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李解放資本必將名留史冊

鄧小平主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其實質就是對勞動力的解放；而其表現就是所謂民工潮在中國大地的興起。據相關數據顯示，目前中國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達1.26億人，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為1.5億，扣除重複計算部分，農民工達到2.26億人。這意味著只要十分之一的民工就業受到影響，絕對值就將達到2200萬人。也正是這個原因，有中國特色的「民工潮」也逐漸走入國人視野。「民工潮」是從什麼時候形成的沒有詳實記載——其標誌性事件則是1989年的春節前夕，南中國的各大交通樞紐突然宣布告急，一股波瀾壯闊的人口流動浪潮給鐵路等交通運輸造成巨大的壓力。從那時起，「民工潮」的字樣就從媒體映入人們的眼帘，此後形成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中國特色，隨之而來的是「春運」、「留守婦女」、「空巢化」、「治安管理」等一系列深層問題。「民工」是個特殊稱謂，這個在古代被稱為「氓」的群體，曾經是「雁戶」、「流民」的同義詞。從「闖關東」到「走西口」再到「下南洋」，這些名詞實際上是記述了近代農民的一部血淚史。以致有民謠稱：「富走南，窮進京，死逼梁山下關東」，包括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走西口》，都是不同時期對這個群體的真實寫照。1935年，中國太平洋學會對產生流民的原因定義為「因經濟壓迫」，《中國近代流民》稱之為「逃荒」，血淚、屈辱、負重、飢俄等形象後來構成了蔣兆和的《流民圖》，一個哀鴻遍野、流離失所、饑寒交迫的巨幅畫卷讓人讀後深受震撼。當然，今天的「民工」跟昔日的「流民」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這首先表現在官方對此已不象過去那樣打壓與歧視。2006年國務院頒布了《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主要內容是要求各地對農民工公平對待、一視同仁。從《勞動合同法》到高層關注「民工潮」的情況看，已經表明農民工實際上已經成了中國社會一個正面形象。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民工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建設的主要力量。毫不誇張地說，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加工廠」，之所以在對外經濟交往中越來越有底氣，真正的原因是背後有一支吃苦耐勞、忍辱負重的農民工大軍。

民工所以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是他們提供了中國經濟的最大動力——所謂「人口紅利」是也。所謂「人口紅利」乃是指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社會負擔輕，勞動力價格便宜、儲蓄率高，使經濟獲得額外增長源泉，這種情況下的高增長。1997年，一些外國學者首次提出了這一概念，次年開始，它被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每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現狀》中正式使用，也逐漸為國際社會所認同。「人口紅利」並不難理解。一國人口結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轉變過程中,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總人口中青少年比例較高，社會撫養負擔重；第二階段，勞動適齡人口比例高，社會撫養負擔輕；第三階段，人口老齡化高峰來臨，社會撫養負擔變重。在第一階段已過去而第三階段尚未來臨時，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社會負擔輕，勞動力價格便宜、儲蓄率高，使經濟獲得額外增長源泉，就形成了「人口紅利」。有研究表明，1978年,平均一名勞動力要撫養0.603個未成年人和贍養0.081個65歲以上老年人。2006年，則變為一名勞動力負擔0.255個兒童和0.127個老年人。這28年間, 少兒撫養負擔年均以1.24%的幅度降低, 而老年負擔則以0.166%的幅度增加，兩者相抵，總撫養負擔每年以1.075%的幅度降低。這樣，勞動年齡人口多，社會總撫養負擔降低，勞動力供應充足、成本低，產生了明顯的「人口紅利」。過去30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GDP年均增長率超過9%，廣東更超過13%，這當中確實有很多「人口紅利」的影子。上世紀80年代末，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南下，廣東等地形成了洶湧「民工潮」，千千萬萬打工仔、打工妹推動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迅猛發展，並以此不斷向內地擴展，助推中國經濟的歷史性起飛。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蔡昉的研究，我國人口撫養比例每下降一個百分點，人均GDP增加0.115個百分點，中國人均GDP增長率中有27%的貢獻來自於「人口紅利」。 而把這一「人口紅利」變成經濟奇蹟的正是鄧小平解放勞動力，給人民遷徙就業自由的改革開放政策。在毛澤東時代，億萬人民被「全盤公有制」剝奪了「自由謀生」的權利；再被「城鄉戶籍制」剝奪了「自由遷徙」的權利；然後再被集體改了個名字，叫做「勞動人民」。「勞動人民」由於被剝奪了「自由謀生、自由遷徙」這兩大自由權，所以只能被迫著去「一切行動聽指揮！」於是，我們看到在那個時代，七億中國剩下的唯一活路就是去「公有企業、人民公社」里，「一切行動聽指揮」地奉命扛活，全體淪為了奴隸，一下倒退了2200多年，復辟回到了「土地公有制＋勞力奴隸制」的井田制時代。「三年餓死三千萬」就是這個復辟制度的直接惡果，文革就算折騰了十年都沒能死這麼多人。鄧小平改革開放最偉大的功績就是「公有制」不再全盤壟斷，終於允許了多種經濟形勢並存，億萬人民被重新賦予了「自由謀生」的權利；「戶籍制」不再森嚴壁壘，億萬人民漸漸被允許去「自由遷徙」。重新握有「自由謀生、自由遷徙」的億萬人民，終於從「一切行動聽指揮」的枷鎖中被解放了出來，重新恢復成了自由勞動力！用諾獎得主莫言的話來說就是，改革開倒不是因為恩賜給了老百姓多少錢，而是因為歸還了老百姓最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換言之，解放了勞動力。也因此，不少人而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堪比林肯總統的解放黑奴，惠及全民！然而，好花易謝好景難長，靠人口結構產生的「人口紅利」既然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中間階段，也就註定終有消失的時候。在2004年前後，距「民工潮」興起不過15年左右，珠三角、長三角等地用工形勢迅速轉變，「民工潮」變成「民工荒」，並且同樣迅速地向內地擴展，各地近年都陸續出現「招工難」的情況。據測算，從2000年到20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只增加了約1%，到2015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不再增長。大概從2013年開始，我們的人口撫養比就將不再下降。也就是說，2013年或2015年前後，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提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我國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應該說就消失了。出路何在？出路就在於就在於將以往依靠「人口紅利」推動的粗放型經濟增長轉化為以「資本紅利」推動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所謂「資本紅利的」是指，資本積累、資本深化、資本存量調整以及資本市場發展使得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能力增強，所帶來的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提高和潛在經濟增長空間拓展.於中國經濟轉型，由勞動力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行業轉變——也就是由人口紅利向資本紅利轉型。資本紅利的內涵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其一，資本存量始終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二，資本本身就蘊含著技術（嵌入式技術），資本積累的過程往往就是嵌入式技術採用的過程，使生產率得到提高。其三，資本深化顯著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在中國，勞動力短缺的轉折點將到來，資本深化將強化勞動生產率提高過程。其四，資本存量調整將使產能和資源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可以激發出存量資本新的活力。資本紅利的這些效應，最終將推動長期總供給曲線右移，使經濟有能力繼續保持較高增長。

