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派」屬
孔子的「派」屬
何焱林
古代思想家、學者,在近代受批判最多的是孔子。自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始,到文革期間達於極至。不僅用批判武器,而且用武器批判。搗毀孔廟,焚毀典籍,將研究過孔子,稱讚或不罵、不大罵孔子,或照教科書講過儒家作品的教師、學者,統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不是比興,是動真格。人們給孔子定甚麽罪名?保守派,沒落奴隸制守衛者,維護沒落奴隸主利益的思想代表。文革學者楊榮國批孔文章的題目便是《反動階級的「聖人」——孔子》質言之,孔子是反動派。一個簡單推理是:說孔子好就是說反動派好,不罵孔子就是不罵反動派。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不罵就是不恨,不恨就是愛,不罵孔子就是愛反動派,講儒家作品就是講反動派作品,說孔子好就是說反動派好。那年月是要人命的。
文革期間有兩大學術著作,一是趙紀彬《關於孔子誅少正卯問題》,一是剛才提到的楊榮國文章。趙氏喜歡玩訓詁把戲,楊氏喜歡叩政治帽子;一個故作艱深,一個力求鄙俚,可謂文革雙棍。其論證方法可謂文革章法,楊文在奴隸制及奴隸主前加上沒落二字,更具刀筆意味。
中國現代史出現過一種奇異現象:據說儒家是奴隸主貴族代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實則是廣大知識份子)是資產階級代表,法家則是封建地主階級代表。孔丘批得,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鬥得,唯法家老虎屁股摸不得,不僅對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不能不頂禮膜拜,對法家人物申、商、韓、李也不能有半點不敬,似乎法家與中央文革等價。按理,地主階級不是比資產階級更反動?
一、孔子是不是奴隸主貴族利益的代表?
評價歷史人物,尤其是思想家、學者,重在他的思想學術為誰所用,對誰有利,而不在他出生於甚麽階級。馬、恩出身資產階級,他們是資產階級利益代表?按楊榮國等文革學者理論,春秋戰國正是我國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的過渡期,儒學正是在這一時期從孔丘在魯國創立的地方性學派,發展成遍佈九州的顯學。按適者生存發展的原理,只有儒學適應社會發展潮流,迎合發展壯大中新興勢力需要,才有可能。當時儒家主要人物並未入朝做官,而能取得顯學地位,說明下層人士、廣大民眾相信它、支持它。
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亞當斯等的學說,正是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大潮中為革命群眾接受而成為顯學的。誰要是在當時提倡絕對專制主義,宣揚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他的學說在當時歐洲絕對不能成為顯學。
漢代是封建社會,漢武帝是地主階級代表,劉徹生活年代與秦始皇相去不過百年,封建社會處於上升期,劉徹絕非沒落地主階級(或奴隸主階級)利益代表,文革中被封為大法家。正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以後,在中國兩千餘年封建社會裏,在絕大多數時期,儒學均起著主導作用,試設想拿破崙能獨尊代表沒落地主階級的學說?林肯能獨尊代表南方沒落奴隸主利益的學說?當然不能。可見孔學不代表沒落奴隸主階級利益。
無獨有偶,不僅漢武唐宗崇儒,近代日、韓企業家,給他們貼個政治標籤,資產階級,也服膺儒學,用以指導其企業管理。可見硬給一種學術思想貼上階級標籤是不科學的。生活於奴隸社會的亞理斯多德發明了邏輯學,邏輯學代表奴隸主階級利益?黑格爾不過是魏瑪宮廷的御用學者,因此否定辯證法?不要因克己復禮全盤否定孔丘及儒學,不要因焚書坑儒全盤肯定秦始皇及法家。歷史地看待歷史問題,方是科學態度。
二、孔子所處時代的「階級屬性」
