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中關係中的「領土要求」和「不平等條約」

俄中關係中的「領土要求」和「不平等條約」作者：S.N.岡察洛夫 李丹慧時間：2005-6-28 20:01:00來自：冷戰中國網俄羅斯與中國於2001年7月16日簽訂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第6款指出：俄中兩國「相互沒有領土要求」。[1]考慮到俄中兩國關係非同一般的，有時充滿戲劇性變化的歷史，這種表述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心理上，對於莫斯科和北京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它為兩國開拓維護雙邊關係的新思維奠定了基礎。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用一句話描述了這種思想：「世代友好，永不為敵」。儘管這個條約有著積極的建設性精神，但是，無論在俄國還是在中國，都出現了針對它的相當尖銳的批評。對此，我們是不應該忽視的。在俄羅斯的批評家之中，流傳著中國對於蘇聯，而後是對於俄羅斯存在著某種「被凍結」或者「被推遲的」領土要求的說法。他們寫到，中國領導人，不管在以前，還是在現在，其出發點都是俄羅斯必須歸還在沙皇時代根據「不平等條約」掠奪的中國的土地。這些俄羅斯批評家們強調指出，在中國人看來，應該把俄國歸還中國所「喪失的領土」視為歷史公正性的恢復。以此得出結論：條約的關於不破壞邊界和領土完整的條款，實際上很難站得住腳，中國方面在簽署關於相互沒有領土要求的條款時，實際上仍然和從前一樣，是以俄國歸還中國「被沙俄掠奪的」15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計劃為基礎的。[2] 海外華人的某些代表人物在香港及互聯網上發表的，明顯是以中國國內讀者為對象的批評文章則指出，沙皇俄國在19世紀與衰落的清王朝簽訂的所有邊界條約，都是對中方施加武力的結果，是不平等的條約。由於這些條約，俄國從中國掠奪了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像毛澤東這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們，從來也沒有承認過歷史上中俄「不平等條約」的合法性，並且要求蘇聯歸還中國在19世紀所喪失的領土。此類批評家們斷言，中國與俄國簽署條約時，同意把關於「相互不存在領土要求」的條款列入到條約文本中，是對中國前輩領導人的方針的背離。由此呼籲重新審理2001年7月16日的條約和現有的俄中關於邊界的協定。[3]遺憾的是，類似的見解，立即見諸於俄羅斯和中國的有關報刊上，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到兩國的社會輿論，並造成了相互間不信任和疏遠的氣氛。 所有這一切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重要而迫切的問題，那就是平靜地、客觀地、不帶任何成見並且不偏不倚地弄清楚：中國和蘇聯領導人是如何表達自己對「不平等條約」和「領土要求」的意見的，以及在每一個歷史關頭決定他們聲明的內容的原因。最終，無論對於俄羅斯的，還是對於中國的「領土要求理論」的擁護者來說，其重要依據都是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人士：眾議員佐佐木更三、眾議員黑田壽男、日本社會黨和平同志會代表團團長細迫兼光，以及日本社會黨北海道本部訪華代表團團長、日中友好協會副主席荒哲夫等人的談話內容。讓我們以最準確的方式，闡述一下這個對話中有關邊界問題的討論（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它迄今為止仍然是俄羅斯許多中國問題專家頭腦中一顆生鏽的釘子）：荒哲夫：我提一個問題。先生剛才說兩大國要控制世界。現在，日本有一個奇妙的現象。日本的沖繩和小笠原群島被美國佔領。但在北方，在我居住的北海道的左近有個千島群島，被蘇聯佔領了。從我們這方面來說是被佔領的。據說，千島是根據我們沒有參加的波茨坦公告劃歸蘇聯的。[4]我們長期同蘇聯交涉，要求歸還，但是沒有結果。很想聽聽毛主席對這個問題的想法。毛澤東：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划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就是同赫魯曉夫、布爾加寧提的，1954年他們在中國訪問的時候。[5]他們又從羅馬尼亞划了一塊地方，叫做比薩拉比亞。又在德國划了一塊地方，就是東部德國的一部分。把那裡所有的德國人都趕到西部去了。他們也在波蘭划了一塊歸白俄羅斯。又從德國划了一塊歸波蘭，以補償從波蘭劃給白俄羅斯的地方。他們還在芬蘭划了一塊。[6]凡是能夠划過去的，他都要劃。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划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2000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2億。