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復興的目標和進路 ——兼論中西文明的不同瓶頸及其突破

中華復興的目標和進路 ——兼論中西文明的不同瓶頸及其突破文/張遠山 近年國學持續升溫，尤其儒學更熱，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既然借用西方歷史比況中國現實，就有必要了解西方文藝復興的來龍去脈，明其為何復興，復興什麼，如何復興，以便認準目標，避免背道而馳，選對進路，避免誤入歧途。一　中西漸行漸遠，導致千年時差遠古的石器文化，陶器文化，中古的漁獵文明，游牧文明，姑且不論。僅就最近三千年而言，中西文明都是三階段：早期文明轉型為農業文明的軸心時代，農業文明發展期的中世紀，農業文明轉型為工業文明的近現代。只是中西並不完全同步，略有時差。軸心時代的中西時差較小，基本都在公元前一千年間，西方主要是希臘羅馬時代，中國主要是春秋戰國時代。其他方面差異也較小，各有所長，難分優劣。大致而言，形上層面的意識形態，都是諸子百家爭鳴，導致哲學宗教突破。形下層面的國家形態，都是鬆散小國林立，導致兼并攻戰頻仍。中世紀的中西時差較大，西方僅有一千餘年，中國長達兩千餘年，所以走進中世紀的時間，中西大致相當，走出中世紀的時間，中國卻晚千年。導致千年時差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的官方宗教戰勝了民間哲學，確立了信仰「上帝」、「神權高於王權」的基督教意識形態。中國的官方哲學戰勝了民間宗教，確立了尊崇「皇帝」、「皇權高於神權」的儒學意識形態。走進中世紀之時的中西意識形態根本差異，導致其後中西國家形態的巨大差異，進而隨著時間積累、傳統延續、思維定勢、文化積習、歷史慣性的綜合作用，中西其他方面原本細微的諸多差異，也逐漸強化放大。中世紀初始階段的國家形態，中西略同，都是某一強國征服兼并周邊弱國，抵達地理允許的某種極限，建立版圖廣袤的君主帝國。西方是羅馬帝國，中國是秦帝國。中世紀過程階段的國家形態，中西漸異。羅馬帝國確立了信仰「上帝」、「神權高於王權」的基督教意識形態，但是沒有廢除領地世襲的貴族制度，政權不對平民開放，由於世襲貴族逐代腐敗而素質遞降，統治集團無法保持精英素質，因而君主政治建構較不完備，戰爭時期征服的廣袤版圖，和平時期難以維持統治，不得不分裂為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版圖儘管一分為二，仍然超出統治能力，因此又進一步分裂為版圖更小的歐洲各國，後繼帝國再也無力重建，神聖羅馬帝國徒有其名。中世紀歐洲，意識形態是信仰「上帝」而一教獨尊，異於軸心時代的信仰「眾神」而眾教並立，國家形態卻是版圖狹小而分崩離析，仍然同於軸心時代的小國林立而攻戰頻仍，所以意識形態與國家形態互不適應，遂有大弊：和平時期，國內市場狹小，國際市場又有關稅壁壘，經濟規模和財富積累難以提升，一國的技術發明，難以迅速推廣普及全歐，農業生產力停滯，小國之間以鄰為壑，救災能力較低。戰爭時期，缺乏戰略縱深，國防能力較弱，遭到外國入侵極易滅亡。農業文明發展緩慢，文明程度和國家實力不及軸心時代。秦帝國確立了尊崇「皇帝」、「皇權高於神權」的法家專制政體，吸取了周朝世襲貴族逐代腐敗而素質遞降的歷史教訓，廢除了領地世襲的貴族制度，改為皇帝直接任命郡縣長官的官僚制度，政權遂對平民開放，法家官僚集團從全民之中優選，但是法家理論無法成為統一全民思想的意識形態，因而君主政治建構也不完備，戰爭時期征服的廣袤版圖，和平時期也難以維持統治，迅即崩潰。戰後重建的漢帝國，又吸取了秦帝國迅速崩潰的歷史教訓，繼承法家專制政體，予以儒家形式包裝，轉換成外儒內法、王霸雜用的儒學意識形態，儒家官僚集團從全民之中優選，通過吐故納新保持精英素質，減緩了統治集團逐代腐敗而素質遞降的速度，完善了君主政治建構，因而戰爭時期征服的廣袤版圖，和平時期也能長期統治。其後中華帝國的朝代周期得以延長，雖然世襲君主一如既往地逐代腐敗，然而官僚集團吐故納新而減緩腐敗，直到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的兩者合力，不可避免地抵達周期性崩潰的臨界點。