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汝康：古代中國與東南亞 | 特別策劃

復旦大學歷史系已故教授田汝康先生是一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其研究領域廣博宏闊，成就卓著，無論是關於滇緬邊地擺夷宗教儀式的調查研究、有關中國帆船貿易與東南亞華人史的論著，還是關於明清時期節婦烈女的研究，都堪稱開創性之作。由於田先生擅長以英文寫作，諸多作品發表于海外，因此其學術研究的真正價值尚未得到中國學界的充分認識。2015年，田先生的文集作為「復旦百年經典文庫」的一種出版，該書比較全面地收入了其代表性著作，讀者可從中領略其學術風采。本期推送的《古代中國與東南亞》一文原載《復旦學報》1978年第2期。在該文中，田先生以大量史料批駁了法國漢學家戈岱司所謂古代中國王朝與東南亞鄰國在興盛衰亡上存在反比例關係的觀點，指出，古代中國與東南亞諸國是和睦相處、共同依存的關係。田先生曾說：「『中國強盛，非東南亞國家之福』的說法曾經一度在我們鄰國中出現過。因而將這種說法在歷史事實中加以考驗實有必要。」謹以此文紀念田汝康先生逝世十周年。古代中國與東南亞——駁法國漢學家戈岱司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文 | 田汝康

▲田汝康先生（1916—2006）戈岱司是法國統治時期河內遠東博古學院院長，專門從事東南亞古代史的考據，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可惜的是他經常發表一些離奇的意見，以至於西方學術界都把他列入「學術研究中的想像派」，不斷地對他的意見提出反駁。早在1947年，戈岱司根據對古代柬埔寨、寮國、印尼、緬甸、泰國和馬來亞的碑銘考釋，寫成《印度支那與印度尼西亞的印度化國家》一書時，便開始發表了與歷史事實相違背的說法。他說：「中國從來不喜歡在南海有什麼強盛國家的建立，而且值得注意的事實是： 扶南、真臘的最強盛時期以及爪哇和蘇門答臘帝國的建立，一般都是與強大中國王朝的衰微相互關聯的。」接著到1964年，他又在《東南亞歷史雜誌》發表《東南亞印度化國家古代史中的幾個問題》一文，聲稱他1947年的說法需要加以修正。他的論點應該是「中國從來不喜歡在南海有什麼強盛帝國的建立」，將「強盛國家」改為「強盛帝國」。他認為中國古代封建王朝與東南亞鄰國間在興盛衰亡上有著相互關聯的因果關係，甚而彼此間出現了反比例關係的規律，照他的說法：四五世紀扶南之能稱霸於印度支那半島恰值中國三國六朝時代；七世紀占城能在隘雲關內外建立統治，前吳哥時代的柬埔寨的權勢能達到頂點，恰值中國晉、陳朝代衰落時期；八世紀時柬埔寨的解體，占城之退入南部各省，印尼海上艦隊之侵入印度支那半島，恰值唐代霸權建立時期；十世紀柬埔寨吳哥王朝的燦爛成就，占城能恢復北部各省統治，室利佛逝能成為馬來海峽兩岸統治者，恰值中國唐末五代衰微時期；十一世紀末吉蔑、占、緬等帝國的峙立恰與宋代的沒落與衰亡相呼應。《東南亞歷史雜誌》編輯對於戈岱司的言論特別加以按語，說：「戈岱司是東南亞古代歷史的開創者，當他擔任法國遠東博古學院院長的時候，本雜誌許多撰稿人卻還沒有出生。」這顯然說戈岱司的說法是應該有極大權威性的。我們認為長時期從事什麼研究絲毫也不能保證研究成果的一定正確。既然戈岱司這種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言論當前正為人所利用而廣泛傳播，蘇聯歷史學家正引用戈岱司這種說法來作為政治宣傳的依據。他們說「中國歷代皇帝……都認為南亞和東南亞是在其影響下的主要區域，是中國滲透的主要目標」，等等，對中國與鄰國間的傳統友好關係進行了歪曲。影響所及，東南亞國家中也不時出現一股隨聲附和的逆流。所以對戈岱司的看法加以剖示，並說明歷史的真相，還是很有必要的。

