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頭士分手之謎

Mikal Gilmore|文 drugstore|譯

1969年1月，倫敦特威肯漢姆電影製作室巨大而凄冷，音響台坐著的幾個傢伙正是披頭士。連日來，他們忙著為現場演出——自1966年8月以來披頭士的首次現場演出——做素材準備和排練，不過準備工作並不順利。

儘管演出在即，四位披頭士中也只有保羅·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面露焦慮，甚至有些不滿，「我就弄不明白，如果你們不感興趣幹嘛還摻和進來。我們這是圖個啥？不是為了錢。你們到這兒是幹嘛來了？我來，是因為我想要演出，但我看不到（大家的）有力支持。」

保羅盯著那些相處多年的老友。約翰·列儂(John Lennon)，喬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和林戈·斯塔爾（Ringo Starr）面無表情，與保羅相視無語。又是一陣沉默，保羅不耐煩了，「現在有兩個選擇：我們把這個演出進行下去或者乾脆放棄，我要個決定。大家都說個話，到底是演還是不演。」

眾人依舊無話。保羅也陷入沉默，其他團員只是間或與保羅對視。

當然，那個冬日所發生的遠非樂隊生活中最糟的一幕，不過是面臨解散的披頭士內部衝突與冷戰折射出的尋常片段。處於死亡掙扎期的披頭士是20世紀最神秘最複雜的一段傳奇，它終結了浪漫，令人惋惜。披頭士創作的不只是音樂，還有那個屬於披頭士自己的時代。

對於披頭士解散的原因，如你所知，傳聞甚多：有人歸咎於小野·洋子（Yoko Ono）的陰謀，或者說是約翰列儂的愛情傳奇終結了披頭士的浪漫；也有人歸咎為詭詐的經紀人艾倫·克萊恩（Allen Klein）——曾是列儂最喜歡的人之一，但麥卡特尼不買他的賬——介入樂隊事務。但事情遠比這些複雜。

洋子後來說，「我不認為你能把披頭士那樣的團體拆散，即便你去努力破壞。所以，那時四個人內部一定有什麼事兒發生，而非外部力量使然。」事實上，披頭士解散的真正原因就擺在我們面前：四個人在一起時間太長，這段歷史既是樂隊自己寫就的一部超越史，同時也是一出凸凹不平的充滿相互傷害的悲劇。

這一時期，樂隊正處在《隨它去吧》（Let It Be）影片及專輯的醞釀構思階段，而麥卡特尼又恰好在這個錯誤的時間提出自己的訴求。過去的一年中，披頭士內部關係已趨緊張，尤其關鍵的是，約翰和保羅長期的友誼正經歷劇烈變化。某種程度上，列儂作為披頭士創始人掌握著樂隊領導權；但他越來越不願被披頭士的構架所束縛。而麥卡特尼深愛這個樂團，視其為生命所依。一直以來，兩人都是樂團的中堅力量（也是流行音樂史中合作創作成果最豐的一對搭檔），但本質上，從一開始，披頭士的行進方向就被約翰·列儂的氣質及慾望左右：列儂組團其實是為緩解其揮之不去的焦慮和疏離感——母親茱莉亞（Julia）因生活所迫把列儂的監護權而交給了姐姐咪咪，這樣列儂的生父和生母雙雙從其幼年生活中消失——的一種方式。

1957年夏天，16歲的列儂第一次遇到麥卡特尼。當時，列儂和他第一支樂隊「採石工」（the Quarryman）在利物浦的一所教堂排練，碰到了14歲的保羅麥卡特尼，保羅演奏了埃迪·科克倫（Eddie Cochran）和基因·文森特（Gene Vincent）的歌曲，給列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終兩人走到一起。也許更重要的是，這兩個少年都有類似的親人亡故的經歷：1956年，麥卡特尼的母親瑪麗死於乳腺癌；1958年，列儂母親死於車禍。

約翰·列儂(John Lennon)

保羅·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

此後，兩人開始合作，約翰和保羅似乎重新找到了與外部世界接駁的方式。兩人一同創作歌曲，交換旋律和作詞想法，甚至在兩人獨立創作的階段，依舊會幫助對方完成或潤色作品。不過，兩人在創作音樂的手法上相去甚遠：麥卡特尼講究秩序和細節，強調製作工藝；列儂則不喜歡一定之規，不會在一首歌上死磕，他的作品聽上去較為高傲，但其中的安全感卻比麥卡特尼要少。隨著兩人作品的累積，這種差異性也越發凸顯。麥卡特尼的歌曲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眾人敘事（Everyman Narratives）和歡慶式的呼喊（Celebratory Calls），而列儂的作品的靈感則更多來自個人所見，有著樸素且困惑不安的個人視角。列儂後來談到兩人的差異性，舉了個例子，對於同一則新聞，「保羅會說，『過來，看看又有啥上演了』，我則會說，『呃，小子，今天我讀了那則新聞』」。

列儂和麥卡特尼兩人「負責」創作及演唱披頭士的絕大多數作品，兩人的核心地位無人質疑，而列儂自己對於大家默認的樂隊老大地位也很受用。儘管如此，披頭士作為一個團體依舊遵循一人一票的表決制度。1966年，披頭士經過長期巡演後，約翰、喬治和林格三人勸說保羅該停止現場演出了。此後的3個月中，四位團員各自忙著自己的事。

約翰·列儂對這種離散狀況感到非常憂慮：「我一直在想，『好吧，這就是結束，真的。再沒有巡演。這意味著未來會是個空白......』。就是那時，我開始考慮沒有披頭士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正是在那時，萌生了即便離開披頭士也不能以被別人拋棄的形式這種念頭。但我無法走出這個宮殿，那太令人恐怖了。」