但是短期戰亂以後，總能再次按照儒學意識形態重建後繼帝國，進入下一周期。中世紀中國，意識形態是尊崇「皇帝」而一家獨尊，異於軸心時代的信仰「天道」而百家爭鳴，國家形態是版圖廣袤而長期和平，同樣異於軸心時代的小國林立而攻戰頻仍，所以意識形態與國家形態相互適應，遂有大利：和平時期，國內市場廣大，相當於歐洲面積總和的廣袤版圖之內沒有關稅壁壘，經濟規模和財富積累容易提升，一地的技術發明，能夠迅速推廣普及全境，農業生產力提高，各地之間互通有無，救災能力較高。戰爭時期，具有戰略縱深，國防能力較強，遭到外國入侵不易滅亡。農業文明發展充分，文明程度和國家實力超過軸心時代。諸多單項成就領先全球，至今仍難超越。中世紀終結階段的國家形態，中西大異。中世紀的西方，由於意識形態與國家形態互不適應，走的是下坡路。十字軍東征（1096－1291）讓西方看到了與阿拉伯文明的差距，馬可·波羅（1254－1324）的《中國遊記》又讓西方看到了與中華文明的差距。因此，中世紀的下坡路使西方因禍得福，在較短的一千餘年以後，啟動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旨在復興被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壓制千年的希臘羅馬文化，導致思想解放；宗教改革旨在消解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的絕對權威，導致政教分離。數百年間先後興起了遍及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各國又充分發揮民族特長，於是義大利文藝革命，英國工業革命，德國哲學革命，法國社會革命，美國政治革命，取長補短而繼長增高，率先把中世紀的農業文明轉型為近現代的工業文明，主動走出了中世紀。適應工業文明的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建構，不僅超越了中世紀西方不夠完備的君主政治建構，而且超越了中世紀中國較為完備的君主政治建構，成為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政治建構，遂從落後於中國，迅速變成領先於中國。中世紀的中國，由於意識形態與國家形態相互適應，走的是上坡路。兩千年間僅有落後於中國的暫時挑戰者，沒有領先於中國的最後終結者，所有成功挑戰者全都成了最終皈化者。因此，中世紀的上坡路使中國因福得禍，在漫長的兩千餘年以後，遲遲沒有意識到人類文明已經轉型，工業時代已經來臨，思想仍然禁錮於罷黜百家的儒學意識形態，政教仍然合一於皇權專制的國家形態，缺乏主動走出中世紀的內在動力。若無近現代西方的嚴峻挑戰和外力推動，中華帝國極有可能像秦始皇幻想的那樣傳之萬世——後繼帝國的重建者雖非秦始皇的血統後裔，卻無一例外都是秦始皇的政統後裔。秦始皇的政統後裔們，在西方走出中世紀以前自居天下無敵，還算基本屬實，然而在西方走出中世紀以後仍然盲信天下無敵，已經違背事實。率先走出中世紀的西方，遂成中華帝國的最大挑戰者和最後終結者。中華帝國原本較為完備的君主政治建構，越來越不適應新時代，不得不在西方挑戰之下被迫走出中世紀，但因傳統積弊深重，思維定勢固化，文化積習難改，歷史慣性強大，鴉片戰爭至今的一百多年時進時退，一步三回頭，遂從領先於西方，迅速變成落後於西方。二　古代兩大遺產，必須區別對待彗星撞地球的中西衝突，實為時差千年的古今衝突。古中國一如龐大的恐龍，新西方一如兇猛的虎狼。虎狼時代的來臨，註定了恐龍時代的終結。由於長期天下無敵，中華帝國已從食肉恐龍退化成了食草恐龍，周期性輪迴也走到了終點。然而西方以外的許多中世紀式國家，都在西方血腥擴張的殖民時代，或解體，或淪亡，或殖民化，成了武裝到牙齒的食肉虎狼之獵物。中華帝國僅是君主政體終結，廣袤版圖卻未解體，古老恐龍重獲新生，創造了鳳凰再生的奇蹟。因為中華帝國的兩大遺產，僅有屬於意識形態的君主政體是不良遺產，而屬於國家形態的廣袤版圖卻是良性遺產。