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步芳的「成聖」路，不能少了「民國范兒」

網紅輪流做，今年到誰家?Papi醬?早過時了，現在是馬步芳。

和Papi醬這種靠各種炒作才紅起來的網紅不同，馬步芳成為新晉網紅確實純屬意外。先是有人在微博上批評現在西寧馬步芳公館的導遊解說詞中，馬步芳惡貫滿盈的歷史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竟然一點缺點都沒有的「聖人」。據說，他不僅派兵前往抗日前線，還在轄區內禁絕鴉片，興辦教育，而且，還是環保先驅，那麼七八十年前就知道在青海這種生態環境脆弱的地方大搞綠化建設。網路上的批評引起青海當地相關部門關注，迅速回應稱，他們會進行全面整改。

這樣也能紅?當然不是，這只是開頭。他成為真正的網紅，是在接下來的一波大批判中。當地相關部門迅速承認錯誤，顯然鼓勵了更多網友加入到了對馬步芳的揭批鬥爭中來。這其中，後來又成為新一輪發酵導火索的，自然是萌道士梁興揚的相關遭遇。

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是這一輪的揭批，幾乎全部集中在馬步芳的軍隊當年如何殘忍的殺害在戰鬥中被俘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而且，有人言之鑿鑿的說，解放戰爭時，毛主席特別指示解放青海戰役的解放軍高級將領，青海是唯一不接受投降和起義的，必須徹底消滅馬步芳的反動軍隊。同時，在華北軍區的兩個兵團調赴西北作戰時，本應隨軍指揮的徐向前，因為曾任西路軍總指揮，所以也被調離，而沒有隨軍西進。按這個敘述，解放甘肅、青海和寧夏的戰役就不能稱之為解放戰爭了，而是給當年慘死在馬家軍刀下的西路軍冤魂報仇去了。

這種說法不是最近才出現的，近些年來一直在網路上四處流傳。我不知道這樣的敘述到底從何而來，至少在公開的解放軍軍史資料里，從來沒有這個說法。

徐向前從西路軍前線返回延安後就身體不好，抗戰期間曾在山東負責軍事全局，後被調回延安學習。解放戰爭開始時，正在病中，雖然有心上前線殺敵，也曾多次向毛澤東表達這一意向，但一直到解放戰爭進行到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他才被派往山西前線，負責山西戰局。太原解放前，他的身體就不大好了，連七屆二中全會這樣的重要會議也未能出席。會議結束後，中央決定彭德懷先到太原前線，協助指揮解放太原，之後率山西境內的解放軍十八、十九兩個兵團前往西北，完成解放西北的任務。對此，徐向前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記述道，彭到太原前線後看望徐，徐即表示，「我的肋膜兩次出水，胸背疼痛，身體虛弱得很，沒法到前邊去，你就留下來指揮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此後，太原前線雖然仍用徐的名義簽發文件，但實際上是彭德懷在負責指揮作戰。太原戰役結束後，原本由徐指揮的十八、十九兵團配屬一野指揮，由彭帶往西北前線。徐在太原城內住了一段時間，便經中央允許，到青島修養去了。也就是說，太原解放前後，徐向前就已經在生病，根本不允許他再隨軍到西北前線去，也就不存在中央和毛澤東不讓徐去前線的問題。

至於解放青海時，不允許馬步芳所屬部隊起義和投誠，至少公開資料中沒有看到這種說法。解放蘭州的戰役結束後，楊得志、李志民率十九兵團調轉兵鋒，負責追擊寧馬所部，解放寧夏;王震率一兵團一、二兩軍負責追擊青馬所部，解放青海。時任一兵團所屬第一軍政委的廖漢生將軍在回憶錄中詳細敘述了青海戰役的過程，並未提到任何不許起義和投誠的上級指示或向下發布的命令，反而對解放青海戰役過程中的俘敵數字有很詳細的記載：

9 月8 日，在上五庄的青馬82 軍副軍長趙遂、參謀長馬文鼎等320 餘人向2 師受降人員投降。9 月10 日，我軍又在三角城接受青馬190 師師長馬振武、357 師師長楊修成、騎8 師師長馬英等2000多人投降。此後，逃散各地的青馬士兵陸續向我軍投降，總計2700 多名，其中將校級軍官350 名。我們對來降官兵予以登記，收繳武器，給以政策教育，下級軍官和士兵發給路費遣散回家，校以上軍官編入設在西寧的「解放軍官訓練處」集中學習改造。

這些做法都是完全符合解放軍對待俘虜的傳統的。

有人可能會覺得，這個俘虜數量相對於作戰規模，是不是太少了?這裡需要解釋一下，在解放西北的總戰略中，是先分割胡宗南與馬家軍，然後再利用二馬之間的矛盾，堅決消滅青馬，爭取政治解決寧馬。在消滅青馬的作戰戰略上，則事先決定，在蘭州戰役中殲滅青馬主力。這也是蘭州戰役結束後，青馬所屬部隊立刻作鳥獸散，並未在青海和河西走廊組織起有效防線的原因。此外，廖漢生在回憶錄中也提到，蘭州戰役結束後，馬步芳下屬的部隊大多數潰散跑回老家了，因此在解放西寧時也未遇到抵抗。——順便提一句，也正因此，潰散後的馬步芳殘部才能在1950年組織起規模較大的叛亂，當然，這些叛亂被解放軍迅速平息了。

