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踏春指南--老北京談 京都勝跡（4）

風和雨輕　賞柳綠桃紅　信馬由韁尋百花深處———　　春天來了，到哪裡去看北京的春天呢？我們今天推出的這組稿件告訴您，哪裡是北京春天來得最早的地方，哪裡是賞春景點最多的地方，哪裡的冰融得最早，哪裡的花開得最盛。您可以按照文章的指引，在假日里尋找、賞玩北京的春天。　　北京帶「春」字的地名並不多，有陽春門、春雨衚衕、春風衚衕、春松衚衕、知春路等。此外還有一些與春天有關的地名，比如甘雨衚衕、百花深處。　　陽春門：第一個帶「春」字的地方　　陽春門是元朝時北京的一個城門。這是北京第一個帶「春」字的地名。陽春門在北京東部，現在的朝陽門一帶。元朝時期，陽春門外柳樹成蔭，到了春天這裡鬱鬱蔥蔥，所以被稱為陽春門。陽春門在明朝的時候就被拆了，它在現在的朝陽門往東一點。這個好聽的地名現在只有些老人還知道。解放以前，一到春天，孩子們就都互相約著到陽春門遊玩。　　甘雨衚衕：國賓館、交易所、租車行———當年的CBD　　甘雨衚衕在東四南大街。這裡以前叫作「乾魚衚衕」。明萬曆三十二年，這裡出現了一座著名的道觀。這座道觀在民國時期被改作一個公寓。宣統年間，「乾魚衚衕」改名為甘雨衚衕。　　雍正四年，衚衕設立了一座會館———當時清朝政府用它來接待外國使節，功能類似於現在的國賓館。民國時候，這條衚衕里有北平證券交易所。1918年夏天成立的北平證券交易所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家證券交易所。民國的時候這裡還有一個協成車行，附近一些富商要想叫車，打個電話給車行，黃包車就會停到家門口。　　春雨衚衕：一條衚衕兩個傳說　　東單的春雨衚衕，在清代叫火神廟。老北京的火神廟非常多，有名的火神廟，這裡得算一個。後來火神廟著了一場火，住在這裡的百姓為了壓一壓「火氣」，把地名改作春雨衚衕。　　「春雨衚衕」名字的由來，還有一種說法。是說這裡的地勢較低，一到下雨的時候這裡就澇了。但是北京人都有一種特有的幽默，雖然澇了，他們會說：「你別看這麼大的雨，要是春天下，這雨可金貴著呢。」再加上有「春雨貴如油」之說，所以將火神廟改叫春雨衚衕。　　春雨衚衕現在已經是一片破敗的景象，推土機已經將旁邊的衚衕變成了一片瓦礫，估計這裡也將要拆遷。衚衕里行人很少，只有一塊大白牌子上面有紅筆寫的「春雨旅館」，讓人想起這條小衚衕。

　　百花深處：最有春意和詩意　　百花深處衚衕在新街口南，衚衕不長。相傳有一對張姓夫婦，勤勤懇懇，先購地二十畝用來種蔬菜，後改種牡丹花、荷花及芍藥，一到春夏兩季，清風徐來，不少騷人墨客慕名而至，稱此地為「百花深處」。張姓夫婦去世後，此園便逐漸荒廢，形成街巷，遂稱百花深處衚衕，後簡稱百花深處，留下這充滿詩意的美名。　　春風衚衕：春風已成追憶　　在牛街附近還有一個春風衚衕。這條衚衕以前一直叫王老師傅衚衕，文革的時候改名為東風衚衕，後來又被改作春風衚衕。現在，這條衚衕叫什麼都無所謂了，因為它已經消失在樓群中，只留下一個春風小區，還在向人們證明這裡曾經有過「春風」。　　北京：4月6日真正進入春天　　氣象部門理論劃定，當平均氣溫達到10-22攝氏度時，就是春天來臨了。但是由於北京各地區海拔高度和地形不同，各地各個季節開始的早晚也不相同，「馬後桃花馬前霜，長城內外兩重天」。　　按北京地區的氣溫來說，無論是立春還是春分，都達不到標準的春天平均氣溫。諺語云：「春打六九頭」，「七九河開」。立春過後的第18天，北京大部分結了冰的河流、湖泊才開始融化。　　按北京氣候標準來說，每天平均氣溫穩定在0攝氏度以上的持續期，可稱為溫暖期。積雪融解，土壤解凍，春播作物和早蔬菜即可開始播種或萌芽生長。北京地區每年真正入春的標準時間應當是4月6日。

京城古要塞

西南，古時軍事地位僅次於居庸關，是京北軍事要塞。我考察軍都城，同長城愛好者楊奕先生交換意見後，他建議我去趟白羊城。此行還可以順便探訪慶王墳與和平寺兩處古迹。

　　在西峰山路口折西北行，路窄且難走，幾經打聽，終於來到白羊城村，路旁高大滄桑的碑樓向人們提示著這裡便是慶親王奕劻的墳墓。碑亭為重檐歇山頂，精緻而高大，上覆綠色琉璃瓦，近百年的風雨殘蝕以顯破舊，但主體結構基本完好。碑亭附近已成為村民住宅區。

　　奕劻的墳墓坐西朝東，前為碑亭，碑亭後是一片住宅，享殿被住宅包圍，繞道住宅後是一片柏樹林，有數十棵之多，粗細有近百年，看來是奕劻建墳後種植的。墳墓已經沒有任何遺迹可尋。

　　白羊城可以說是白羊溝的入口，西邊有一二百米高的石灰岩山巒，對著溝口右側的山巒能清晰地看到白羊城城牆蜿蜒起伏于山嶺之上。楊奕先生在《關山縱橫》一書中為白羊城作了如下注釋：「白羊城是北京西部長城的一個小關口營城。與橫嶺城、鎮邊城同在一類。它扼守在山的出口處，算不得險，但位置重要。全城周長約一公里，分為南北兩山，中夾白羊溝，原有東西二門，因為城垣大部分被毀，沒有明顯的標誌性建築，已不被人在意。」楊奕先生對白羊城極具情感，先後六次考察探訪此城，並撰寫《長城古堡白羊城》在報上發表，希望能引起人們的重視。然而，白羊城依舊不斷的遭到破壞，令人遺憾！因時間緊迫，不能登攀，僅拍攝之。

　　和平寺位於八達嶺南麓、南口鎮西5公里龍鳳山的花塔村，又名花塔寺，始建於唐代。《日下舊聞考》卷四有如下記載：「花塔村在州城(昌平州)西北三十里，有和平寺，唐建。」由唐代名將尉遲恭監建，唐太宗李世民御筆親書「敕賜和平寺」而得名。古有「先有和平寺，後有潭柘寺」之說，反映了和平寺歷史之悠久，是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幾經周折才來到花塔村，找到了和平寺，寺門莊重大氣，寺門上方鐫刻著「敕賜和平寺」匾額。相傳在一千多年前三國時期，晉初就修建了和平寺，傳說有一個姑子庵在白羊城的雙山，因交兵作戰遭到破壞，僧人自養兩隻白鴿放飛後落在龍鳳山頂，後來就在此山下修建了和平寺。

　　進入山門，寺內極為寬闊，迎面一棵粗壯需兩人合抱的古槐，矗立在階前，古槐有一千三百餘年的歷史，當為建寺之初所植，為北京市一級保護名木。古寺建築依山而建，層層迭起，十分嚴謹。登臨32級石階，石階為整塊花崗岩條石疊成，石階的兩旁有同質花崗岩石牆，牆上有雕刻成房脊形的散水，精緻而典雅，年代久遠，為和平寺標誌性文物。石階上為四大天王殿，天王猙獰而威嚴，殿中央為面帶微笑的迎客僧，身後有身著盔甲威風凜凜手持降魔杵的韋馱菩薩，該菩薩製作精美令人讚歎！據說為護法神。繼續登上台階迎面是三間大殿，殿前有雌雄兩株銀杏樹，高大而雄偉，顯示出古寺歷史之悠久，每逢秋季，果實累累。大殿中門上懸清代雍正帝御題「大地金沙」匾額一塊，字體渾厚遒勁。大家知道，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尊佛信道，曾經在圓明園內煉丹求道，吞食丹丸，以至中毒，早早地斷送了性命。和平寺有他御題的匾額，是他推崇佛、道有力的證據。正殿內中間供奉如來佛，左為燃燈佛，右為藥師佛，兩旁排列著十八羅漢。

　　正殿兩邊的配殿山牆有十幅壁畫，據寺內僧人講，為宋代所繪，講的是觀世音菩薩出家成道的故事。為饗讀者，經寺內同意，拍攝兩張照片，從壁畫的清晰程度來看，顯然有些壁畫是經後人重新描繪，即便如此，也是北京地區較早的佛教壁畫，大大地早於法海寺壁畫。

　　和平寺是唐以後各代京北佛事活動中心，宋、元、明、清多有擴建修葺，才有如今該寺規模。和平寺為四合院結構，布局嚴謹，分東西兩重院落。東院有彌勒殿、釋家牟尼殿、大悲殿、天王殿；西院有祖師殿、藥王殿、娘娘殿，加之寺中僧房、神堂，共有房屋九十九間半，建築面積7000多平方米。每年陰曆初五和九月初九唱大戲四天，使花塔村和平寺廟會成為聞名京津的傳統廟會。

