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介中國故事 如何克服文化差異？

「如果說文學是人類始終需要的一種重要的精神力量，作家是人類精神家園的建造者和守護者，那麼文學翻譯家則是這種精神力量不可缺少的傳遞者和溝通者，是連接人與人心靈和友誼的彩虹。作為一名作者和讀者，當自己被世界上優秀的文學作品所打動時，會首先想到感謝翻譯家。」在第三屆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說，沒有翻譯家們奉獻的智慧，很多讀者將會是璀璨的文學星空下的盲人。中國有句老話叫做「酒好不怕巷子深」。但生活在資訊爆炸、信息繁雜的當今世界，酒好也怕巷子深。鐵凝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文學作品的譯介和交流對於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文學讓人們在差異中感受世界的豐富和美好。文學和文學翻譯都是通向和諧世界的重要橋樑。翻譯是一種樂趣，但翻譯中所遇到的文化差異卻困擾著每一位翻譯家。瑞典隆德大學中文博士陳安娜翻譯過蘇童的《妻妾成群》、《碧奴》，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余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十個辭彙里的中國》，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作品，但她依然覺得，翻譯工作的困難常常令人感到沮喪。哲學家加塞特就曾提到「翻譯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也提到了翻譯的榮耀。翻譯家的榮耀，就是挑戰了這種不可能性。歷史、成語和敘述方式曾翻譯過《紅樓夢》、錢鍾書的《圍城》、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作品的荷蘭翻譯家林恪，認為文化差異對翻譯和閱讀中國小說的影響有三個難點，一是現實與歷史背景。如在翻譯《圍城》時，荷蘭讀者如果對小說歷史背景沒有足夠的了解，對《圍城》的欣賞就會受到影響。他採取的翻譯策略是，用愛情「引誘」讀者進入小說。讀者被吸引以後，或許會產生興趣去了解抗日戰爭。林恪希望用這種方法盡量控制不讓太多的東西「在翻譯中流失」。同時，他還為荷蘭語譯本寫了譯者後序，介紹小說的歷史背景；二是成語。他認為，無論哪一種語言，翻譯成語是一大難題，文化差別越大，翻譯問題就越複雜。他有時候甚至感覺自己處於拓荒階段。不僅是典故成語難翻，像「天馬行空」這類普通成語有時也令人傷透腦筋。既沒有現成的熟語，又不能以大白話意譯而失去文學意味，林恪只好嘗試用雅韻、頭韻或韻律來模仿荷蘭成語的味道，以求儘可能尊重原文的風格；三是小說的敘述方式。林恪說，在中國小說的敘述方面，譯者大概只能充當一種間接的角色，通過多翻譯、多介紹中國文學，讓西方讀者適應產生於另一種文化背景的文學藝術。在這個過程中，譯者不僅要考慮到外國讀者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還要考慮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想像和預想，希望這樣能夠誘導外國讀者，幫助他們逃出西方文化的「圍城」。「解讀中國是很艱難的任務，因為有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中國同時存在，我們必須經過很多深層的理解階段才能看出哪個是它的真相。」翻譯家李莎說，又因為同時存在著西方人眼裡的中國、中國人眼裡的中國、中國想給外界展示的形象等，各種不同的角度不斷地肯定又否定了她腦子裡所有的文化定型。而中國小說中或真實的敘事、或虛假的傳奇皆使她眼花繚亂。而她真正接近中國實質的做法是：停止判斷對錯，觀察、細聽、觸摸、欣賞。解說、後記和書評對日本讀者來說，如何「解讀中國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克服文化差異，這就首先要對中國文學做整體的介紹。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教授飯塚容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讀者在閱讀之前對中國文學有一個整體上的把握，或者對該作品在中國文學界佔有的位置和意義有所了解，那麼，閱讀便會相對順利。多年來，日本的《文藝年鑒》和《中國年鑒》介紹中國文壇每年發生的大事和主要作品，所起到的就是這樣一種作用。而飯塚容本人則在翻譯和推出作品的時候始終堅持為作品撰寫「解說」或「後記」，並邀請「圈外人」來寫書評，他認為，這些信息會進一步提升讀者對作品的了解和理解。比如在《許三觀賣血記》的「後記」中，飯塚容把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和美國賣血的情況補充進去。因為現在的年輕讀者對這些「歷史」幾乎一無所知。這樣的補充介紹，會讓讀者了解，靠賣血撫養子女、維持生計不是現代中國特有的現象。「只有了解了這樣的大背景，許三觀的故事才能引起日本讀者的共鳴。」飯塚容說。埃及愛資哈爾大學語言與翻譯學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阿齊茲遵循的翻譯原則是信、雅、達。對已選定的作品，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傳統或風俗的差異，原則上是按原文全部翻譯，不會任意刪去任何內容。「因為譯者的任務是完整、準確地傳達原著者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所訴說的，及其藝術構思及語言風格，也就是原著的本來面目。」阿齊茲認同嚴復先生所提出的翻譯三步法。同時，他也表示，正是由於文化差異的存在，翻譯和交流才有意義。對於中國小說中重複出現使用同一個詞的情況，他則會用多個近義詞來替換，以保持原文的文體美。中國與西方的差異正在減少現任美國波摩納學院亞洲語言文學系教授、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白亞仁前不久翻譯了杭州青年作家孔亞雷的小說《UFL》和《如果我在即將墜機的班機上睡著了》。在翻譯的過程中，他第一次感覺到中國小說和西方小說的文化差異並不如人們平時想像的那麼大：故事人物喝的飲料是咖啡、白蘭地及威士忌，聽的音樂是巴赫《平均律》，讀的書是《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米德爾·馬契》、《小王子》，開的車是SUV，熟悉的歷史事件是肯尼迪的被刺、泰坦尼克號的失事，關注的明星有麥克爾·傑克遜等。白亞仁說，把這些作品翻譯成英文是非常舒適而毫不費力的一項工作。這個例子或者可以說明，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不像過去那麼明顯了。而在10多年前，白亞仁第一次嘗試翻譯中國小說時，之所以看中余華的《黃昏里的男孩》，是因為當時西方讀者所接觸的中國當代小說往往有很濃厚的政治味道，突出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的差異，而《黃昏里的男孩》與中國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內容不外乎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感情問題、婚姻危機、代溝等。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黃昏里的男孩》英文版出版時，蘭登書屋還特意給這本書添加了一個副標題《黃昏里的男孩：隱秘中國的故事》。外國人經常關注的是中國與西方不同的東西，「隱秘的中國」正是那些與西方比較接近的東西。同樣是余華的作品，《第七天》中卻有很多外國人不熟悉的一些東西，如「五子棋」、「北京兩會」、「黨代會」。白亞仁認為，如果讀者有興趣，都應該能上網查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需要刻意註解。當然，造成不理解甚至不快的文化差異也有。因此，白亞仁認為，如何面對中國小說的語言、形式上的特點與西方讀者的接受品味的差異，是絕對保留原著的本來面貌，還是接受編輯的修改意見，這恐怕是翻譯家要慎重考慮的問題。日本中央大學教授、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總編栗山千香子則認為，即使是產生於異文化背景下的文學作品，只要讀者能夠品味到作品的精彩之處，那麼，就一定能被接納。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本來就具有遠遠超出原作者和翻譯者預料的、能夠為異文化土壤所接納的、堅實地落地紮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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