中國歷史社會學意義上的斷代問題,長期聚訟,迄無定論。此文無意參與爭論。有一點須注意的是: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歐洲的封建社會分裂成許多小國,築堡自固。中國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卻是大統一國家。以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在夏、商時期已經形成。歐洲的民族國家,則是在封建制解體的前提下形成的;照《史記》所說,堯舜禹湯文武都是黃帝子孫。因此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統一思想世代相傳,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歐洲絕無這種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無論是查理曼或是拿破崙,都未將歐洲長期統一起來。故不能用歐羅巴社會發展模式,硬套中國歷史(何按:這篇文章在1985年寫成,當時學術上還不是放得很開,先入之見,按固定模式比劃積習太深,只能說到這裡為止。中國社會發展,文明進程,文化結構完全獨立於歐西,不能用歐西標籤往中國社會進程上貼,如果說中國有奴隸社會,這種「奴隸社會」,其政權形式,經濟依存關係,社會結構等,都不能拿歐西奴隸社會進行類比。所謂封建社會,中國與西方差異更為明顯,馬克思已經看到這種差異。歐西從蠻族入侵,東、西羅馬帝國相繼衰落後,長達一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很象我短暫的戰國時期,秦統一中國即結束,以後列朝,特別是西漢、晉雖有封國,藩國出現,但已經不是西周封建)。
孟子引過一句孔子名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表明孔丘生活年代,以人殉葬是不允許、不存在的,以類似人形的陶俑陪葬也叫人深痛惡絕。如果孔丘所處時代殺殉成風,孔、孟能有如此慨歎?最近發掘出土的西周王室墓葬,也未有人殉痕跡,說明西周時期人殉制度已經廢止。
殺不殺殉,是該社會是不是奴隸社會的門檻。如此看來,昔人以為西周封建,確非欺人之談。當然,春秋之世,殺殉之事並非絕無,秦穆公死,用一百七十七人為殉,子車氏一門即有三人伴穆公魂遊地府,有詩《黃鳥》為證。可見當時秦國尚處在奴隸社會。遲至十七世紀,滿洲貴族入關以前,也以人殉葬,皇后也不能倖免。但那不是中國社會主流。
三、孔子的「派」屬
文革學者為孔子上的「尊號」是反動派,以後退而求其次,保守派。《現代漢語詞典》釋保守二字為:「維持現狀,不求改進,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比反動好聽得多。但不虞之譽與不虞之毀同。斥孔丘為保守者大約有以下論點:
1 法先王。孔丘主張法先王,因而保守;荀況主張法後王,因而是法家,是革命派。
法先果真壞?法後果真好?有秦一代,始皇是先王,二世為後主。法先則掃平六合,稱制稱朕;法後則惑於鹿馬,身死國滅。蜀漢備為先帝,禪是後主。法先則「王氣鍾樓桑寶蓋」,法後則「轉見降王走傅車。」有隋一代,堅是先王,廣為末帝,法先則統一南北,法後則禍起蕭牆。對先後不作具體分析,僅以字面判優劣,太簡單化!
所謂「法先」「法後」無非神道設教,托聖賢立言。乃辯士之成法,學者之慣技。《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豈止古人,今人言必稱希臘、黑格爾、佛洛伊德者,豈在少數?先秦諸子言必稱先王者,豈止儒生?商、韓何嘗不說禹湯文武!
《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故孔丘所法的先王為堯舜禹湯文武。且不忙為諸王劃階級成份,諸王均有開拓性作為,其在當時,是真老虎活老虎鐵老虎鋼老虎,為甚麽法不得?所謂法,即以為法式,效法、學習。學堯舜禪讓,學禹治理洪水,改造自然,學湯、文、武弔民伐罪,有甚麽不好?文革學者推崇秦始皇,無非他是秦朝開國之主,退一步講,即使他是封建社會開山祖,則禹湯文武中必有一人為奴隸制社會開山祖。比之氏族社會,奴隸社會何嘗不是進步!
