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妓女愛國

　　「愛國」常常不僅是一種主義，也是一門生意。在五四運動後，對國家命運的關心不僅影響到知識分子，甚至也波及了最善於觀察男人顏色的妓女。據滬上小報《晶報》1919年的報道，有個名妓因不會讀書，不熟悉「愛國」、「同胞」等新名詞，竟至門庭冷落。那一年的5月9日是「二十一條」的國恥日，上海妓院關門，停業一天以志紀念，妓女們宣稱只用國貨；一個月後妓院再次停業，妓女和全體市民一起參加罷課罷工罷市活動。名妓們宣布組成青樓救國團，她們的敬告都只談國家大事，一般還加上「我們花界，斯業雖賤，愛國則一」之類的開場白。

　　那正是一個新舊文化與新舊道德交替之際，妓女雖然社會地位不高，卻還不像後來那樣被看作憐憫的對象和恥辱的象徵——至少名妓是這樣。在辛亥革命前後，去找妓女仍像傳統時代那樣被視為是一種社交活動而非見不得人的勾當，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就曾說過：「革命的人喜歡嫖妓、宿娼的人多到不勝枚舉。」事實上可以說，革命者與妓女都屬於清末的社會邊緣人物——「江洋大盜」與「風塵女子」；而當前者的話語逐漸成為新社會的支配語言，由於那時接受現代教育的女性還不多，因而最早運用這些時髦新名詞的倒是這對局勢最敏感的青樓中人。如果不懂「愛國」，連妓女也會沒生意，這本身也至少表明，那時的人逛妓院並不只是出於對性的低級趣味。

　　妓女也須愛國——對娼妓這個行業來說並不是一項傳統要求，晚清時國家衰亡，也未見那時的名妓有誰曾就此振臂疾呼。這固然是因為甲午、辛丑兩次慘敗之後國族話語急劇升溫而導致的泛政治化，但某種程度上或許也是受到我們最討厭的東鄰日本的影響（尤其考慮到當時的不少革命者和新文化人都有東渡扶桑的經歷），因為就「愛國」時表現出的舉國一致而言，日本的妓女至少比她們中國的姐妹領先一步。

　　江戶幕府時代，賣淫是政府壟斷的行業——這至少可追溯到豐臣秀吉，他同意設立嚴格管制的花柳街來恢復京都的繁榮，而這也確實能給政府貢獻巨大的利益，日本妓女與國家/政府之間的關係因而傳統上就比其中國同類要緊密得多。明治維新初期，新政府討伐擁護幕府的會津藩，軍費支出五萬日圓，大多來自新吉原花柳街的各家妓樓。1874年征台的牡丹社事件中，日本已幾乎實現全國動員，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要為國出力，到二十年後的甲午戰爭，這種總動員的氣氛更趨於狂熱。中日開戰後，「娼妓作為國民的一員在國內掀起了為戰爭捐獻的熱潮，一些娼妓將多年積攢的儲蓄自願獻給國家支援戰爭。在遠征軍集結的地方，雲集了來自日本各地、自願為士兵提供服務的娼妓。娼妓業主趁機大發戰爭財，募集了大量生活貧困的婦女加入軍妓的行列。當時娼妓與妓樓的契約所得金增長到普通妓月薪15圓，美人妓月薪30圓的行情。旅順口攻陷後，第一師團徵集新宿十二家大妓樓的『奉公女』前往慰問。」（《清日戰爭》）

　　鼓動妓女捐錢或獻身以「奉公為國」，而妓院也藉此之機大發橫財，因為戰爭期間妓女薪水看漲，其結果是「日清戰爭的勝利，激發了日本花柳界的大繁榮」（同上書）。前些年右翼學者秦郁彥和藤岡信勝宣稱慰安婦都是職業妓女，說她們掙的錢比日本帝國陸軍的將軍還多，約為光顧她們的士兵所得薪水的100倍；秦郁彥還聲稱她們的工作是「高風險，高收益」——這番激起憤怒的言論，其立論基礎就在這一歷史淵源。當然，在二戰期間，即便是自願「奉公」的日本職業妓女（更不必說被強征的了）也沒有如此幸運，因為那時「愛國」已經不是一門生意，而變成了一種義務乃至一種強迫。在盧溝橋事變之後，即使在日本殖民地的妓女也被要求為帝國出力，表現出愛「國」意識。1937年9月，台北妓女被組織起來義演，「欲募集日支事變關係，皇軍將士慰問金」，而且「諸姐妹花（女給軍）日昨由其支配人林瑞火君領導之下，特往神社參拜祈皇軍武運長久」。

　　和中國不同的是，日本妓女的「愛國」常常是被要求作為國民的一員捐錢出力乃至「勞軍」，中國的妓女雖然也有捐資，但通常並不是政府系統組織的結果，而更多地表現為自發組織「青樓救國團」或抵制行動——實際上，除去她們這個行業的特殊性來看，這些中國妓女的表現和從事其他生意的商人沒多大差別。

