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當代詩詞創作和研究的思考

關於當代詩詞創作和研究的思考

安徽省文史研究館劉夢芙

一、引言：研究百年來現當代詩詞的意義和基本觀點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興起「文化熱」、「國學熱」，到本世紀初發展為生機蓬勃的國學運動，得到政府高層的支持。重振國學，對於認識傳統文化的價值、恢復民族的自信心、建設民族精神家園、增強在全球文化競爭的軟實力，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中央提出「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以德治國」、「和平崛起」等概念並付諸實踐，是傳統文化價值的體現。《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綱要》賦予傳統文化以崇高的地位，要求在社會上廣泛開展吟誦古典詩文、傳習傳統技藝等優秀文化普及活動，加強重要文化遺產的保護。古典詩詞屬於國學，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蘊涵著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具有融情感之真、品德之善與辭章之美於一體的永恆價值，在文學殿堂上閃耀著千古不滅的燦爛光輝。歷代詩人詞家留下無數精品，二十世紀諸多國學大師和名家創作的詩詞，同樣有珍貴的價值。當今詩詞社團遍布全國，互聯網上湧現許多中青年作者，創作隊伍不斷壯大，屬於國學運動的一個方面。傳統詩詞既出於知識精英之手，又為民間廣大的作者和讀者群體所喜愛，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與文學體式得以廣泛流傳，深入人心，具有明顯的社會效果，這是歐化新詩和俗文化、快餐文化難以取代的。在政府和民間都重視傳統文化這一大背景下，研究晚清、民國以至新中國成立後百年來的詩詞，深入了解詩詞在國學中的位置，明察詩詞繼承與發展的規律，樹立詩詞名家的風範，對於推動新世紀詩詞的創作，頗有現實意義。

我父親劉鳳梧（1894—1974）生前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畢生寫作詩詞數千首。在父親教誨下，我自幼誦讀唐詩、古文，少年時代習作詩詞。上世紀八十年代期間，師從中央文史研究館著名詩詞家孔凡章先生，並向繆鉞、施蟄存、錢仲聯等前輩學者問學。同時參與全國各地詩詞活動，廣交詩友；注意搜集詩詞文獻，撰寫並發表論文。1997—1998年曾被借調到京，任《中華詩詞》編輯；1999年調入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專力於現當代詩詞研究，出版論著多種，編校二十世紀詩詞文獻近60種。2005年，我以「近百年名家舊體詩詞及其流變研究」為題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立項，2010年完成，成果即將出版。在長期積累文獻的基礎上，我結合幾十年寫詩作詞的體驗進行研究，形成以下觀點：

1、傳統詩詞是富有中華民族文學特色且品位高雅的藝術形式，為國學之英華。它與時代同步更新、發展，生命力極強。「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白話新詩未能取代傳統詩詞，民國以來眾多名家的創作成就和「文革」後詩詞興盛的史實足以證明。用源自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割裂傳統，貶抑舊體詩詞，這種文化虛無的錯誤應當大力糾正。

2、「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儒家文化與舊體詩詞，產生白話新詩。但舊體詩詞的傳承並未因此中斷，民國期間名家輩出，到抗日戰爭時期形成創作高峰。詩人詞家心憂邦國，情系蒼生，以詩詞反映風雲多變的時代，不僅其思想內容有重大的革新，同時在詩詞的表現手法和由此形成的風格、境界方面，也有更多的開拓和創新，其總體成就非但足以抗衡古代，且駸駸然有超越之勢。規模宏壯的創作群體，數量極為豐富、文質兼美的詩篇，以及同步產生的詩學、詞學理論，理應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3、近百年詩詞以知識精英為創作隊伍中的主力，其中多有學貫中西的一代宗師與國學大家（諸如梁啟超、王國維、馬一浮、柳貽徵、黃侃、劉永濟、陳寅恪、夏承燾、繆鉞、錢仲聯、錢鍾書、饒宗頤等）；還有多位新文學家（如魯迅、郁達夫、老舍、朱自清等），他們是當今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重點研究對象。詩詞既是反映歷史的鏡子，又是言志抒情的藝術，通過作品來探討作家的人生歷程和心靈世界，以詩證史，以史為鑒，可知民族文化之興衰，極有必要。