稍後，樂隊因《帕伯軍士的孤獨之心俱樂部》（Sgt.Pe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這張重要唱片重新集結，但此時的披頭士內部運作已變得異常複雜。專輯的概念出自麥卡特尼，而列儂寫出該專輯中最好的作品「生活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後來談到列儂對這張專輯的貢獻時，他說那不過是絕望的間接反映：「製作帕伯時，我依舊被巨大的壓抑籠罩，我知道保羅那時已經沒什麼問題了。他充滿自信，.而我還處在一場謀殺後的恢復期。」某種程度上，這就是列儂的工作方式，要麼在危機中綻放，要麼沉沒。

當然，也不光是樂隊的事情讓列儂焦慮不已，諸多的狀況將列儂釘在人生的轉折點上。他認為自己已陷於無愛境地，墮於世俗生活——這種無愛狀態只是列儂的個人感受，妻子辛西婭（Cynthia）倒是深愛著他；他覺得自己被麥卡特尼拋在了身後，麥卡特尼那時已是倫敦名流，參與各類前衛文化事件，完全暴露於先鋒音樂及藝術領域。而列儂追逐的似乎不是外部生活，他用LSD（一種強烈的半人工緻幻劑）轉而向內，以至於人們擔心列儂這樣做是試圖抹去他的舊身份。喬治·哈里森後來說，「某種角度上，它就像精神病，迷幻劑可以摧毀很多事兒——它太有力量，而你只能坐視。但我認為，我們當時都沒真正意識到約翰的狀況究竟糟糕到了何種程度」。

1967年8月，樂團經紀人布萊恩·愛潑斯坦（Brian Epstein）因藥物過量意外死亡。愛潑斯坦死亡前有很長一段時間精神抑鬱，但依舊強打起精神幫樂隊打理事務。披頭士及圈內人士認為披頭士得以立足，發展並被保護，愛潑斯坦功不可沒。列儂後來說，「我知道這次披頭士有麻煩了，儘管我確信我們有做任何事的能力，包括音樂，但我依舊被他的突然死亡嚇壞了。」

不過，麥卡特尼並不這麼看。愛潑斯坦死後第五天，保羅通知其他團員參加音樂電影《魔幻神奇之旅》（Magical Mystery Tour）的拍攝。那年，從夏末到初冬，披頭士們忙著拍片，同時為相應場景創作音樂。看起來，這應該是4名披頭士團員自由合作的工作，但最終，主要的創作工作還是由麥卡特尼一人承擔。1967年聖誕節後，該片在BBC首播。次日，媒體便充斥了鋪天蓋地的惡評。倫敦《每日郵報》評論其為「喧囂的垃圾」。據說，列儂看到麥卡特尼跌了跟頭多少有些幸災樂禍。

1968年2月，披頭士去印度瑞詩凱詩（rishikesh）的馬赫什瑜珈靜修處學習超覺。這段旅居生活是哈里森努力在樂團中提高影響力的結果——他是樂隊中最早對印度音樂和哲學思想感興趣的人——雖然那時的披頭士們已經意識到，應該重新評估樂隊成功的目的。麥卡特尼後來說，「在精神上，我認為我們都有點枯竭了。我們是披頭士，這的確了不起......但總有個聲音在問我『嗯，好，成名了是不錯，富有了也不賴，但這一切又都是為了什麼』」。

儘管這是次精神朝聖，儘管這是在離倫敦萬里之遙的印度靜修處，隊內聚集的不安和焦慮很快又顯現出來。哈里森懷疑列儂和麥卡特尼利用隱居生活作為素材進行創作，便心生不悅。他抱怨說，「我們來這裡不是為談論音樂，我們是來冥想的！」保羅回應說，「呃，對，小喬治冷靜，冷靜」。此後，林格·斯塔爾因胃病無法適應印度當地飲食，和老婆莫琳（Maureen）一起離去；而麥卡特尼則覺得進修處太像學校，兩周後也與女友簡·阿舍（Jane Asher）離去。哈里森和列儂兩人一直待在原處，但列儂感覺自己依然深陷苦惱——對自己的婚姻及藝術目標進行更新的需求——無法自拔。後來，列儂聽到瑜伽大師瑪哈瑞師（Maharishi）猥褻當地婦女的傳言，便要求哈里森和他一道立即離開印度。

印度之行的失望似乎使列儂發生了某種轉變，他開始覺得人們根本無法相互理解；根據局內人的敘述，此後的列儂看起來總是很憤怒。憤怒之下，其實是巨大的絕望；能夠拯救他的只有他自己的藝術，甚至不是信仰。談到那次失敗的朝聖，列儂說，「我一天冥想8小時，我寫著這世上最不幸的歌兒」。

披頭士印度之行

回到倫敦，列儂便拋棄了辛西婭，與小野洋子開始了嚴肅的兩人關係及藝術合作。洋子自1966年11月與列儂會面後，就沒停止過對列儂的追求，也因此被人們說成是個頗具野心的女人。當時的洋子也處在創傷和失落之中，一方面她失去了與女兒恭子（Kyoko）的接觸機會，又按列儂的吩咐放棄了自己的藝術事業。正如她後來說的，「我們犧牲了一切。」也許是出於道德判斷或者種族因素，小野洋子成了媒體和歌迷嘲笑的對象：即便在公共場合，也有人直接用「日本佬」、「中國佬」和「黃鬼」侮辱她，有時列儂甚至要保護她免受身體攻擊。

對於列儂和洋子兩人的關係，那些來自外部的侵犯和傷害正好為列儂的憤怒提供了理由，但披頭士們的拒絕則只能讓列儂感到徹底的孤立。因小野洋子過去的成就，以及列儂和洋子當時的關係，列儂打算把洋子帶入披頭士的世界。但按樂隊慣例，披頭士基本不允許來訪者進入錄音室，更不容許任何人——製作人喬治·馬丁（George Martin）和錄音工程師傑夫·埃莫瑞克（Geoff Emerick）除外——對樂隊工作提什麼建議或意見。布萊恩·愛潑斯坦曾在錄製某專輯時提了些建議，約翰列儂當眾羞辱了這位倒霉的經紀人。

