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大夫與傳教士對進化論的不同回應

早在19世紀70年代,達爾文的名字和西方自然進化論的觀點就已經被介紹到中國,但這種介紹還是零星和不全面的。甲午戰爭之後,嚴復系統譯介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併名之為《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等詞語,刺激了愛國者和維新派的神經,敲響了救亡圖存、自強保種的警鐘。赫胥黎、斯賓塞的進化思想譯介到中國後,帶來了對傳統封建禮教和儒家思想的衝擊,加劇了倫理道德體系領域的論爭,其中傳教士和士大夫對這一思想的不同解讀和回應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進化論思想在晚清的引介、傳播和接受情況。

嚴復譯介斯賓塞學說旨在「新民德」。他認為斯賓塞把進化思想從生物學領域推到「農、商、工、兵、語言、文學之間」,也就是從生物學領域推廣到社會生活當中,揭示了人類社會進化的「公例」。這一公例就是,「國之強弱、貧富、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驗也。」「蓋生民之大要有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現代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為高下。」(《嚴復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不足以自立,難怪屢戰屢敗。在嚴復看來,挽救中國危亡的辦法就是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康有為提出了「德貴日新」的思想,即時代不斷變遷,道德亦應隨時而變,以符合時代要求。梁啟超在《釋「革」》等文章中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張,批評「今世士夫談維新者,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譚嗣同在《仁學》中激烈挑戰傳統道德,主張打破儒家的「三綱五常」,致力於重建新仁學體系,重建新時代的道德準則。概括而言,晚清士大夫的道德重建主張與當時救國救民的社會訴求緊密聯繫,呈現出民族主義特點。

一些維新人士還吸收了斯賓塞社會進化論中競爭是社會進化的動力、應尊重個人權利的自由競爭等思想,借進化論批判傳統儒教以及個人不自由、國家間競爭失敗的晚清社會現實。薛福成批評了正統儒家義利觀的偏弊,主張引進西方工商興利致富之術,稱「人人之私利既見……通國之公利寓焉」(《薛福成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頁)。梁啟超針對中國傳統以「利己」為惡德的觀念,宣傳利己之德對社會進步和個體自立的重要意義:「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對於他族而倡愛國保種之義,則利己而已,而國民之所以能進步繁榮者賴是焉。」(《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頁)嚴復還大力提倡西方「開明自營」的合理功利主義思想,認為:「大抵東西古人之說,皆以功利為與道義相反,若薰蕕之必不可同器。而今人則謂生學之理,舍自營無以為存……開明自營,於道義必不背也。」斯賓塞對個人主義、個人權利、個體競爭的辯護被晚清維新人士吸收利用,使得傳統價值觀念中義利對立的思想逐漸被消解。

在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中,可以看出他深知進化論是一種純自然淘汰論,若以此分析人類歷史與社會進化,不利於反對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並且,中國人並不完全認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社會法則,尤其是在國族與國族之間的關係方面。以嚴復為代表的開明士大夫階層深知中國處於落後的半殖民地位,國族與國族之間的法則已經掌握在強者之手,但中國能從社會進化論的邏輯中看到變弱為強的希望。嚴復譯介的《天演論》實際上體現了中國人對社會進化論的選擇性利用的態度和回應,表現了開明士大夫階層在晚清社會現實面前的處境、立場和選擇,這其中被動中夾雜著主動,絕望中抱有希望。

嚴復譯介天演論為的是敲響警鐘、救國強民,但社會進化論中所蘊含的宣揚個人主義和殖民侵略主義傾向在當時也引起一些人的質疑。1905年《萬國公報》發表一篇《道德與哲學》文章,雖未署名,但從全文的立場推斷作者應為教會人士。該文批判了斯賓塞、達爾文學說,「顧沿斯賓塞達爾文之說,其於上帝也,則曰不可思議,其於人事也,則曰萬物競爭優勝劣敗,以前之說去吾人畏敬忌憚之心,以後之說長吾人嗜欲攻取之念,而平和與慈善之世界一變而為殺戮戰廝,強凌弱,眾暴寡之世界而不可收拾,未始非斯達二氏之說為之厲矣。」該文將斯賓塞、達爾文之說泛指為哲學,視為基督教的大敵和社會衰敗、青年受惑的根源。「中國之於西方教化根底未深,而哲學之橫流已忽焉行入東方,學子驟聞其義,足以滌盪神經,爽利耳目,而非舊道德家言之陳腐可厭或束縛不堪也,遂無不為之心醉,而擲棄所謂道德者,以為將來必能以哲學代宗教之位。」

在華傳教士指出,斯賓塞進化論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去道德的社會自然法則,必須以宗教道德填補進化論產生的道德危機。傳教士林樂知譯介的《人學》等書,便是試圖以基督教信仰代替進化觀作為主導社會的觀念,反對盛行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法則。不同於原書作者李約各,林樂知的譯介不在糾正社會上「人學之否極」,也不是為反對強權帝國主義,而回應的是「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於人心,中國民氣為之一變」對道德風氣的影響和對宣教的阻礙。在華傳教士宣揚基督教道德,特別以基督教的愛人如己觀反對社會進化論對個體的獨尊。他們儘管贊同社會進化論中道德也是進化的,但不同意這種進化是以個人權利、自由競爭為途徑的,主張愛己及人,和諧相處,反對以獨而主張以群(人類)為量尺。這些觀點與嚴復等人觀點的不同之處在於:嚴復等人強調救國保種,所謂「新民德」屬於民族內團結、一致對外的德;而傳教士以宗教道德來勸誡華人接受世界大同的道德觀。在華傳教士選擇「愛人如己」觀為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和代表,與斯賓塞的優勝劣敗觀針鋒相對:「則優勝劣敗之說,信不足為社會進化之本,而必在愛人如己矣。」「故管鑰人之社會者,固愛人如己之理,非優勝劣敗之理也」(林樂知、范褘:《人學》,廣學會1910年版)。雖然以林樂知為代表的傳教士洞察了華人的救國需求,盡量向救國議題靠攏,在譯介中加入自己的救國強國建議,努力淡化中西對立,但是這些思想不能解決近代中國面臨的民族危亡難題。因此,《人學》等反進化論著作的譯介也無法取得像在西方和日本那樣多次翻印、洛陽紙貴的效果。

(作者單位:北京交通大學〔本文系「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資助項目」成果〕)

推薦閱讀:

動物不會得腰椎疾病,因為有尾巴,這可是腰椎疾病的剋星啊
從十億年前的一個早晨說起:一夫一妻制的前世今生
二十世紀的進化論(四)
畫這張圖的人得有多痛恨經典分類
大爆炸理論,進化論之我見

TAG:進化論 | 進化 | 傳教 | 傳教士 | 晚清 | 士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