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儒家之道（二）(2)

孟子和荀子將儒學深化並拓展到這樣一個程度：在孔子親炙弟子那裡所罕聞的關於人性與天道的看法，被充分地闡釋為一種一貫的「天人合一的」觀點。根據孟子和荀子的詮釋，學習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包容了將我們的生物性實在轉化為自我審美表達的整個過程。修身的豐富語彙—舉止的合禮，心智的滋養，靈魂的凈化，以及精神的升華——與同樣細緻入微的「經世」藝術的語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為儒學提供了兩個不可分割的向度：「內聖外王」。

政治的儒家化

為時不長的秦王朝的〖屏蔽***〗統治，標誌著法家的短暫勝利，但在西漢王朝（公元前206-公元8年）初年，君主絕對專權、周邊所屬王國完全服從中央政 . 府、思想的大一統以及無情地強化法令，這些法家的實踐被道家的休養生息和無為而治所取代。歷史上，這種實踐通常被認為是黃老之術—被歸於黃帝和道家神秘創始人老子的統治術。象陸賈、賈誼等幾位儒學思想家，在政策方面做出過重要貢獻。甚至在董仲舒（約公元前179-104年）之前，在漢家朝堂之上已經可以聽到儒家的勸導，並且，剛剛出現的將帝國建立在儒家原則之上的趨勢益發明顯。實際上，漢代政治逐漸的儒家化，在王朝建立之初就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恢復封建制，還是於朝堂之上實行煞費苦心的廷禮，都使得漢儒們在塑造政 . 府的基本結構方面貢獻良多。通過廣泛搜尋和口頭轉述而重獲佚失的經典，漢王朝決定補償秦代焚書所造成的文化破壞，這顯示了將儒家傳統作為形成中政治意識形態有機組成部分的自覺努力。

在武帝（公元前140-87年）這位具有法家〖屏蔽***〗君主氣質的統治時代，儒家勸導已經在中央官僚體制中樹立了牢固的地位。在皇權和政 . 府明確的分離中，在通過舉薦和徵選雙重機制的官員選拔中，在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結構中，在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中，以及在教育系統中，儒家的影響顯而易見。隨著禮制在政 . 府行為、社會關係的界定以及民事糾紛的調節方面變得日益重要，儒家的理念也在法律體系中獲得了牢固的建立。然而，直到丞相公孫弘說服武帝正式宣布只有儒家學派方可得到國家的支持，儒家才成為官方認可的帝國意識形態和國家崇拜。

結果，儒家經典成為各個教育層次的核心科目。公元前136年，武帝於朝廷設立五經博士，並於公元前124年分配五十名官派學生跟隨他們學習。這實際上創建了一所帝國大學。到公元前8年，登記註冊的學生達三千人，並且，至公元1年，每年有一百人通過國家主辦的考試進入到政 . 府之中。簡言之，那些受過儒家教育的人開始為官僚體系配備人員。公元58年，所有國家舉辦的學校要求祭祀孔子，而在公元175年，政 . 府化了幾十年組織專家學者經過會議所許可選定的經典版本，被頒刻在了巨大的石碑之上。這些石碑樹立在都城，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完好地保存在西安的國家博物館中。試圖永久保存和昭示神聖經典確定內容的行為，象徵著經典儒家傳統的形成。

儒學作為漢朝官方意識形態的建立，常常被歡呼為孔、孟、荀之教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勝利。從儒家精神性的視角來看，這種勝利至多是一樁混合各種成分的幸事。漢代之前，儒家傳統中從未有「上帝之事歸上帝，愷撒之事歸愷撒」的類似說法，但是，真正的儒家從來都對現實持一種批判的立場。象馬克斯·韋伯（maxweber）的《中國的宗教》，將儒家的生活取向描繪為「對世界的適應」，[12]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儒家從內部轉化世界的信守是一把雙刃劍：儘管儒家接受國家事物的可完善性以及尊重現狀並以之作為出發點，但如果現存的權力關係不能夠再保障人民的幸福，儒家常常又毫不妥協地要求既存的權力關係進行根本性的重組。

