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滅亡在即，崇禎真的還守著幾千萬白銀不發軍晌？

作者｜我方團隊覃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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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看上去高度專制，越往後發展，竟越有個奇特現象：言論空前自由！

有多自由？看一個事就知道：貴為九五之尊的皇帝，竟然都可以隨便被罵。嘉靖年間的時候，也只是海瑞抬著棺材罵皇帝，到了嘉靖帝孫子萬曆帝那時候，連抬棺材環節都省了，幾乎是想怎麼罵怎麼罵，比如萬曆帝，被給事中雒於仁上《酒色財氣疏》，幾乎給罵成了喝酒酗酒貪財的混球。

如果您要以為這個個例，那就偏頗了，雒於仁這奏摺能流傳，卻並非獨一份，比他罵的狠的有的是，比如田大益，直接就罵萬曆是集包括夏桀商紂宋徽宗漢靈帝等昏君毛病於一身的極品，十分火力生猛！

而且由於明朝輿論發達，出版業十分自由，大臣罵皇帝的奏摺，基本就是罵完迅速流傳，輕鬆就火爆全國。所以今天關於明朝皇帝的種種醜事，都是這麼來的。

這種狀況，以好些人抨擊，就是明朝皇帝實在混賬透頂，但換個腦子想想，別管做皇帝多混賬，在其他朝代被罵這麼混賬，下場可想而知，比如後面的清朝，稍說錯幾個字，都可能抄家殺頭流放一步到位，可明朝，卻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自從明朝貫徹五復奏制度，就是皇帝也不可能隨意殺大臣，一個死刑都是反覆審核，地方官更沒權輕易處死人犯。外加中期資本主義萌芽勃興，思想高度自由，因此輿論也更加寬鬆。罵皇帝的成本低，自然好些人罵的歡。

當時罵的歡，但明朝的皇帝，也就被黑壞，特別是到了晚期，明朝的言官們，風氣嚴重敗壞，幾乎到了聽風就是雨的地步，比如萬曆年間，浴血朝鮮的名將鄧子龍，都被言官罵成漢奸，大破日本的李如松，一場碧蹄館小挫，都被言官們說成陣亡數萬人的大敗，如此不靠譜言論，今天還被日本右翼拿來吹牛，這類罵法若當了真，那才不靠譜。

以這個角度說，明朝皇帝們，好些頭頂的罪名，也是不靠譜的。就連最後一位崇禎皇帝，明明清朝開國後都大力貼金讚揚，卻也免不了黑，由於抹黑得太認真，太煞有介事，很多史學家都上了當。

舉個例子。1944年，著名史學家郭沫若寫下了名動一時的《甲申三百年祭》。文中說，明末大旱，崇禎屢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時時愛鬧減膳、撤樂的玩藝。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

寫到這，郭沫若沉痛而又不乏調皮地說：「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這樣大的積余，如能為天下富家先，施發出來助賑、助餉，盡可以少下兩次《罪己詔》，少減兩次御膳，少撤兩次天樂，也不至於鬧出悲劇來了。」

郭沫若寫這段話引用的資料是計六奇的《明季北略》。

按郭沫若的意思，崇禎守著幾千萬兩白銀，卻整天哭窮，甚至到了要上吊自盡了，也不肯拿出一兩助賑、助餉，這不是比巴爾扎克筆下的守財奴還要守財奴嗎？死了活該！

而實際上，郭沫若引用《明季北略》的話並沒有引全，在原話後面，計六奇已緊接著提出了質疑：「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萬錠），（則）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頭）方可載之，即循環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也。」

所以，郭沫若引用這類材料所得出的結論，理所當然地招致了人們的批評。就連小說家姚雪垠，就是寫《李自成》的姚雪垠，都受不了吐槽：「對此重大問題，不多看一點史料，誤信宮中藏銀傳言而輕易大發議論。」

但這麼說郭沫若，也是有點冤枉，因為所謂崇禎有幾千萬白銀這種傳言，在明末史料里，真實一找就一大把，比如趙士錦的《甲申紀事》，楊士聰的《甲申核真略》，都說的有鼻子有眼，但哪怕說的再像，只要稍微算個數學賬，就知道假！

如何假？比如作家陳椿年分析：「上述數字即使以每錠五十兩計算，也已高達十八億五千萬兩，而據萬曆年間張居正在奏摺中計算，當時大明王朝全國『計每歲所入……不過二百五十餘萬（兩），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兩）』。大明王朝從朱元璋開國到崇禎亡國，不過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賦稅收入以四百萬兩計算，也須四百五十幾年才會積累到十八億五千萬兩，全部藏入皇庫。」

就是說，傳說中崇禎的財富，必須要大明朝不吃不喝，攢個四百多年，才能到這個數，顯然對崇禎來說，這是個艱巨的任務。

但雖說數字賬容易算，但好些歷史學者，卻是對郭沫若的說法頂禮膜拜，比如明史研究專家顧誠，就極力搖旗吶喊，專門寫了《如何正確評價《甲申三百年祭》——與姚雪垠同志商榷》一文，認定趙士錦楊士聰都是第一手材料，十分確鑿可信。但上面這個數字賬怎麼解釋？顧誠沒解釋！