徐世昌的「戒壇寺碑文」--袁樹森

在北京西郊戒台寺千佛閣遺址前左側，有一塊十分高大，雕刻精美的石碑，這就是當時的民國大總統徐世昌於1921年到戒台寺進香時所撰寫的「戒壇寺碑文」。　　戒台寺位於京西馬鞍山上，始建於隋開皇年間，以建有中國最大的佛教戒壇而名聞於世，有「天下第一壇」之稱。馬鞍山蘊藏有豐富的煤炭和石灰石資源，數百年來，周邊居民鑿山取石，開窯採煤，而威脅到了這座千年古剎的安全。為此，明代成化十五年憲宗皇帝、清康熙二十四年聖祖皇帝都曾為戒台寺立下敕諭碑，明令寺院周邊不準採石挖煤，以保護古剎安全。進入民國，皇帝的敕諭碑失去了效力，戒台寺周邊採石挖煤的活動加劇，從而使戒台寺的部分殿基下陷，泉水斷流。1921年，時任大總統的徐世昌到戒台寺進香時，了解到了這種情況，為了保護這座古剎，他撰寫了「戒壇寺碑文」，鐫刻成碑，立於寺中。　　「戒壇寺碑文」碑漢白玉質，高3.1米，寬0.96米，厚0.3米。碑額深浮雕二龍戲珠，額篆「戒台寺記」。碑身兩側各浮雕一條升龍，碑陽和碑陰四周各雕有12條小龍，左右各4條，上下各2條。方形碑座，前後兩側均為浮雕二龍戲珠，左右兩側各浮雕一條蟠龍。整座石碑共雕龍34條，精美細緻。碑陽豎寫行書18行，47字滿行，首題「戒壇寺碑文」，「天津徐世昌撰並書」，文尾時間為「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文曰：「……馬鞍一山，有唐以來沙門所居，而以戒壇名聞天下者也。扶輿之氣磅礴奔輳，將有所屆則必有崇山穹宮，遏其沖而愈閎其之，以窮其妍。夫戒壇之名於幽並垂二千年，寺於唐，壇於遼，奐揄於金，易名踵飾於明，豐碑、長松、石幢、浮圖、輦蹕之所、淹留經藏之所。容度為閎為妍，亦既備止論者，方謂太行西來，雄奔之勢得斯禪宅廣侈相當於，足以奠神區，而號勝地。故共和以來，有司據法守護，又為之丈量其界地，毋使豪右巧奪，意至善也。客歲有治礦子山之陽者，渴泉燥石，寺僧惶走相告，二三士夫知其事，察其坑脈，固非隆郁無所底，而毀寺宇於法不和，又為之於所司，禁其開採。案既定，請文於予，予惟戒壇開礦，明清兩朝先皆有禁……又凡立國者，皆各有其宗教信徒，各茸治其居處，范以法律，勿俾廢壞，東西所同也。京師寺廟當全勝時無慮，千百時代遷變，八九為墟，今所存者，或麗於苑囿，或伏於林扃，蓋可僂指計也。然其僅存者，中外人士咸以為古。昔制度之留遺，宗教精義所寄託，互數百載逃累劫，而能巋然者也，必不可使鞠為瓦礫。部吏聚議，特為專條，躬任其保守之責。今觀戒壇之寺，其閎且妍也，若此泉石之溉被蔥鬱，又若彼則信乎其有護於保障，而必不可以礦而荒之……」碑文明確指出，要對戒台寺進行保護。　　徐世昌乃清末進士出身，是北洋政府惟一的一位文人總統，有一定的文物保護意識，這一點確實高於其他軍閥總統之上。正逢軍閥混戰，時局動蕩，文物古迹毀壞嚴重之時，他寫出保護戒台寺的碑文，望其免遭毀壞，這一點確實是難能可貴的。碑文分析透徹，論據充足，邏輯性強，極具說服力，足見其文字功力之深厚。　　徐世昌擅長書法，在任大總統期間，常題字贈與國會議員。美國傳教士，曾任北洋政府總統府顧問的福開森稱譽其為「學者、書法家、政治家、士紳」。周恩來總理生前曾對徐世昌的後人說：「徐世昌字寫得好，中南海有很多他寫的屏風」。這的確不是虛誇，此碑充分顯示出了徐世昌的書法功力。碑文通篇布局嚴謹，行與行、字與字之間整體安排得當，上下顧盼，左右相映，字雖多但不顯繁亂，天地雙邊與行間行走氣血相連，若單看一個字，又字字墨蘊飽滿，活靈活現。徐世昌突破了碑文傳統的橫平豎直，規規矩矩的「台閣體」，字體揮灑自如，清靈飄逸，但又不失章法，行而不草，字字認真，頗具俊秀之氣，給人以一種書法藝術的美感。　　此碑保存完好，字口雖淺，但字字清晰，是世間現存徐世昌書法中難得的一篇長文，在戒台寺眾多的碑刻中別具特色，是一件頗具價值的文物。

尋蹤白家疃--金鑒

偶然在《北京日報》上看到赤飛先生所寫《結緣紅樓夢》一文，在文中談到他與《紅樓夢》有緣，這緣來自他的故鄉白家疃。白家疃與大名鼎鼎的香山僅一峰之隔，村西河灘上有座小石橋，大概是六十年代末，小石橋一下出了名，接長不短有城裡人來給它照相、畫畫，說二百多年前，有個叫曹雪芹的大作家，曾經在這附近住過。　　白家疃在溫泉附近，我曾經數十次去溫泉，經過白家疃，但未曾走進這靠近西山的小村。一次參觀歷史博物館，一位朋友談到曹雪芹，講到白家疃的怡親王家廟及戲台被修葺一新，便產生去白家疃看看的想法。去秋的一天，我騎車穿過上地高科技區，直奔白家疃，兩旁的樹葉開始泛黃，黃澄澄的柿子掛滿枝頭，是豐收的季節。僅用1小時便到達白家疃，從東口入，向西走到村中一條季節河，河道乾枯沒水，沿河邊的公路一直向南，騎到小村的邊緣，沒有我要找的小橋蹤跡。經打聽才知曹雪芹居住附近的小石橋在村西，站在村邊向南看，經村民提示，三炷香清晰地映入眼帘，這座山是香山與白家疃的分水嶺，從白家疃翻山去香山僅十里之遙，遙想當年在這條山路上，雪芹先生為香山、白家疃兩地的人看病，經常往返，留下他數不清的腳印……拍攝了它的倩影。為此我曾請教過孔祥澤老先生，孔老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和吳恩裕先生去白家疃訪問，曾聽一位村民說：「當年前山（指香山）旗里有位大夫時常過來給窮人看病不要錢，每次來都在南邊山根一間空廟臨時借來桌椅給人看病，後來這位大夫搬到橋西住，有了家看病的人方便多了。他說當初那間空廟早年還有呢……」　　折回原路奔西來到了白家疃小學，小學的校址是怡親王允祥的家廟，因「十一」期間，學校放假，無法進入，校門口的戲台被彩繪一新，十分搶眼，只能在欄杆外拍攝之，好在「瑕不掩瑜」，戲台的光彩盡在畫面之中。下步是奔西尋找曹雪芹居住附近的小石橋，騎車出了村也沒見到小石橋的蹤影，折回頭進村打聽，才在一戶村民家的院牆外、道路旁找到雪芹先生在白家疃僅存的遺迹——小石橋。看來這座小石橋，早已完成了歷史使命，原先的河床，早已成現在的馬路，真可謂滄海桑田啊！時間的流逝會改變一切。聽村民說，以前修馬路，小石橋礙事，有人要把小石橋拆掉，眾多村民反對，村民們認為：曹雪芹曾經住在小石橋附近，他住的房子早就沒了，這小石橋是雪芹先生留給白家疃的惟一念想，應該保護好。這樣小石橋得以保存下來。我想進一步了解些曹雪芹的故事與傳說，村民告知附近有位尹亮老人，今年93歲了，他知道一些曹雪芹的事兒，我來到尹亮老人的家。老人雖然已是耄耋之年，居然能聽清我每次的提問，只是說話語速緩慢，當我說明來意後，老人同我談起了往事……順著老人的思路提起曹雪芹，老人說：村西有座老爺廟（供奉關公），坐西朝東。尹亮老人的姥爺、父親和他，三代人都是老爺廟的看護者。一次，尹亮在廟的西南邊舊房地基上種蘿蔔，他的姥爺告訴他，「你種地的房基地原先是曹雪芹的房宅，曹雪芹在老爺廟的西南有三間房，旁邊有三畝菜園子」。　　經過查閱有關《紅樓夢》的書籍和資料，使我進一步了解曹雪芹遷徙白家疃的情況。雪芹的好友敦敏在《瓶湖懋齋記盛》中確切地記載是乾隆二十三年春（即1758年），雪芹遷徙白家疃，有原注為證：「春間芹圃（雪芹的號）曾過舍以告，將遷徙白家疃。」在該文後敦敏因請雪芹鑒定書畫又先後兩次去白家疃，不巧，雪芹都不在家。在後注中敦敏大致講了雪芹在白家疃新居的情況，為饗讀者，引綴如下：「有小溪阻路，隔岸望之，土屋四間，斜向西南，築石為壁，斷枝為椽，垣堵不齊，戶牖不全。而院落整潔，編籬成錦，蔓植亟杞藤……有陋巷簞瓢之樂，得醉月迷花之趣，循溪北行，越石橋乃達。」《（此橋，便是我尋蹤拍攝之小石橋）。敦敏《瓶湖懋齋記盛》記載雪芹在白家疃的新居是四間房，而尹亮老人聽他姥爺說是三間房，有一間之差，應以敦敏所見四間為準，必定敦敏是雪芹的好友。　　雪芹留下的傳記材料極少，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記述了曹雪芹遷徙白家疃的時間以及雪芹的一些言行，殊顯重要。那麼雪芹為什麼要遷徙白家疃呢？從乾隆十五六年雪芹辭別宗學遷徙西郊，並幾經遷徙，最後一次由香山遷到白家疃。有人分析有經濟原因之說、有迴避「輿論」之說、有屋塌之說、有「滿漢軫域」（乾隆二三年間，規定旗人的家奴可以開戶，即准許漢人出旗）之說、也有雪芹築屋白家疃與怡親王有關之說，等不一而足。我則認為除了經濟原因之外，雪芹為了尋找一方遠避塵囂，更為理想的著書、修書之所。只有親臨白家疃的人，才能體會到白家疃這個靠近西山腳下的小村有多美，青山似黛，植被豐沛，正如敦敏和張宜泉的詩中所道出的：「日望西山餐暮霞」、「廬結西郊別樣幽」、「門外山川供繪畫」、「寂寞西郊人到罕」、「翠疊空山晚照涼」，均可證明雪芹的居處近山傍水，除了自然秀美以外，寂靜和諧，是著書、修書的理想環境，我想比起香山鍵銳營的創作條件要好。遙想當年，雪芹為了著書，常常踱步於村西小石橋附近，縝密思考書中之情節……只有小石橋還曾記憶起當年雪芹踱步沉思的身影。

　　吳恩裕先生所著《有關曹雪芹十種》中的「考稗小記」曾說：「得魏君藏"雲山翰墨冰雪聰明』八字篆文，謂為雪芹所書。按篆文並不工。下署"空空道人』有"松月山房』陰文小印一方……」我的好友楊奕先生，他長期生活在白家疃附近的太舟塢，他曾寫過《清代著名詞人之一納蘭性德》一文，講到一件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白家疃有一座空空廟，這便是為雪芹的「空空道人」提供了直接證據。為饗讀者，引輟如下：「就在曹雪芹白家疃居所的南邊山根，曾有一座小廟獨立山麓。廟一間，面積約十平方米。因為廟中沒有神祇偶像和牌位，空空蕩蕩，當地人叫它"空空廟』此廟後在平整土地時被拆除。……雖已無文字記載，但從形制和位置判斷，當為山神廟一類。建築年代已無考證。現今有人認為這座"空空廟』可能與曹雪芹《紅樓夢》開頭所寫的"空空道人』有關。」楊奕先生僅推測空空廟與《紅樓夢》的「空空道人」有關。但並沒有點破「空空道人」就是曹雪芹。可能楊奕先生沒有見到吳恩裕先生著的《有關曹雪芹十種》一書，或許也沒有見到「雲山翰墨冰雪聰明」這幅篆文小品。吳恩裕先生雖然請了當時著名鑒定大家鑒定為曹雪芹親書，但始終沒有弄清「空空道人」之號與雪芹的關係。白家疃的「空空廟」無疑為《紅樓夢》以及曹雪芹的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證據。為何雪芹先生在書畫作品之中用他不常用的齋號？我以為早在乾隆二十四年雪芹在世的時候，《紅樓夢》（紅樓夢原名石頭記）已經被視為「謗書」了；也就是弘所謂的「礙語」；弘曉組織家人抄寫《石頭記》，不用外人，以至怡府書目中找不到他家存有這樣一部書，就是怕人知道他家存有這部「謗書」，而此時雪芹（被抄家的後人）政治上受歧視，經濟上陷入困頓，以至蓬牖茅椽，繩床瓦灶、鬻畫為生，飧饔時有不繼、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困境。為了《石頭記》的成書，為了頑強地生存下去，一些時候，雪芹不得不在作書畫或寫信札時，屬自己不常用的齋號，「空空道人」即是其一，當然「空空道人」也不是空穴來風，作為雪芹先生不常用的齋號，也是有因緣的，他生活的白家疃村的「空空廟」，雪芹曾經用來為村民看病，便借過來作為自己的齋號，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倘若不了解白家疃的歷史與淵源，親自去探索與考證，自然無法了解雪芹先生當時所處的困境與現狀。這正是雪芹先生起用「空空道人」齋號的用意，從而也為後人考證帶來了難度，然而這進一步確鑿地證明了「雲山翰墨冰雪聰明」篆文小品為雪芹所書。　　雪芹從乾隆二十三年春遷徙到白家疃，到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去世，除乾隆二十四、五年南京之行（兩江總督尹繼善邀請雪芹到南京去做幕賓）一年外，在白家疃整整生活了五年時間，這五年時間是雪芹人生中最重要的五年，也是因生活所迫最為艱難的五年，除了《廢藝齋集稿》的收尾工作以外，他把精力完全投入到《紅樓夢》的修改之中。　　白家疃——北京西郊靠近西山美麗寂靜的小村，因曹雪芹而聲名鵲起，因雪芹燦如日月的傑作——《紅樓夢》，而享譽天下。