當然，洋子進入披頭的身份並非訪客；列儂將其作為一名資深合作者帶入隊中。1968年5月，披頭士開始製作新唱片，洋子每次都和列儂一同進入錄音室。一同席地而坐，不時低聲對話，列儂每次起身離去，洋子都伴其左右。某日，洋子首次在錄音室講話，她對歌手列儂提了些建議，整個錄音室頓時安靜下來。保羅站出來說，「有人在說話嗎？那人她媽的是誰啊？喬治，剛才是你說話了？好像你的嘴巴沒動啊！」

列儂不是輕言放棄的人。洋子後來說，「他要我加入樂隊，這是他組的樂隊，所以他認為其他人應該可以接受」。儘管洋子進入披頭士受阻，但很快洋子和列儂兩人的合作唱片就問世了，這就是1968年11月發行的惡名昭著的《兩處子》(Tow Virgins)——以全裸夫婦正面照為封面的一張實驗唱片。有人認為列儂和洋子的合作是放縱和滑稽的，麥卡特尼則認為洋子使列儂變得更大膽。他說，「事實上，她要得更多，再來點，加倍，再親熱些，脫掉所有衣服。她總是不停的推動他，不過列儂喜歡。沒人曾如此推動過他」。

《兩處子》封面

也許，麥卡特尼當時還未能理解《兩處子》這張專輯更深層的含義：約翰·列儂有無法遏制的勢不可擋的願望，對於他的生活，這種願望不是救贖就是毀滅；而對於披頭士，則意味著解體。樂隊得知列儂和洋子開始使用海洛因後，都頗為不解。麥卡特尼說，「對我們來說，這太令人震驚了，儘管我們幾個人多少都有些邊緣和不羈，但我們都知道界限在那兒，我們不會走到那一步」。

自列儂和洋子開始合作後，列儂與麥卡特尼便極少有共同創作了。同樣是在1968年11月，披頭士發表了搖滾史上第一張雙唱片《披頭士》（the Beatles，俗稱白色專輯），這張專輯中收錄的30首作品較之以往顯得更為多元。儘管其中的大部分歌曲的作者都標註為「列儂，麥卡特尼」，但實際上其中的多數歌曲均由麥卡特尼獨立完成。列儂在這張專輯裡的貢獻包括，「親愛的智慧」（Dear Prudence）、「茱莉亞」（Julia）、「幸福是桿暖槍」（Happiness is a Warm Gun）和「革命」（Revolution），歌曲不多，但都是列儂最好的作品。

此時列儂的創作狀態與1967年時那種偶發的、不連貫的工作狀態迥然不同，這種突然迸發的創作力顯然與他與洋子的關係脫不了干係。此時的披頭士，成熟的不僅是麥卡特尼和列儂，哈里森也成長起來，甚至林格也開始寫歌。當然，必須指出的是，這四個男人都不願其他人對自己的創作指手畫腳，也不願被其他人的光芒遮蔽。他們有太多的素材進行創作，彼此之間又有太多的厭惡，他們在三家不同的錄音室錄音，每位團員都將他人視作能為自己的創作提供支持的音樂家——此狀態讓錄音室瀰漫著火藥味：列儂嫌麥卡特尼的「噢吧啦啲，噢吧啦噠」（Ob-La-Di，Ob-La-Da）錄製過程冗長乏味，憤懣離去；林格則因保羅抨擊他在「返回蘇維埃」（Back in the U.S.S.R.）中表現心聲恨意，並在2周後退出樂團；哈里森帶來了他的朋友，吉他手艾瑞克·克萊普頓（Eric Clapton），只是想為自己的作品「當我的吉他溫柔地哭泣」（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贏得喝彩；麥卡特尼則在整個樂團面前責罵喬治·馬丁；最後，音響工程師傑夫·埃莫瑞克也因工作氣氛太糟及樂隊成員行為不檢，不再與披頭士的合作。白色專輯是張「脫臼」的傑作，儘管它是披頭士的頂級之聲，但其中不孕有任何希望。幾年後，麥卡特尼戲稱白色專輯為「緊張專輯」（the Tension Album）。

1968年，披頭士也在著手建立自己的公司——蘋果公司（Apple）。蘋果公司成立的初衷是為披頭士提供一個商業上的投資庇護，但它很變成了另一種東西，其中容納了太多的內容：不僅涉及影視，音樂和出版業，還有電器、房地產、教育等和披頭士不搭界的東西，也有人將蘋果公司看成某種社會主義試驗。「我們不再需要更多的錢，我們處在某種幸福狀態中」。

麥卡特尼在1968年說，「所以，第一次，老闆們參與其中不是為了利潤......這是西方的共產主義」。在實踐上，公司的主要發展方向逐漸轉向發掘和培育新人，蘋果公司發掘的一批頗具價值的音樂家包括，詹姆士·泰勒（James Taylor）、「壞指」（Badfinger）、瑪麗·霍普金（Mary Hopkin）、傑基·魯馬克斯（Jackie Lomax）、比利·普瑞斯通（Billy Preston）和多瑞斯·楚伊（Doris Troy），也曾考慮簽約「滾石」（the Rolling Stone）、「克羅斯比，斯蒂爾斯，納什和」（Crosby，Stills，Nash & Young）、「芝加哥」（Chicago）、「女王」（Queen）以及「德蘭尼和邦妮」（Delaney and Bonnie）等已頗有影響力的樂團，但披頭士自己不是蘋果公司藝人。

披頭士將1968年8月11日設定為蘋果唱片4支單曲的首發日，其中包括瑪麗·霍普金的「逝去的時光」（those were the days）和披頭士自己的作品「嘿，茱蒂」（Hey Jude）。