不過，作為反映統治階層少數人利益的官方意識形態，漢代的儒學本身基本上表現為一種利祿之途。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儒家的仁義之道被完全拋諸腦後。事實上，在漢代的政治文化中，有關儒家之道的爭論者們專註於兩條相互衝突的道路上：為了修身與社會責任的本真的儒家追求，以及以修身為代價的社會進步的政治化的儒家目標。誠然，一旦那些作為調味劑添加到儒學傳統之中的人們也成為政治上的顯赫，政治操縱和道德匡正之間可能性的範圍就會變得非常廣泛。在各種形式的變項中，混合它們的摸稜兩可之處便會成為一種生活的現實。

董仲舒：天人交感

象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一樣，董仲舒非常重視儒家的經典《春秋》。但是，董仲舒自己的著作《春秋繁露》，卻遠非一部具有歷史判斷的著作。那是一部在《易經》精神籠罩之下的書。作為一位異常獻身學術（據說他因潛心學問而「三年不窺園」）和堅決服膺道德理想主義（他常為人所引用的一句話是：「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13]）之人，董仲舒在將儒學發展為具有漢代詮釋特徵的過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儘管武帝宣布「獨尊儒術」，道家、陰陽家、墨家、法家、巫師、醫師、方士、堪輿家以及其它三教九流，都對漢代精英的宇宙論思維有所貢獻。董仲舒本人就是這種思想綜合的一位受益者，因為在闡釋自己的世界觀時，他自由地涉獵了當時的各種精神資源。他提出了天人交感的理論，在一年的四季、12個月和366天以及人體的四肢、12關節和366塊骨骼之間進行竭力比附。天人交感理論基於一種有機觀，其中，存在的所有形式都是在一個複雜的關係網路中彼此相互關聯的。從這種親源關係形上學（metaphysicsofconsanguinity）中所引出的道德是：人的行為具有宇宙性的後果。

對於「五行」（金、木、水、或、火、土）的意義、人與天數的相關性、以及同類事物的感化作用，董仲舒進行了探求。就象他對仁、義、禮、智、信這些儒家根本價值所進行的研究一樣，這些探求使得董仲舒能夠將儒家倫理與自然主義宇宙論有機結合，從而發展出一套精緻的世界觀。董仲舒所完成的不僅僅是對作為「天子」的君主進行「神學的」合理化論證，毋寧說，他的天人交感理論為儒家學者提供了判斷統治者品行的更高法則。事實上，他有關「災異」的修辭，即斷言洪水、乾旱、地震、彗星、日食、甚至象「婦人長須」這樣的自然現象都是警告統治者不良行為的天象。後來這種災異說扮演了一種對於〖屏蔽***〗君主荒淫無度的有效威懾。董仲舒給儒家知識分子提供了一種具有深遠政治涵義的詮釋力量。

董仲舒的思想模式反映了預言、卜測和象數思辯的學術傾向，這在當時頗為流行。作為「今文」學派的擁護者，這些學者們將他們的論證建立在漢代「新經」的基礎之上，並致力於探求經典的「微言大義」，以作為影響政治的一種工具。王莽（公元9-23年）篡位的發生，部分原因就在於當時流行的儒家知識分子認為天命的改變不可避免這樣一種要求。

雖然董仲舒的思想頗為流行，但他的世界觀卻並不為漢代的儒家學者所普遍接受。以「古文」學派著稱的那種更具理性和道德性的詮釋儒家經典的進路，在西漢崩潰之前已經頗具吸引力。一種可供選擇之物是楊雄（約公元前53-公元18年）在《法言》和《太玄》中提出的世界觀。《法言》是一部以《論語》體裁寫成的道德格言集，《太玄》則以《易經》的風格表達了一種宇宙論的思辯。古文學派宣稱他們對在漢代發現的以「古文」寫於秦統一之前的真正經典進行了重新修訂。而古文學派在東漢（公元25-220）則廣泛地為人所接受。隨著博士機構和帝國大學在東漢的擴充，經典的研習變得益發精細。就象猶太法典和聖經的研習一樣，儒家學術變得高度專業化，甚至到了作為一種道德話語而生命力枯萎的地步。