4、儒家思想學說在中華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對歷代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廣大民眾都有深刻而持久的影響。現當代詩人詞家的愛國情懷、憂患意識以及天人合一的觀念、天下為公的理想大多來源於儒家經典，其高尚品格亦多由儒家陶冶而成。同時汲取新知，中西融合，既能善承傳統的人文精神，又具有現代知識分子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獨立的特點。其詩詞作品的主旋律是抗敵救亡、批判專制、呼喚民主自由與世界和平，希望民族復興、國家昌盛。

5、脫離傳統文化的根基，走「全盤西化」之路的所謂「創新」，絕非正道，近百年來的歐化體新詩，已提供了經驗教訓。當今詩詞創作應該繼承古代以至近現代詩詞思想與藝術的精華，詩人結合時代以言志抒情，同時使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作風與氣派。

6、現當代詩詞的內容、格調、技巧、意境、流派形成、作家成分等與古代詩詞多有不同，寫古人筆下所無的題材，風貌多新。但形式上的新與舊、風格的通俗與高雅，並非檢驗作品質量的絕對標準，惟有真善美高度統一的精品，方具有永恆的價值，其中「善」是核心因素。

7、「五四」以來的現當代詩詞上承古代及近代，是中國自《詩經》以來三千年詩史發展到二十世紀的一個重要環節，不但未曾中斷，而且正在延伸，理當對此進行全面的清理和深入的研究，補寫現當代文學史、詩歌史。

8、前輩詩詞名家多為學者，詩人之詩與學人之詩、詞人之詞與學人之詞二而一之，風格高華典雅。作品之外，其詩論、詞論多有高見卓識，通過梳理闡發，對當今的詩詞創作富有指導意義。

以上觀點，融貫於筆者多部論著之中，引用大量文獻史料和具體作品加以論證。由此期望學術界關注近百年詩詞，建設當代國學中的新學科，為中華民族文化在新世紀的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當代詩詞狀況與存在的問題

「當代」這一時間概念，原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今的六十多年，與1919年「五四」運動後的「現代」即民國時期有所區別。但從1949年中共革命勝利後到1976年「文革」結束，在嚴厲批判傳統文化的政治氛圍中，詩詞創作處於沉寂局面，雖有人堅持寫作，但除上層人物外，不能公開發表。詩詞復興是在撥亂反正、思想解放之後，因此本文所言「當代」，指改革開放到現在的三十多年。與清末、民國間的詩詞相較，當代詩詞的數量遠勝於前，質量上則有明顯的差距。「文革」後老一輩名家紛紛凋謝，繼起者為出生於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青年作者，由於傳統文化教育之缺失，中青年的詩學修為不足以與前輩爭雄，因此當代詩詞的總體質量偏低。需要今後幾代人的不斷努力，方能逐漸恢復消沉的元氣。筆者曾撰寫並發表《當代詩詞的發展歷程、創作成就與存在問題》長文兩萬多字，本文因篇幅所限，只對當代詩詞的狀況與存在的問題作簡要論析。

「文革」後詩詞復興，迄今已三十多年。從表象上看，頗為熱鬧：大規模、跨地區的詩詞學會和小型詩社上自都市，下至縣鄉，幾乎遍布全國。據《中華詩詞年鑒》及相關資料統計，至九十年代間，全國各地詩詞社團已達一千多家，以各種形式印行的詩詞刊物與作者專集、大型詩詞總集與選本在千種以上，創作隊伍達百萬之眾。中華詩詞學會與各省市詩詞團體協同高等學校、地方政府、文化機構、商界企業、電視廣播與報刊媒體聯合開展一系列活動：舉辦多次學術研討會、吟誦會與創作大賽，向學校和社會宣傳詩教，到各市、縣樹立「詩詞之鄉」的典型……其勢頭有增無減。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為詩詞提供了迅速交流傳播的工具和無遠弗屆的空間，大大小小的詩詞網站紛紛建立，並成立以中青年為主體的詩社詞社，作品集也隨之出版。現在每天都在產生海量的作品，詩詞已成為群眾文化的組成部分。