對於「嘿，茱蒂」這首歌，通常的說法是，它是麥卡特尼為列儂和前妻的兒子朱利安（Julian）寫的，其實這歌也涉及到麥卡特尼自己的情感變故。麥卡特尼那時剛與相處多年的女友簡·阿舍分手，原因是阿舍發現麥卡特尼和別的女人有染。後來麥卡特尼和他在1967年相識的攝影師琳達伊斯特曼（Linda Eastman）開始了戀愛關係。對保羅而言，「嘿，茱蒂」表達的是他對愛情的信仰，也是首情感冒險的頌歌；而對於列儂，它則是往昔合作夥伴的饋贈：「歌詞『去吧，得到他』——潛意識中，保羅在說，走吧，離開我。意識層面，他不想讓我離開」，列儂在生命將盡時對《花花公子》雜誌透露，「保羅內心的天使說，『保佑你』，而他內心的魔鬼則不想送出這句話，因為他不想失去他的戰友」。

後來，披頭士在1968年9月的戴維福斯特（David Frost）一檔電視節目中演唱了「嘿，茱蒂」，這是樂隊兩年來首次在公眾面前表演。當聽眾跟著一起高唱，整個現場似乎在向外部世界傳達一種美好的信號，披頭士和披頭迷做為一個共同體似乎還有存在下去的可能。

受那次演出的啟發，披頭士意識到他們對現場演出依然有巨大的渴求——特別是列儂，他對這種想法尤其興奮——他們開始安排1月份在倫敦圓形劇場（Round House）進行現場演出，同時打算把排練過程排成紀錄片送到電視台播放，披頭士邀請邁克爾林賽-霍格（Michael Lindsay-Hogg）指導拍攝此片。

對於音樂，披頭士嘗試著將新元素揉雜進來，重返更為簡單的音樂形式，那種當初燃起披頭士搖滾熱情的更為原初的東西，即返回五十年代，這樣便能改變《帕伯》專輯留在樂迷心中留下的披頭士形象。列儂一直將那張專輯視作是麥卡特尼自導自演的空洞表演，並試圖切斷自己與這張專輯的聯繫。

一支名為「樂團」（the Band）的樂隊——鮑勃·迪倫（Bob Dylan）有時候和他們一起玩玩音樂——和此後披頭士的音樂走向有著特殊的關聯。在伍德斯托克，哈里森曾和這支樂團及迪倫混過一陣，他將該樂團的一張小樣——也就是在7年後正式發行的《地下室錄音帶》（The Basement Tapes）——帶回英國，披頭士們對專輯中瀰漫的那種集體的自發衝動非常著迷，也許這種原始的東西就是披頭士正在尋找的。

列儂告訴喬治·馬丁，「我不要任何你製作的垃圾，我們想要一張誠實的唱片......我不要任何編輯......不要混錄。我們只要錄下歌曲，僅是錄音」。若干年後，列儂的這些話依舊刺痛著馬丁。馬丁這樣評價披頭士的音樂，「我認為他們所有的專輯都很誠實」。麥卡特尼聘請格林·瓊斯（Glyn Johns）擔任第二製作人，參與錄製工作中。不過，此後的錄製過程也許可視作對馬丁所受傷害的一種慰藉：為了進行「非加工」表演，為達到一次錄成的要求，披頭士必須事先進行沒完沒了的排練，整個過程冗長乏味。

拍攝披頭士排練過程的工作被安排在特威肯漢姆電影製作室，這意味著樂隊排練必須按朝九晚五作息時間進行，這一時段對大多數樂隊而言都很難適應。當然，如果披頭士們能堅持當初的想法，也許情況不會太糟。但1969年1月2號早晨排練開始後，情況出現了變化：除麥卡特尼外，其他團員似乎已忘記了到這兒來的目的。麥卡特尼嘗試讓團員們回到正軌，但這是個不討好的任務，其他團員討厭麥卡特尼絮絮叨叨和盛氣凌人。他們眼中看到的是另一場麥克特尼個人秀，他會指導某個音符該如何演奏，應該採取什麼樂速，甚至指導導演的工作。林格說，「保羅想讓我們不停地幹活，因為他是工作狂」。喬治·馬丁覺得麥卡特尼基本上沒有其他選擇，他說，「保羅有點愛管閑事，其他人不喜歡這樣。但這似乎是使大家能聚在一起工作的唯一辦法......」。

現在我們能看到的紀錄片《隨它去》——最初構想的片名是「找回」（Get Back session），最終唱片和電影都以《隨它去》發行——反映的就是那一時期的披頭士。片中可以看到，惱怒的哈里森說，「你根本沒有激怒我」，這講的是，麥卡特尼擔心他的音樂指導會激怒哈里森，而哈里森則回應說不論保羅要他做什麼都會照辦，即便讓他什麼都不用演。這一著名片段反映了排演過程中矛盾頻發的癥結所在：麥卡特尼太過急躁且不友好，而哈里森也只能忍受這一切。可以肯定的是，哈里森牢騷滿腹是合理的，長期以來列儂和麥卡特尼一直視哈里森為「伴奏者」。但哈里森也有自己的問題。他強烈反對即將進行的現場表演，且隨著演出日期的臨近，其抗議行為就越過火：林賽-霍格建議採用更宏大、更具異域風格的舞台設計，類似古羅馬圓形劇場（Roman Amphitheatre）的那種風格，這可把哈里森噁心壞了，他說，「看上去，那樣能使我們有機會搞到更多的傻逼」。