你們日本人口有1億，可是面積只有37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7]、海參崴[8]、堪察加半島都划過去了。那個帳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跟他們算這個。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群島，對我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的。……[9]應該注意到，毛澤東是於中蘇論戰極其尖銳的時刻，在國際舞台上急需要盟友的時候，發表這些言論的。只是這種關於領土問題的言論，其涵義讓人覺得不祥。它們與中國總理周恩來發表的，關於中蘇第一次邊界談判的官方立場相矛盾。這次邊界談判於1964年2月在北京開始，至8月無果而終。1964年10月6日，周恩來在與羅馬尼亞總理G.毛雷爾會談時，以如下方式描述了中國方面對邊界談判進程的評價：「談判進行了半年，我們提出了關於邊界談判的三個原則問題，然後有一些具體建議。三個原則是：（一）在19世紀以前中國同沙皇俄國簽訂的尼布楚條約，[10]照當時的情況，不能說是不平等的條約；19世紀中葉以後，沙皇強加於中國清朝的，是不平等的條約；這些條約定的邊界線，我們不要求改變，我們也不提出領土要求。(二)邊界談判的標準(根據)以原有的條約做基礎，來看一看在哪些地方超出了條約規定，多佔了一些地方，應該退出來。在這個原則上劃線的話，雙方也互有取捨，需要調整。(三)以過去的不平等條約作為基礎，把邊界線全線都勘定了，做某些必要的調整以後，應該締結一個新條約代替舊條約，那個不平等的條約就不存在了。」[11]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周恩來隻字未提毛澤東談到的「領土帳」。事實證明，在與蘇聯同伴談判期間，中方代表所遵循的正是這一立場。 如果注意到下面兩個重要因素，就可以理解在毛澤東7月言論與周恩來10月聲明之間明顯不合拍的原因。首先，臨近1964年7月，蘇中邊界談判取得重大進展，雙方就邊界整個東部地段（除哈巴羅夫斯克附近地段之外）的國界線走向達成了一致意見（當時就4280公里之中的4200公裡邊界線達成了初步協議）。此後，談判陷入僵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代表拒絕同意中方關於承認19世紀沙皇俄國與中國簽署的所有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的立場。[12]此外，還應該注意到，毛澤東在陷入困境的時候，經常採取一種中國古老的計謀：主動使局勢尖銳化，使當事一方失去鎮靜和迫使他變得緊張起來，然後，再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分幾個階段對其施加壓力，逐步地使事態朝著自己需要的方向發展。例如，當要實現建立與美國直接聯繫的外交渠道這一目的時，毛就是這麼做的：1954年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炮擊台灣控制下的沿海島嶼；然後，出現了中美雙方進行談判以妥善解決這一危機的要求；最後，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會談在日內瓦國聯大廈舉行。其後，中美大使級會談作為兩國之間非外交承認的官方溝通渠道，存在了許多年。正如後來事態發展所表明的那樣，毛澤東1964年7月10日談話中關於邊界的內容，是一個策略，其目的是使蘇中邊界談判走出僵局，最起碼是使已經達成的協議形成文件記載下來。毛澤東的真實立場與周的立場並無區別，他並沒有打算要求蘇聯歸還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毛是為了把蘇方置於嚴峻的選擇面前：或者同意兩個代表團已經取得的協調解決邊界問題的結果，或者是令人恐怖的未來前景——算150萬平方公里的帳。我們現在可以十分有把握地確定毛的實際打算，以及他並沒有考慮過要實現他「算帳」的說法。參加與毛澤東會談的日本人立即使7月10日的談話成為公眾的財富，[13]使這次會談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但是，與毛的期待相反，蘇聯方面沒有在北京的談判桌上做出讓步，從7月底開始，談判再也沒有向前推進一步。1964年8月21日，蘇聯代表團團長向自己的中國同行宣布：他們將於第二天返回莫斯科。這樣一來，毛澤東以7月10日關於邊界問題的談話推動談判進程的打算落了空。與此同時，有關證據表明，毛澤東與日本人的這次會談，導致了蘇聯立場的更加強硬。[14]9月2日，《真理報》就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的會談發表了長篇編輯部文章（整整一欄）。文章以極其鋒利的筆觸駁斥了毛澤東7月10日談話所表達的主要論點，指責中國領導人制定了走得太遠的擴張計劃。隨即，一場旨在責難毛關於蘇中邊界問題立場的運動在蘇聯的報刊上廣泛地展開了。[15]所有這一切引起了全世界的嚴重不安。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採取非進攻性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防禦性的方針，對他7月10日聲明的真正涵義做了詳細的解釋。