而要實現這種「資本紅利」，在中國卻困難重重，原因是統治者對黃金白銀都情有獨鍾，總是千方百計將其收刮掠奪並控制在自己手中，使資本自由成為夢想。

1948年，新任財政部長王雲五抱著「替黨國補天」的思想，在全國進行新的幣制改革，取消流通已久的法幣，改為發行新貨幣——金圓券。經過精心準備，他親自秘密起草了一份《改革幣制平抑物價平衡國內及國際收支的聯合方案》。王雲五的「補天」發明使早已焦頭爛額的蔣介石喜出望外，他在審核報告後認為：「王雲五所擬金圓券方案，設法挽救財政，收集金銀、外幣，管制物價，都是必要的措施。」 8月19日，蔣介石以總統名義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明令在全國取消法幣實行金圓券幣制，限期兌換人民所有之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金圓券發行，民間所藏的銀圓、黃金、美鈔為政府一網打盡。」這是《李宗仁回憶錄》中的表述。金圓券發行的結果是物價狂飛，老百姓一輩子的積蓄瞬間化為烏有。而蔣介石卻利用幣制改革鬧劇搜颳了2億美元的金銀外匯，為他以後統治台灣在經濟發展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新中國成立以後，繼續秉承對黃金白銀的嚴格管制政策，長期對金銀的收購、配售、價格、政策等方面，都作了明確規定，並授權人民銀行實行對金銀的管理：一切單位收回的金銀，一律交售給人民銀行，不準留用和自行銷售；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準私自買賣金銀，金銀不得在市場上流通；允許個人持有金銀，並可以按國家牌價交售給銀行。這種對金銀的管控，在改革開放之後，有所鬆動，人民也可以自由買賣金銀了。然而，一個對資本自由流動更大的障礙卻至今仍未消除——這就是外匯管制。

實際上，所謂「資本自由流通」，乃是指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及金融賬戶下的貨幣自由兌換的。」其特點是：首先，居民既可以通過經常項目的交易獲得外匯，也可以自由地通過資本項目的交易獲得外匯；其次，所獲外匯既可以在外匯市場上出售給銀行也可以在國內或國外持有；再次，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交易所需要的外匯可自由在外匯市場上購得；最後國內外居民可自由地將本幣在國內外持有來滿足資產需求。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資本自由流通的實質就是要消除對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及金融賬戶下各項目的外匯管制，如數量限制、兌換限制、區域限制、補貼及課稅等，實現資本項目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所以，要實現真正的資本自由流通，除了在利率方面完全與市場接軌，實現自由利率浮動外，還必須取消外匯管制，讓貨幣真正自由流動起來。

在資本的自由流通的關鍵處，即打破外匯管制方面，鄧小平時代因為種種原因，並沒有實質上的突破。這當然是弊端，它直接導致了今天中國因為人口紅利的逐漸失去而導致的發展瓶頸。然而，對新一代領導人而言，這又是機會：因為這對他們突破瓶頸啟動另一輪改革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提供了機會和突破口。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改革開放第一代領導人通過勞動力解放，使得中國經濟從「崩潰邊沿」走了出來，並創造經濟奇蹟，使中國成為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在以往的經濟增長方式遭遇瓶頸，亟須另闢蹊徑，以資本解放來代替勞動力解放的關鍵時刻，新一代領導人能審時度勢，寫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二篇華彩文章。

（文章原創於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