最緊張的關係出現在哈里森和列儂之間。多年來，哈里森對自己「伴奏者」的身份十分不滿，但他發現小野洋子這個新來的日本女人有時居然可以對樂隊事務發表意見，她現在的位置和自己不相上下，甚至比他都強。更糟的是，列儂和洋子那時正在修行所謂的「意識提高術」（Heightened Awareness）——不依靠言語交流來獲得人際互動中的更多真相。但在當時的情形下，這種「意識提高術」的真實效果卻是關閉了樂手間所有有益的互動。每當出現關鍵問題，列儂和洋子便一言不發，這讓其他人抓狂。

列儂與小野洋子

此外，洋子每次說到披頭士的時候總是漏掉冠詞「the」，這讓麥卡特尼頗感不快，保羅反覆提醒她，「正確的說法是『the Beatles』，親愛的」，不過這種提醒毫無作用。對於洋子的去留問題，麥卡特尼也明白只有兩種選擇，他說，「要麼拒絕洋子，讓披頭士回到四人建制，要麼帶她一起玩」，保羅選擇了後者，一則他不想因此失去約翰，二來他覺得也沒辦法勸說列儂把洋子留在家裡。

1月10號下午，哈里森終於爆發了，他和列儂動了手。後來，喬治·馬丁告訴列儂傳記作者菲利普諾爾曼（Philip Norman），一場爭論最終變成了肢體衝突，不過很快就平息了。當天下午，哈里森收拾起他的吉他離開了，臨走甩下幾句話，「我不來了，在報紙上登個廣告吧，再招些人來。以後咱們俱樂部見」。衝突發生時，僅幾個人在場，林賽-霍格沒能抓下這一瞬間放入史冊。在場的麥卡特尼和斯塔爾十分震驚，列儂卻很鎮定，他唱起「何許人」（the Who）的「來一口酒，他走了」（A Quick One, While He"s Away）」調侃哈里森的離去。當天，洋子取代了喬治的位置。她拿起麥克風哼起沒有歌詞的布魯斯，而後其他隊員也加入進來。剩下的人如果不想讓列儂的發條也擰得太緊的話，一起工作緩和氣氛似乎是唯一的選擇。不過，那次演奏相當出色。稍後，列儂建議招入艾瑞克·克萊普頓替代哈里森：「現在的重點是，喬治離開了，我們還想以披頭士的名義繼續存在嘛？我確定我是想的」。

1969年1月12號，周六，所有4名團員聚集在斯塔爾家開會，打算處理彼此間的分歧。席間，洋子堅持代表列儂講話，哈里森再次憤懣離開。當天晚些時候，披頭士最終達成協議，哈里森接受了強制性條款：不得再對任何重要的現場演出發表意見，不得在特威肯漢姆電影製作室工作。而洋子依然保留陪同列儂參加所有排演的權利。列儂說，「洋子想要的只是被接受，她想成為我們中的一員」。斯塔爾回應道：「列儂，她不是披頭士成員，而且她永遠也不是」。列儂也沒妥協，「現在，小野就是我的一部分，我們是列儂和小野，我們是一體的」。

哈里森「出走」事件兩周後，披頭士恢復排練，地點在蘋果公司總部地下室的一件錄音室。同一天，哈里森帶來了管風琴手比利·普瑞斯通（Billy Preston），1962年披頭士曾在德國漢堡見過他，普瑞斯通後來和山姆·庫克（Sam Cooke）及瑞·查理斯（Ray Charles）一起玩音樂。普瑞斯通參與了剩餘的排練活動，他的即興風格和專業技巧給排練注入了新東西，很大程度上也給這段最後排演時光帶來了一絲神聖性。列儂打算將普瑞斯通招進隊中成為披頭士的永久成員，遭到麥卡特尼的拒絕，他說，「有我們四個人，其實已足夠糟糕了」。

1969年1月，斯塔爾受朋友之託，進入《神奇基督徒》（the Magic Christian）劇組飾演其中的一個角色。這樣，樂隊原定於1月的現場演出必須做出調整，而披頭士和林賽-霍格也想趕緊結束目前的拍攝工作。1月29號，某人——傳說是林格，也有人說是保羅或林賽-霍格——建議次日下午在蘋果公司樓頂露台進行現場演出。30號下午演出前夕，哈里森和斯塔爾在電梯間里突然猶豫起來，他們對於是否要參加這類演出不很確定，最後時刻，列儂說，「呃，操，我們去演」。披頭士及普瑞斯通等人登上了樓頂臨時搭建的舞台，在陰鬱的冬日表演了近一個小時，當年的利物浦小伙已歷練成頗具領袖氣質的音樂家。1966年以來，這是披頭士唯一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現場演出，也是最好的一次。紀錄片《隨它去》的最後一段，可以看到列儂和麥卡特尼彼此交換著笑容。此刻，兩人關係的真相被樸素地昭示出來：那是一種血親關係——有著家庭般的共同歷史，有著永遠不忘的共同語言。不過，這場讓人頗感溫暖的冬日演出並沒能挽救即將發生的一切。

據說，上文提及的列儂與哈里森肢體衝突一事起因於某報1月份刊發的一篇評論，列儂在文中說，蘋果公司如按現在的速度虧損下去，他——且包括披頭士——到年中就會破產。哈里森和麥卡特尼對列儂散布公司的內部消息非常不滿。列儂所說的也許有些誇張，但蘋果公司確實處於失控狀態。簽約藝術家、購買薩維爾街的辦公樓、給朋友們和僱員們支付高薪，都讓蘋果公司支出飈升。和麥卡特尼一樣，其他披頭士成員也是蘋果公司的主管，但在對公司經營至關重要的第一年，卻只有麥卡特尼一人對公司運營有興趣。哈里森甚至告訴朋友他恨透了蘋果公司，那就是個「裝滿瘋狂的地方......還有各類食客」。除了麥卡特尼外的其他團員對經濟現實毫無概念，他們只知道按需或按欲進行消費，蘋果公司落到只有囤積各種賬單的份兒上也就不足為奇了。麥卡特尼曾試著削減公司支出，卻遭到其他成員的抵制；保羅警告公司存在嚴重經濟問題，有人說為他錢過分擔心是老掉牙的定勢思維。麥卡特尼說，「這麼說我就有點不厚道了......我說的任何話似乎都是錯的」。麥卡特尼回憶他曾經警告列儂，所有成員中尤其是他花費巨大：「我說，『你看，列儂，我是對的』，列儂則回應道，『你他媽當然是對的，您能錯嗎？您一向正確，不是么？』」