1964年9月10日，毛澤東在北京會見了法國技術展覽會名譽主席喬治皮科和夫人、技術展覽會執行主席杜阿梅和夫人等法國客人。他們進行了以下非常有趣的對話：杜阿梅：好像有一個日本社會黨議員談起過人民中國同蘇聯就領土和邊界問題進行談判，有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問題，是否有這麼一回事？毛澤東：就是那麼一回事。事情是這樣的，有個日本社會黨議員提出千島群島問題，他們想要收回千島群島。事先我知道，蘇聯派一個代表團到日本談過的，蘇聯也未說死，絕對不可以歸還日本，這就是米高揚那個代表團，[16]這樣就把問題談開了。我也未說過要把100多萬平方公里一定要歸還中國，我只是說有過這麼一回事，這是不平等條約，是強迫中國接受的，還有蒙古，也是強迫中國接受的，我說關於這樣的問題還多呢。……我們的朋友和同志赫魯曉夫愛管事，他說，中國為什麼沒有興趣收回澳門和香港？[17]我們回答說，我們的問題不只是澳門和香港，在你們那裡也有，我們總理好幾年前就同赫魯曉夫談過，說，你們領土問題處理得不好，怎麼樣，你想證實一下嗎？[18]儘管仍然保持著辯論的情緒，但是，在毛的這些話語里，至少已經清楚地顯露出兩處重要的不同於他7月10日聲明的地方：第一，現在，毛澤東在說到關於「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問題時，已經不再把它作為政治問題，而是重大的歷史問題了。他直接聲明說，沒有強調要求歸還這些土地。在這方面，毛澤東的立場開始與上述周恩來所闡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立場相吻合。第二，這次，毛澤東強調指出他支持日本在千島群島問題上的立場，特別是出於那個原因，即：在東京進行談判期間，米高揚並沒有過分地反對類似的立場。1964年9月15日，也是在與日本議員代表團的會談中，Н.С.赫魯曉夫對毛7月10日的聲明，給予了最詳細的，同時也是最強硬的答覆。赫魯曉夫談到，蘇聯的領土是「在歷史上就形成了的」，而「中國各個朝代的帝王，是並不遜色於俄國沙皇的掠奪者」；中國統治者「侵佔了蒙古、西藏和新疆」。指出：「如果誰把戰爭強加於我們的話，那麼，我們將會全力以赴地與其進行廝殺。我們擁有足夠有力的，可以說是無可限量的戰爭武器。如果侵略者膽敢發動戰爭的話，那麼，他們註定是要滅亡的」。赫魯曉夫還特彆強調說：「昨天，我把時間都花在了參觀新式武器上」。「我不得不這樣做，因為，目前在世界上還存在著狼，必須擁有能夠使自己免遭這些狼襲擊的武器。因此，我們製造了保衛自己國家、保衛民族、保衛各國人民和平的最先進的武器。我們非常清楚這種可怕武器的全部毀滅性力量，我們希望永遠不要使用它」。「然而，如果別人進攻我們的話，我們將使用自己手中擁有的一切武器來保衛自己的邊界。蘇聯的邊界是神聖的，誰膽敢侵犯它，誰就會遭到來自蘇聯人民的毀滅性的打擊。」[19] 在得知Н.С.赫魯曉夫9月的講話內容之後，毛澤東開始不無根據地認為，自己7月10日的論斷產生了意外的結果，使蘇聯的領袖如此強硬了他們的立場，其程度如何還無法預測。1964年10月7日，毛澤東與以崔庸健為首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黨政代表團進行了會談。10月9日，他又會見了以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為首的代表團。在這兩次會談中，毛澤東多次將話題轉到與蘇聯可能發生戰爭的問題上，明顯擔憂地向交談者詢問：「你看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佔領新疆、黑龍江，打進來，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20]在這個「真正的關頭」，毛澤東不得不向崔庸健和巴盧庫詳細和坦率地解釋了他7月10日聲明的真正涵義（大概也不無這種願望，即希望他的這些話最終能夠傳到Н.С.赫魯曉夫的耳朵里）。毛的這些聲明是極其重要的，值得在這裡援引一下。1964年10月7日，毛澤東與崔庸健進行了會談。毛澤東：他不是講和平解決邊界問題嗎？[21]我們現在採取攻勢，說些空話，說沙皇政府割了我們150多萬平方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雅爾塔會議上，背著中國把外蒙古割去了（154萬平方公里）。還有一個唐努烏梁海，[22]也是沒有什麼條約，就糊裡糊塗地變成一個蘇聯自治共和國。我們是不是要回這些地方呢？我們不想要，只講些空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講過中國被侵略，就是這個話。……目的是使他緊張一下，能夠達成一個比較合理的邊界條約。-……[23]1964年10月9日，毛澤東與巴盧庫進行了會談。毛澤東：……我們講空話，放些空炮，講些空話。在邊界談判上，我們要採取攻勢，其目的是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也許你們以為我們真正要收回154萬平方公里沙皇佔領的土地，我們並不要，這叫做放空炮，引起他緊張。就是這麼一個道理。赫魯曉夫這個人，你不跟他放幾通空炮，他不舒服。因為我們放了一通空炮，他的炮就放出來了，他跟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說，他有一種武器，可以消滅全人類，首先消滅我們中國6億5千萬。