鐵翅烏及其它--王世襄

觀賞鴿不同品種的形成，往往由於某一部位羽毛顏色的改變。例如，點子頭上黑色或紫色圓點及鳳頭消失，變成純白色，只有尾巴仍是黑色或紫色，其品種名稱就不再是點子而是「黑倒叉」和「紫倒叉」了。如頭頂的圓點或鳳頭顏色不變而尾巴變成純白色，其品種就叫「黑雪上梅」或「紫雪上梅」了。　　上述品種名稱因花色的變化而更改，是藉以說明黑烏及紫烏如兩翼翅翎由白色變成黑色或紫色，它們的名稱就該叫「鐵翅烏」或「銅翅烏」。從花色由簡到繁的發展規律來看，應該是先有黑烏和紫烏，經過養家的培育，給黑烏添上黑色的翅翎，給紫烏添上紫色的翅翎。　　新品種出現，往往身價十倍，因而不少養家在培育品種上下工夫。其主要方法不外是:去掉某部位的羽色，使成為白色；把原為白色的羽色改成色羽；或使其原有的色羽出現一些花紋或顏色上的變化等。以上不免有個人的臆測，未必正確，有待方家指正。　　如果讀者同意「鐵翅烏」、「銅翅烏」是在黑烏、紫烏的基礎上崇飾增華而成，那麼我認為這兩個品種是培育得比較成功的，也就是說比較乾淨齊整。對比之下，自民初以來不少人想給黑、紫點子和白加上鐵翅和銅翅，成為新品種「鐵翅點子」、「銅翅點子」、「鐵翅白」和「銅翅白」。但到現在還未達到完美的程度，總不免出現夾條或花的毛病，未能達到「鐵翅烏」的乾淨程度。如想孵出乾淨整齊、不花不夾條的「鐵翅點子」、「銅翅點子」、「鐵翅白」、「銅翅白」，培育者還須努力。　　藏哨名家王熙咸老人在他的《鴿哨話舊》一文中講到同仁堂樂君詠西出重金買鐵翅點子的故事，錄引如下:　　鴿販某，居鄰能仁寺。曾以三十元賂樂詠西御者，使馬車繞道徐行過其巷。樂氏見三十餘鴿懸哨盤旋空中，白身黑翅(名曰「鐵膀點子」，或「鐵翅點子」，民初時為名貴品種)，翩翩似蛺蝶，琅琅若玉鳴，驚喜欲狂，嘆為奇觀。覓得某販，詭言墨王府寄賣。樂、墨素昧平生，竟以四千元成交。巢中尚有四十餘點子，或偏膀，或夾條，(襄按:「偏膀」謂只有一翼有黑翎，或一多一少；「夾條」謂黑翎中間有白翎，皆鐵翅之劣者。)樂冀其能出好鐵翅，又以三百元購之，意在鐵翅點子盡歸吾有也。販得金，置房六十餘間，獲小康焉。　　可見培育新品種之艱難及養家尋求新品種之殷切，這也算是北京觀賞鴿的一段掌故吧。　　樂詠西買鐵翅點子距今已有七八十年了，嚴格說來，真正完美的「鐵翅點子」、「銅翅點子」、「鐵翅白」、「銅翅白」，到現在還是很難見到。

有名無園—漢花園--張潔宇

二十世紀前半期，「漢花園」幾乎就是北大的代名詞。今天，這個地名已經沉入歷史，但卻有一本薄薄的詩集，讓這個美麗的名字留在了文學史上。它是三位年輕詩人相攜共進的友誼見證，也是現代詩歌史上一個轉變的契機。因為有它，失了載體改了名字的「漢花園」，仍在紙上保留了最可貴的靈魂。　　1936年3月，《漢園集》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是三個年輕的北平詩人———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的詩合集。今天看來，無論是在詩人各自的創作經歷中，還是在整個中國現代詩歌史上，這本詩集都佔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批評家李健吾曾經稱讚說，詩人們由此「樹立了詩之新的風格與機能」，昭示著新詩「終於走近一個令舊詩瞠目而視的天地」，這是新詩創作「一個轉變的肇始」，它「指示我們將來詩的依趨」。　　從此，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獲得了「漢園三詩人」之稱。三位「漢園詩人」的風格其實各有千秋，而且從詩集的編排上說，他們各自也體現了相當的獨立性：何其芳的16首稱為《燕泥集》；李廣田的17首起名《行雲集》；而卞之琳的34首合為《數行集》。那麼，「漢園」之稱又是怎樣一個來歷呢？對此，卞之琳在《題記》中有一段說明：這是廣田、其芳和我自己四五年來所作詩的結集。我們並不以為這些小玩意兒自成一派，只是平時接觸的機會較多，所寫的東西彼此感覺親切，為自己和朋友們看起來方便起見，便擱在一起了。我們一塊兒讀書的地方叫「漢花園」。記得自己在南方的時候，在這個名字上著實做過一些夢，哪知道日後來此一訪，有名無園，獨上高樓，不勝惆悵。可是我們始終對於這個名字有好感，又覺得書名字取得老氣橫秋一點倒也好玩，於是乎《漢園集》。　　原來，「漢花園」———他們「一塊兒讀書的地方」———其實就是老北大的「一院」。所謂「老」北大，當然不是現在的西郊燕園，而是東城區美術館西邊那個以「沙灘紅樓」為標誌的北大舊址。「沙灘」其實是民間叫法，20世紀前半期，這裡因紅樓前那條「漢花園大街」而聞名，「漢花園」幾乎就是北大的代名詞。據老北大學生回憶：「從前門車站雇洋車連拉人帶鋪蓋卷，只要說上一聲漢花園，沒有一個洋車夫不知道他應該拉到哪兒歇腿的，並且也知道你決不是花得起冤錢的公子哥兒們，所以車錢也並不多要。」　　現在的計程車司機當然再也找不到「漢花園」了。在北京的地圖上也消失了這樣一個曾令很多學子嚮往的名字。紅樓前的「漢花園大街」後來改名為「五四大街」，被賦予了更「現代」的「歷史性」意義，卻遮沒了原來那一點古雅的詩意，以及與之相伴的想像與記憶。現在，我們只能依靠零星的回憶文字來界定「漢花園」的所在了———漢花園的地點在東城北河沿畔，這個「花園」所包括的區域，南至大學建築外面的碎石馬路，名稱叫做花園大街，西至松公府內的北大圖書館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正門，東面牆外是兩岸夾著細條的楊柳的寬大的河溝。河水是一向乾涸的，積塵滿天，和中法大學的校舍隔著「鴻溝」，遙遙相對……北面就是椅子衚衕，那是北平的新科班「戲曲學校」的所在，在北大的新宿舍的陽台上，可以遠眺到他們的戲台。　　這個曾經還是「有名無園」的「漢花園」，現在連名字一併都被埋入這個城市的歷史地層中了。好在，還有這本《漢園集》，讓這個名字留在了文學的歷史上，熠熠生輝、不被遺忘。　　「漢園」三詩人，是真正的「以詩會友」。卞之琳和李廣田都是1929年進入北大的，後者先讀了兩年預科，又與1931年入學的何其芳同級。他們的相識與交往最早源於卞之琳對另兩人詩歌創作的關注。據卞之琳回憶，當時，每天清晨，他都注意到在宿舍前邊的有小樹夾道的狹長庭院里，常有一位紅臉的穿大褂的同學，一邊消消停停地踱步，一邊念念有詞地讀英文或日文書。經人指出，他才知道這就是李廣田。同時，在「紅樓」前面的漢花園大街路南，還常有一個戴著深度近視眼睛，一邊走一邊抬頭看雲，旁若無人的白臉矮個兒同學，後來認識了，原來就是何其芳。卞之琳說：「我向來不善交際，在青年男女往來中更是矜持，但是我在同學中一旦喜歡了哪一位的作品，卻是有點闖勁，不怕冒失。是我首先到廣田的住房去登門造訪的，也是我首先把其芳從他在銀閘大豐公寓北院一間平房裡拉出來介紹給廣田的。」　　從此，他們三人開始了多年的文學交往。他們曾一起為臧克家出版《烙印》，也曾一起幫靳以編輯《文學季刊》和《水星》雜誌。1934年，鄭振鐸編「文學研究會叢書」，要收一本卞之琳的詩集，於是，卞之琳就把三個人到當時為止的詩全部拿來，輯成了這本既具有文學價值更象徵珍貴情誼的《漢園集》。　　校園中的志趣相投、以文會友，是一道不算罕見的風景，一直綿延至今，最多是形式不同。但是，那些相攜共進的探索，大多都隨著青春一起逝去了，像《漢園集》這樣的碩果，實在為數不多。因此，今天的我們，與其為「有名無園」的「漢花園」惆悵，倒不如為它的「無園有名」而欣慰，欣慰於它雖失了載體改了名字，但仍保留了最可貴的靈魂。因為畢竟，它令我們心有所慕，令我們在眼前這乾燥浮囂的都市生活里，追懷那樣一份詩意蔥蘢的心境、單純執著的交誼、簡單充實的生活。

永定河水閘清淤挖出百年古渠道--劉德泉 冉連起

昨天，門頭溝永定河水閘清淤現場挖出一條百年前修築的古渠道。據文獻記載，古渠道為清代著名將領左宗棠的部將王德榜所築，稱城龍灌渠，總長近700米，大約修築於光緒年間，距今約120年。此地是清代著名的皇家琉璃生產地琉璃局，因此灌渠更名為琉璃渠。　　這次挖掘發現的古渠道約300餘米，渠道寬6米多，深度超過3米。古渠道外牆在水閘護坡的基部，里牆與水閘護牆的南北走向基本一致。渠道的外牆被挖掘機挖掉一截，殘牆寬約1米，使用熱石灰、毛石、卵石漿砌而成，十分堅固。渠道里牆因不影響施工，依然被完整地保留下來。　　據《再續行水金鑒》、《光緒順天府志》等文獻記載，左宗棠的部將王德榜曾於光緒七年（1881年）在門頭溝境內修建了五處水利工程。這五處地點是下葦店、丁家灘、車子崖（陳家莊）、水峪嘴、琉璃局山嘴。城龍灌渠就是琉璃局山嘴的水利工程。　　城龍灌渠是門頭溝境內重要的古代灌溉工程，北京現在是從水閘引水，而歷史上是從琉璃渠村引水。　　120多年前，王德榜在琉璃局建造的水利工程包括石壩、石渠、石堤、石橋、石閘、涵洞等，大部分在九龍山林場溝口至城子派出所一帶。1949年以後修建三家店水閘時，清代的工程都被掩埋在了地下，現在水閘西側的公路就是清代引水石渠的位置。