荀卿法後王,後王二字並未明確定義,舜較之堯為後王,禹湯較之堯舜為後王,文武較之堯舜禹湯亦為後王。若曰近世之王為後王,近到甚麽程度?百年?當世?須知孔荀所指之王,乃天下共主,而非邦畿君上。荀況之世,宗周式微,七雄並峙,七國之君,不過是諸侯,其所稱王,乃是僭號,連霸主權威也達不到。《荀子·仲尼》稱:「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荀況法誰?法國破家亡的周赧王?恐怕也不是荀況死時才二十歲的秦始皇,他當時不過是呂不韋手中傀儡。故荀子筆下後王,與孔子口中先王同,不過是虛擬政治典範。法先法後都是借聖立言,托古(今)改制,無所謂保革之分。孔子法先王以法先王之親親尊賢,省刑薄斂實行仁政為主,行其典章制度為次。孔氏雖堯舜禹湯並稱,說到典章制度,則「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亦是法後王之意。其於典章制度,也不是一概照搬,而是因時損益,達於治道。《論語·為政》:「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話有兩層意義:其一、當時周朝未亡,孔子雖生於魯,實為周民,而言繼周,可見孔子眼裏,天心人事,變動不拘,沒有萬年皇朝,千秋帝國,故孔子周遊列國,遍干諸侯,並非一定要復興周室。要興周何不直接干謁周王?其二、繼周者,雖百世(所損益)可知也。一則百世相繼,重申皇朝不千古,再則歷朝均會因時損益,而不泥守舊章。在孔丘眼裏,朝廷要變,典章制度也要變,豈是「維持現狀,不求進取」?故《淮南子·汜論訓》云:「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此春秋指孔子據魯史寫的歷史著作《春秋》,在古人眼裏,孔子用《春秋》所立之則,改變了殷、周之禮,何先王之必法?對於後王,孔子何曾一筆抹殺,其屢稱齊桓管仲,就是對
2、畏天命。先秦諸子幾莫不談天,莫不尊天。荀子雖稱制天而用,稱天行有常。但在《不苟》篇中說:「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稱天者神道設教之謂也。在人則稱先王,在神則曰天命,無非使其言行更具權威性。豈止孔子,歷代帝王莫不稱受命於天,自稱天子,便是明證。
春秋之世,宗周式微,五霸迭代,諸侯力政,互相攻伐,戰亂不已,民不堪命。孟軻稱春秋無義戰。孔稱天命,未嘗沒有震懾動輒興兵攻伐,企圖用武力攻人之城掠人之地而成霸主者。
甚麽是儒家的天道觀?《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不測者多也。又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論語》)故天地之道曰誠曰生,生生不已。故天地之道即是眾生和諧相處之道,生命繁衍之道,即是人道。《書·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儒家畏天命實即畏民命。「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允即胤,即後代。故敬民就是敬天,因為每一個民都是天的兒子。《康誥》曰:「唯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故天命並非神秘不可知,註定不可移。故天命不是上天賜與,而是人為修得;畏天命即是畏人事,故須夙夜匪懈,孜孜政事,惠民則得天命,殘民則失天命,如斯而已,豈有他哉。
儒者主張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達大同世界。孔子周遊列國,進說人主,就是要用自己學說、才能智慧,救末世之頹風,致人君於堯舜。其積極用世之心,拳拳救民之念,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慨,哪有一點屈從於天,受制於命的影子。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年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孔子自許,用其為政,一年即可政通人和,三年則教化大行。在遭遇危險時他說:「天生德於余,桓魋其如余何?」(《論語·述而》)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余何?」(《論語·子罕》)不遁世、不逃責,以天下為己任,對自己能力充滿信心。如果說三年有成,還是為君牧民,替人作嫁。天生德於余則是自己受命於天,並繼文王之統。繼文王之統者繼周室也,至少在文事、在典章制度上繼周,其求變求革之心,躍然紙上。其或繼周者,孔子即繼周者。故淮南稱《春秋》繼周。豈止《春秋》,孔子諸多言行著述,垂範後世,為天下法,可謂繼三代之餘緒,開千秋之鴻業,何保守之有!
孔子鑒於諸侯皆委瑣不知經國之要,殘暴而無救民之心,指其弟子仲弓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也;使南面者,使為人君也(或曰,使南面者使其出使南面也。此言未必)。《論語·衛靈公》曰:「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為天下共主。故孔子許仲弓之德,不只為列國之諸侯,實堪繼周室之大統。大有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之氣慨。何天命之可畏!
