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一家是千年錯誤的說法，孔孟並非一家

孔子是春秋時期的大學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開私學之先河，創立儒家學派。孟子是戰國時期的大學者（生卒年不詳，一說前385～304年，一說前372～前289年），他繼承了孔子的學說，並對儒家學派的傳播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孔子生於山東曲阜，孟子生在距離曲阜僅數十里的鄒縣，他們都曾沐浴著以五嶽之首的泰山為中心的齊魯文化。

《孔子》 在公元前2世紀中葉，漢武帝認識到孔子學說有利於中央集權大一統的社會格局，因而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從此中國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時期，一直尊奉孔子為聖人，尊稱孟子為亞聖；上至天子皇帝，下至百姓黎民，以及孔孟後裔，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相信或認為孟子的學術思想與孔子一脈相承或完全一致，簡言之即所謂的孔孟一家。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或許也是一個持續兩千年的政治陰謀。因為，實際情況是，孟子的學術思想一部分繼承於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則是孟子自己的創造，而這後一部分內容已經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孟子》 孔子倡導的社會結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問題在於，當君王不盡君王的責任時，或君王胡作非為時，人們沒有正當合法的途徑去糾正君王的錯誤或更換君王。對這個難題，孔子心裡是非常明白的，但是他沒有找到或不願提出解決的辦法。對比下，孟子則鮮明地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中國的歷史中，是他第一個明確主張，民眾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從民眾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從民眾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為了約束君王的行為，孟子主張在任命或罷免官員的問題上，不能由君王一個人說了算，也不能由少數幾個大臣說了算，而是必須要徵求國人的意見；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個人說了算，也不允許君王的親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說了算，同樣必須徵求國人的意見。對於不稱職的君王，孟子以大無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在君臣關係上，孟子也堅持人格的尊嚴與平等，他曾當面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為土芥，則臣視如寇讎（《孟子·離婁下》）。」 事實上，孟子的上述主張，都是孔子未曾提出過的，這表明孟子的學術思想、政治理念與孔子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嚴格說來他們並不是一個學派，孔孟並非一家。 其實，孟子與孔子思想存在著本質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裡都是明白的。 明代朱元璋當上皇帝後，對《孟子》書中的一些主張大為惱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從孔廟裡遷出，但是他冷靜下來後，卻發現把孟子像放在孔廟中還是實在很有必要的。這是因為，只要宣揚孔孟一家，那麼孟子便永遠屈居亞聖地位，孟子思想主張的正確與否，也就必須以孔子思想為準；這樣便可以用正聖壓制亞聖，用孔子的思想埋沒孟子的思想，從而扼殺了孟子倡導的民主思想的傳播。 在春秋戰國這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墨子主張民眾有權參與國家政事，墨子的信徒還建立了嚴密的團體組織，為實現自己的主張而身體力行。對比之下，孟子則屬於理論家，而不屬於政治家，他希望從理論上說服君王採納一種類似「君主立憲」的管理方式。但是，對於封建專制帝王來說，最有價值的學說，乃是孔子的主張，因為孔子的主張有助於維護既成的格局，這是期望著永遠坐穩天下的皇帝最歡迎的（打天下的人都不用孔子的學說）。因此，孔子及其學說備受歷代封建帝王的禮遇，而墨子的學說則受到了冷遇，孟子的學說則受到了「招安」。遺憾的是，箇中奧妙，一般文人學者，並不明曉；至於普通百姓，更是被蒙在了鼓裡，其標誌即相信「孔孟一家」。 另外，單純在儒家的問題上，孟子不如孔子，如果沒有孔子整理、編纂五經並以聖王之道興辦教育，根據春秋時期的局勢，以仁義道德為核心的儒家是不可能形成的，是孔子的畢生努力奠定了儒家的基業。這一點，孟子的頭腦是最清醒的。孟子認為，伯夷、伊尹、周公、孔子等都是古之聖人，他們中的哪一位也比不上孔子。他說：「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秋雨並無詆毀古人之意，只是談談個人看法而已。

（轉自《中國周易風九星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