值得一提的還有他在回憶錄最後一章關於統戰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工作時提到，西寧解放後，廖漢生擔任青海省軍管會主任，青海人民政府成立後，原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趙壽山任省政府主席，廖漢生任副主席。而此時還有一位當地上層人士出任省政府副主席，就是馬朴。廖漢生的回憶錄中特別提到了他曾在馬步芳軍隊中任旅長，參與圍堵西路軍，並且抓了不少紅軍戰士，但共產黨不計前嫌，仍然大力統戰了他。廖漢生記述道：

一位是馬朴副主席，回族代表。他原是馬步芳的老部下、旅長，曾參加圍堵西路軍，抓了不少紅軍戰士，後來解甲歸田，閑賦在家。青海解放後，他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們對他不計前嫌，團結共事，凡有重大的集會都是我和他先後登台講話。他在回族中有一定的影響力，為穩定回族群眾出了不少力。其他回族上層人士和廣大群眾看到共產黨、解放軍對馬朴這樣的人不但不報復，還請他擔任省政府副主席，由此打消了疑慮。

也就是說，解放軍在解放青海時，也和解放其他地方一樣，都是為了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和軍閥，把當地人民群眾從這些反動統治者的壓迫、蹂躪之下解放出來，並不存在因為殘殺過西路軍，所以就要特別報復的問題。

馬步芳是殘殺過西路軍指戰員，上至軍長一級被俘的紅軍高級將領，下至被俘的紅軍女戰士，都曾慘遭馬家軍的折磨、蹂躪和殺害。但如果因此就說解放軍解放青海時採取報復行動，這未免太小看了共產黨、解放軍，更小看了中國革命。

革命之為革命，是為了消滅階級壓迫的社會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因此，解放軍在進入青海時，是充分尊重當地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的，也得到了當地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在青海，馬步芳最大的罪行不止殘殺西路軍，也壓迫和蹂躪了當地各族人民。而且，因為青海是多民族混居地區，由於各種歷史和現實原因，多多少少存在著一些民族和宗教矛盾，馬步芳便利用這種矛盾，挑撥各個民族之間相互內鬥，他自己則坐收漁翁之利，始終將青海的統治權牢牢掌握在手中。對此，廖漢生回憶錄記述道：

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全省人口解放前沒有精確的統計，據舊政府近似正確的估計約120 萬人。其中漢族約50 萬人，佔總人中的47%;藏族約40 萬人，佔33%;回族10 萬餘人，佔12%;土族約7 萬人，佔6 %;蒙古族約2 萬人，佔2%，還有撒拉族、哈薩克族。

長期以來，青海各民族同胞共同生活在這塊廣闊的高原上，各民族之間既有友好相處的傳統情誼，也存在著一些尖銳複雜的歷史矛盾。特別是馬氏家族統治青海期間，在對各族人民進行階級壓迫的同時進行民族壓迫，推行「分而治之」的反動政策，挑撥民族矛盾，對弱小民族肆意掠奪，對敢於反抗其統治的民族進行血腥鎮壓，造成民族之間積怨頗多，隔閡很深，紛爭不已。

其實，馬步芳的這種技倆在多民族混居的區域，是軍閥們常用的手段，楊增新、金樹仁和盛世才在新疆也同樣用過。因此，廖漢生認為：

正是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軍摧毀了馬家的黑暗統治，這就從根本上拔掉了民族壓迫的總根子，為各民族人民的團結、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我們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真正實現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實現了各民族的空前團結。

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共產黨和解放軍高級將領看來，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民族和宗教矛盾，而是階級矛盾，消滅馬步芳不僅僅是為了統一全國，更是為了解放當地各族人民群眾。也是在這個基礎上，才形成了建國初期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主要思路：民族與宗教問題區別對待，宗教信仰與宗教特權區別處理。

回過頭來說，馬步芳確實惡貫滿盈，十惡不赦，槍斃一萬次都還有餘辜未了，但他是不是就像最近網路上批評的那樣，全是黑暗，一點好事都沒幹過呢?當然也不是，至少在當時配合國民政府打壓西藏地方政府的藏獨活動過程中，馬步芳是出過力的，而且還不止一次。

民國時期，國家分裂，中央政府忙於應付各地軍閥戰爭，對維護新疆、西藏的主權完整有心無力。1930年代，西藏地方政府內部的藏獨勢力多次運動，試圖走向獨立，蔣介石的軍隊要麼在打內戰，要麼在抗日，根本沒有餘力彈壓。因此，蔣介石在最後與西藏地方政府攤派後採用武力震懾，都是命令馬步芳派兵進至青海與西藏交界一帶，向西藏施壓，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妥協。