廣袤版圖不僅幫助中世紀中國抵達了農業文明頂峰，而且幫助近現代中國免於亡國滅種，又幫助當代中國快速經濟復甦。若有擴張可能，古今一切國家無不謀求廣袤版圖。中世紀歐洲謀求廣袤版圖而不得，乃因政治建構不夠完備。近現代歐洲仍然謀求廣袤版圖而不得，並非政治建構不夠完備，而是歐洲走出中世紀受惠於政治獨立的民族國家，欲求廣袤版圖同樣受限於政治獨立的民族國家。拿破崙戰爭和兩次大戰，是近現代歐洲欲求羅馬帝國式廣袤版圖的三次嘗試，全都受限於民族國家的政治獨立而最終失敗，唯一的受益者是美國。先為歐洲殖民地而後獨立的美國，既有民主政體，又有廣袤版圖，遂成現代世界的獅子王。現代歐洲謀求內部政治統一的廣袤版圖而不得，海外殖民地又無法併入版圖，一度征服的羊群又在後殖民時代紛紛獨立，只能退而求其次，放棄政治統一而轉向市場統一，建立了超越國家形態、地域大於羅馬帝國的歐洲聯盟，共同擁有取消關稅壁壘的歐洲統一市場。憑藉兩大優勢，即適應工業文明的民主政治建構，適應商業文明的內部統一市場，美國及其歐洲盟友遂成後殖民時代全球統一市場的領頭羊——有時是披著狼皮的羊，有時是披著羊皮的狼。雖然廣袤版圖幫助中國在戰爭時期免於亡國，在和平時期經濟復甦，然而免於亡國和經濟復甦僅是民族國家的低端目標，國家強盛和經濟領先才是民族國家的高端目標，推進文明則是永無止境的人類共同目標。今日中國欲達民族國家的高端目標，並對推進人類文明有所貢獻，必須同時具備與西方兩大優勢相匹配的競爭力，所以除了自古固有的一大優勢廣袤版圖，尚需完成亡羊補牢的文明轉型和相應政治轉型。西方走出中世紀，完成文明轉型和相應政治轉型的歷史轉折，就是相輔相成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中國欲走出中世紀，欲完成文明轉型和相應政治轉型，也不能例外。只不過西方中世紀意識形態的核心是「神權高於王權」的官方基督教，所以西方唯有通過宗教改革，才能完成文明轉型和相應政治轉型。而中國中世紀意識形態的核心是「皇權高於神權」的官方儒學，所以中國唯有通過哲學改革，才能完成文明轉型和相應政治轉型。西方文藝復興，是復興被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壓制千年的希臘羅馬文化，而非復興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西方宗教改革，是消解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的絕對權威，而非重建其絕對權威。中國文藝復興，同樣必須復興被中世紀儒學意識形態壓制兩千年的諸子百家文化，而非復興中世紀儒學意識形態；中國哲學改革，同樣必須消解中世紀儒學意識形態的絕對權威，而非重建其絕對權威。先秦儒家僅是百家爭鳴的自由思想之一，並非不可批判的意識形態。中華帝國把儒學確立為不可批判的意識形態，既因先秦儒家之長，亦因先秦儒家之短。先秦儒家之長，即從全民之中優選民族精英，雖然成為意識形態以後的儒學弱化了長處，仍然導致科舉制度徹底取代貴族制度，儒家官僚集團幫助中世紀中國抵達了農業文明頂峰。先秦儒家之短，即與法家一樣擁戴「皇權高於神權」，由於成為意識形態以後的儒學強化了短處，鼓吹「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三綱五常」，因而中國遲遲走不出中世紀。中世紀儒學意識形態僅在中世紀略有其長，到了近現代卻是中國延長中世紀、造成中西千年時差的主要病灶，也是中國走出中世紀、消除中西千年時差的根本障礙。中世紀儒學意識形態，不僅罷黜了先秦百家，也弱化了先秦儒家之長。中國文藝復興雖然不應復興中世紀儒學意識形態，但也不能僅僅復興先秦百家之長，同樣必須復興被弱化的先秦儒家之長，同時超越被強化的先秦儒家之短。復興先秦百家之長，決不意味著不能批判先秦百家之短，因為任何思想都不是絕對真理。希臘以後一千年的西方思想家，先秦以後兩千年的中國思想家，並非無法超越軸心時代的思想家，所以文藝復興決非復古，而是意在闡明：軸心時代從野蠻進至文明，源於自由思想未被意識形態禁錮；中世紀從文明退回野蠻，源於自由思想均被意識形態扼殺。