　　兩者最大的不同，或許在於那種「恥辱」意識。近代日本妓業之繁盛，可謂空前絕後。日本從江戶幕府時就把賣淫看作是促進經濟繁榮的因素——那時的《經濟要錄》卷十一記載，沒有娼妓，碼頭港口就不會繁榮。到19世紀末，日本妓業僱傭的婦女之多，僅次於紡織業；為緩解地方貧困，1884年前後九州一些地方竟向日本政府提出《輸出娼妓的請求書》。過剩的娼妓湧向歐美、中國、南洋（電影《望鄉》描述的就是流落到婆羅洲八打根的日本妓女）等地，接收台灣之初（1896.4-1897.1）赴台的3,860名日本女性中竟有高達70%是從事賣春者。晚清時上海的《點石齋畫報》諷刺日本婦女結隊來華，「在上海開妓館，以及設茶樓為妓館者，幾乎遍地都是，盡人調戲，全不知羞恥」。抗戰時甚至在石家莊、海拉爾這樣的中小城市中居住的日本婦女也大多從事妓業，以至於孤島時期上海流傳甚廣的一句話說，「大英帝國擴張勢力的先鋒是軍旗，法蘭西的先鋒是教士，日本帝國的先鋒則是娼妓。」

　　日本也很在意國家臉面。1873年日本領事館在上海成立時就頒布規則，強調居留民不要做有辱國家臉面的事。當時有個日本人佐藤官次上海「大世界」作吃生雞和生蛇的表演，結果駐滬日本領事以其有辱日本國體為名，將之監禁數日；他們也很注重著裝，因為那時工部局嫌日本人粗俗且喧嘩，以至於在虹口公園貼出日文告示：「日本國民除了西裝革履或日本禮服外，將不允許進入公園。」可說也奇怪，他們似乎並不擔心從事賣春的日本妓女會讓人看低日本的國體。相比起來倒是西方人會在意這一面子，1930年代工部局對上海娼妓業的一份調查報告就不滿地指出，俄國「白種女人像混跡於當地下層社會的妓女一樣喪盡廉恥的行為，使西方國家在東方的聲譽深受打擊。」——他們在意的不是國家臉面，而是種族的面子。

　　五四時中國妓女的「愛國」話語中，其行為則更帶有政治性。當時的上海名妓宣布不再招待日本嫖客，並在門外取下彩旗，換上黑色布告牌，呼籲非暴力抵抗。她專針對日本，無疑是因為日本給中國帶來的恥辱。當然，妓女的反日愛國也是一種商業定位，未必要當真，當「愛國」與「生意」發生衝突時，則還是生意更重要。1921年芥川龍之助到上海，就發現一些茶館附近有大量上海妓女，一看到日本人來就說著「anata（你）」圍上來。

　　傳統上的中國妓女也有不愛接待異族客人的，但那卻不是因為愛國和種族話語，而純是因為文化隔閡和社會地位問題。晚唐詩人崔涯曾寫一個揚州妓女「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純為譏其貪財圖利；晚清時願意接待西方客人的鹹水妹也地位低下，1860年出版的《海陬冶遊錄》嘲諷她們「絕無佳者……輿隸見之，皆掩鼻過矣」，一般的上海名妓自恃身份，都不肯接西方客人。所以《鹿鼎記》末尾韋小寶問其母韋春花自己父親是誰，回答是五族皆有可能，但問到有沒有外國鬼子時，她卻大怒道：「你當你媽是爛婊子嗎？連外國鬼子也接？辣塊媽媽，羅剎鬼、紅毛鬼子到麗春院來，老娘用大掃帚拍了出去。」這位清代初年的揚州妓女不但有了五族共和觀念，兼且頗具民族主義思想。

　　然而不管她們愛不愛國，是不是真的愛，漸漸地都不再是問題，因為妓女本身逐漸被視為一個問題——她們的身體就是國家和民族恥辱的象徵。1905年6月，駐舊金山的大清總領事頒布條例，禁止當地華人參與組織旅遊和其他幾種公共行為：任何華人導遊不得向西方人展示裹足的中國婦女、大煙館和妓院；任何華人婦女不得在劇場里吸煙；華人無論男女上街都要穿襪子。這裡列舉的幾點或是陋俗、或是不得體舉止，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妓院也視作可能有辱國家臉面的一個「後台」。相比起來，民國時居滬數十年的美國記者卡爾·克勞曾說，到中國的美國人中，「大多數遊客對骯髒的事情懷有病態的好奇心」，他們去日本的話十個有九個想去看吉原等妓館所在地，而日本人似乎並不設法阻止。

　　在新文化、新道德的眼光下，妓院逐漸不再被視為是一個社交場所，相反，它代表著中國骯髒和見不得人的陰暗一面，因而有必要隱藏起來。而妓女則「被廣泛地表述為社會問題的化身，妓女代表受踐踏、妨害治安，代表危險。改革者經常斥責娼妓業剝削婦女，是國家的恥辱，甚至就是中國國力單薄的關鍵問題之一」（賀蕭《危險的愉悅》）。她們的身體是病態的、不衛生的、任人踐踏的，本身就象徵著中國虛弱的標誌，賣淫嫖娼則是社會腐敗墮落的表徵，與其他陋俗一樣有待掃清。一個經常出現的論點是：如果一個制度竟允許將婦女當成下等人，那這個制度必然只能產生弱國；而如果不能治癒這一病態的身體、拯救其病態的靈魂及滅絕這個罪惡的行業，國家就不能獲得新生。

　　這些話語的背後是對身體和靈魂的徹底改造：從此之後，妓女如要愛國，將不再只是發表宣言這麼簡單，而將意味著她們不可能繼續當一個妓女。概言之，她們不能既愛國又是妓女。因為，這個新意識形態需要新國家和新人，而妓女，正被認為是婦女中受壓迫和自身罪惡最深重的、其身體和靈魂都有待雙重拯救的個人，如不經脫胎換骨將沒有資格在這個新社會中存在下去。當然，不止是她們，事實上是所有人都接到了國家提出的這個全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