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黨的沒落

（2012年1月3日，羅姆尼在艾奧瓦州舉行的共和黨黨團會議上發表演說；圖片來源於網路）

4月16日，美國共和黨的前總統候選人，參議員約翰·麥凱恩在保守派雜誌《外交政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如何拯救共和黨》。在這麼一個龐大的題目下，他其實只是談了一個問題：共和黨如何重建國際主義的防務政策。

在我看來，這篇文章仍然是如此地out of touch（脫離現實）。顯然，現如今美國人最關心的，還是在傳統行業式微之後的工作機會缺失和次貸危機之後的經濟下滑。這恰好是現任總統，民主黨的奧巴馬所最關心的問題。

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中，輸掉一任、兩屆總統選舉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柯林頓之前的民主黨，輸掉的總統選舉多得多。但是當人們去翻看共和黨領袖的名單的時候，卻可能發現拯救共和黨並不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而是共和黨的沒落就已經擺在了眼前。2012年的總統大選推出了一個2008年曾經在黨內選舉落敗的羅姆尼，就可見如何地後繼無人了。曾經的共和黨明星，朱利安尼已經了無聲息，佩林爭議重重，只剩下老邁的麥凱恩在獨撐大局。

人才的匱乏反映的只是表層上的問題，更嚴重的危機來自於共和黨意識形態的衰微。麥凱恩的文章恰恰就是共和黨整體失去了時代觸感的體現。正如共和黨另外一個曾經的明星、前總統喬治·布希的弟弟傑布·布希所說，人們認為共和黨是一個「反移民、反女性、反科學、反同性戀和反工人」的政黨。

共和黨的沒落當然不是自輸掉總統選舉開始的，而是自冷戰之後就已經開始了。蘇聯解體之後，世界就進入了一個全球化時代，自由貿易、全球化、互聯網就立即成為了中心議題。

恰恰在這個時候開始，美國進入了兩極化的意識形態時代：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1992年擔任總統副總統的柯林頓和戈爾規劃和建立了民主黨的新生，尤其是戈爾。這兩位極富時代精神的政客，構建了一個擺脫傳統政治的體系，也就是，以互聯網、環境、貧困和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因素作為美國戰略的重心，而不是地緣政治。

在2000年左右開始崛起的新星奧巴馬，基本上延續了這些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奧巴馬力圖建設的，乃是20年之內的美國全球性競爭戰略，新能源、新教育、新經濟。

與柯林頓戈爾同時代崛起的共和黨明星，是一群曾經在里根時期擔任中層官員的政客，其中包括了切尼、卡爾 羅夫、沃爾福威茨。他們的主張是新保守主義。

在冷戰剛剛結束的時候，新保守主義的理論法師弗蘭西斯·福山就寫就了《歷史的終結》。他認為，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以民主心態統一的全球化時代。這個預言與另外一個保守主義理論法師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相得益彰。亨廷頓認為，文明的衝突將替代意識形態的衝突。

這兩個人基本上奠定了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基石。地緣戰略基本上仍然是共和黨的政策核心，美國要保持在世界的領導地位，依靠的依然是對抗：從意識形態的對抗轉化成了文明的對抗。於是，當布希當選總統而911發生之後，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邪惡軸心國家的對峙，成為了共和黨的主旨。

於是在總體自由主義的旗幟之下，民主黨的新自由主義與共和黨的新保守主義在美國內部產生了意識形態對抗：新自由主義所應對的乃是全球化時代的融合，而新保守主義所倡導的卻是全球化時代的對抗。新自由主義試圖在全球化時代中尋找美國的新核心競爭力，而新保守主義尋求的是在全球化時代統一全球的文明形態。

911之後的形態似乎證明了亨廷頓的理論預設。於是新保守主義的將軍們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而美國國內高漲的愛國主義熱情也背書了他們的行動。然而，在布希的第二屆任期中公眾就已經開始在反擊新保守主義的總體主張。經濟的衰退、次貸的爆發與戰爭的代價都使人們極度地厭惡對抗性的政治，於是奧巴馬獲得了大比分勝利。

里根的保守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鑄就了美國式自由主義的全球勝利，但是共和黨學會了打破舊世界，卻沒有學會建設新世界。

美國的社會主流形態已然進入互聯網經濟、新能源、全球人才聚集、同性戀權利等新話題。這基本上也是60年代平權運動和冷戰結束的遺產：兩黨所共同打造的新時代。民主黨立即地攫取了時代話語，而共和黨依然停留在舊時代：意識形態、族群衝突、能源安全、家庭價值，甚至一直試圖推翻墮胎權。

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保守主義的價值空洞，在貿易自由、人權主張、家庭價值等方面，共和黨已然掌握著大量的擁躉，只是在全球化環境中成長的新一代年輕人，已經很難在共和黨的政治結構中找到共鳴。

麥凱恩所書寫的防務戰略是十分實際的，並且對於美國的核心利益的確高瞻遠矚。關鍵的問題是：這不是美國利益的競爭核心，也不是共和黨的困境所在。以防務替代國家，這就是共和黨自1990年代以來一直在犯的錯誤。

共和黨的沒落對於美國而言是一個危機而不是幸運。保守主義的價值，是它對於疾馳的社會列車有著至關重要的冷卻和剎車作用。在人類歷史上，激進的進步主義往往令列車出軌，導致社會總體的革命、崩潰和瓦解。

新自由主義的高歌猛進同樣有著這樣的恐怖前景。放任的自由競爭使美國貧富差距加大，鬆綁經濟政策令華爾街權力失控，被新經濟拋在身後的傳統工人失業，都是美國自身的危機。而缺乏全球道德、利益至上的全球化，所可能帶來的意識形態危機，都需要保守主義的中和。

共和黨所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在美國國內恢復其政治生命的活力，更需要回答全球化所帶來的理論匱乏和實踐困境。可是，也許他們還需要輸掉一屆總統選舉，加上奧巴馬剩餘任期，十年之後，在全球化和互聯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共和黨政客才有可能重新找到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