公司狀況每況愈下，一名會計辭職時甚至直言不諱地留了張便條，上書「您的個人財務混亂」。事情發展到了這一步，麥卡特尼和列儂認為蘋果公司必須要找個得力幫手了，公司事務該由新經理負責打理。很快，麥卡特尼找到了合適人選，這就是琳達的父親李·伊斯特曼（Lee Eastman）以及她的兄弟約翰·伊斯特曼（John Eastman），兩人都是紐約律師，擅長藝術家代理。麥卡特尼相信伊斯特曼家族可以有效的管理蘋果公司，並挽救樂隊財富。其他三位團員對麥卡特尼的人選懷有戒心，他們認為麥卡特尼負責處理的事情太多，操控了樂隊的命運，他們不想讓麥卡特尼未來的家庭成員也來監視樂隊的生意。尤其是列儂，更不可能允許他以前的搭檔如此輕易佔了上風。

艾倫·克萊恩（Allen Klein），一名一直在尋找機會和披頭士搭上線的紐約會計師，他因幫音樂家追討損失的版稅而聞名，曾是歌手山姆·庫克的經濟人，還為包括滾石在內的一些英國樂團做過商業經理。不過，克萊恩也背有不守職業道德的惡名，當時尚在接受一家美國金融機構的調查。他曾為愛潑斯坦提供過幫助，幫樂隊賺了一大筆錢，但愛潑斯坦甚至拒絕了克萊恩握手的請求。即便如此，他依然想和披頭士接洽。

克萊恩讀過那篇列儂關於披頭士即將陷入經濟危機的評論，誘使蘋果公司主管皮特·布朗（Peter Brown）將自己引薦給列儂。1969年1月28日，就在披頭士露台演出前兩天，克萊恩在倫敦一家酒店見到了列儂和洋子。他非常了解披頭士的音樂，並知道如何對列儂表現出善意：那就是極力誇獎列儂對披頭士作品的獨特貢獻，他向列儂許諾能夠維護洋子作為藝術家的合法性。此外，他還向列儂傳遞這樣的信息，兩人同樣具有某種敏感性，都有街頭智慧，這讓他們在殘酷世界得以生存。當晚，列儂和克萊恩簽草簽了協議。次日，列儂將這件事通知了EMI公司及其他披頭士成員。列儂說，「我不會給其他乞討者他們想要的東西，但為了我自己，我給了艾倫·克萊恩」。

麥卡特尼依舊極力推薦讓伊斯特曼家族打理樂隊和公司事務，並召集公司核心成員專門商討此事，這次會議中，艾倫·克萊恩把對手推入了他早就設計好的陷阱，他指責李·伊斯特曼為詭計多端的猶太人（李在幾年前放棄了他的家族姓氏愛潑斯坦，這是個猶太姓氏），隨後列儂一道攻擊伊斯特曼。伊斯特曼憤怒地回罵克萊恩為「鼠輩」，隨後他和麥卡特尼離席而去。1970年，列儂對滾石雜誌說，「我不會讓伊斯特曼接近，我不會讓那樣的一個畜生接近我」。克萊恩的行為越陰險，伊斯特曼就會為自己做越多的辯解，而列儂和洋子則越會覺得是他們拯救了披頭士。

在哈里森和斯塔爾同意的情況下，克萊恩最終勝出。90年代中期，哈里森談及此事，他說，「因為我們都來自利物浦，我們喜歡來自街頭的人。而李·伊斯特曼是那種階級意識很強的人。當列儂和克萊恩打算走到一起，我們加入進來整個事情會容易一些。」儘管當時已經不再信任克萊恩的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曾勸說披頭士不要和克萊恩走得太近，還專門給麥卡特尼寫了條子，但於事無補。

在披頭士最糟糕的時刻，沉重打擊披頭士的不僅是樂隊在公司人員任命一事上的重大分歧，還有接下來兩個月里發生的一切：披頭士先是失去了徵用愛潑斯坦生前公司NEMS的機會，隨後列儂和麥卡特尼作品的版權官司又輸給了北歌（Northern Songs）公司。這段時間中發生的其他重要事件還包括，1969年3月12日，麥卡特尼娶了琳達·伊斯特曼。列儂和洋子在3月20號成婚；就在麥卡特尼婚禮的同一天，哈里森和他老婆因非法擁有大麻被捕（一個月前，列儂和洋子也因同樣問題被同一間警署逮捕）。在公司經營方面，儘管克萊恩信誓旦旦，且有列儂、哈里森和斯塔爾的支持，但他根本挽救不了商業上的頹勢。

1969年5月9日晚，奧林匹克錄音室（Olympic Sound Studios），艾倫·克萊恩在外等待；室內，列儂，哈里森和斯塔爾三人受其委託，要求麥卡特尼在一份聘用克萊恩為經理為期3年的合約上簽字。麥卡特尼以克萊恩要求的20%傭金太高為由拒絕簽字。事實上，他只是不願聽命於艾倫·克萊恩。他說，「我是這麼看的，那就是我必須拯救披頭士的財產」。當晚會議沒有任何結果，彼此帶著恨意和怒火離去。本質上，這是場列儂與麥卡特尼之間的戰爭；兩人都拚命搶佔先手，沒人輸得起。