因此西方文藝復興不僅復興希臘羅馬之長，而且批判希臘羅馬之短。西方現代民主，正是得益於批判柏拉圖之短。西方現代科學，正是得益於批判亞里士多德之短。由於西方文藝復興並非簡單復古而是解放思想，所以產生了超越希臘羅馬思想的大量新思想，創造了超越希臘羅馬文明的西方現代文明。軸心時代的自由思想，是符合道德金律的文明動力。中世紀的意識形態，則是違背道德金律的文明障礙。軸心時代的原始儒學和原始基督教，都曾闡明道德金律，亦即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耶酥所言「你要別人如何對你，就要如何對人」，然而中世紀儒學意識形態卻畸變為「己之所欲，強施於人」，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卻畸變為「我要別人如何對我，別人就要如何對我」。西方宗教改革恢復耶酥的道德金律，因而走出了中世紀。中國也唯有通過與宗教改革相當的哲學改革，恢復孔子的道德金律，才能走出中世紀。自由思想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在於：自由思想追求真理而不自居絕對真理，不自封一家獨尊，不強制其他自由思想與己一律，寬容不追求真理者。意識形態扼殺真理而自居絕對真理，自封一家獨尊，強制其他自由思想與己一律，既不寬容挑戰者，又不寬容盲從者，所以中世紀西方既燒死布魯諾，又以「事奉魔鬼」的荒謬罪名燒死女巫，中世紀中國既誅殺嵇康，又以「失節事大」的荒謬教條逼死寡婦。不消解違背道德金律的中世紀儒學意識形態，中華民族就不能解放思想，中國文明轉型和相應政治轉型就難以成功，中西之間的千年時差就無法消除，今日中國憑藉中世紀良性遺產抵達的低端目標，就會被中世紀不良遺產再次葬送。即使倖免葬送，也無望抵達高端目標，更無望重新領先西方。只能在西方主導的全球統一市場中，僅僅提供勞動力，不能擁有話語權，僅僅出口電視機，不能輸出新思想。三　時差僅是表象，中西各有瓶頸隨著歷史車輪的循環旋轉，中國領先或西方領先的暫時表象，已經變換多次。中西時差的暫時表象，植根於神權、王權、人權的不同博弈，即各自的文明瓶頸及其能否突破。試取中西兩位相似的標誌性自由思想家和兩位相似的標誌性意識形態家，作為時差表象和瓶頸本質的分析樣本。兩位相似的標誌性自由思想家，是時差長達一千八百年的韓非（前280－前233）和馬基雅維利（1469－1527）。一切政治家，都是某一自由思想家的信徒。先有提供各種歷史路徑的自由思想家，後有選擇某種歷史路徑的政治家。韓非與馬基雅維利都是自由思想家，共同課題是對神權、王權的既定關係作出調整。韓非出現於中國中世紀開始以前。面對先秦「神權高於王權」的既定關係，《韓非子》提供的嶄新歷史路徑是放縱王權，升為皇權，即「皇權高於神權」，於是選擇這一歷史路徑的秦始皇（前259－前210），僭代「上帝」，僭稱「皇帝」，宣布「朕即天下」，中國從此走入中世紀。馬基雅維利出現於西方中世紀結束以後。面對中世紀「神權高於王權」的既定關係，晚於韓非一千八百年的馬基雅維利，仍然不敢提出韓非式的「王權高於神權」，其《君主論》提供的嶄新歷史路徑，也不是放縱王權，僅是解放王權，即「王權獨立於神權」，於是選擇這一歷史路徑的路易十四（1638－1715）們，掙脫「上帝」桎梏，宣布「朕即國家」，西方從此走出中世紀。兩位相似的標誌性意識形態家，是時差不到百年的朱熹（1130－1200）和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政治家打天下，需要自由思想家提供具有多樣性的歷史路徑。不同政治家選擇不同歷史路徑，敗者為寇，成者為王。成者為王的政治家治天下，需要不自由的意識形態家提供僅有唯一性的神聖辯護。朱熹與阿奎那都不是自由思想家，都是不自由的意識形態家，共同課題是使神權、王權的既定關係神聖化、永恆化，即意識形態化，二人遂成中西中世紀意識形態的終極表述者。朱熹出現於中國中世紀的中點。他對「皇權高於神權」的既定關係予以神聖化、永恆化的辯護極其成功，因此中國的中世紀儒學意識形態造極於朱熹，卻沒有終結於朱熹，其《四書集注》成了明清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明清六百年，正是中國中世紀延長千年的主要時段。