據作者的年齡、職業和作品的風格傾向，詩詞隊伍大致可分三派：1、「廟堂派」（這是詩友的戲稱，取范仲淹《岳陽樓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之意，姑且用之）。成員大多為六七十歲以上的離退休官員和職工，多在正式出版或內部印行的期刊上發表詩詞，內容一般不離「主旋律」，突出政治，歌功頌德，也有反腐倡廉之作，藝術上則普遍平庸，缺乏鮮明的個性。2、學院派。人員是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高級知識分子，以中老年居多，有些人不參加任何詩片語織與活動，餘事為詩，不求發表，作品風格較為典雅，內容著重於個人的思想情懷。這一派人員分散，人數最少。3、在野派或曰「江湖派」，大多為中青年，職業多種多樣，包括在高校就讀的本科生、研究生，作品多發表於網路，也見諸各類期刊，內容多寫真實的情感，指陳時弊往往無所顧忌，水平則參差不齊。部分作者頗受民主自由乃至民粹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如「新國風」、「試驗體」等，或要求詩風平易，反映民間疾苦；或主張舊體詩詞與新詩融合，追求新異。「在野派」中青年作者往往不以「廟堂派」之作為然，思想方面形成「代溝」；「學院派」孤芳自賞，除與圈子內的人交往酬唱外，與其他兩派也缺少溝通。這只是大致的分類，許多作者在三派之間都有關係，難以確定。

存在的問題：1、作品極多而精品很少，人數百萬以上的詩詞隊伍中高手不足百人，絕大部分作品沒有多少傳世的價值。老年人多受意識形態影響，思想趨於凝固，缺乏活力；青年人國學根基不深，見識淺薄。2、觀念取向多元化，審美差異甚大。許多人有創作熱情卻不識詩詞正道，網路上經常引發無謂的爭論，以至互相謾罵，充滿暴戾之氣。與此相反的則是印行的各類紙質期刊所載輿論緊跟政治、統一口徑，缺少真正的學術批評。3、各地以離退休幹部為主體的詩詞團體不脫官場習氣，級別高者充當領導，往往是外行指揮內行，政治統制藝術；網路詩壇則如一盤散沙，青年人個性自由，互相排斥。4、在研究方面，人數寥寥無幾。學界研究古典詩詞的專家不關注百年來的現當代詩詞，詩詞作者則不重視理論。各種詩詞期刊都刊登論文，但對近百年詩詞的發展歷程與創作成就並無全面深入的了解，學理上謬誤甚多，一些重點鑒賞的「精品」實為贗品，所謂創新流於空論。5、百年來尤其是晚清、民國詩詞未曾全面搜集整理，不但珠玉沉埋，有失傳之危；研究者個人也難以掌握大量的文獻，理論體系無從建立。

總而言之，由於種種問題的存在，當代詩詞繁榮的表象下隱藏著深刻的危機。三十多年來的當代詩詞未曾積累多少經得住歷史檢驗的成果，更談不上紮實深入的研究。創作上沒有正確的理論加以導引，方向不明；作者群體關係散漫，缺乏凝聚力，「復興」不過是聲勢而已。

三、解決問題的設想

（一）發展當代詩詞，需制定科學的規劃，建立健全的人才機制

國家的治理與建設，必需在充分了解國情的基礎上制定規劃，並有相關的制度保障規劃的實施，在施行的過程中又需依據實際情況隨時加以調整乃至改革，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要解決當今詩詞存在的問題，使詩詞走上健康發展的大道，同樣要有規劃、有措施，同時建立相關的制度。茲事體大，有待諸多專家集思廣益，而人才問題至關重要，缺乏卓有成就的詩人詞家，詩詞發展將流於空論，因此提出建議。

當今有多少詩詞作者、多少詩詞社團？詩詞隊伍中究竟有多少成就突出的作家？迄今尚無確切的數據，需要在全國普查，發動社會各界推薦人才。建議中華詩詞研究院成立學術委員會，請德高望重的名家任學術委員，重點對中青年詩詞作者的德、才、學諸方面加以考察（要求被舉薦的人才提交詩詞作品和相關論著）。當今雖然不是以詩賦取士的科舉時代，詩詞作者有其職業，以餘事為詩；但可以借鑒古代的薦士與察舉之制，表彰、獎勵確有成就的作者，建立人才庫。如能形成一套發現人才、激勵人才、培養人才的制度，必將促進詩詞事業的發展。國家無此機制，詩詞作者不過自生自滅而已，詩詞處於邊緣化的地位，不可能成為主流文學。

對待人才，既要有高標準嚴要求，又要有海納百川的胸襟，在弘揚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大前提下，廣容不同風格流派的作者，真正施行雙百方針。缺乏良好的體制，不能湧現傑出的人才、產生偉大的詩人和學術大師，「錢學森之問」發人深省。