近來有人批評馬步芳時提到，在十四世達賴靈童問題上，馬步芳向西藏地方政府勒索錢財，確實反映出馬步芳愛財如命。但反過來說，正是因為他將達賴轉世靈童控制在手中，而西藏地方政府當時的武力不足以對抗馬步芳，因此只能求助於中央政府，從而為中央政府在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博弈中爭取到了一些主動權。

此外，當時中央政府無力顧及新疆，新疆名義上始終屬於中國，但當時的中央政府只有主權，沒有治權。因此，馬步芳還曾應國民政府要求，派兵進入新疆，干預新疆事務，為中央政府介入新疆事務爭取空間。

實際上，馬步芳這種情況在民國時期的軍閥中相當普遍，即曾經為地方上做過一些好事，曾經為維護國家主權完整盡過一些力量，但同時卻堅決反共，魚肉百姓，採用各種手段，極力盤剝、壓榨勢力範圍內的人民群眾，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多面性。對於這種歷史人物，究竟如何敘述?這不是一個歷史研究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或者說，完全取決於時代需要他們展現哪一面。

建國初的革命敘事中，他們屬於反動統治階級，是革命對象，因此宣傳上對他們的負面強調的比較多。而在改革開放後的「去政治化」的歷史敘述背景下，一些人打著「客觀評價」的旗號，實際上是歷史虛無主義暗度陳倉，便開始強調這些人物的正面。比如1980年代，現代化成為全社會熱捧的主題，因此，各地紛紛追尋自己的現代化初期的成就。袁世凱的政治、陳炯明的省治、閻錫山的工業建設、張作霖的義氣、韓復榘的鄉村建設之類紛紛冠冕堂皇的成為一時顯學。進入1990年代，各地開始建立自己的現代性敘事，紛紛追溯到了民國時期，這些軍閥的形象日益變得正面，乃至黃金榮杜月笙成為上海研究熱點話題，劉文彩興辦義學在四川也傳為佳話，民國范兒風行神州，薛岳張靈甫等國民黨將領更是一發不可收拾，變成了抗日「軍神」乃至「男神」。此外，由於各地旅遊開發需要，恢復重建名人故居更是蔚然成風。山西的大宅門，北京的老衚衕，杭州的胡雪岩故居，連劉文彩的收租院都成了著名景點，原來的軍閥故居原本就有不少作為歷史文物保留下來，重新開發利用自然也不奇怪。

那麼，當山西懷念閻錫山、山東懷念韓復榘、廣東懷念陳炯明、東北懷念張作霖的時候，青海懷念什麼呢?當然只能是馬步芳了。反正和閻錫山韓復榘們一樣，從他干過的事情里找幾件正面的出來說說也不是難事。當各地紛紛開發軍閥故居作為旅遊景點的時候，青海自然也就開發了馬步芳的故居。

換句話說，馬步芳還是那個馬步芳，講哪一面不取決於他自己，取決於時代需要，取決於哪一面更有聽眾和讀者。要是說馬步芳殘害紅軍，難道其他軍閥沒有殘害過共產黨和紅軍?張作霖不是還殺了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嗎?去年底播出的電視劇《少帥》中，由李雪健扮演的張作霖就喧賓奪主，比主角張學良還搶鏡，又怎麼樣了?

當然，此次馬步芳引起的爭論中，尤其讓那些激烈批評的人感到擔心的問題實際上在於，馬步芳正在變成他所屬的民族的所謂「英雄」。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但反覆敘述馬步芳如何殘殺西路軍指戰員，能否讓將他視為英雄的人們承認他的反動?顯然不能。因為這種將解放青海視為共產黨和解放軍的復仇的敘述多多少少都是帶有民族、宗教對立情緒的，自然不可能得到少數民族的認同。

那麼重新撿起建國初的革命敘事，講馬步芳作為反動統治者剝削、壓榨、鎮壓人民的反動行為，乃至個人道德品行上的敗壞，是否能重新建立起一個反對他的統一戰線呢?也難。除非在內地也能重建這套基於階級鬥爭的歷史敘事，而這顯然不符合現實需要。

我們當然可以指責將馬步芳視為英雄的人們說，如果沒有共產黨和解放軍，你們的祖先現在還在馬家軍的統治下當牛做馬，你們的祖先跟馬步芳根本不是一個階級，你們怎麼配姓趙?你們農牧奴的後代懷念統治者，難道不覺得荒唐嗎?當然，這是事實。但我們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同樣的邏輯在漢族地區也在發生。比如懷念1930年代的上海的人們，他們的祖先在1930年代多數其實是上海底層，不是也被《夜上海》唱得心神蕩漾嗎，不是也被張愛玲的旗袍迷得六神無主嗎?難道不荒唐嗎?要承認，這兩者確實是同樣的邏輯。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憑什麼同樣的邏輯上海就可以用，在青海就不能呢?顯然說不過去。

因此，如何看待和敘述馬步芳的問題，和如何看待慈禧太后、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乃至民國范兒是同樣的問題，這不是歷史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如果在內地無法顛覆「民國范兒」的敘述，要在青海徹底顛覆對馬步芳的評價，也就很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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