▲復旦歷史系1985屆畢業照（局部），前排左四為田汝康先生所謂相互關聯何所根據？要在古代中國與東南亞鄰國之間找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邏輯關聯，是件很艱巨的工作。它需要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它需要更多地佔有材料，它需要更深入更細緻地進行研究分析，然後才能希望獲得較完滿的科學結論。因為所謂關聯必須有科學的歷史事實作為根據，所謂關聯必須經得起客觀實際的檢驗。舍此以外，最簡便的方法便是憑個人願望將歷史事實隨意加以安排，把歷史科學作為兒戲來玩弄。中國同東南亞鄰國都具有悠久的歷史，每一個鄰近古國的歷史都曾經跨歷了中國許多不同的封建王朝。在這樣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戈岱司不去追溯發展的原因，也不考慮發展的最後結果，動輒截頭去尾，在中國歷史中挖空一段，另在鄰國歷史中挖空一段，然後將這兩段歷史編排在一起，隨意貼上一些標籤，將這段稱為興盛，將那段稱為衰亡，或是將這段稱為衰亡，將那段稱為興盛，這便是他的所謂邏輯關聯。要是正如戈岱司所說，中國封建王朝的盛衰決定了鄰國的興亡。我們首先得問： 所謂決定到底有什麼具體事實作為根據？一般說來，總不外這些事實表現吧！中國封建王朝興盛的時候，對鄰國政治的壓迫、經濟的剝削和軍事的征伐多一些；衰落的時候，則這種壓迫、剝削和征伐便少一些。這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呢？我們得用具體歷史事實來檢驗一下。以歷史最悠久的古國扶南來說，照戈岱司的說法，這個古國興盛的時代開始於范師曼的統治，他「自號扶南大王，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中間經過范旃統治時代，到范尋時代一切達到最高峰，這時期恰值三國的吳國時代。照戈岱司的方法類推，扶南興起的另一面自然應該是孫吳的衰落了，而孫吳衰落的具體事實表現，其中當然包括無力對外進行海外活動了。但事實恰恰相反，在中國歷史上，孫吳當然是割據的政權，但這是一種相對的說法，在三國爭衡上所表現的割據狀態，並不曾阻止它不加強海外的活動，由於無法同曹魏在中原爭霸，更由於曹魏控制了中國陸上對外貿易的交通要道，孫吳只好竭力擴大海外的活動，增強與南海諸國的經濟往來。226年，孫權向大秦賈人的垂問「方土謠俗」，並「差吏會稽劉咸送歸」；230年派遣衛溫、諸葛直的求訪亶州、夷州；以及朱應、康泰的長期出使海南，遍及扶南、林邑、明堂諸王，經歷和得之傳聞的國家達到百數十個，大規模地開始了古代中國與南海的正式友好來往，這些事實不正說明孫吳應該是中國古代史上對外活動最頻繁的王朝之一嗎？怎麼能說扶南的崛起一定是孫吳衰微的結果呢？

▲田汝康先生（後排左二）1949年9月訪問馬來西亞詩巫（今譯泗務）時與當地中華中學校長姚景水（後排右二）和學生合影反過來，我們還要問，又有什麼具體事實足以說明中國封建王朝的強盛會導致東南亞鄰國的衰微呢？唐代總應該算是一個強盛的封建王朝吧！既然說它同「柬埔寨的解體，占城的退入南部各省，印尼海上艦隊的侵入印度支那半島」有關係，那麼它對東南亞鄰國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和軍事征伐的具體事實表現在哪裡？既然沒有事實作為根據，可見戈岱司所謂「興衰」和「起複」僅是幾張隨意張貼的標籤，其中並不存在任何邏輯上的關聯。何以自圓其說戈岱司所謂「七世紀占城之能在隘雲關內外建立統治……恰值中國晉、陳朝代衰落時期」的說法也同樣經不起客觀事實的檢驗。相對地說，在中國封建王朝與東南亞鄰國的關係當中，與占城的紛爭次數最多，而且集中在劉宋統治時期。這樣的紛爭記錄同歐亞其他帝國的情況相比，自然是微不足道，而且較之占城與當時北越間的爭戰來說，更是微乎其微，因為整個一部越南古代史始終貫穿著北越與占城間的爭戰記錄。