天之具象化為鬼神。儒者對於鬼神的態度也是理性的。「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儒者主張慎終追遠,鬼者人之祖先也,故儒者主張祭祀鬼神。但「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儒者反對淫祀。神者申也,從示,申為閃電之形,為形亦為聲。在古人眼裏風雲雷電莫非上天示象,即為神。儒者不否定神。但敬鬼神而不昵,而不迷。勤修人事,慎追遠祖,以達天道。正因為儒者對鬼神持這種態度,後世知識階層又崇儒,故無論梁武帝三次到同泰寺捨身,唐玄宗封李耳為玄元皇帝,西太后稱自己為老佛爺,任何宗教也未成為國教,任何宗教也未取代儒學,使中華民族少了一重精神負擔。
3、克己復禮。《論語·顏淵》曰「禮者天理之節文。」《論語·子路》曰:「事得其序之謂禮。」故儒家講禮,是要建立一種上下有序,進退有節,知禮義,明廉恥,講信修睦,親愛精誠的理想社會。儒家並非不要法治,「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法律亦有局限。儒家講禮是要在法律懲治範圍外,推行一套社會遵守的是非標準,行為規範。例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父慈子孝,揖讓進退等。父不慈,動輒打罵子女;子不孝,自己燈紅酒綠,父母惡衣惡食,也許不觸犯刑律,但一個社會到處同室操戈,爾虞我詐,必定家不安,國不寧。「雖有粟米,可得而食諸?」故《論語·學而》稱:「禮之用,和為貴。」儒家講禮是要使社會井然有序,祥和安寧,強暴不作,禍亂不興,老有所養,幼有所育,壯有所為,達於小康。
《司馬法》云:「禮與法,表與裏。」「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雞毛蒜皮小事,不相禮讓則口角相爭,則大打出手,則白刃相加,則伏屍流血。死者已矣,殺人者抵死。幾句閒言碎語,釀成多人死傷,親戚悲痛,朋友哀傷,法網雖不漏,社會何能安?故《論語·為政》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人而無恥,無所不為。你有嚴刑峻法,彼有僥倖之心,狡詐百出,不擇手段,時刻窺視,以求一逞。其尤凶愚者乃以性命作賭注,以快片刻之貪欲,逞一時之意氣。雖獄吏持三尺法逡巡街頭,何能止禍亂於百分之一?故《禮記·經解》云:「夫禮禁之所由生,猶坊(防)水之所自來也。」若其有羞恥之心,守禮義之節,禮尚不越,何犯法為?故小而言之,禮為一道堤防,一道屏障,一個安全閥,以保社會安寧。當然有時違禮即是犯法。例如罵人該死,無非違禮;罵皇帝該死,輕則棄市,重則滅族。
講禮並非儒者專利,秦雖崇尚法術,其稱朕稱制,何嘗不是禮儀之文飾。漢高祖馬上得天下,登基之初,功人功狗,或擊壤而歌,或以刀砍柱,爭爵要賞,呼朋喚友,哄鬧朝堂,猶如豐沛酒肆,使「而翁」懷疑皇帝有甚麼做頭?賴有叔孫禮樂,才使劉三做皇帝慢慢做出了滋味。
近世何嘗不講禮治?英國紳士那一套行為規範不是禮治是甚麼?所謂企業文化不是禮治是甚麼?禮與法,道德與紀律,乃社會安定的兩根支柱。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如果一個社會真能只以禮節,不用刑律,人人都能按社會道德標準要求自己,那真太好了。也許那是烏托邦。儒家克己復禮,不是維持現狀,維持現狀何須克與復?不是保守派,而是理想主義。至於克己復禮是要恢復西周奴隸制度,「禮者天理之節文。」天理之節文是奴隸制?「天下歸仁。」,仁是奴隸制?「事得其序之謂禮。」序是奴隸制?不可理喻!
4、述而不作。在普魯士,有個容克地主寵兒,魏瑪宮廷上賓,用腦袋在地上走路的黑格爾,讀了孔子隻言片語,說這算甚麼哲學家?如果孔子果真述而不作,其所講不過是禹湯文武的陳榖子爛芝麻,則孔夫子不過一名塾師耳,無論我輩如何尊崇國粹,也只能對黑夫子的目空一切五體投地。然則黑先生畢竟是歐羅巴人,日爾曼人,對華夏的孔夫子未必了了。
「述而不作」者,孔子之謙辭也,如其稱「我有知乎哉,無知也。」一樣。孔子不僅述而有作,且有大作。《孟子·公孫丑》稱:「宰我曰:『以余觀之,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宰我有晝寢之失,子貢有不如顏淵之評,其所言諒非諂諛之詞。如果孔子只是率由舊章,述禹湯之陳詞,宣文武之舊制,孔子平民,稱其賢於堯舜,雖不必受縲絏之苦,不怕別人笑其妄誕?先秦諸子,除孔丘,還有人被稱賢於堯舜?《論語·子張》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此段文字,雖未提出賢於堯舜。但他人者,孔子之外一切人,堯舜禹湯文武統統包含在內,豈非賢於堯舜?日月為三光之二,且是最光明耀眼者。惟天惟大,惟堯則之。孔子就是天,其在儒者眼中,地位何等崇高!若孔子只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充其量為堯舜之流亞,何能舉二帝三王而過之?兩千餘年來,孔子是中國唯一的聖人。因其章可循,則可守,著作流傳,法式有繼。所謂禹湯文武,不過王道之化身。
甲、孔子是中國私人辦學的鼻祖。孔子之前,雖有庠序學校之設,這些機構均掌握在鄉黨邦國手中,無非作一些啟蒙式教育。就是這樣的機構,在諸侯相攻的春秋時期,未必能很好運作。然明因民眾在鄉校議論朝政而建議子產毀掉鄉校。子產賢相,未允其議。別國鄉校未必有這麼好的命運。所以到了戰國時期,孟子一再提到謹庠序之教。
孔子打破邦國對教育的壟斷,聚徒講學,授以六藝,實行有教無類原則,擴大了教育對象,減輕了經濟及社會地位對受教育者的限制,使顏淵、原憲等貧家子弟有機會活動在知識文化領域,立言立說,成為聞人達士。此前,誰在載籍中見過曾參、有若的名字?誰將他等平民百姓以子相稱?誰將他等言論記載下來傳諸後世?