（二）亟需搶救近百年詩詞文化遺產

近百年來，歷經戰亂與政治運動，大量詩詞作品殘毀失傳，一部分作品或深藏於圖書館，無人問津；或僅存手稿、油印本、內部印本，流散於社會。尤其是晚清、民國以來老一輩已故名家的詩詞集，已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亟需搶救、保護。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古代詩歌史綿延不絕，惟獨到現當代缺乏舊體詩詞的紀述，只有白話新詩的文學史是不全面、不真實的，這一片巨大的空白、嚴重的斷層，亟待彌補。眾所周知，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學作品結集之後形成文本，文學史家只有在充分研究文本的基礎之上才能寫出論據堅實的歷史，抽象的空論或片面的判斷，不足以信今傳後。因此，全面搜集、整理二十世紀詩詞和相關的學術論著，採選其中精品編纂出版，為當今及後代子孫留下足資創作和研究借鑒的文本，是為當務之急，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全唐詩》由清代康熙帝命翰苑詞臣編纂成書，存詩48300餘首；《全宋詞》則由現代詞學家唐圭璋多方搜輯，復經學者王仲聞訂補，存詞約兩萬首。由於年代久遠，大量作品已經失傳，編者廣搜博考，極費心力，斷章零句亦視為珠璧，掇拾入書。而近百年來詩詞作品浩如煙海，少數人不可能完成搜集整理工作，必需作為國家級文化工程，發動學術界的力量在全國普查文獻。又因近百年詩詞數量雖遠越古代，質量卻良莠不齊，必須加以鑒別，選其精品入編，不同於《全唐詩》、《全宋詞》凡見作品必錄。至於編輯與校勘的體例，已有中華書局版「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及「中國近代文學叢書」（收入鴉片戰爭後迄於「五四」前著名詩人別集，已出版20多種），足資借鑒。

（三）組織學術研討會，為詩詞正本清源

「五四」期間胡適、陳獨秀等人以西方思想學說為武器，嚴厲抨擊傳統文化，詩詞亦受株連；新中國成立後政治「左」傾，在「四舊」之列的詩詞同遭厄運，這種歷史造成的對詩詞的負面影響，迄今尚未完全消除。最明顯的例子，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版的多種現當代文學史沒有詩詞的位置，研究新文學的學者公然反對現當代詩詞進入文學史，以所謂「現代性」實為西方觀念作為詩詞不能入史的判決標準（王澤龍之文，發表於國家重點期刊《文學評論》，筆者曾撰文反駁，發表於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學術界》，2009年）。當今學術界研究詩詞，截止於「五四」之前的作家作品，對「五四」後的詩詞視同無物；許多學者不通格律、不能創作，其理論完全脫離現當代詩詞的實際，流於空談。甚至多用西方的文學、美學理論框架硬套中國詩詞，不惜削足適履，歪曲本來面目。學院中能作詩填詞的學者只是少數，其心力不在於現當代詩詞研究；而社會各界的詩詞作者與愛好者，不以研究為職業。中華詩詞學會成立後連續舉辦了二十多次全國詩詞研討會，但屬於民間群眾團體的集會，缺乏一流的學者參與，大量論文質量不高，得不到學界的重視。當今是一個觀念多元、眾聲喧嘩的時代，形形色色的現代、後現代主義思潮衝擊傳統、解構德性，詩詞如果不能在理論上正本清源，確立核心價值，將永遠處於散漫無歸、自生自滅的境地。

中華詩詞研究院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由官方設置的專門學術機構，廣大詩詞愛好者寄有厚望。建議研究院組織確有造詣的詩人、學者，連續舉辦高層次的研討會，為詩詞正名，在理論方面澄清誤區，統一認識。究竟何者為詩詞的核心價值或曰根本精神？詩詞與傳統文化、與國學有何關係？觀念多元化是否各種思想、各種「主義」一律平等，無高下優劣之分？所謂現代新詩是詩壇主流的說法能否成立？要求詩詞走「大眾化、通俗化」之路以及「聲韻改革」是否可行？當代詩詞創作如何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的關係？諸多問題，需要深入討論，消除困惑。討論，應當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不宜設置學術禁區，力求客觀、公正、理性、寬容，形成暢所欲言、生氣勃勃的局面。「文革」結束後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使思想得以解放，社會迅速轉型，堪為範例。