這是古代中國與東南亞鄰國關係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不過我們得指出，根據《大越史記全書》的記載，這些紛爭都是由於「林邑無歲不寇」，想「寇日南九真而求領之」的結果。正因為中國幫助北越進行了抗拒，「自是南海澄波」，印度支那半島才獲得了比較長時期的安定與和平。我們且撇開這些根源不論，就照所謂「客觀」的歷史觀點來說，這也同樣絲毫不能為戈岱司的說法找到什麼立足的根據。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恰恰是戈岱司所謂的「衰落」的西晉和劉宋封建王朝制止了林邑的侵略，使得古代南北越之間重新建立近百年的友好關係，並且占城因停止征戰，「而其國亦殷富矣」。怎麼可以說這是由於當時中國封建王朝的衰弱進而促成了占城的強盛？

▲田汝康先生在馬來西亞砂拉越涉水到長屋拜訪（1948—1949年間）要是戈岱司的說法是確有根據的，東南亞鄰國的興盛是由於中國的衰微的結果，那麼，上述的歷史事實應該如何進行解釋呢？中國封建王朝只有一個（且不管它是衰微或是強盛），到底它應該對哪一方鄰國負責呢？——應該對北越的衰弱負責呢？或是對占城的興盛負責呢？以此類推，中國周圍的鄰國還不止一個，在很多情況下，伴隨這一個鄰國的強盛而來的常是另一個鄰國的式微，這一個鄰國滅亡的結果所引起的常是另一個鄰國的崛起。很明顯的，扶南的衰弱相對的便是占城的強盛，扶南滅亡的結果便是真臘的興起，由於蘇門答臘室利佛逝帝國的式微所招致的是爪哇山帝王朝的繁榮，緬甸東吁王朝霸權建立後接著就出現了對泰國阿瑜陀耶王朝的侵略，像這一類的例子實在太多。在這種情況下，興盛或衰微的中國封建王朝僅只有一個，主要是影響了扶南的衰微，它便不能夠促成占城的興盛；它應該對扶南滅亡負責，它便不應該對真臘的興起發生作用。依照戈岱司所提出的推論方法，怎麼能有第二個答案的可能呢？戈岱司自己說過： 東南亞國家「是為地理和經濟上的紐帶聯繫起來的，一個國家為人民大眾所奮起而發生的任何內部變亂，都會對其他國家發生影響」。戈岱司對上述的事例比誰都清楚，但他仍然把中國說成是引起這些歷史變遷的主要條件。這就是戈岱司作為「想像派」相互矛盾的具體表現。中國封建王朝對外關係的特點歷史上社會經濟形態的改變完全是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因此，要掌握東南亞各國歷史發展的規律，首先得對它們內部矛盾發展的情況有所認識。很遺憾的是我們對東南亞各國歷史的了解還很不夠，對許多最基本的情況知道得還很少。例如，以柬埔寨來說，它偉大的歷史發展過程長達兩千多年，在這樣悠久的歲月中，我們對它的社會經濟形態形成和改變以及階級鬥爭的發展情況還無法掌握，我們很想知道一下闍耶跋摩第五時期（968—1001）統治階級種姓構成的詳細內容，可惜我們從碑銘上只看到新創立種姓的名稱，其他卻一無所知，我們也很想知道一下闍耶跋摩第七時代（1181—約1219）偌大數目的奴隸到底怎樣生活和怎樣鬥爭的，可惜從碑銘上僅看到佛寺奴隸多至208532人，從占城和蒲甘等國擄來的戰俘多至306372人，此外也一樣所知不多。

▲田汝康先生在馬來西亞砂拉越與陸達雅族領袖合影（1948—1949年間）又例如，以蘇門答臘室利佛逝帝國來說，我們知道它是交通樞紐，商賈輳集的地方，「東自闍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但是對於這樣一個有一千三百多年悠久歷史的古國，我們所知道的也一樣很少。不僅它階級鬥爭變化和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情況不知道，甚而它同爪哇山帝王朝以及其主屬國的歷史關係也同樣是一個謎，尤其是十世紀以前的情況。