[24]……這樣的空炮，以後我們還要放，正在準備。蘇聯人並不相信赫魯曉夫那一套，他們說他造謠。我跟日本社會黨談話，我們報紙上沒有登，是日本人登出來的。以後，我們總理準備一個文件，要找蘇聯大使談這個問題。周恩來：現在準備一個文件，跟他談。毛澤東：並且準備公開發表，又要赫魯曉夫從地面上跳起幾丈高。這是一個秘密，現在還沒有準備好。但是實際上，我們154萬平方公里不要，還有那十幾萬平方公里唐努烏梁海……。[25]筆者認為，對這些引文不需要做特別的說明，它們可以使人更清楚地知道，應該如何評價和解釋毛澤東1964年7月10日的著名言論。重要的是：毛指的不是對蘇聯提出某種領土要求或者「算歷史帳」。在這方面，可以完全贊同俄羅斯著名學者Ю.М.加列諾維奇的觀點：數十年來，俄羅斯和中國廣泛的社會輿論對毛與巴盧庫的上述會談情況一無所知，這對兩國的雙邊關係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26] 時隔20餘年，1987年2月至1991年5月，蘇中兩國新一輪邊界談判開始在兩國的首都輪流舉行。蘇聯政府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副部長羅高壽，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先後為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和田曾佩。在這次談判中，中國代表團雖然繼續宣稱說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掠奪了」中國的大片領土，但在中國代表團團長的演說中，沒有出現要求蘇聯方面承認「俄中邊界條約的不平等性」的問題，也沒有如在1969-1978年蘇中第二次邊界談判期間所做的那樣，以簽訂維持邊界現狀的協定為討論邊界走向的條件，而是聲明同意直接開始討論蘇中邊界線的走向問題，首先從東段邊界開始。[27]在此蘇中第三次邊界談判期間，1989年5月16日，М.С.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舉行了歷史性的會晤，這次會晤標誌著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完全正常化了。鄧小平詳細地闡述了中國所遭受的，最初來自於沙皇俄國，後來是來自於蘇聯的那些壓迫。他還觸及了「不平等條約」和「15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問題，並談到了「來自於蘇聯方面的軍事威脅」。鄧小平本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精神，以這樣的話語結束自己意義深刻的歷史論述：「我講這麼長,叫『結束過去』。目的是使蘇聯同志們理解我們是怎樣認識這個『過去』的,腦子裡裝的是什麼東西。歷史帳講了,這些問題一風吹。這也是這次會晤取得的一個成果。雙方講了,就完了,過去就結束了。」[28]值得讚歎的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這些話語里所包含的睿智。鄧小平非常清楚，毛澤東1964年7月10日所做的關於「還沒有算150萬平方公里的歷史帳」的聲明，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都是盡人皆知的。鄧以中國讀者可以理解的方式宣布說，已經「算」了那筆歷史帳，也就是毛認為「還沒有清算」的那筆，因此，可以永遠地結束這個歷史階段了。正是以這樣的認識為出發點，中國方面有一切理由在包含了關於不存在相互領土要求條款的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上簽字。對於鄧小平這一論斷效力的最有份量的證明材料，就是俄（蘇）中兩國之間1991年5月16日簽署的《蘇中國界東段協定》和1994年9月3日簽署的《俄中國界西段協定》。這兩份文件是無期限的，也即具有永久的性質，其中也沒有關於「不平等條約」的字樣。[29]繼這些協定之後的是2001年7月16日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簽訂。這個條約在邊界問題的政治和歷史觀點之間，劃分出了一條明確的界限。目前，學者們關於蘇中關係歷史演變的議論，無論如何也不會影響到俄中已經簽署的有關文件，以及雙方正在準備著的關於邊界的文件的完成。由此，也為對這些問題感興趣的人員進行真正的學術研究，以及兩個國家的學者進行辯論和合作，提供了機會。從上述內容中得出的一個最簡單的，但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結論就是：正如在更深入細緻的研究過程中所明了的那樣，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不曾存在能夠證明「中國依據這些歷史事實對俄羅斯有領土要求」的那種理由。《二十一世紀》（香港）2004年10月號發表。[1] 該條約第6款中有關領土問題的內容為：締約雙方滿意地指出，雙方相互沒有領土要求，雙方有決心使兩國之間的邊界成為永遠和平和友好的邊界，給居民以安寧的生活，並準備為此付出全部的努力。締約雙方遵循國際法關於領土不可侵犯、邊界不可破壞的原則，堅決遵守雙方的國界線。條約文本見俄羅斯駐華大使館網頁。網址：russia.org.cn[2] 參見 Ю.