阿奎那出現於西方中世紀的終點。他對「神權高於王權」的既定關係予以神聖化、永恆化的辯護極其失敗，因此西方的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造極於阿奎那，也終結於阿奎那，其《神學大全》沒能為西方中世紀延命。因為緊隨其後的是「中世紀最後一位，新時代最初一位詩人」但丁（1265－1321），其《神曲》雖然借用了中世紀的神學形式，卻表現了新時代的反神學內容。隨後薄伽丘（1313－1375）又以《十日談》更為猛烈地抨擊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於是引出文藝復興三巨人，達芬奇（1452－1519），米開朗琪羅（1475－1564），拉菲爾（1483－1520），以及姍姍來遲的馬基雅維利。上舉諸人，無一例外都是義大利人，正如馬可·波羅（1254－1324）、哥侖布（145l－1506）也是義大利人。此後才是聞風響應的法國人拉伯雷（1493－1553），西班牙人塞萬提斯（1547－1616），英國人莎士比亞（1564－1616）。文藝復興之所以發軔於義大利，乃因義大利是羅馬帝國發祥地，羅馬教廷所在地，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的重災區。從義大利推向全歐洲的文藝復興，借用中世紀的神學形式，復興軸心時代的自由精魂，消解了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的神聖性、永恆性，為部分突破西方文明瓶頸的宗教改革創造了條件。於是日耳曼人馬丁·路德（1483－1546）在1517年啟動宗教改革，公布了挑戰羅馬教廷的《九十五條》，正面衝擊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終結了阿奎那為西方中世紀延命的幻想。從日耳曼推向全歐洲的宗教改革，又為自由思想掃清了意識形態障礙，於是既超越中世紀又超越軸心時代的思想家接踵而至：培根（1561－1626），霍布斯（1588－1679），笛卡爾（1596－1650），斯賓諾莎（1632－1677），洛克（1632－1704），伏爾泰（1694－1778），休謨（1711－1776），盧梭（1712－1778），康德（1724－1804），黑格爾（1770－1831），叔本華（1788－1860），馬克思（1818－1883），尼采（1844－1900），巨人輩出，不勝枚舉。宗教改革之所以發軔於日耳曼，乃因日耳曼過去是羅馬帝國鞭長莫及的邊陲，後來是羅馬教廷影響微弱的邊陲。西方走出中世紀的一大步，分為兩個半步。文藝復興是其前半步，把王權、人權從神權桎梏下解放出來。宗教改革是其後半步，一方面繼續消解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的神聖性、永恆性，另一方面並不消滅基督教，而是回歸原始基督教，尤其強調其「原罪論」，既能有效制約羅馬教廷之放縱教權，又能重新制約剛被解放的王權、人權，因為放縱王權之惡，不亞於放縱教權之惡，放縱人權之惡，不亞於禁錮人權之惡。僅有文藝復興對教權的合理反抗和對王權、人權的合理解放，沒有宗教改革以後的新基督教對教權、王權、人權的合理制約，西方走出中世紀的野蠻以後，就未必走向更文明，也可能走向更野蠻。總之，相輔相成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合力消解了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的神聖性、永恆性，部分突破了西方文明瓶頸，產生了政教分離的法治社會，創建了法律治身、宗教治心的民主政體，不僅超越了試圖「改革」的中世紀，而且超越了試圖「復興」的軸心時代。形而上層面的突破瓶頸，導致了無數形而下層面的創造發明，諸多單項成就領先全球，至今仍難超越。