然而，對於政 . 府、學校、以及社會，儒家倫理仍然在較大範圍內發揮著強大的影響。直到漢代結素，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受到了儒家經典的熏陶。孔子至聖先師的地位得以牢固確立，並且，全國範圍內所有的學校都舉行常規的的祭孔儀式。孔廟遍及全國。朝廷繼續年復一年的表彰孔子。儒家聖祠最終矗立在全國兩千個郡縣的每一處所在。結果，與「天」、「地」、「君」、「親」一道，「師」成為傳統中國最受尊敬的權威之一。

儘管被奉若神明，但是，通過不斷學習的個人範例，孔子的師表風範使他自己成為普天之下最高貴的人。孔子這位常人和神化式人物，在中國社會發揮著巨大的象徵力量，同時，他又不失其作為人的屬性。即使是對孔子的神化，之所以靈驗，其原因也是道德轉化而非別有所在。

佛道時代的儒家倫理

東漢末年，統治者的無能、官僚系統的派系鬥爭、管理不當的賦稅體制以及宦官專權，促成了大規模的太學生抗議。朝廷於公元169年囚禁並處死了數千太學生和同情太學生的官員。這種高壓政策使得思想上的反抗得以暫時終止，但是，隨著衰退經濟日見下滑所導致的民不聊生，一場大範圍的農民起義隨之而來。由儒家學者和道家宗教領袖領導的農民起義，會同公然的武裝〖屏蔽***〗，〖屏蔽***〗了漢王朝並結束了第一個中華帝國。隨著漢朝的瓦解（與羅馬帝國的崩潰不同），「蠻族」由北方侵入。北方中國平原地區有幾個敵對的部族控制，戰亂頻仍，劫掠不斷，南方中國則接連建立了幾個短暫的王朝。從公元三世紀初到六世紀末，這段分崩離析的時代有一個明顯的標誌，那就是儒學的衰落、新道家的高漲以及佛教的傳播。

然而，佛道兩家思想在精英中的傑出以及在大眾中的流行，並不意味著與儒家傳統的消長。事實上，儒家倫理與中國社會的道德組織結構難以分離，孔子繼續被普遍地讚譽為聖人的典範。傑出的道家思想家王弼（公元226-249）堅稱：孔子雖未「言道」，卻比老子更能「體道」。儒家經典仍舊是所有知識文化的基礎，並且，貫穿整個時代，各種有關儒家經典的繁複注釋也不斷產生。在中央官僚系統、官員選拔和地方行政那樣一種政治建制中，儒家價值從未停止過佔據主導地位。生活的政治形式也明顯是儒學化的。當象北魏（公元386-535）那樣的蠻族國家採取漢化政策時，大體上也是儒家特色。在南方，通過建立基於儒家倫理之上的家族統治、家族世系以及祖先禮制，也在進行著試圖強化家族的系統化嘗試。雖然儒學不再是官方意識形態，她卻為世家大族的行為準則、地方精英所容納，間或也被蠻族征服王朝所吸收。隋代（公元581-618年）中國的重新統一，以及唐朝（公元618-907年）持久和平與繁榮的恢復，給了儒學的復興以強有力的促動。帶有詳細「傳」和「疏」的官方版本的《五經正義》的出版，以及儒家禮制在政 . 府實踐（包括著名的大唐法典的編纂）各個層面的實行，是儒學實踐的兩個突出例證。基於文字能力的一種考試製度得以建立。這使得掌握儒家經典成為政治上成功的先決條件。並且由此，在以儒家術語界定精英文化中，考試製度的建立或許是一項最為重要的制度性革新。<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