孔子及其弟子在教育方面的活動,極大地提高了人類對教育規律的認識,積累了經驗,豐富了理論,擴大了教育活動範圍,增強了教育活動的主動性、目的性、積極性,增加了教育教學的合理性、有效性。儒家所提出的某些教育教學的理論和方法,對當今人類的教育活動,仍有指導意義。
正是由於孔子在教育領域的開拓性活動,使得中國古代教育面貌煥然一新,長足發展。為古羅馬及歐洲中世紀經院教育所不及。使古代中國成為教育普及率及文化水準最高的地區,成為東方文明的中心。此非張大之言,例如中國農民起義領袖,大多出身草澤,卻有相當文化水平。陳勝、吳廣作魚書,如果陳、吳及其夥伴均不會寫字認字,此事便鬧不起來。反觀歐洲,從司巴達克到普加巧夫,恐怕都目不識丁。
乙、孔子開私人著述之風,之前幾乎沒有私人著述,更談不上學術活動。整個社會沒有一個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孔子破天荒地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提出系統見解,創建了以仁學為本,禮治為用的儒家思想體系,即儒學,延續兩千餘年,成為社會的思想支柱。在中國思想史上,孔子是偉大的開拓者、先行者。
近人康有為認為,六經皆孔子所作。此言未必。但六經有的經他編纂,有的出他手筆,則較可信。孔子本魯史作《春秋》,為眾多學者認同。《孟子》數次提到孔子作《春秋》。《孟子·盡心》:「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為春秋乎;罪我者,其為春秋乎!』」《孟子·離婁》:「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孟子·滕文公》:「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去孔未遠,說作不說傳,應有所據。
《春秋》其實是孔子根據魯史編的一部歷史講授提綱,一本手冊式歷史參考書,以便向弟子講授,或備弟子檢索歷史大事,有如今人之講授大綱。講授時圍繞這個大綱,加進許多翔實材料,大多被弟子記下,經後人整理便成為有名的《春秋》三傳。即《左傳》、《公羊》、《穀梁》。《左傳》迄於三晉滅智伯,在周威烈王二三年(前四0三年),上距西狩獲麟二七年,顯非左丘明所能完成,而是儒家後學據先師講授記錄編輯而成。《論語》中群弟子有關齊桓管仲等的問難及孔子的回答,極可能是孔子講授歷史,即講授《春秋》時的即席回答。因此《春秋》三傳的主要內容均來自孔子。因各人取捨不同,故形式內容亦有差異。
《春秋》以魯紀年,魯為諸侯,論王統不如宗周,講強盛不如齊、晉。孔子魯人,一則易於獲取資料,再則魯為父母之邦,以魯系年,有尊崇故國之意。於此二端,即見《春秋》為孔子所作,三傳皆直接來自孔子。
《春秋》非一般史乘,有三大特點:為編年史,為中國編年史之濫觴,開闢了一條編寫歷史的新路。其次,寓褒貶於隻言片語:所謂一字之褒,美於華袞;一字之誅,嚴於斧鉞。其筆致後人稱為春秋筆法,為學者所尊。孔子一介平民,敢於褒貶諸侯,是非王室,不僅膽識超人,也為後世樹立了良史榜樣。第三,周室未亡,而以魯系年,其托魯改制之跡躍然紙上!故昔人稱《春秋》繼周,為其開創之作,皆王者之事也。
《論語·季氏》稱:「不學詩,無以言。」《論語·陽貨》:「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蟲魚之名。」其對詩之功用之論述,自可千古。多識鳥獸蟲魚之名,把詩當作博物學,尤為別致。學詩必有教本,教本必須兼備各種體裁,充分反映各國民風民俗,又須精簡扼要。「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孔子曾有:「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之說。三百篇中,《鄭風》有二十一篇之多。今言無邪,可見乃孔子刪削後遺存。三百五篇中,頌只存周、魯、商。周為宗國,存周固然。魯為故國,存之在理。但商為已亡之敵國,宋為亡國之餘緒,其親不如晉,強不如齊,所以存商頌,因為孔子為殷商後裔。存周以尊王室,存魯以敬鄉黨,存商以寄祖先之思。合於慎終追遠之義。此孔子刪詩之又一力證。