四　消除中西時差，必須突破瓶頸近現代西方，部分突破文明瓶頸「神權高於王權」，變成「王權獨立於神權」，但是仍以基督教「原罪論」為制動閘，拒絕像中世紀中國那樣絕對尊君，剛被解放的王權野馬，又被套上了民主的籠頭，配上了議會的馬鞍，最終是全體民眾騎上王權之馬，坐上議會之鞍，擺脫野蠻走向文明。中世紀中國，君主政體奠定於崇尚法家的秦始皇，意識形態奠定於對法家進行儒家包裝的漢武帝。外儒內法、王霸雜用的儒學意識形態，一方面與法家一樣絕對尊君，並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三綱五常」，使僭代「上帝」的「皇帝」神聖化、永恆化；另一方面卻錯誤撤去了法家「性惡論」的制動閘（功能與基督教「原罪論」 相當），錯誤換上了儒家「性善論」的發動機，於是皇權野馬受到三重放縱，上無神權制約，下無人權制約，內無「性惡論」制約，勸誡皇帝「性善」的儒學說教又基本失效，最終是法家皇帝騎上民眾之馬，坐上儒家之鞍，沒有剎車地沖向深淵。由此可見，西方文明瓶頸「上帝」及其意識形態「神權高於王權」，與中國文明瓶頸「皇帝」及其意識形態「皇權高於神權」，雖然都是人為建構的意識形態，而且各有利弊，但是並不等價，既有共有之同，也有本質之異。共有之同，就是中西中世紀意識形態對待人權的態度相同，無不禁錮人權。因此西方需要文藝復興解放久被禁錮的人權，隨後需要宗教改革，用基督教「原罪論」把慾望納入堤岸。中國同樣需要文藝復興解放久被禁錮的人權，隨後同樣需要哲學改革，用法家「性惡論」把慾望納入堤岸。本質之異，就是中西中世紀意識形態對待王權的態度相反：基督教意識形態禁錮王權，使之不敢僭代「上帝」；儒學意識形態放縱皇權，導致「皇帝」僭代「上帝」。因此西方需要文藝復興解放久被禁錮的王權，隨後需要宗教改革，用人權和基督教「原罪論」把剛被解放的王權再次關入籠子——再次比首次容易得多。中國不需要文藝復興解放極其放縱的皇權，僅僅需要哲學改革，用人權和法家「性惡論」把放縱已久的皇權首次關入籠子——首次比再次困難得多。正是中西中世紀意識形態的本質之異，導致西方率先突破文明瓶頸，率先走出中世紀。那麼中國能否也像西方一樣突破文明瓶頸，儘快走出中世紀？檢討既往歷史，似乎頗為悲觀，但是未來中國若能借鑒西方經驗，吸取既往教訓，認準目標，選對進路，就沒必要悲觀。鴉片戰爭至今的中華群賢，無不致力於突破文明瓶頸，消除中西時差，並且喜用西方歷史比況中國現實。有人認為中國需要文藝復興，有人認為中國需要啟蒙運動，但是沒人認為中國需要宗教改革，因為宗教並非中國的意識形態核心。然而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具有前後相續的邏輯相關和歷史必然，居於中間的宗教改革，既是此前文藝復興的圓滿完成，又是此後啟蒙運動的根本動力，所以是部分突破西方文明瓶頸的關鍵一環。中國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所以一再啟動卻一再夭折，甚至欲進反退，表面原因是內憂外患不斷，天災人禍並至，根本原因是目標不明，進路有誤，亦即沒有與西方宗教改革相當的中國哲學改革，因而被迫終結帝制已達百年，皇帝或其變體仍然借屍還魂，儒學意識形態或其變體仍然陰魂不散，一切可能突破文明瓶頸的自由思想，均被不可批判的意識形態嚴厲扼殺。清末被迫改革而病急亂投醫，盲目廢除了原屬儒家之長而不該廢除的科舉制度，進入民國以後，不知其誤而未恢復，導致此後百年的中國政壇，失去了全民之中優選出來的精英，充斥著全民之中劣選出來的流氓。然而西方走出中世紀的關鍵性制度轉型，就是意識到只有貴族制度卻沒有科舉制度，乃是中世紀西方落後於中國的重要原因，因此英國率先仿效中國科舉制度，建立了文官考試製度，從而率先完成了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文明轉型，率先完成了君主專制政體向君主立憲政體的政治轉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版圖最大的大英帝國，不僅軍事征服的版圖超過了羅馬帝國，而且文官統治的時間也超過了羅馬帝國。