М.Галенович, Подводные камни договор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2.5, с.47-49.[3] 參見楊子江：《俄中邊界問題需要重新討論》，《動向》，香港，2002年11月，第35-37頁。[4] 此處有誤，應為在1945年2月舉行的雅爾塔會議上。[5] 赫魯曉夫同中國領導人的這些會談是在1954年10月進行的，當時蘇聯代表團前來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的慶祝活動。毛澤東的翻譯以如下方式描述了這個片斷：在國慶節中有不少文藝演出，都是很精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帶來的文工團，也做了優美的表演。在觀看他們的演出時，我坐在劉少奇左側，我的左側是布爾加寧，布爾加寧的左側是赫魯曉夫。布爾加寧一邊看演出，一邊向我嘀咕，說他乘飛機經過蒙古上空，看見那裡是一片荒涼，什麼都沒有，他們的經濟發展會困難的，還不如回歸中國。赫魯曉夫敏感地問布爾加寧在說什麼？布告訴了他，他叫布不要說。劉少奇也感覺到了什麼，問我：「你們談什麼？」我告訴了他。劉少奇很快就將這句話向毛澤東彙報了。在兩國最高領導人會談時，毛澤東向赫魯曉夫提出：「聽說你們有意讓蒙古回歸中國，我們是歡迎的，那就請你們給蒙古同志談談。」赫魯曉夫立即說：「沒有，沒有此事。我們沒有和蒙古談過。」回過頭來當即埋怨布爾加寧：「就是你多嘴！」參見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7-448頁。[6] 1957年1月周恩來在莫斯科與赫魯曉夫會談時提出了這些問題。1959年10月，赫魯曉夫在北京與毛澤東會談時，不無委屈地回憶起了與周恩來的這些談話，他說：發生匈牙利事件時，周恩來同志到我們這裡來，給我們上課。他譴責我們對比薩拉比亞和波羅的海國家的做法。我們聽了這一課。結果，你們可以指責我們，我們卻不能。參見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ш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111-126。[7] 即哈巴羅夫斯克。[8] 即符拉迪沃斯托克。[9] 1964年7月10日毛主席接見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日本社會黨中、左派人士的談話記錄，廣西檔案館，目錄X1，全宗35，卷號116，第37－46頁。[10] 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又稱「中俄尼布楚議界條約」、「黑龍江界約」。這是中俄之間第一個邊界條約。參見唐家璇主編：《中國外交辭典》，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450頁。[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73頁。[12] 參見 Ю.М.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 : граница, Москва 2001, с. 88-114. 根據中方材料，這次邊界談判，中蘇雙方就東段絕大部分邊界線走向達成一致。雙方商定，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400多個爭議島嶼和約600平方公里爭議水面劃歸中方。額爾古納河以現行主河道中心線為界，蘇方控制的200餘平方公里島嶼（蘇界外領土）劃歸中國。陸界稍有調整。由於雙方對中俄界約的性質、解決邊界問題的原則以及黑瞎子島歸屬等問題存在嚴重分歧，談判未取得結果。參見《中國外交辭典》，第725頁。[13] 7月12日，參加這次與毛澤東會談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來到香港，首次發表了答記者問。同日，日本報紙對此做了簡短報道，說中國領導人支持日本在千島問題上的立場。幾天後，日本報紙又公布了關於這次會談情況的更加詳細的內容，其中不僅提及千島群島，而且還提到了中國與蘇聯之間的領土問題。參見「毛澤東表示支持日本關於歸還領土的要求」，「承認日本的地位? 毛主席在支持關於歸還北方領土要求的同時，從歷史的角度批評了蘇聯」，《朝日新聞》，1964年7月12日，7月14日。8月1日，《朝日新聞》發表了周恩來與日本社會黨人代表團的會談內容。周恩來聲明說，毛澤東7月10日與日本人會談時，在千島問題上對日本表示的支持，並不是策略性的手段，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貫的政策。此外，周恩來還提到，早在1957年1月他就向赫魯曉夫指出過蘇聯在解決與東歐和北歐國家之間的領土問題時所犯的錯誤。周恩來對會談的這種解釋被刊登在蘇聯的報刊上。參見「周總理對日本社會黨人代表團聲明說，支持日本關於歸還領土的要求是中國的一貫政策」，《朝日新聞》，1964年8月1日；《真理報》，1964年9月2日。對於蘇聯領導人來說，周的這個聲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間接證據，證明了毛在7月10日與日本人會談時，確實支持了他們對千島的要求，並向蘇聯出示了領土清單。