數日後，麥卡特尼妥協了，不過他耍了個花招：他口頭同意其他三人與克萊恩簽署合約，但自己拒絕在合同上簽字。不論是克萊恩還是其他披頭士成員都不認為這一舉動事關對樂隊規則（一人一票制）的理解，畢竟多數披頭士成員都同意了。拒簽一事，也許是披頭士解散階段，麥卡特尼唯一一件幹得漂亮的事兒——在披頭士悲劇故事的尾聲：憑藉這份他未簽名的合同，麥卡特尼讓法庭相信他與其他披頭士成員不再有合約關係，與克萊恩之間也不曾存在合約關係。

此後，麥卡特尼對蘋果公司徹底死心，很少關心公司事務，現在他痛恨這個地方，也不再去薩維爾街辦公室。當麥卡特尼試圖聯繫克萊恩時，這個披頭士新任經理有時會拒接他的電話，克萊恩曾告訴接線員說，「告訴他，等周一回電」。

儘管樂隊在攝製「找回」（Get Back session，即後來的《隨它去》）一片時工作得頗為辛苦，但披頭士又重新集結起來，投入到最後一張專輯的製作中去。後來有傳言說，披頭士知道彼此的合作即將結束，打算推出一張精良的專輯，好為盛名划上完美的休止符。

其實早在1969年1月，「找回」一片的拍攝的收尾階段，披頭士已經斷斷續續開始了《艾比路》（Abbey Road）的錄音工作，1月錄製的作品包括列儂和麥卡特尼兩人的「約翰與小野小調」（The Ballad of John and Yoko）及哈里森的「棕色舊鞋」（Old Brown Shoe）。

1969年5月，也就是麥卡特尼拒簽事件的那段時間，他私下找到製作人喬治·馬丁，勸其重新出山，並保證披頭士會好好表現。1969年7 月1日，喬治·馬丁重返艾比路錄音室，音響工程師傑夫·艾莫瑞也被麥卡特尼請回隊中，從這天起，披頭士最後一張唱片的錄製工作開始了。

開工當日，列儂因前不久發生的車禍——當時車上還有洋子，朱利安和恭子——請求推遲進入錄音室。頗為戲劇性的是，後來列儂進入錄音室時，不僅帶著老婆洋子，還帶著一張床，為的是讓尚未痊癒的洋子可以在床上參與專輯錄製並提供點評。對此，其他披頭士成員沒敢抗議。EMI唱片的工程師菲力·麥克唐納（Phil McDonald）回憶說，「其他3個人其實都有點怕他，約翰是個有實力的人物，尤其是和洋子在一起，簡直就是雙倍火力」。

錄製過程中，樂手間依舊是矛盾重重爭吵不斷。某日，保羅缺席排練，列儂盛怒難平直接闖進麥卡特尼的住所找他理論，還搞壞了他送給保羅的一張油畫。甚至對於曲目的安排順序也有爭論，列儂想把自己的歌和保羅的歌分別放在唱片的兩面，雙方僵持不下，最終採取了折中方案，即大多數獨立歌曲放在一面，合作歌曲放在另一面。某種意義上，這種曲目安排讓喬治哈里森的作曲才華在最後一張披頭士專輯中得以突顯，唱片A面收錄的哈里森的兩首歌曲——「某些」（Something）和「太陽升起」（Here Comes the Sun）堪稱1969年夏天披頭士最好的兩個作品。從樂隊發展史看，《艾比路》是披頭士解散之前為世人留下的一張傑作（儘管列儂後來以太過「油滑」貶低這張專輯，將它說成是適合麥卡特尼「去拯救的神話」），展示了樂隊的全面成熟。

1969年9月26日，《艾比路》唱片發行，在此之前披頭士的夥伴關係已經結束。9月13號，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帶著包括艾瑞克·克萊普頓在內的新班子，參加了多倫多搖滾音樂節，這次經歷使列儂相信他不能再被老樂隊束縛了。一周後，在蘋果公司的會議上——克萊恩，披頭士和洋子出席——麥卡特尼再次勸說隊友們重返舞台，上路巡演。列儂回答說，「你可真呆。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你，但我現在要說，我正在解散樂隊。這感覺很好，就像離婚」。

對於列儂的這番言論，在場眾人不知是該表示震驚，還是該將其視作列儂又一次個人表演而保持冷靜。沒有人——包括洋子——知道那天會發生什麼。麥卡特尼說，「噢，我們的喉舌要退出了」。

麥卡特尼和克萊恩首次在這件事上達成一致，同意列儂退出的決定。並勸說列儂在未來兩個月內先不要發布這個消息。克萊恩剛完成一宗交易，將披頭士的版稅大幅度提高，他可不願讓EMI公司知道披頭士已經解散。再加上，克萊恩和麥卡特尼都相信列儂很可能會事後反悔；對列儂來說，在極端之間搖擺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

洋子作為一個長期受其他披頭士排擠的女人，作為列儂的妻子，那一刻她的痛苦並不比其他人少。後來她告訴菲利普·諾爾曼，「我們從車上下來，列儂轉過身來對我說，『這就是披頭士。從現在起，只有你，好嗎？』我想，『天哪，其餘3個披頭士，列儂曾經的親密隊友，和列儂在一起那麼長時間了，現在我必須獨自一身成為那個擔起重負的人。』」

隨後的幾個月，列儂向外界透漏過一些曖昧信息，如列儂1970上半年曾告訴《滾石》雜誌和《新音樂通訊》（New Musical Express），說披頭士可能會再出專輯，也可能會參加加拿大的「夏日與平音樂會」。哈里森也在談論披頭士再次巡演的可能性。談到未來那場虛構的巡演，列儂說，「你知道，對於我們幾個人而言它可能意味著又一次重生」。但麥卡特尼覺得事情似已無法挽回；這支樂團——自15歲起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與保羅間的裂隙已無法彌合。他告訴倫敦的《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列儂和小野相愛，不再愛我們三個人了」。