（四）關於詩詞創作

屬於文學範疇的詩詞創作是詩人詞家的個體行為，不同於學術研究可以作為集體項目。中國詩史上偉大的詩人如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無不具有高尚的人格、超越的理想、博大的胸襟，兼以傑出的才華、深厚的學養，寫出的詩篇方能光照千古。在帝王時代，除科舉考試作試帖詩要求「頌聖」外，沒有誰規定詩人如何作詩，但詩人都能自覺遵守基本的道德倫理和藝術規範，在繼承的基礎上開拓創新，生生不息。歷史發展到當代，風雲變幻的時局使傳統文化飽經劫難，詩詞亦元氣摧傷，如前文所述，當代詩詞龐大的數量不等於質量，繁榮的表象下隱藏著深刻的危機。作為文學，詩詞不同於政治、經濟體制，不可能以政令強行改革；更不同於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永遠新勝於舊。縱觀古今，詩詞的綿延發展離不開繼承，在老成凋謝、青黃不接的狀況下，片面強調「改革」，無異於拔苗助長。當務之急，首重繼承，諸如歷代名家作品中渾涵的民族精神與德性，豐富多彩的藝術體式與格律聲韻系統，在未曾深入了解、未曾確切區分何為精華何為糟粕之時，不能輕棄。創作詩詞，需要多方面的文化知識，古代詩人無不博通經史；今人同樣應該多讀詩詞之外的典籍，培根固本，取精用宏，杜甫雲「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早明斯理。

拙著《近百年詩詞概論》，論及現代詩詞之思想內涵，概括為三點：1、愛國情懷與憂患意識；2、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3、悲憫人生與博愛萬物的終極關懷。並結合名家作品加以闡析。本文限於篇幅，只略談第二點。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是成為傑出詩人和學者的必要因素。史學大師陳寅恪兼為詩人，1929年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王國維撰寫碑銘：「……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思想，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畢生無論是治學還是餘事為詩，都體現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在二十世紀文化學術界樹立風範。有人以為他在海外留學多年，深受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殊不知中國傳統文化中早有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獨立的基因。孔子云「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歲寒知松柏之後凋也」；孟子云「吾善養浩然之氣」，為人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莊子之精神獨與天地相往來；屈原詩云「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離騷》）、「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桔頌》）……先秦時代賢人君子的思想品格深刻影響到歷代士人，尤其在滄海橫流、國家多難之際，最能顯示貞介不移的風骨氣節。陳寅恪出身於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傳統文化薰陶，雖有西方留學的經歷，但始終以中國文化為本位，其著作中處處可見。西方自由主義著重於維護個人權利，中國知識分子則是既追求思想自由，又顧全民族大義，通家國於一身，行中正之道，陳寅恪為典範之一，對今日詩壇也多有啟示。「五四」後諸多老一輩詩詞名家心懷邦國，悲憫蒼生，在艱難困苦中護持傳統文化，使優秀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藝術得以承傳，正是一種獨立自由的意志。其思想情感不以時代、地域為限制，作品以真善美為歸依，故有恆久的價值。做詩先要做人，人品決定詩品，今日詩壇同樣需要「以人為本」，培養人格高尚的詩人，在寬鬆的環境下自由創作，詩詞方能健康發展。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思想界在馬克思主義之外出現眾多學派，諸如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新威權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乃至新儒家、新左派等（參看高瑞泉主編《中國思潮評論》，上海古籍出版社），各派之間展開爭鳴，論文與專著層出不窮，蔚為大觀。而抒情言志的詩詞，本來就是心靈世界的一種自由活動，不可能以外力強行控制；何況詩詞作者自有其職業，僅以餘事為詩而已，更不可能在某種指令下寫作。在互聯網普及的當今，為詩詞提供了自由發表的空間，同時也帶來了混亂，作品真偽雜陳，優劣莫辨。如何善為引導，以理服人，在正確的觀念下創作，做到多元化的統一，是亟待解決的艱巨課題。