最終，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士7月10日會談的全文，由日本共同社發表在8月11日的《社會新聞》周刊上。[14] 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曾前往中國外交部，請求中方就毛澤東的上述談話給予解釋。作為答覆，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聲明說，如果毛澤東是這樣說的，那麼，他表示同意。中國方面的這種態度，無疑進一步刺激了蘇聯方面。參見「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的會談」，《真理報》，1964年9月2日。[15] 參見世界輿論對《真理報》編輯部文章的評論：「中國領導人的冒險主義」，《真理報》，1964年9月4日；Ф.Н.彼得羅夫（1896年的蘇共黨員，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我們堅決譴責北京分裂分子的挑釁行為」，В.Е.貝霍夫斯基（院士）：「毫無掩飾的沙文主義」，《真理報》，1964年9月5日；А.阿利盧耶夫（1917年的蘇共黨員，濱海邊區煤炭聯合企業負責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遠東人士的憤怒抗議」，Ш.丘金（哈薩克科學院院長）：「無恥的沙文主義」，維林蒙（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領導人危險的方針」，蒙古通訊社聲明：「中國領導人見不得人的陰謀」，《真理報》，1964年9月6日。[16] 這個代表團於1964年5月14日抵達日本。[17] 1962年12月，Н.С.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提出：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收回由於侵略戰爭和不平等條約落入葡萄牙和英國帝國主義監督之下的澳門和香港不感興趣，而卻對與印度的邊界懷有敵意呢?[18] 1964年9月10日毛澤東與喬治皮科等人談話記錄。此處關於「我們總理好幾年前就同赫魯曉夫談過」的話題，指的是周恩來與赫魯曉夫1957年1月在莫斯科的會談。[19] 參見「Н.С.赫魯曉夫接見日本議員代表團」，「Н.С.赫魯曉夫同志於1964年9月15日與日本議員代表團的會談」，《真理報》，1964年9月16日，9月20日。[20] 1964年10月7日毛澤東與崔庸健談話記錄，1964年10月9日毛澤東與巴盧庫談話記錄。[21] 指1963年12月31日赫魯曉夫就和平解決領土和邊界爭端問題致世界各國政府首腦的信。[22] 即圖瓦。[23] 1964年10月7日毛澤東與崔庸健談話記錄。[24] 此處指Н.С.赫魯曉夫1964年9月15日與日本議員代表團會談時所做的聲明。[25] 1964年10月9日毛澤東與巴盧庫談話記錄。[26] 參見Ю. М. Галенович，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Изограф，2001，c. 102-105.[27] 參見В.С.Мясников，Е.Д.Степанов，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2001年，c.207；《中國外交辭典》，第725-726頁。[28]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5頁。[29] 參見《蘇中國界東段協定》。該協定於1991年5月16日由蘇聯外交部長А.А.別斯梅爾特內赫和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在莫斯科簽訂。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於1992年2月13日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於1992年2月25日批准。1992年3月16日，雙方在北京互換批准書，協定立即生效；《俄中國界西段協定》。該協定於1994年9月3日由俄羅斯外交部長А.В.科濟列夫和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在莫斯科簽訂。俄聯邦國家杜馬會議於1995年6月23日批准。俄聯邦委員會於1995年7月5日通過。1995年7月15日俄聯邦總統簽署了聯邦法令。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議於1994年12月29日批准。雙方於1995年10月17日在北京互換批准書，協定即日生效。Сбор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договоров, 1949-1999,М.1999, с.117-125，275-277；《中國外交辭典》，第446、7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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