永定地區的古塔--齊鴻浩

永定地區在古代是一個佛教文化盛行的地區，寺廟眾多，但因歷史及各種自然因素的影響，現存寺廟寥若晨星，塔作為寺廟建築中的一部分，也僅存數座，現分列如下：　　　　　　　 法均塔　　位於戒台寺戒壇院的山門外，為一座八角七級密檐式實心塔，須彌座上飾有三層仰蓮瓣。上承塔身，第一層塔身四個正面為磚雕格子門，其餘四面為磚雕瑣文窗，塔檐為疊澀結構出檐，下為磚雕斗拱、飛椽，從第二層往上逐漸收縮，塔剎為仰蓮瓣托寶珠。為遼戒台寺僧人法均墓塔。該塔曾經於明正統年間進行維修。另一座為法均衣缽塔，也稱松抱塔。其結構也為八角五級密檐磚塔，八角須彌座上飾有三層仰蓮瓣，上承塔身。第一層塔身上飾磚雕門窗，轉角處各飾一磚雕八角五級塔，塔檐為疊澀磚結構出檐，下為磚雕斗拱，飛檐，從第二層往上逐漸收縮，塔剎也為仰蓮瓣托寶珠。法均，遼南京玉河縣人，16歲在紫荊寺出家，依非辱律師受戒，後到戒台寺，遼道宗咸雍五年(1069年)在戒台寺肇建戒壇。遼大康元年(1075年)三月四日示寂。建塔葬其骨灰。　　　　　 知幻塔　　位於戒台寺南塔院，為密檐式八角九級磚結構實心塔，塔為須彌座基，塔基上施三層蓮瓣，下為磚雕斗拱及花卉圖案。第一層塔身四個正面用磚雕砌成格子門，四個側面為瑣文窗。塔檐為疊澀磚出檐，轉角處有磚角柱，以上各層逐漸收縮，各層均用磚仿木結構建造，砌出柱、額、斗拱。塔剎為蓮花盤托寶珠。此塔是為埋葬知幻和尚於明景泰年間建的墓塔。據《新續高僧傳》記述：知幻和尚俗姓劉，名道孚，又稱鵝頭禪師，是一位在佛教徒中頗有威望的僧人。他主持了明代從宣德到正統年間戒台寺重建工程，由於成績卓著，正統初年被明英宗召進宮廷，授予「僧錄司左講經」的官職。戒台寺工程完成後，知幻和尚被推為明代戒台寺第一代傳戒壇主，主持了許多年的寺院宗教活動，圓寂於明景泰七年。馬鞍山護國寶塔位於戒台寺西極樂峰下的太古化陽洞洞口處，為八角十一級仿木結構實心密檐石塔，通高6米。塔基為仰蓮須彌座式，下枋蓮瓣上雕刻花卉，束腰上刻動物圖案，有獅、龍、飛、羊、象等，上枋蓮瓣上雕刻有彌勒佛、釋迦牟尼佛、藥師佛、菩薩等造像28尊。基座上為兩層仰蓮瓣承托塔身，第一層蓮瓣上刻2尊供養人像，第二層蓮瓣上，每瓣上各刻一尊造像，共計24尊。第一層塔身交錯雕刻四門、四窗，門五抹，窗四抹，塔身下部雕刻造像24尊，有如來、藥師佛、大肚彌勒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正南面為三世佛及阿難、迦葉二弟子。四個欞窗上下各刻一尊佛像，共計8尊，窗上為如來佛、藥師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窗下為如來佛及藥師佛。四個正面門上各刻一尊佛像，共計4尊，為如來、藥師、文殊、普賢。塔身轉角側柱上自上而下刻雙手合十小千佛8尊，8根側柱共計64尊，塔身最上層雕刻8條雲龍。全塔總計雕刻佛像152尊，供養人像2尊。檐下雕斗拱，檐部刻勾頭滴水、角瓦等，完全與木構建築相同。從第二層起，逐漸收縮，塔剎已殘失。據《日下舊聞考》記載「極樂峰在馬鞍山之西，太古洞即化陽洞，亦名龐涓洞，洞門刻太古化陽洞五守，洞左石塔十一層，塔碑略雲"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東直門外牛房主禪明輝。徒普照，信官郝春建馬鞍山護國寶塔』」。該塔整體造型優美，比例諧調，雕刻精良，是北京地區明代同類石塔中的傑出作品。　　　　　　 萬佛堂村密檐塔　　位於永定鎮萬佛堂新村北山坡上，原為五級六角形仿木結構密檐磚塔，現僅存四層，高約9米。塔基為青石雕鑿壘砌而成，上為磚雕壘砌須彌座，座上為磚雕仰蓮瓣三層，上承塔身，第一層塔身正面有壺門，其餘五面為欞窗，轉角處砌圓形立柱，檐下施五踩斗拱，斗拱為兩跳。從第二層起逐漸收分，斗拱變為一跳，塔檐皆內弧，斗拱下均飾雲紋，整個塔形線條流暢，造型優美，為明代創建。　　　　　 桃花庵開山祖塔　　位於永定鎮黑港村西北，為五級六角形仿木結構實心密檐磚塔，高約10米。塔基為雙層須彌座，上枋嵌磚雕花卉圖案，有菊花、百合等，下枋嵌磚雕動物圖案，有六牙白象、羊、牛、虎等，上為由斗拱承托的平台，四周雕刻「」字花紋，再上為三層仰蓮瓣承托塔身，一層塔身正面開龕門，上嵌「開山祖塔」四字楷書石匾額，其餘五面皆為磚雕菱花斜方格隔扇窗紋飾多樣，富於變化。塔身上部飾雲紋。從第二層起逐漸收分，五層疊檐均以斗拱承托。密檐下部為四層疊澀，檐頭的瓦壟勾頭滴水靈活精巧。塔剎為蓮花瓣承托寶珠，整座塔造型簡潔明快，秀麗挺拔，明代建造。　　　　　 戒台寺南塔院喇嘛塔林　　南塔院共有12座喇嘛式塔，其中一座保存較好，其餘殘損嚴重。保存較好的這座喇嘛塔高約8米，方形塔基，塔基外包磚已剝脫，塔基上為覆缽式塔身，塔脖為十字形，塔剎為十三天相輪上托蓮瓣式圓盤承托寶珠。其餘喇嘛塔剎均已殘。　　　　　　　 官山喇嘛塔　　位於永定鎮石廠村北，磚石結構，方形塔基上為蓮花瓣承托，三層圓盤式須彌座，須彌座上為覆缽式塔身，塔脖粗短，相輪也粗短，塔剎已佚。該塔高約5米。　　　　　　　　　　 (二)　　　　　　　 塔的分類與分期　　塔是一種高聳型的點式建築，原為佛教的主要建築之一，用來供奉或收藏僧人遺骨等。佛塔起源於印度，古印度文稱做「堵婆」，又稱「浮屠」、「佛圖」，約於公元1世紀傳入我國。塔的平面形狀有圓形、正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層數為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層不等，多為奇數。按建築材料可分為木塔、磚塔、石塔、鐵塔、銅塔、琉璃塔、陶塔等。類型有樓閣式、密檐式、花式、亭閣式、金剛寶座式、過街式等。中國古塔除作為佛教建築埋葬佛舍利、藏經、供奉佛像之外，還可以供人登臨眺覽、導航引渡、裝點江山、美化風景等功能。因此，中國古塔可稱作是中國古建築的一塊瑰寶。 　　永定地區的古塔從類型上可分為密檐式塔和喇嘛塔兩種。密檐式塔，因其第一層特高，以上各層驟然變低矮，高度和面闊均逐漸縮小，愈往上收縮愈急，各層檐緊密相連，故稱密檐塔。初期的密檐塔比較簡單，用疊澀磚結構出檐，均為短檐，外部造型為一炮彈形的十二角尖錐體，這是受到從天竺傳來的那種圓形尖錐體精舍、塔龕等形式的影響。唐代現存的實物都是方形塔，這是受到與此同時並行的方形樓閣式塔的影響。從遼代開始密檐塔有四個大的變化：其一是成為實心塔；其二是塔的下部普遍增加了高大而又雕飾豐富的須彌座，第一層塔身增加了佛龕、佛像、飛天、菩薩及承托塔身的仰蓮等裝飾；其三塔平面也變化為六角形、八角形等；其四是第一層塔身以上的塔檐增加了斗拱、飛椽、瓦壟等仿木構建築部分。一直到元、明時期，北方地區還在建築這種仿木構建築的密檐塔，屬於這種塔的有法均塔、法均衣缽塔、知幻塔、護國寶塔、開山祖塔、萬佛堂塔。喇嘛式塔，又稱覆缽式塔，藏式塔，這種塔的造型特點是：在高大的基座上，建覆缽形的塔身，其上安裝塔剎。自元代以後，喇嘛教建塔常採用這種形式，所以稱為喇嘛塔。這種塔型接近印度堵波造型。喇嘛式塔最早的實例為元代建造的北京妙應寺舍利塔，永定地區最高大的喇嘛塔是王村月岩寺南的皇姑塔，二十幾米高，1958年被拆毀，塔中拆出成千上萬香泥小塔。喇嘛塔明清逐漸增多，大多數都是墓塔。

　　元代都是兩層須彌座，明代仍為兩層，但比例增高，清代多數僅用一層須彌座。元、明比例肥短，清代則較瘦高。塔身與基座之間元代多施蓮瓣一層，其上為小線道數層，線道內或夾以蓮珠，明代仍沿此制，清初則改為金剛圈三層，不用蓮瓣。塔脖元、明較粗壯，清代則細。十三天是相輪的變體，一般為十三層，元、明比例肥短，清代則細若鐸柄。其上為圓盤，元、明銅盤垂流蘇，清代更為兩層天地盤。最上為寶珠或小銅塔。清代多用日、月、火焰。屬於這種塔的有戒台寺南塔院喇嘛塔林、官山喇嘛塔。 　　永定地區現存古塔的用途大致可分為三種：墓塔、衣缽塔、鎮塔。墓塔是埋葬僧人的塔，有法均塔、知幻塔、開山祖塔、萬佛堂塔、官山塔、戒台寺南塔院喇嘛塔林、衣缽塔是用來埋葬僧人衣缽的塔，有法均衣缽塔；鎮塔又可稱為萬佛塔，因其建造位置一般在較為險要之地，塔身雕刻佛像，用以鎮邪，保佑一方平安，極樂峰護國寶塔就屬於這類。　　　　　①六牙白象：是普賢菩薩的坐騎，大自然中並未有什麼六牙白象，佛教中的六牙白象原為菩薩所化，以表威靈。《普曜經》說：「菩薩便從兜率天上垂降威靈，化作白象，口有六牙。」普賢所乘六牙白象，是表其大慈力也。《普賢觀經》曰：「六牙表六度(六種到彼岸方法，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四足表四如意(四種禪定)。」《此觀》卷二：「言六牙白象者，是菩薩無漏六神通。牙有利用如通之捷疾；象有大力，表法身荷負；無漏無染，稱之為白。」　　　　　②永定地區：指永定鎮轄區，東與石景山區接壤，南與丰台區交界，西與門頭溝區潭柘寺鎮為鄰，北與門頭溝區龍泉鎮相連，北距區政府駐地4.2公里。