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無法對東南亞鄰國的「興盛」和「衰微」作出科學的判斷，也正因為這樣，戈岱司遂能夠隨意地歸納出他的結論。外部的力量當然可能對一個國家歷史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決不是什麼決定性的影響，而且產生這種微小影響的原因也是極其複雜的。在戈岱司所論述的這些國家中，每一個國家都有好幾個鄰國，它們間在地理和政治關係上都遠較中國更加接近和密切。扶南與真臘、占城間所發生的政治軍事紛爭遠較中國來得頻繁；與蘇門答臘室利佛逝帝國關係最密切的應該是爪哇山帝王朝，決不是中國；泰、緬幾個古國接觸頻繁的程度，中國無論如何也比不上；促成柬埔寨吳哥王朝的崩潰和偉大吳哥古迹的毀滅的，最初是爪哇的入侵，隨之是占城的不斷征伐，最後更是與泰國間的長期戰爭；攻陷大城並征服阿瑜陀耶王朝的是緬甸貢版王朝統治者孟駁；同蘇門答臘宣利佛逝帝國敵對的力量，近的始終是爪哇的王朝，遠的還有來自南印度的注輦王國。這些事實說明：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不論就東南亞哪一個國家來說，能發生影響的鄰國很少輪得上中國。元代對東南亞的擴張活動是無可否認的，但也從未對鄰國產生過什麼嚴重的後果。元軍剛一撤出爪哇，強盛的麻諾百諾帝國便立即出現，其規模之大在爪哇是空前未有的。至於所謂蒙哥進入大理引起傣族大遷移的說法，戈岱司是不贊成的。他認為傣族的遷移過程是緩慢的，早在蒙哥進入大理以前就已經在進行了，戈岱司自認： 元朝大規模的海外活動，只能說是對東南亞印度化文明的崩潰起了加速的作用，決不能說是崩潰的原因。東南亞印度化文明的解體應該歸咎於「廣大人民對印度統治階級文化無法適應的結果」。在這裡，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規律，得到了確切的證明。正因為這樣，戈岱司只好把這種關聯關係排列到南宋為止。也就是說，在印度化國家相繼崩潰之後，古代中國封建王朝所能發生的影響即隨之而宣告終結！和睦共處古代中國決不是一個無法和睦相處需要晝夜提防的強鄰，這可以從原始資料中得到證明。

▲《中國帆船貿易與對外關係史論集》（1987年）柬埔寨是古代中國最鄰近的國家，而戈岱司又以考據印度支那半島碑銘著稱的，所以我們就來看看柬埔寨所發現碑銘的情況吧。柬埔寨所發現的碑銘共八百多塊，其中有歷史資料記錄的共三百多塊。這些碑銘對古代柬埔寨國內外政治經濟情況提供了極寶貴的資料。例如斯多卡郡碑記載了吳哥王朝創始者闍耶跋摩二世（統治時期約802—850）企圖擺脫爪哇統治所作的努力。費門南卡宮碑敘述了闍耶跋摩七世（統治時期1181—約1219）時柬埔寨與占城間軍事衝突的詳細情形。「貓城」碑描繪了柬埔寨人民保衛祖國的英勇戰鬥。但是，在這麼多豐富的原始碑銘材料中，中國僅僅被提到兩次，一是吳哥寺附近的羅勒寺碑，其中敘述到在哇索跋摩一世統治時期（889—900），其疆域曾北達中國；另一是吐賀兒谷碑，其中記載了漢薩跋摩統治時期（900—約922）所發出一個禮物單，據考接受禮物的可能是一個中國官吏，但還不能肯定下結論，這是與中國極為鄰近的柬埔寨的情況。至於其他國家的碑銘，不論印尼也好，或是緬甸也好，那便連中國這個詞也難找到。要是真像戈岱司所說那樣，中國封建王朝據有主宰東南亞鄰國興亡的地位，難道在這麼多豐富的原始資料中會沒有一點反映嗎？古代中國從來沒有將什麼東西強加於東南亞鄰國。兩千多年來，差不多所有鄰國都完全保持了自己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政治法律制度，除去貢使報聘、僧侶學者往來、貿易交換這些活動外，常是幾百年甚而上千年相安無事，事實俱在，連蘇聯歷史學家也不得不承認： 中國文化的影響「在柬埔寨和暹羅很少看到，在其他南海國家則更少察覺到」。要是十六世紀是一條分水嶺，從此以後，東南亞鄰國開始淪為歐洲侵略者的殖民地，那麼十六世紀以前對東南亞鄰國普遍進行侵略活動的應該是其他國家，決不是中國。