥過著軍旅生活，受叔父的影響很大，常以儒將自詡。他主張「以德服人」和「謙受益」，個人生活也一直比較儉樸，因而被馬鴻逵譏諷為「我們家的聖人」。 9月14日，解放軍解放了馬鴻賓的根據地中寧縣後，馬鴻賓深切感到自己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他決定先飛到包頭，和傅作義、鄧寶珊商量。 當時，傅作義和鄧寶珊正策劃綏遠起義，他們同馬鴻賓談到深夜。鄧寶珊以北平和平解放為例，力勸馬鴻賓說：「對寧夏的各級將領來說，你也是老長官，他們是會聽你的話的，要好好控制隊伍，及早起義。」 9月18日，馬鴻賓回到寧夏。翌日，馬鴻賓的兒子馬靖和解放軍簽訂和平解放協定，宣告起義。 銀川市軍管會成立後，楊得志任主任，馬鴻賓等三人任副主任。1949年12月23日寧夏省人民政府成立，馬鴻賓被任命為寧夏省政府副主席。 1950年1月8日甘肅省人民政府成立後，馬鴻賓相繼被任命為甘肅省副省長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不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60年10月21日，馬鴻賓因患胃癌在蘭州逝世，終年77歲。甘肅省各界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周恩來總理送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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