北京沒有狗神廟--佚名

國內有些地方確有祭祀「狗神」的傳統，但多數是如南方「七將軍」、「忠義十九公」之類由義犬故事衍變而來，或如某些少數民族以神犬為祖先，怎麼在北京會有這樣一座以犬神為主祀神的廟宇？　　周末到三聯書店閑逛，看到一份FrankDorn繪於民國25年《老北京風俗地圖》，在燈市口東南標記有一「狗神廟」。忽然記起日本駐華大使夫人阿南史代女士所著《邂逅古老北京：古樹、雄石、泉水遺產》一書中，也有提及「狗神廟」殘存石像一事，所說地點卻就在隆福寺一家女式內衣店門口。究竟孰是而孰非？好在兩地相距不過一二公里，不妨親自尋訪，以解疑惑。　　出了書店就是隆福寺。歲暮天寒，時近黃昏，雖是時尚小店遍布的商業區，行人也頗為寥寥。沿東西向的小街來回走了兩趟，一路留心，卻並未發現石像的蹤影，問了幾家商戶，都回答從沒聽說過。再一斟酌，此地既為隆福寺舊址，沒有道理在咫尺之間建有另一不相干的寺廟，恐怕還是FrankDorn的地圖更準確些。　　果然，剛剛走到燈市口大街東口，在路東的人行道邊就看到了一座半人高的石像，兩側都是出售孕婦裝與女式內衣的小店。看來阿南史代女士所述應該也是這裡，只是將燈市口誤作了隆福寺而已。仔細察看，石像的頭部早已損毀，但身體部分仍較為完好，依稀可以看出是一條蹲踞的狗的模樣。有趣的是狗身雖被塑造得雄壯孔武，從殘存的頸部看，頭部卻有些微微傾側，形象十分活潑生動。廟址如今是史家衚衕小學，據守門老人講，已全無廟中舊物。　　回家查閱資料，發現這所謂「狗神廟」其實就是老北京赫赫有名的二郎神廟，所謂「狗神」正是二郎爺的哮天犬。據傳說此廟始建於唐貞觀年間，原在燈市口大街東段路北，後因擴建馬路另在路東改建，號稱東城當街廟。馬芷庠《北平指南》中稱此地還可能為古「燕京八景」之「金台夕照」處。清末光緒年間，有一條狗忽然徑入殿中，卧伏香案不去，附近居民以為是哮天神犬顯聖，焚香禮拜，晝夜不絕，二郎廟才有了「狗神廟」、「狗王廟」的俗稱。　　難怪筆者會覺得奇怪：國內有些地方確有祭祀「狗神」的傳統，但多數是如南方「七將軍」、「忠義十九公」之類由義犬故事衍變而來，或如某些少數民族以神犬為祖先，怎麼在北京會有這樣一座以犬神為主祀神的廟宇？原來此「狗神」並非該享用香火的正主兒。世間以訛傳訛，多半如此。　　行文至此，以一則題外話結束這一次探求之旅———以犬神為主祀神的廟宇國內倒確有一座，乃1925年發現的泉州白狗廟是也。不過那裡是由明代錫蘭王邪巴乃丹的後裔創建，主祀的是毗舍耶神（印度洋山神，泉人稱為「白狗神」）。各種種族宗教在泉州的土地上和樂相處，不失為人類爭鬥慘烈的宗教史上一段難得的佳話。