《論語·子罕》:「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前四八四年)孔子年事已高,故爾返回魯國,潛心著述,最後一次修訂六經,寫成定本。故稱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者定也,所者處所也,即六經內容順序已經編次,不再更動,猶得其所而定居也。雖稱編次,實乃納入其思想體系,重新寫作。後世各家所傳經文的差異,恐與這次修訂有關,有的所傳乃修訂前的版本,有的則是修訂後的善本。
秦火以後,六經皆因儒者努力復傳於世。其餘諸家,雖著述中亦引詩、史,但其於本家著述外,未傳任何典籍於後世。儒家對保存先秦經典,厥功至偉。
孔子聚徒講學,秉筆著述,於春秋時代,具有篳路藍縷的開拓之功。由於他的帶頭與示範作用,不僅儒學勃興,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的第一大家。而且帶動其他人起而著述,聚徒講學,形成眾多學派,造成百家爭鳴局面,奠定中國古代社會思想文化基礎。爾後兩千餘年,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莫不受此一時期思想影響。孔子帶領群弟子周遊列國,遍干諸侯,不僅播下學術種子,也開策士遊說之風。
5、興滅國,繼絕世。據此有人說孔子開歷史倒車,要恢復西周奴隸制。這是知其一,未知其二。前已說明,西周封建,非奴隸制。西周井田制只是一種收取地租的方法,非農奴勞動組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從歐西奴隸制看,一切生產、生活資料,連奴隸本人,都屬於奴隸主,都是公家的,哪有奴隸自環自營餘地?勞動者有私田,有私有財產,不管交多少租稅,私田所產,總歸自己。這樣的勞動者絕非奴隸,而是佃農或自耕農。
孔子興滅繼絕,與書王正月一樣,是尊正朔,垂王統。「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要加強中央權力,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反對割據,反對諸侯相攻,以武力掠人之地滅人之國,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那種局面。興滅繼絕就是不承認武力兼併結果,就是尊王攘夷,企盼國家重新統一,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王道復興,諸侯守職,歸天下於太平,還生民以康定。這是孔子及其後學在春秋戰國那種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情況下提出來的。前已論及,孔子已提到繼周。其周遊列國,意在從政。從政目的:期年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所謂有成,即禮樂和於民間,王道行於天下,豈止霸業而已。故孔子興滅繼絕,不在於復興周室。孔子周遊列國而不去周,已見周政不可為。孟子更提出保民而王,並以成湯文王為例,國家不在大小,行王道者可王天下,力勸諸侯以天下為意。故興滅繼絕絕非安於現狀,而是力求改變春秋戰國那種天下分崩,王綱解紐的局面,是要統一不要分裂,要進步不要倒退,何保守之有!
孔孟之道於奪取國家權力而言,或許迂遠。孔子之行政才能如何,亦未經長期檢驗,然而孔子興滅繼絕,尊王攘夷,天下一統的思想;仁者愛人,不惑不懼的德行;契而不舍,堅韌不拔的品格,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操守;殺身成仁,孝弟忠信的道德風範,深深植根於炎黃子孫的心靈,支撐中華民族度過兩千餘年的風霜雨雪,經百難而不屈,歷萬劫而猶新,以彪炳天地的萬丈文光,走向人類大同的新紀元。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之道,在新民新國,日新又新,不斷進取,達於至善之極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孔子之學,何不進取之有何安於現狀之有何保守之有(19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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