詩詞創作與整個社會大環境息息相關。改革開放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各行各業不可避免地染上功利化色彩。有人撰文指出：三十年來的國民經濟生產總值增長到中國歷史的最高點，但道德墮落到歷史的最低點。當今官場腐敗，社會貧富不均，偽劣商品屢禁不止，生態嚴重污染，諸多觸目驚心的事實，可知道德缺失絕非過甚其詞，重建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各種文藝形式，諸如音樂、繪畫、書法等，皆已走向市場，具有經濟價值；惟獨詩詞尚未商品化，詩詞隊伍中有為數不多的一部分人守住一片心靈凈土，正乃品質高貴之所在。筆者始終認為，詩詞本質上屬於精英文化，如果走「大眾化、通俗化」之路，則喪失其高雅的特色，變為庸俗、媚俗。以舉世矚目的奧運會為喻，各國參與競賽的選手都是層層淘汰而出的體育精英，並非大眾；同樣的道理，惟有歷代知識精英創造的高華典雅的詩詞，才能代表民族文學最高成就，為我中華贏得詩國的美譽。參與全球文化軟實力的競爭，包括詩詞在內的文學理應向更高的層次發展，而不是降低品格，著眼於一時的功利。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原非矛盾對立的關係，知識精英負有引導大眾不斷提高文化水平的責任，普及固然是提高的基礎，但不能要求詩人一味遷就水平較低的大眾。在當今拜金風盛、道德滑坡的狀況下，更需要詩人詞家保持純潔高貴的精神品格，創作真善美合一的篇章，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五）關於詩詞研究

如前文所述，學術界普遍不重視現當代詩詞，從事專業研究的學者寥寥無幾。建議研究院多舉辦高層次的研討會，發動學者參與，只是解決問題的某種措施；而豐碩的學術成果，必然是有志於此的詩人學者經長期艱苦的努力方能獲得，研究院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鼓勵支持。是否能仿照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運作方式，設置資金，提出論題，面向社會招標，要求申報者定期完成後由專家驗收，對優秀成果予以表彰、推廣。以下論題，謹供參考：

1、現當代詩詞的基本精神與藝術特色

2、二十世紀詩詞的發展歷程與總體成就

3、現當代詩詞的時代特點與審美取向

4、二十世紀詩詞重要作家作品研究（詩詞名家評傳）

5、二十世紀詩詞流派研究

6、二十世紀舊體詩史

7、二十世紀詞史

8、二十世紀詩論、詞論研究

9、傳統詩詞與語體新詩之比較

用典使事是詩詞的重要特點，為詩詞作注，解釋其中的典故和本事，是傳統的研究方法，要求作注者具有廣博的學問和紮實的功力，很不容易。關於近現代詩詞，目前已有幾種注本，諸如錢仲聯《人境廬詩箋注》（注黃遵憲詩，上海古籍出版社）、《海日樓詩校注》（注沈曾植詩，中華書局）、陳永正《王國維詩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白敦仁《彊村語業箋注》（注朱祖謀詞，巴蜀書社）、劉斯翰《海綃詞箋注》（注陳洵詞，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保民《呂碧城詞箋注》、《呂碧城詩文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廣東人民出版社），無不凝聚注家多年的心血。至於毛澤東詩詞和魯迅詩，因作者特殊的歷史地位，更有多種注本。這種基礎性的研究值得提倡，理論惟有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才有說服力。

二十世紀詩詞是一片埋藏珠玉的莽原，有待學者辛勤開掘，闡其潛德幽光。竊以為研究者需具備多方面的條件：①對待屬於傳統文化的詩詞，應懷有如錢穆先生所言「溫情和敬意」；或如陳寅恪先生所言「理解之同情」。②要有國學根基，對儒、道、佛諸家思想學說與古代詩史、詞史有充分的了解。③有詩詞寫作體驗，熟知包括格律在內的詩詞藝術，理論能結合創作實際。④盡量掌握文獻，研究須以史實與文本為依據。當代詩詞從近現代詩詞發展而來，其間多有跨代作家，不可分割，因此需要對二十世紀詩詞作整體研究，明其淵源流變，並時時上溯古代，考察繼承與發展的關係，要求研究者有貫通古今的學力。老輩學者如錢仲聯先生，既是國學大家，兼為傑出詩人，在清詩研究領域開疆拓土，著述等身，成就之卓越為學界公認。而現當代詩詞研究目前尚無錢先生這樣的領軍人物，後輩的學力與前輩差距頗大，培養人才，積累成果，需要足夠的時間和持續不懈的努力。

總之，當代詩詞的創作和研究，任重道遠。殷切期望在中華詩詞研究院的引導下，解決存在的問題，克服種種困難，開創新的的局面。以上思考，或有謬誤，敬祈與會諸公指正。

2012年8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