北京地區石刻概述--劉衛東

北京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中心，中央集權的等級制度非常嚴明。所以很多石刻的製作十分講究，紋飾雕刻也極精美，皆有法度、等級。帝王之碑很多，不僅是他們的墓碑、功德碑，還有他們的敕賜碑、誥封碑、聖旨碑、敕建碑等。這些碑刻是其他地區所罕見的。一般都體量很大，選材上要求較高。雕龍刻鳳、仙鶴、麒麟、獅子、天馬、蓮花、牡丹、海水江崖等，都有一定的法式。這些都是古代石雕、石刻藝術綻放的花朵，它們代表了一個時代、一股潮流，同時也是帝王之所好。北京作為都城，碑刻種類繁多，內容包羅萬象，其豐富多彩的樣式也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備的。有簡單一、二字的題記，還有整部的《十三經》刻石，以及世界上數量最豐的「房山石經」。有蠅頭小楷，也有擘窠大字。有反映個人生平事迹的墓碑、墓誌，還有內容涉及人、事眾多的記事碑、壇廟碑、會館碑等，有記錄科考辦學的儒學碑，也有進士題名碑，有佛、道、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石刻。有反映民族、經濟、文化、科技、農業等方面的內容，也有治蝗、記錄災異、修橋補路諸多內容的石刻。體裁上有詩詞、歌賦、書畫等。北京的石刻上起秦漢，下迄民國，歷經兩千多年。雖然唐、遼、金、元有不少石刻，但以明清兩代為最，佔全部總量的絕大多數。迄今為止，現存已知的石刻大部分都已納入國家文化行政部門的統一管理保護之中。如房山雲居寺石經、碑碣，幾近15000件。首都博物館與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收藏大約各兩三千件。十八個區縣、兩個特區文物部門徵集管理的也應有數千件。其他博物館、研究院所、大學等，園林局屬各文保單位如頤和園、北海公園、圓明園等亦應3000餘件，再加上其他各文保單位，如故宮、歷史博物館、中南海、玉泉山等遺址遺存，原地保護、散落田野的各類石刻的總數應在20000件以上，5000種左右。　　北京有一些石刻在全國範圍內也堪稱孤品，其量大質精為他處所無，如房山石經、明清進士題名碑、《孔廟告成太學碑》、清《十三經》刻石、《官員人等下馬》碑、《燕京八景》碑、《三希堂法帖》刻石、密雲《十面碑》、少數民族文字碑等。法源寺今存唐張不矜撰文、蘇靈芝書丹的《憫忠寺無垢凈光寶塔頌》、今存文丞相祠中的《唐雲麾將軍李秀殘碑》堪稱書法中的絕品。海淀區慈壽寺塔後明線刻《九蓮菩薩像碑》、八大處六處清刻《大悲菩薩自傳真像》碑，又可稱繪畫中的精品。雍和宮乾隆《喇嘛說》碑實際上是一篇論述清朝採取宗教政策的文章。清乾隆時期邵瑛《間架結構九十二法》法帖石刻，是一份書法教學的範本，它比後來習見的黃自元帖要早100多年。　　北京地區的石刻還體現了它的包容性。其中，儘管有許多石刻並非北京固有之物，但它確實在北京保存已久。所有的這些石刻都是非常珍貴的，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探討。 　　一、北京地區秦漢及以前的石刻　　在距今約一萬至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存中，發現過石斧、石鏟、石鑿、石紡輪等文化遺物，其出土地點遍布北京的郊區、淺山區、河流台地和平原地，說明那時北京的先民們已經不是簡單的原始獵人，已開始從事農業生產了。他們使用原始的木、石工具，砍伐樹木，芟除草萊，播種穀物，進行原始的農業活動。建築大師梁思成曾講：「藝術之始，雕塑為先。蓋在先民穴居野處之時，必先鑿石以為器，以謀生存；其後既有居室，乃作繪事，故雕塑之術，實始於石器時代，藝術之最古者也。」說明，原始先民所藉以謀求生存的石質工具，是早期的石刻形式，甚至是最簡單的藝術品。當然，從石刻學的角度講，廣義上說所有的經過人工雕鑿的石質產品都屬於石刻。而狹義上是指那些摩崖、碑碣、墓誌、塔幢銘及法帖一類的文字石刻。所以，嚴格地說，北京地區此期的文字石刻至今還沒有發現，歷史上也無明確記載。但北京的周邊如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鎮曾出土典型的中山國守丘刻石，它是迄今為止中國境內所發現的最早的文字石刻之一。　　秦及以前的北京地區，特別是在商周時期的古燕國，也曾出土了帶字的卜甲、卜骨，精美的青銅禮器，陶制器皿、瓦當、貨幣、兵器、工具等，其工具中有斧、錛、鑿、削、錐、針等。青銅禮器的製作工藝已非常講究，充分顯示了當時的工藝水平。但可能由於石材暫時沒有被開發，得不到當時人們的普遍注意，因此石上刻字未能流行開來，目前亦尚未發現。　　兩漢時期，營建活動大為發展，石材真正被應用到建築領域中。於是石刻開始廣泛流行。 　　北京地區的文化藝術也有所發展，其工藝水平體現在今天的出土文物中。如丰台區大葆台漢墓出土的透雕玉璧、螭虎佩、鳳形玉、玉舞人等，雕工之精巧，出類拔萃，雖非石刻，但雕刻手法相近，無非是小巧與粗大的區別。而真正意義上的石刻，建國後也陸續有所發現。如在石景山區老山腳下出土的東漢《幽州書佐秦君神道雙柱》及其上所刻《烏還哺母》文、題記等石刻17件。永定河故道被水沖刷出來的東漢石人、丰台區三檯子漢墓出土的帶有四神及禹遇伏羲浮雕紋飾的畫像石墓門等，雖然為數不多，但也是北京早期石刻遺存的佐證。另傳漢《韓延壽碑》，史載也在今石景山一帶。 　　二、北京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石刻　　此期的石刻在北京地區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其原因多種。其一，佛教傳入中國，帝王統治者的提倡，老百姓的信奉，因此佛教題材的石刻不少，造像之風極盛。其二，南北朝前後經歷了宋齊梁陳，諸侯割據的五胡十六國。易君變國、戰亂頻仍，刻碑書志，在所難免。其三，隨著帝王禁碑，民間厚葬，產生了新的石刻形式——墓誌，以寄託對死人的哀思。1965年在石景山區八寶山西側的半公里處出土了西晉永嘉元年(307)的《幽州刺使王浚妻華芳墓誌》。志文中有「假葬於燕國薊城西廿里」之文。我們據此可以推斷薊城城址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薊城的大部分與今北京外城的西北部相重合。志石呈長方形，書法秀美遒勁，為研究墓誌由長方形向方形過渡的形制及書法字體演變過程提供了寶貴的素材。另外，在石景山老山腳下的另一座西晉墓發現了東西排列的三方墓誌。志文記敘了均不足周歲的姑叔侄三人於西晉永嘉元年(307)四月二十五日遷葬至此的史實。懷柔縣韋里發現的北齊武平二年(571)《傅隆顯墓誌》，同時出土的還有兩塊刻字的墓磚。此墓亦為北京地區首次發現的有紀年的北齊墓葬。歷史記載，早在三國魏時征北將軍建城鄉景侯劉靖在薊城地區屯田種稻，在當時的梁山(今石景山)的漯河(今永定河)上修建了一個攔河大壩，稱戾陵堰。在大壩的東端開鑿引水渠，叫作車箱渠，使薊城的水量充足，洪水暴漲時又可疏泄，灌溉面積達兩千頃之多。當時曾立魏《征北將軍建城鄉景侯劉靖碑》和《戾陵遏表》，以及後來北魏裴延作幽州刺使時再修戾陵遏所立《追薦魏徵北將軍劉靖碑》等，今天這幾件石刻文物均已不見於世。1997年石景山八角村西北發掘魏晉墓一座。有石刻若干：　　　1墓門二扇，門上浮雕武士執戟及三角紋圖案。　　　2墓室前室內建石帳(槨)，全部由後壁、左右壁、地板、頂板五石組成。前檐正面刻繪五個獸頭，屋脊四角雕出獸頭。壁面雖無片文隻字刻寫，卻有生活畫面繪出。　　　3石獸一件。迄今在北京地區發現最早的一處摩崖，也是此時期的遺存，即《東魏武定刻石》，該石刻呈不規則形，位於門頭溝區色樹墳永定河轉彎處的一塊台地的自然巨石上，東魏武定三年(545)刻。文中記當年戍邊築城用夫之事。南北朝佛教盛行，其風波及燕薊。今存的實物不多，僅傳世的北魏太和十三年(489)石佛造像一軀。此像背光之後附有紀年及《閆惠端等造像記》題刻。石刻原在海淀區聶各庄鄉車耳營，1998年被盜，毀為五段，今已修復，在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保存展出。另有今燕山石化區及門頭溝區新發現石造像兩尊，學界爭論不一，此不贅論。傳世品在北京者亦有數例，均附有題記：神龜二年(519)《楊對口等造像記》，天平三年(536)東魏《趙俊興等造像記》，北齊天寶十年(559)《張聰造像》，北齊武平元年(570)《賈致和等十六人造像》及無年款但具此期風格的造像若干。 　　三、北京地區隋唐時期石刻　　房山地區從隋代的靜琬大師開始，在雲居寺刻經，代代相承，鐫刻不止。當初靜琬大師擔心有「法難」的危險，故日夜刻經不止，藏之深山。始刻於隋代，盛刻於唐、遼、金三代，終刻於明代末年，歷時千餘年。所刻佛經1022部，3500卷，刻石15000餘塊，分別錮藏於石經山九洞和南塔前的地穴中。(本卷已有專論，此不贅述)就當時的鐫刻水平與數量之豐，價值之高，在全國亦為僅見。即使是到了今天，房山石經的數量也佔北京地區全部現存石刻總件數的一半以上。除雲居寺刻經之外，房山縣磁家務至今仍存有大量的隋唐遺迹，明代無梁殿下的孔水洞中存有隋代的石刻造像及刻經，無梁殿內東西北三壁上連續24m的唐朝大曆五年(770)《文殊普賢萬菩薩法會圖》浮雕，漢白玉石質，上千佛像分層次布滿石壁，菩薩、諸佛、伎樂天萬頭攢動，出沒在山川雲氣間，甚為壯觀。仙佛人物姿態各異，頗具動感，並不像其他石佛造像，千佛一面，往往憑手印才能區別。上房山雲水洞存唐遼金及明代舊跡較多。二站村的賈島墓、祠及據傳賈曾出家的雲蓋寺，雖然今存已無早期的石刻，但它的歷史在地方志中記載悠久。經過歲月的滄桑，石刻丟失被毀棄是可想而知的。　　今僅存明碑一段、清碑兩通、匾一。另外，房山的大峪溝、雲居寺石經山、上方山雲水洞亦均存唐代的石佛造像。在整個房山區境內至今尚存有八座玲瓏小巧、造型別緻浮雕造像或銘文的唐代方塔。可見房山雲居寺刻經事業帶動了整個房山地區石刻的發展，同時也影響著北京地區石刻的發展。而民俗石刻或其他類石刻，卻極少見。只有少量的墓誌出土。隋代墓誌，在北京範圍內，迄今只發現了數種。相比之下，唐志雖然較多，但也少初唐之作，多為開元、天寶、永泰、大曆之時。此期的墓誌，已基本定型，平面呈正方形，志石不大，邊長約50cm。志蓋多為頂式，蓋頂鐫四字篆書題名。四剎線刻花草紋圖案，或十二生肖紋飾。志文多行楷，行字不盡相等，隨意性強。外罩四框，內界豎格。文字不多，但較規整清晰，一目了然。用字在今天看來已多生僻。志文中還保存有大量的地理沿革與歷史事件的史料。聯繫文中所記當時的地名與今天名稱，即可看出其歷史地名稱謂沿革與變遷之一斑。志文所連帶而及的歷史事件，有許多又可補正史之缺。 　　今存的碑碣類石刻雖然不多，但很有特點。一個是它的宗教色彩，一個是它的藝術風格。佛教的造像碑，如《比丘尼毛藏妹嚴行造像》、《宋小兒金剛經碑》、《袁敬一經之碑》，無論從碑首的造型上，還是從佛造像的雕刻上，以及碑文書法上都體現了這一點。法源寺今存唐書法家蘇靈芝所書《憫忠寺無垢凈光寶塔頌》及文天祥祠所存李邕書《雲麾將軍李秀殘碑》，就是兩部非常精美的書法藝術作品。前者通篇章法布局頗具法度，字法嫻熟，張馳有度，筆意流暢，一氣呵成，毫無做作之感。楷行草交替運用，即便是同一個字重複出現時，字法結構上也有所區別。後者則是一篇氣韻生動的草書佳作。雖然今已被斷作柱礎，但其雄渾之勢、自然天成之美猶拭目可見。還有一些金石書中曾著錄過的碑刻，惜今已見不到其蹤影了。如房山磁家務孔水洞唐開元年所立《大房山投龍璧記》，拓片僅存。清乾隆間趙懷玉的《游西山記》：「石景山(即今首鋼中石景山)西岩有殘石經數版，嵌崖間。其可辨識者，"《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一。幽州、盧龍兩節度使劉相公敬造，元和十四年(819)四月八日建』數十字，余多漫漶。」劉相公即劉總，劉總之父劉濟，曾撰《涿鹿山石經堂記》，在房山石經山上立。劉濟之父劉怦，據《金史》記載，當時的南苑有唐舊碑，即劉怦墓碑，後詔賜錢改葬。其實唐朝北京地區「燕石」(即今漢白玉、青白石一類)不論是在雕鑿藝術上，還是在建築上均已經廣泛地使用了。　　據史料記載，唐天寶末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為了取悅於唐玄宗和楊貴妃，在陝西西安(時稱長安)華清池建成之際，特遣使從今北京(時稱范陽)往送白玉石雕琢的魚、龍、鳧、雁及蓮花、小橋。明皇見到置於池中的工藝品，其「魚、龍、鳧、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結果差點兒驚了聖駕。可見其雕鏤之巧及動感之強了。這些「美石材」為鐫刻創造了客觀條件。