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古典情懷：對古人的哀憫與同情

梁啟超（1873－1929），在近現代政壇與文壇上，他的影響可以說超過了章太炎。章太炎早年一直依於梁啟超，但後來分道揚鑣，梁啟超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改良，與章太炎主編的《民報》鼓吹革命展開論戰。梁啟超與章太炎的學術觀點也有很大不同，他主張在傳承國學的基礎之上，大幅度地引進西方的新學，改革國民性，使中國真正走上現代化之路。梁啟超晚年也退出政壇，回到書齋，成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首。不過，梁啟超與章太炎晚年殊途同歸，離開政治，回歸學術，這二人都表現出近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特點，即歷經滄桑，學貫中西，充滿著國學情懷。

梁啟超

梁任公在百日維新中，大力宣傳維新變法的思想。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亡命日本，繼續宣傳他的新民說。他深有感觸地說：「求文明而從形質入，如行死巷，處處遇窒礙，而更無他路可以別通，其勢必不能達其目的，至盡棄其前功而後已。求文明而入精神，如導大川，一清其源，則千里直瀉，沛然莫之能御也。」如何從精神改造入手，提高國人素質呢？梁啟超認為，文學與藝術是一個重要的途徑，因此他倡導「小說革命」與「詩界革命」。

梁任公有一種深層的古典情懷，具體說來，便是對於古人的哀憫與同情。1922年11月3日，他發表了兩次講演。在《屈原研究》的講演中，他以滿懷情感的講演向聽者介紹了屈原的作品，娓娓道來，深入淺出。他讚歎：「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從前並不是沒有文學，但沒有文學的專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傳詩歌之類，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們讀這類作品，頂多不過可以看出時代背景或時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現個性的作品，頭一位就是研究屈原。」梁任公充分肯定了屈原對於中國古代文學從精神人格到藝術形態、審美風格上的影響作用。最後他將屈原的作品與哥德相比較，讚歎：「這類作品，讀起來，能令自然之美，和我們心靈相觸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學。」將學術與情懷相結合，這是國學大師的共同學術精神，非今日功利型的學術導向所可比擬。

在另一講《情聖杜甫》中，梁任公對於在中國過去被視為詩聖的杜甫，從新時代角度作了評判，提出：「第一，新事物固然可愛，老古董也不可輕輕抹煞。內中藝術的古董，尤為有特殊價值。因為藝術是情感的表現，情感是不受進化法則支配的；不能說現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優美，所以不能說現代人的藝術一定比古人進步。第二，用文字表達出來的藝術——如詩詞歌劇小說等類，多少總含有幾分國民的性質。因為現在人類語言未能統一，無論何國的作家，總須用本國語言文字做工具；這副工具操練得不純熟，縱然有很豐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為藝術的表現。我根據這兩種理由，希望現代研究文學的青年，對於本國二千年來的名家作品，著實費一番工夫去賞會他，那麼，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梁啟超從新舊互動的角度去分析前人，超越了當時人的局限。

梁啟超的小說觀也明顯地貫徹了他的古典情懷。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十分重視小說作為一種通俗文學其中蘊涵的社會心理，既肯定其中的積極意義，同時對其負面作用進行了尖銳批評：

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謀詭詐，雲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荊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沉溺聲色，綣戀床第，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為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為傷風敗俗之行，毒遍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為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啟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

梁啟超認為小說的教育作用與毒害作用同樣巨大，他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有意識地將古典與現代人生相融合，以使傳統走向新生。

梁啟超在著名的《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一文中進一步提出：「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聖，但它的本質不能說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惡的方面，也有很醜的方面。他是盲目的，到處亂碰亂迸，好起來好得可愛，壞起來也壞得可怕，所以古來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重情感的陶養。老實說，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將情感善的美的方面盡量發揮，把那惡的丑的方面逐漸壓伏淘汰下去。這種功夫做得一分，便是人類一分的進步。」（《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梁啟超以他博通中西文化的學識，在這段文章中概括了中國古代文學中情感教育價值，他認為對人的情感的培養有助於塑造新的國民人格。

梁啟超論文藝時還涉及情感教育中的審美趣味範疇。西方人喜歡談趣味無爭辨，而中國古代注重趣味與精神人格的融合。在中國傳統文藝觀中，有著豐厚的審美趣味學說，梁任公出於深厚的古典情懷，獨具隻眼地看到了其中的現代人文價值。他在《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中說：「趣味是生活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動便跟著停止。好像機器房裡沒有燃料，發不出蒸氣來，任憑你多大的機器，總要停擺。」他對趣味的理解，有點像王國維說的生活之欲，但王國維的生活之欲，是從叔本華哲學中推導出來的，帶有很大的悲觀色彩。梁氏論生活趣味則充滿著生活的樂趣，他認為趣味本身就是生活的動力，而不是生活痛苦的轉化，但他對人生的趣味是有褒貶的，有的趣味，如吃喝嫖賭這一類嗜好就是不好的。梁啟超認為，人的審美趣味的培養既要靠自己的先天器官，同時也依賴於後天的教育，即誘發的作用，而從事誘發的途徑不外乎三種，即文學、音樂與美術。梁啟超對於美充滿著讚美之情，他說：

愛美本能，是我們人人都有的。但感覺器官不常用或不會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個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沒趣的人；一個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沒趣的民族。美術的功能，在把這種麻木狀態恢復過來，令沒趣變為有趣。」

這可以說是一位國學大師人文情懷的彰顯。足以為我們的國學研究垂範示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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