可見原為儒家之長的科舉制度理應保留，應該廢除的僅是作為科舉考試內容的中世紀儒學意識形態。當代中國的公務員考試製度，實為科舉制度的現代重建，必將有助於中國政壇減少亂象，回歸理性。良性效應暫未顯現的原因，乃是考試內容仍然囿於意識形態，尚未突破文明瓶頸。今日中國的所謂「新儒家」，沒有出現馬丁·路德式人物，毫無儒學改革意識，不僅拒絕反省先秦儒家之短，而且拒絕消解中世紀儒學的意識形態色彩，反而否定五四運動的合理批判，妄想重建五四運動以來略有消解的儒學意識形態權威，導致哲學改革難以啟動，政治轉型難以成功，千年時差難以消除，文明瓶頸難以突破。五四運動「砸爛孔家店」，把目標對準中世紀儒學意識形態，並非錯誤。其誤在於把中世紀儒學意識形態的罪惡，與先秦儒家之不足混為一談。西方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的罪惡，並非原始基督教的罪惡，所以宗教改革並未消滅基督教，僅是消解中世紀基督教的意識形態色彩，恢復耶酥的道德金律，於是宗教改革以後的新基督教，成了西方走出中世紀、進入近現代的重要動力。中國的哲學改革，同樣不必消滅儒學，只要消解中世紀儒學的意識形態色彩，超越先秦儒家之短，恢復孔子的道德金律，哲學改革以後的新道家、新儒家、新法家、新墨家、新名家，就能成為中國走出中世紀、進入近現代的共同動力。亞洲「四小龍」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無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但都沒有「砸爛孔家店」，只是恢復百家爭鳴，不再一家獨尊，就成功走出了中世紀，順利進入了近現代。結語　人類文明賽跑，永遠不會終結中西文明的各自瓶頸，既是政治瓶頸，也是文化瓶頸。西方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使西方率先突破政治瓶頸，在政治領域完成去意識形態化，於是從落後於中國變成領先於中國。但是西方至今沒有完全突破文化瓶頸，文化領域遠未完成去意識形態化，所以近現代西方在突破政治瓶頸，把君主專制政體轉型為民主立憲政體，取得文明領先以後，就以基督教的名義開始了全球範圍的血腥殖民，違背道德金律地對非基督教民族進行強制性傳教，以基督之愛的名義，傳播了反基督的仇恨，以文明領先的名義，製造了大量文化罪惡，充分顯露了文化意識形態即文化沙文主義的食肉虎狼特質。所以近現代西方席捲全球和挫敗中國，並不全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而是既有先進戰勝落後的文明一面，也有文化意識形態的野蠻一面。「落後就要挨打」，與「有槍即可殺人」等價，僅是野蠻的叢林法則，而非文明的道德金律。圓明園焚毀，固然是中世紀中國的恥辱；焚毀圓明園，無疑是近現代西方的罪惡。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和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首先必須突破西方早已突破的政治瓶頸，在政治領域完成去意識形態化，從而消除時差，趕上西方，回到人類文明前列。此後更應致力於突破文化瓶頸，在文化領域完成去意識形態化，遵循道德金律，經由和平競爭，爭取重新領先西方，再創人類文明輝煌。人類文化史不過數十萬年，人類文明史不過一萬餘年，與宇宙大年、地質大年、物種大年相比，均屬極其短暫的小年。未來的漫長人類文明史，尚有無限廣闊的美好前景。中西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明賽跑，永遠不會終結。全球一切民族，均應遵循軸心時代即已認知的道德金律，不斷汰清中世紀意識形態的深重遺毒，努力突破文明瓶頸，共同推進人類文明。（已刊《書屋》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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