他沒解釋，但是楊士聰他們的史料里卻捎帶解釋下，這些白銀，好些都是萬曆皇帝橫徵暴斂攢下來的，不是正常收入，可對照《明史》，這話又沒法解釋：雖說萬曆一直背著這個鍋，常被變著法罵，但張居正實施變法，給萬曆留下內帑的財富是七百萬多兩，而萬曆「暴斂」了四十多年，留給光宗、熹宗的財富也是七百萬多兩。這就叫橫徵暴斂？

王世德在《崇禎遺錄》一書中的說法是：熹宗在位七年時間，就將神宗四十餘年的蓄積揮霍一空，自從女真兵興以來，內帑已空。

《明史》也印證了這說法：內府揮霍一空以後，熹宗就把本該發往邊防的兵餉撥回內庫，聽任宦官糟蹋，大量採購物品和建造宮殿。崇禎帝即位後，雖然勤儉節省，但內庫已經耗竭了。

所以說，趙士錦、楊士聰、張正聲這些人其實都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

事實上，明亡前，趙士錦為工部員外郎、楊士聰為左諭德、張正聲為兵部職方司郎中，屬於中層文官，和崇禎並沒有什麼直接接觸，對內帑實情根本就一無所知。

相對而言，王世德的記載就比較可靠了。

王世德為錦衣衛僉事，「常居禁中宿衛」，對崇禎朝廷禮儀大典、政局變化皆「委備詳核」，明亡後，他不滿野史嚴重失實，這才作《崇禎遺錄》。

《崇禎遺錄》是這樣描述崇禎內帑的：熹宗在位七年時間，就將神宗四十餘年的蓄積揮霍一空，自從女真兵興以來，內帑已空。聖上曾經將宮中的銀用器具運往銀作局，澆鑄成銀錠以充當軍餉。崇禎年間的餉銀都鑄有「銀作局」三字，這是人所共見的事情，內庫的空乏情形可想而知，哪裡有什麼幾十年來存積的金銀？！現在大家都眾口一詞指責聖上生性喜好聚積斂財，又一毛不拔，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草野鄉民無知，訛傳以為實，那些始作俑者，說話真是不顧及後果！

其實，先不論王世德與趙士錦等人身份的差別，單以他們說的話來分析，不難看出，王世德口中的崇禎，是正常人的表現；而趙士錦等人所說，根本就是把崇禎當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神經病！

不過，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人們感興趣的不是正常人的崇禎，而是神經病的崇禎。

所以，在世人的眼光里，崇禎必須就是個神經病。

然而，李自成進佔北京後，確實是掠得了數以千萬計的金銀。

但，這些金銀是從內帑得來的嗎？非也。

史惇在《慟余雜記》的記：闖賊從北京西奔長安，囊括得宮中的金銀共七千餘萬兩，用騾馬馱載而去，天下人聽說了此事，無不惶惑。大家也因此以為先帝宮中既然積藏有這麼多金銀，足夠支配幾十年的軍餉，卻吝惜不肯動用，強向百姓加賦稅，增派了二百四十萬兩練餉，致使大失民心，天下瓦解。

史惇接著感慨地說：這即使是世間最昏庸、最愚蠢的人也不會幹出的事啊。當時曾任戶部官的吳履中有跟我說過這樣一件事，他說他也懷疑內庫存積有金銀，請皇上派出來發軍餉，皇上卻流下了眼淚，凄然嘆息，說，內庫早是空的了。

內庫早是空的了，那麼，這數以千萬計的金銀是從哪兒得來的呢？毛奇齡在《後鑒錄》中指出：是向官員拷打勒索來的。

他說，賊軍所拷索的白銀七千萬兩，公侯佔了十分之三，宦官佔了十分之四，宮眷佔了十分之二，商賈佔了十分之一，另外，從宮中內帑的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鈿絲裝嵌處搜颳得來的，即使剔剝殆遍，也不及十萬之數。賊軍對外宣稱是得自於內帑，那不過是想掩飾自己拷索的惡名罷了。

其實，李自成軍對外宣稱是得自於內帑，並非單純掩飾拷索的惡名，而有更深的政治用意。

彭孫貽在《平寇志》中解釋得清清楚楚：賊軍搜刮到的金銀，大約侯門佔了十分之三，宦寺佔了十分之三，百官佔了十之二。商賈佔了十之二。共七千萬兩。內庫久已如洗。懷宗（即崇禎帝）減少伙食、穿粗布衣服。凡是由金銀製作的酒扈器具全部熔鑄成銀錠充當軍餉。內帑並沒有多少積蓄。賊軍通過酷刑所得的金銀，卻宣稱是從內庫搜得，是想讓不知情的人怨恨朝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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