建國初，北京地區在唐信州刺史薛氏墓內曾出土過5件精美的漢白玉石生肖俑，計有雞、蛇、龍、猴、羊，它們個個線條生動，姿態自然，栩栩如生。在丰台區出土的唐史思明墓翼獸，漢白玉質地，渾圓雕成，雙目圓睜，蹲踞之勢，既尊嚴又自然，結人一種大唐氣勢。作為順義縣城標誌的石幢，今已殘毀不完。縣誌記載系唐時故物，浮雕海馬瑞獸，海水江崖，純稟自然。雖時代尚有可疑，文物實為精品。 　　四、北京地區遼金元時期的石刻　　契丹入主南京(今北京)，當時只是作為五都之一的陪都，典章制度，民族特性等在石刻上所反映的還不很鮮明，甚至至今在北京地區還沒有發現一件契丹文石刻，仍然以漢文化的內容為主。如發掘發現的《秦王發願紀事碑》、《王守謙墓誌》、《韓佚、韓佚夫人墓誌》等。仍存原地的有海淀區大覺寺《台山清水院藏經之記》、房山谷積山院《遼張君於谷積山院讀藏經記碑》、庄公院《遼劉師尼塔銘》、門頭溝戒台寺《遼故壇主守司空大師法均遺行之碑》等。今存廣安門外的天寧寺塔，也是在遼代舊塔的基礎上修建起來的。90年代文物部門對塔進行全面修繕時，於塔頂部發現了一方有遼代紀年的修繕石刻。即《遼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記》，斗方大小，字體規整，通篇短小精悍。青石質地，紋理細膩。另外，石景山八大處二處遼招仙塔，毀於19世紀末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在清理塔基時，人們發現了舍利石函及塔剎上的漢白玉承露盤。盤底上首橫書有頭體藏文二行。其下漢字豎書三行：「大遼國公尚父令公丞相大王燕國太夫人鄭氏造，咸雍七年八月日工畢記」共30字，證明招仙塔為遼咸雍七年(1071)鄭氏所造。據考，鄭氏為皇親孟父房之後耶律仁先之妻。據錢大昕《潛研堂集》記，乾隆庚寅(35年，1770)三月，琉璃廠窯戶掘土得古墓，有墓誌一，「遼故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李公志銘」。文中記「公諱內貞，字吉美」，今石已不存。金女真族定鼎於北京，南與臨安(今杭州)對峙。國祚不長，但卻留下了不少傳說與史跡，如金章宗的燕京八景、西山八院，大興隆寺內飛虹橋、飛渡橋題刻，盧溝橋、西華潭、昌平銀山塔林等。海陵王完顏亮弒金熙宗而即帝位以後，為了有效地鞏固對華北地區的統治，並打擊宮中的舊派貴族對他弒位奪權的不滿，他下決心將都城由偏僻的會寧(上京，今哈爾濱東南)遷至富庶的南京(今北京)，並派張浩、劉等負責南京的修建工程。宮闕制度，模仿汴京新城。整個工程分為城池的擴建與宮殿的興修兩大部分。天德五年(1153)，宮城竣工。海陵王正式下詔遷都，改燕京為中都，析津府為大興府。於是盡毀上京宮殿、宅第，並夷為耕地，所有的宗室也都被遷來中都。主要的宮殿建築，是以從城南門豐宜門北通宣陽門、拱辰門的直線為中軸展開的。沿著柳蔭匝地的大道進入豐宜門，前面是龍津橋，此橋就相當於後來元代的周橋和明清的金水橋。橋下河水東流，水清而深。橋以燕石構成，上面雕刻著精美的圖案。橋分三道，中為御路。由此可見當時石刻雕鑿技術的發達與輝煌。 　　在中都城之西也有一座橋，大抵作為謁陵之橋及為出城而南的交通所設。那就是舉世聞名至今仍存的建於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的盧溝橋。此橋已經多次修葺而非全部原貌，尤其是柱頭上的那些獅子，原本一柱一獅，漢白玉雕成。石欄望柱，拱券汲水獸，巍然屹立，頗為壯觀，橋面上可以並行十騎。據元代著名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稱讚，各處橋樑之美鮮有及之。歷史博物館今存元代的《盧溝運筏圖》再現了當年盧溝橋的盛景。 　　海陵遷中都後，卜地於大房山雲峰寺興建陵園，是為金陵(在今房山區)。把包括阿骨打和吳乞買在內的始祖以下十二帝的梓宮遷葬到這裡，並設萬寧縣以奉山陵。其後改稱為奉先縣，元代又改為房山縣。金陵雖然在金元(一說明代)之際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陵上建築幾乎無存。建國後文物部門進行了發掘，發現《金景陵睿宗聖號碑》，石質鳳棺及睿宗景陵的部分雕刻極為精美，神道上有雕龍祥雲石欄板、石階等。 　　金代的統治者也很重視漢族文化，同樣對中原文化的載籍、石刻等視為珍寶。金太宗天會五年(1127)，金軍在滅亡北宋後，俘虜了徽、欽二帝、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宗室貴戚三千餘人，並席捲汴京宣和殿、太清樓和龍圖閣的圖籍、珍寶和文物而北。其中包括著名的天文儀象之器、歧陽石鼓、九經石刻、宋仁宗篆書的針灸經石刻、定武蘭亭石刻等珍貴文物。這些文物除少數在途中散失外，後來都置放在燕京。如《石刻春秋殘碑》、《石刻禮記殘碑》，當時置燕京城南金　　子學中，明代記載已磨滅不完，清時記載已不復存矣。《針灸經刻石》後亦失落。建國後，在拆除明代城牆的工程時，在城牆的填充物中又發現了該石刻的部分，共計七石，今已收藏於文物部門。歧陽石鼓，即石鼓文，由於唐時發現於歧山之陽故名。其時代，學者聚訟未決，總之為先秦故物。當時金人得之汴梁，輦至京師，見其以金字，知為貴物。由於後來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失落於泥土草萊之中。最終在元大德之末(1307)為大興府學教授虞集發現，向時宰建議動員軍隊，以大車十乘載列於元大都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這才算將國之重寶真正保護起來。其後，石鼓除在抗戰中被運往西南保管外，一直沒有離開北京，現存故宮博物院。近幾十年，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北京地區先後又發現了不少重要的金代石刻。如房山縣石樓村出土的金《楊瀛神道碑》，丰台區出土的《呂徵墓表》，通州區出土的《李摶墓誌》，平谷縣出土的《巨構墓誌》，西城區阜成門外出土的《董庠滅罪真言刻石》，丰台區出土的《烏古論窩論墓誌》、《烏古論元忠墓誌》及《魯國大長公主墓誌》與碑等。 　　元代與遼金相比，國土面積達到了歷史上的最大，真正統一了中國，結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元代蒙古統治者在原中都廢墟的東北處建立了大都城。這些都促進了京城石刻事業的發展。新城選擇在高粱河的下游，使宮苑水源得到了進一步的改善。為了運送木石工料，又重鑿金口閘，導盧溝水以漕西山木石。元大都對後世最大的貢獻是城中街道及街坊里巷制度，衚衕和四合院，至今還有多處保留原來的格局，還保存著大量的自元代以來留存下來的石雕石刻小品，如石坊額、石門礅、上馬石、上轎石、滾墩石、拴馬樁、石敢當、戧檐石雕、牆腿石雕刻等。　　它的另一個貢獻是，皇家園林的興建。元中統三年(1162)忽必烈下令將金瓊華島加以修整，作為駐蹕之所。宮城築成後，把這裡改為萬歲山，組成宮苑的主體。至元二年(1265)琢成的瀆山大玉海便放置在這裡。《輟耕錄》載：「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為魚獸出沒于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把金水河水引至山後再汲至山頂，從一個石龍口瀉入方池，然後伏流出仁智殿後，從石雕昂首蟠龍口中噴涌而出，東西分流入池。　　再有一個貢獻就是元大都的水系與橋閘系統的建設。至元二十六年(1289)，會通河修鑿後，溝通南北的大運河建成，著名的水利科學家都水監郭守敬重新主持設計了從大都到通州的運河方案。北引昌平白浮村的神山泉，匯合一畝、馬眼、玉泉諸水，擴大了運河的水量。並在大都到通州之間增置閘門二十處，以時宣洩。橋閘的修建既解決了漕運用水諸問題，同時它也是石雕石刻與建築一體的成就，現在仍能見到的白浮九龍池之九龍口石雕，萬寧橋(俗稱後門橋)就是當初二十四橋閘之一。條石鋪路，石雕欄板，猶可見當年的遺風遺韻。傳說當年拱券下懸「北平」二字石匾，今天早已不見蹤影。但在本世紀初整修該橋時，發現了精美的石獸，其上有後至元四年(1344)銘刻，更加證明該橋的年代與價值。　　元代的石雕技術也是遠近聞名的，當時大都稍南曲陽的工匠楊瓊，是著名的雕刻家。世代為石工，他的玉石雕刻，得到忽必烈的欣賞，贊為絕技。大都的營建中，有許多石雕工程，就是由他來主持完成的。大都的周橋，便是他的傑作。由城南的麗正門入城，往北便是長可七百步直通皇城欞星門的千步廊。欞星門內數十步有河東流，河上建白石橋三座，稱周橋。石欄上雕刻龍鳳祥雲圖案，石質晶瑩如玉。橋體下面還有四條白玉石龍承托。據有關學者考證，故宮今仍存的斷虹橋，就是當年周橋的三虹之一。　　元大都的文化傳播非常迅速，中原及南方的理學、道教、域外傳來的喇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在今存的石刻中都有所反映。如宣武區牛街清真寺、朝陽區東嶽廟、昌平縣居庸關、密雲縣番字牌、門頭溝區燕家台、順義縣元聖宮、房山十字寺等都有重要遺存。體現了元代的蒙古統治者對漢文化的一種追求，以及對他種文化的寬容。但不知是何種原因，元代的墓誌至今出土較少，僅有崇文區出土的《鐵可墓誌》、朝陽區《張弘綱墓誌》、頤和園《耶律鑄夫婦墓誌》，及房山出土的《焦墓誌》等數例。其中《張弘綱墓誌》為大書法家趙孟頫所書。　　有一些重要的石刻，其中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史料，為研究某一領域提供了重要依據。如《王德常去思碑》、《海雲和尚葬志》、《崇國寺聖旨白話碑》、《歲數碑銘》、《敕賜十字寺碑》、《元成宗加封孔子聖號聖旨碑》、元進士題名碑、《鈔紙局中書戶部分官題名記碑》、「致和元年石匠劉三」刻石等。　　遼金元時期的石經幢、塔幢，是此期的一大特點。遼金的最多，元代次之，其中以門頭溝區遼統和十年(992)幢，為最高大，高4米余，並且完整。到了元代的經幢，已將八楞演變為六楞。明清在園林中仍有少量的復仿製品，寺廟中建經幢之風已過。由於時間久遠與戰亂動蕩，完整的經幢已不多見了。在北京的四郊寺廟遺址附近，常常見有散落田野的蓮座、雲墩、傘蓋、立蓮等，幢身是其最重要的部分，上刻經文。也有半經半記、連序帶款的。另有塔幢及造像幢等。　　 　五、北京地區明清時期的石刻　　此一時期北京地區的石刻種類最為齊全，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新的類別。內容題材大大豐富了，有許多新生事物於中有所體現。雕鑿手法更加純熟，格式固定。等級制度森嚴，體量也大小不一。此期不僅有大量的地上石刻與地下石刻，還有大量的建築石刻、石雕及民俗石刻等。按照石刻學的理論，對中國傳統石刻進行分類，大致應有11個類別，北京的石刻也包括了這些類別。明清時期石刻除畫像石外，其他均有所體現。擬分述於下：　　　　1刻石摩崖類。北京地區此類石刻，以明清時期的遺存居多。其中門頭溝區色樹墳石佛嶺上石窟崖摩刻的明《石古崖修橋補路碑記》、崇化庄明《買地刻石》、木城澗路旁清刻《繼序修補道路功德碑》、石景山區八大處明《石佛造像及題記》等為最典型。除此之外，有關民間宗教、帝王巡視、山水題材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郊縣名勝或城近帝王園林的山石上，其字體不一，形式各異，內容多樣，如大覺寺、北海公園、頤和園等，它們是北京明清時期特殊的石刻遺存。　　　　2碑碣類。統指刻字碑一類。如按所記內容及功能上去分，有墓碑、祠堂碑、寺廟碑、記事碑、功德碑的不同。如按造型特點分，又有方碑、四面碑、龜碑、卧碑、方尖碑、崑崙碑、嵌牆碑、異形碑等的不同。依此期碑類現狀及敘述之方便起見，可分列於下： 　　北京陵墓碑遺存最多。如明清帝王陵寢所立之碑。悼亡紀念死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建墳立碑。講究者，碑上有螭首，下有龜趺、海墁，外罩碑樓。前書死者姓氏、簡歷、書撰、刻字、經理人姓名，後列出資人官階、籍貫及捐錢數。陰陽額上亦有「萬古流芳」、「捐資題名」等。碑框雕雲龍圖案，海墁刻魚鱉蝦蟹，碑側及座側浮雕升龍、海水江崖及麒麟、瑞獸等。墓碑也有墓主人名碑、功德碑、誥封碑、賜謚碑、敕諭碑、諭祭碑等。比較著名的如今存房山常樂寺的明《姚廣孝神道碑》，通縣燃燈塔旁的明《李卓吾先生之墓碑》，今存石刻藝術博物館內的《明故大隆善護國寺西天佛子大國師張桑朵而只墓塔記》、清《巴爾達齊碑》，密雲縣存清《范承勛碑》，順義趙全營清《武功大夫碑》等。另外，北京還有一批特殊人物的墓碑，即傳教士碑。