相互依存要是古代中國與東南亞鄰國間存在著什麼關係的話，那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一旦中國社會受到內部矛盾推動而獲得發展的時候，東南亞鄰國也隨之出現一片興盛繁榮的氣象，與戈岱司的說法剛剛相反，中國的興盛並沒有造成鄰國的衰微，結果倒是為鄰國的發展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唐代初期崑崙南海一片蓬勃發展的新氣象便是最顯著的例證。在這時期，馬來族在蘇門答臘建立了「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的室利佛逝帝國伍爾特曾將室利佛逝的興起和衰亡和古代中國對外貿易的繁榮和凋敝緊密聯繫起來。孟族在泰緬平原興起了擁有曇陵、陀洹兩屬國的墮和羅國。上緬甸有驃族的室利差坦羅國，《新唐書》、《舊唐書》謂其有二九八部落、九城鎮、十八屬國。下緬甸的孟族也正在興起，出現了許多小的王國，另外孟族還在跨交通要衝的馬來海峽地帶建立了狼牙修國。在柬埔寨，這正是吉蔑族闍耶跋摩一世為真臘帝國奠定基礎的時期，其疆域範圍已北抵南詔，南遍湄公河下游各地。七世紀上半期整個崑崙南海之所以會這樣欣欣向榮，這是東南亞國家作為一個地理整體在經濟上相互依存的結果。因為在這時期，中國與南海和阿拉伯國家間的貿易往來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經濟上的相互促進推動崑崙南海出現了這種空前未有的繁榮景象。但是在唐天寶以後，當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矛盾發生劇烈變化的時候，東南亞鄰國也開始動蕩，出現了近百年的混亂局面。這便是戈岱司所謂「柬埔寨的解體，占城退入南部各省，印尼海上艦隊侵入印度支那半島」的時期，但這個時期並不是「唐代霸權建立時期」，實際是唐代由和平統一轉為分裂與戰亂的時期。很明顯，這是中國與南海、與阿拉伯國家間貿易往來受到阻礙引起的連鎖反應。十一世紀和十二世紀的情況也一樣說明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嚴格說來，宋代是古代中國封建王朝與東南亞鄰國在經濟上進一步深入聯繫的時期，不單是貿易範圍有所擴大，同時貿易數額也有所增加。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鄰國間又出現了另一次繁榮興盛的景象。在占城是「鄰無侵奪，俗有舒蘇」。在柬埔寨是吳哥城與吳哥寺建造的時期，到闍耶跋摩七世統治時期（1181—約1218），吉蔑帝國的興盛到了頂點。在緬甸是蒲甘王朝的興起，緬甸第一次獲得統一，政治、經濟、文化都顯現出空前的繁榮。在爪哇是從愛爾朗卡到諫義里和新柯沙里王國的時期，爪哇也另一次重新獲得統一。在蘇門答臘，儘管這時期有南印度注輦的騷擾，但在中國與南海及阿拉伯國家貿易深入發展的推動下，經濟上也重新得到復甦，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樣繁榮興盛的氣象繼續了很長一個時期，充分表現了中國與鄰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這種關係一直繼續到歐洲殖民主義者入侵的時代。歷史事件的發展是千頭萬緒、極為複雜的，要闡明彼此間的相互關係需要作很深入細緻的工作，戈岱司在這方面所作的嘗試顯然是不夠的。END滇緬邊地擺夷的宗教儀式中國帆船貿易與對外關係史論集男權陰影與貞婦烈女：明清時期倫理觀的比較研究田汝康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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