從明萬曆年間來華的天主教士利瑪竇開始，許多傳教士陸續在北京境內傳布天主教義，溝通中西方文化，他們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有的供職於中國朝廷，死後即埋葬在京師的集體墓地。目前仍保存了上百通墓碑，主要集中在西城區滕公柵欄原傳教士墓地和海淀區五塔寺石刻博物館碑林中。其中知名者除利瑪竇外，還有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張誠、白晉、蔣友仁等。這些碑採用了中國傳統的螭首或方首形，下為方座。額題處鐫刻十字或教會標誌。碑面陰陽則以漢文及拉丁文合壁書寫。明清兩代傳教士墓碑眾多，內容涉及面很廣，是研究當時社會歷史、人物風俗的重要史料。　　壇廟祠堂碑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產物，明清帝王除建宮殿外，也同樣重視拜天祭神祀祖，這類建築多雄偉壯觀。如太廟、孔廟、國子監、歷代帝王廟、雍和宮，天、地、日、月壇，風、雨、雷、霆、先蠶、先農壇等，素有五壇八廟之稱。有些建築雖已不存，但其碑刻仍有留存。如孔廟中的十幾座高約七、八米的告成太學碑等，國子監中清《十三經》刻石、《恭勒御制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成賢街《官員人等至此下馬》碑，雍和宮由乾隆皇帝撰文的《喇嘛說碑》等。祠堂也是封建時代祭祀性建築，只不過其受用者及等級不同而已，有皇帝敕建，也有達官顯貴、地主豪紳或鄉民同建的公共性場所。如今東城區文天祥祠、智化寺(原明王振祠)，西城區匯通祠、賢良祠，石景山剛炳祠，房山區黑龍關(原為祈雨祠)，通州區曹氏宗祠等，其中都有相關的碑刻遺存。　　寺觀碑是有關記載宗教場所興建、重修、四至、傳承、戒條等的碑刻。北京的寺廟庵觀眾多，它們大多歷史悠久，明清興旺，今存的碑刻數不勝數，此不贅舉。會館碑是北京明清時期又一特色。明永樂年間在北京開科取士，北京也再度成為中央考場，全國舉子進京趕考，落榜生在京暫住以待來年。因此，他們聯絡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資購買荒地或官宦私宅改為文人試院。因過去城南地荒不發達，會試舉子又出入宣武門，故會館多集中在今宣武區一帶。明嘉靖年間增加外城，使得原本是郊外的城南一帶成為發展經濟市場的良好環境。清初又在崇文門設稅關，使得今崇文區一帶雲集了一大批工商外來戶，此地便成為工商會館的聚集地。據有關資料顯示，北京地區舉子會館與工商會館多達200餘處，至修兩廣路前尚存上萬間館舍。其中有記事、行規、創修、館產等的碑刻，如宣武區法源寺前街的《雲南會館重置碑》、下斜街的《全浙會館重修碑》，崇文區河泊廠附近的《魯班行會碑》、小江衚衕的《創建晉冀會館碑》等。總之，會館碑是象北京這樣大都市特有的產物，所以在北京的石刻分類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研究明清科舉制度最重要的實物資料就是現存北京孔廟中的198通進士題名碑，其中明代77通，清118通，另有元代幾通，共記載了5000多名進士的姓名、籍貫、名次。此外，還有其他內容的題名碑。如明萬曆十二年(1584)的《戶部題名碑》、萬曆十九年(1591)《太常寺正官題名碑》、崇禎七年(1634)《順天府儒學題名碑》、清康熙四十二年(1730)《御史題名碑》和道光三年(1823)《滿道題名碑》等。這些碑刻是研究明清科舉制度、職官制、文化與政治的重要史料。　　　3墓誌類。明清的墓誌形式差別不大，平面呈正方形，漢白玉或青石質地。一般明代墓誌中太監志較多，清代墓誌中規格較大的要多。此期的墓誌數量較大，北京地區大約有上千合，著名的有明太監《趙政墓誌》、《錢義墓誌》、《房能墓誌》、《劉忠墓誌》等。其他如明廣寧伯墓誌》、《明武定侯墓誌》、《明沅懷王墓誌》、《明遂平公主墓誌》等，民間百姓、致仕官僚的更多。清代著名的墓誌有《洪承疇夫妻合葬志》、《四川總督苗大生夫妻合葬墓誌》、納蘭性德家族墓誌等。　　　4塔銘及與塔銘相關的石刻。即指在塔身上鑲嵌的塔銘及相關石刻。門頭溝的潭柘寺、戒台寺都有塔院。明清時期的僧塔不少上刻高僧法諱。如房山谷積山明代羅漢塔地宮壁刻《明敕賜谷積東庵釋迦如來真身舍利碑》、海淀區五塔寺明建金剛寶座塔周身所刻藏梵文經咒等。　　　5經幢與墳幢。正如前文所述，元代以後經幢較少見，如石景山區法海寺明《楞嚴經幢》、《大方廣佛華嚴經幢》，今北海天王殿前東西矗立的清制經幢。墳幢如房山谷積山上的《明太監馬公幢》等。　　　6造像題記。此期的佛造像及題記大多為明代遺物。如門頭溝石佛村的二十幾尊造像及部分題記，石景山八大處翠微山麓的造像三尊並題記。　　　7買地券及鎮墓券。買地券又稱券墓。一般系子女為亡去的父母買地安葬的憑據，用以告謂鬼神。一式二份，兩塊券石的接縫處騎縫刻咒語。買地券亦分石質與磚質二種。北京地區發現得較少。如西城區出土《明王贊墓券》，海淀區出土《明王佑塋券》，宣武區出土《蕭公買地券》，丰台區出土《清匡士亮買地券》等。　　　8刻經。北京的刻經始於隋代，即房山石經，一直到明末。海淀區摩訶庵金剛殿內牆壁上至今仍鑲嵌著明代重臨集刻的三十二體《金剛經》，共為六十石。另外還有儒經與道經，今存國子監中的清刻《十三經》刻石，清代官訂的十三部儒家經典全部模勒上石，共有190座碑形石刻。道教經有宣武區白雲觀後人模刻的元趙孟NB047《道德經》刻石。　　　9石刻法帖。有明一代，帖學大興，帝王的好尚，文人墨客的追隨，使得後代留下大量的法帖刻石。由於刻石是為了捶拓，所以在選石上很有講究，大多使用青石板材。今明代刻帖鮮見遺存，僅保留下清代的帖石為多。著名的法帖有清康熙《懋勤殿法帖》，乾隆《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清成親王永NB065《詒晉齋法帖》。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民間私刻，如清劉塘《清愛堂帖》、邵瑛《間架結構九十二法》、李鶴年《敬和堂法帖》、馮恕《蘊真堂法帖》及不知名所刻的《濫竽齋帖》、《藏庵帖》等。　　　10建築附屬刻銘及其他。包括石匾、額、門窗石雕石刻等。最早的為金元時遺存，如白雲觀某齋的「齋」字殘石；明洪武六年「平則門」；門頭溝沿河城《永勝門》匾，沿河城敵台上的「沿」字型大小石匾；明定陵明樓石額(見圖二)，房山谷積山院內的明代梵文壁藏刻石；明真覺寺金剛寶座梵藏大經咒，西城區西黃寺清凈化城塔前牌樓坊間梵文六字真言石刻等。明清時期北京的石雕石刻事業既積累了以往的經驗，又形成了更大的規模。房山的大石窩，是北京地區最大的採石加工基地，明代以來逐漸形成規模，北京以南河北的曲陽，素有石雕之鄉的美譽，兩地互為表裡。此地採石機械、石雕工匠雲集，既產石材，又從事雕刻，兼及繪事。所出石材既要滿足石雕石刻的需求，又要供應皇宮、陵寢、寺廟建築、園囿別墅的建材。明代亦曾在大石窩石材產地設官監辦。　　明清二代石刻的風格較為接近，作為統一多民族的國家，定都於北京，呈現一統江山的王者氣派，帝王風範顯示得特別充分，而且定型化、規格化、等級化。為眾人所熟知的名勝古迹中的碑碣、石刻、石雕，均體型龐大，高聳挺拔，厚重敦實，造型規範，圖案紋飾、年代區分明顯，等級分明，用料講究，刻工精細。如北京石刻博物館存明《隆福寺創建碑》，螭首龜趺，通高達6m以上；清《普勝寺創建碑》、《普勝寺重修碑》雙卧式碑，均高3m以上，寬近4m；大興清《德壽寺雙碑》，高7m以上。即使是帖石，也是工程浩大，連篇累牘。等級分明，主要表現在雕刻紋飾上，不論是碑首、碑身、碑座、碑側、海墁，如果有龍的圖案，那麼此文物或多或少肯定與皇家有一定聯繫。如果是螭首，則其下必定是龜趺或雕龍方座。如果是素方座，則其碑身及碑首紋飾圖案也極簡單。帝王之碑，一般體量較大，尺寸規格要求較嚴，即使是內容不多的諭祭碑、誥封碑，也不會節省半分石材，書丹多為規矩的館閣體。而民間百姓的碑，體量較小，以實用為主，圖案比較活潑，如祥雲瑞草、靈芝花卉、梅蘭竹菊、子孫萬代、瓜瓞綿延等。有的碑刻紋飾簡單或素麵，文字、刻工也較簡易，而接近手寫，甚至常常出現錯別字。另外，清朝的北京因為是滿族的統治，政府的懷柔政策，常有二體(滿漢合壁)、四體(滿蒙漢藏合璧)書刻的聯楹、匾額及碑刻，是清代所特有的現象。時代上的區分，也反映在碑刻的細節之處。明清時間跨度不大，但各朝有各朝的特點，甚至某個皇帝、太后的好尚都直接反映到碑刻的形制上。額題由早期的圭形過渡到長方形，龜趺由寫實到抽象化，碑面四框由簡單的線條繁瑣到雕龍、刻鳳、團蓮花、百子圖等。規制也從大小不定到有一定標準，且不能僭越等，這些都具有一定的規律可尋。抓住這些特徵，對我們的研究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六、北京地區民國時期的石刻民國時當封建社會之後，新舊交替之際，中西文化不斷撞擊。西方文化思潮逐漸滲透，舊學思想仍在繼續。社會上一部分人在努力接受外來文化的熏陶，適應新生事物。一部分人仍在尊孔讀經，弘揚國粹。作為文化載體之一的石刻，脫離了帝制封建的陰影，擺脫了等級規矩的羈束，大膽放開地去創作。但由於當時社會不太穩定，國力尚不富強，且文人們的重點也早不在於此。所以無大體量的石刻，極具藝術性的石刻較少，大規模耗資的石雕石刻工程也不多。因此，此期石刻有以下特點：　　　1擺脫封建束縛，更現文人氣質。調查時常能看到民間百姓的墓碑上面雕龍刻鳳，即使體量不大之碑，螭首浮雕也很講究。如北大未名湖畔的《王國維墓碑》，《培根女學校匾》也大膽地使用雲龍紋作邊框。石景山八大處四照谷林長民書摩崖石刻，系作者游山題刻，筆隨意轉，率性而為。由登山開始，隨上隨題，最後將落款留在最高處，體現了一種當代文人的氣質。受西方的影響，此期還出現了方尖碑，如《孫中山先生奉安紀念碑》、《劉和珍君碑》、《高君宇碑》、《石評梅碑》等。　　　2選材下料非常大膽，再不墨守成規。在海淀區徵集的《王妙如女士墓誌》，邊長近1m，字大徑寸，體現墓主人家的一種殷實家境和子女孝順之心。同樣是海淀區出土的由當時的著名書法家于右任先生書寫的《康心孚先生之墓碑》、《陝西城固康母楊夫人之墓碑》，系選用今天常用的建材石料墨玉。以墨玉制碑，以前很少見。　　　3立碑書篆，更加註重書法。如上文所述二物，前者為隸書，後者為大書法家所書行楷。八大處新發現的「燕玉」刻石，字體有濃重的魏碑韻味，又有顏字的功底。而同地發現的《莊子·秋水篇·濠梁問答》摩崖，呈現了草隸的風格。《行健會帖》，選刻歷代書家墨跡上石，其中包括唐太宗、宋徽宗及乾隆皇帝等人的書法。說明當時文人書家的好尚。　　　4石刻所反映的內容，有許多是當時的新生事物，或稍縱即逝的史實。如興學碑、改廟建學碑、改學建祠碑、榜示捕盜刻石等。《金韻梅大夫之碑》碑陰有當時教育部長頒發的獎狀。《四行儲蓄會匾》、《中國地學會新置會所碑》、《增設汽燈茶棚碑》、《成立京城內外農圃研究所始末記》，都記載或證實了當時的史實，另外如修繕與修建的刻石、碑刻，如天寧寺、五塔寺、智化寺、白塔寺、第一助產學校等碑刻。　　　5當時的歷史和人物，在石刻中都有所反映。中山公園今存的《美國前總統哈定墓碑》，西城區原地質部圖書館址仍存的《趙亞增碑》，海淀區出土的《民國交通總長潘復墓誌》，石景山慈善寺馮玉祥書摩崖刻石，門頭溝區城子今仍存的前北洋政府國務院總理周自齊墓前的華表、牌樓等建築，坊心額題「周氏墓道」及「控山帶河奠靈城，鎮燕紹魯衍華初」聯語及《周自齊墓志銘》等石刻。另有《張文襄(之洞)公祠堂碑銘》、李慈銘《極樂寺看海棠記》等。 　　民國畢竟是革命與變革的時代，時間不長，動亂不斷，雖距今不遠，但石刻不豐。　　總之，北京地區的石刻，既多且繁，疏密有度，遍布北京的城郊各地。北京市屬18個區縣石刻分布總趨勢是：城內比較集中，郊區比較分散，西部多於東部，北部少於南部。北京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變遷，戰爭動亂，自然災害，政治風雲等，石刻文物是屢建屢毀，屢毀屢修。「文革」時期，損毀的石刻不在少數。建國後，隨著工業的發展，城市的建設開發，「酸雨」逐漸成為石刻的天敵，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京城大規模基本建設的展開，陸續不斷有新的石刻文物被發現，使原有石刻的數量不斷增加，其中不乏有價值的石刻文物。迄今為止，現存已知的石刻總數應在近3萬件。這些珍貴的石刻遺存，是我們研究、弘揚北京歷史文化的極為寶貴的史料。 　　　　(作者為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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