披頭士的錄音室

1969年冬天，保羅和老婆琳達及兩個女兒一直閉門不出。保羅晝夜飲酒澆愁，完全不碰音樂。皮特·卡林（Peter Carlin）的《麥卡特尼的一生》（Paul McCartney：A Life）一書中透漏，妻子琳達難以忍受陷入極度抑鬱的保羅，她曾和朋友說，「這就是我現在的處境......我嫁給了一個酒鬼，一個不洗澡的酒鬼」。她勸說保羅，「你不是必須要如此痛苦，你已經是個成熟的男人了」。1969年聖誕節，麥卡特尼接受了妻子的建議，以獨立音樂人身份開始創作自己的新專輯。1970年3月，保羅致電列儂通知自己退出披頭士。他的親密戰友回應道，「好啊，我們兩人終於在情感上接受這件事了」。

1970年頭幾個月，原本尚存的披頭士重新複合的微弱希望，因列儂、克萊恩和哈里森所犯一系列錯誤而被熄滅。這話要從最後兩張專輯說起，1969年2月「找回」（Get Back session）一片的拍攝及錄音工作已經結束，克萊恩打算將電影和唱片——即1970年5月以《隨它去》為名發行的影片和唱片——同時推出。錄音師格林·約翰（Glyn Johns）曾打算在1969年就把這張專輯發了；保羅說他對這件事沒有異議，但列儂對唱片製作非常不滿意。諷刺的是，這個原始小樣其實非常接近列儂一再強調的粗糙且原始（rough-and-row）的錄音美學。

1970年，克萊恩想把這張專輯作的更為商業；3月份，列儂將1969年1月的錄音——列儂形容它為「最屎的一堆錄音垃圾，其卑鄙污穢感永遠揮之不去」——轉交給發明「聲牆」（wall of sound）錄製技術的著名製作人菲利·斯佩克特（Phil Spector）做後期處理。不論是克萊恩還是斯佩克特都不想讓喬治·馬丁參與後期製作。斯佩克特說，「從我的團隊考慮，不會讓他進來，他只是一個指手畫腳的人，僅此而已」。斯佩克特的處理大大違背了麥卡特尼的初衷，尤其是對麥卡特尼的摯誠小調——「漫長路」（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的肆意篡改（斯佩克特在原始錄音上又疊錄了豎琴、銅號、交響樂以及女聲和音）。聽過斯佩克特重混後的東西後，麥卡特尼憤怒地要求再做修改，但克萊恩告訴他時間不夠。1970年3月，聽到斯佩克特重混錄音帶後的第九天，麥卡特尼宣布離隊。

麥卡特尼原本打算於1970年4月24日發行他的首張個人專輯，當克萊恩，哈里森和列儂聽說後，要求麥卡特尼個人專輯的發行時間必須改到6月4日之後，以允許同樣定於4月24發行的《隨它去》先期面世。列儂和哈里森安排斯塔爾做信使，登門拜訪保羅並把大家的意見傳達給他。麥卡特尼聽到斯塔爾帶來的消息，憤怒地將斯塔爾扔出屋外。斯塔爾返回後也覺得大夥對保羅做得太過分，並問大家是否同意讓麥卡特尼按原先的時間發行專輯。哈里森和列儂同意了，這樣《隨它去》的發行時間被推遲到5月。麥卡特尼當時對一家報紙說，「我們都在談論和平與愛，但事實上我們根本就不想和平」。也許麥卡特尼的退出並不出人預料，但他退出的方式卻是其他披頭士始料不及的。麥卡特尼後來說，「我不能只讓列儂控制局面」。4月，保羅在發行首張同名個人專輯的同時還發布了一篇自我採訪，文中有這樣的問答：

Q：你挂念披頭士嗎？

A：不.

Q：你是否打算和披頭士一起出新專輯或單曲呢？

A：不會。

早在約翰·列儂告訴世界「夢做完了」之前，麥卡特尼經向媒體公布了樂隊解散的消息。列儂認為保羅的做法簡直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冒犯。列儂說，「這事兒應該我做，應該早點下手，不這麼做我不是蠢嘛，用這件事兒去販賣一張唱片。」披頭士原本就是約翰·列儂的樂隊，在他心裡，樂隊的命運與他息息相關，「我建了樂隊，我來解散它，就這麼簡單。」保羅告訴拜瑞·邁爾斯，「我覺得這完全是妒忌」。當時，麥卡特尼還向報紙澄清說，「林格先退出，然後是喬治，再下來是約翰，我最後一個離開！所以我不是罪魁禍首！」

麥卡特尼宣布退出後，想和蘋果公司劃清界限，他不願艾倫·克萊恩對他的音樂指指點點，更不願他從中獲利。他打電話給哈里森尋求共識，喬治卻說，「你還得呆這個該死的唱片公司里。」麥卡特尼又給列儂寫了封長信，要求離開披頭士組織，列儂只回了一兩句不置可否的話。麥卡特尼威脅說他要上訴，又遭到克萊恩的嘲笑。1970年12月31日，麥卡特尼正式向當地法院上訴，要求解散披頭士。克萊恩後來承認他沒料到保羅真會訴諸法律。其他三位披頭士在法院陳述說，不需要解除團體關係，事情並沒那麼糟，他們依舊在一起做音樂，唯一的問題是保羅以及他霸道的行事風格。

法官認定麥卡特尼的請求合理，將披頭士可觀的財富先交由一個接管機構管理，直到理清細節再做分割。1973年，其餘三名披頭士與克萊恩的合約到期，且不再續約；三個披頭士對克萊恩也失去了信任。隨後，因蘋果公司財產分割問題，哈里森、列儂和斯塔爾對克萊恩提起訴訟，克萊恩因欺詐罪被判入獄兩個月。克萊恩這件事解決後，哈里森說他不介意重組披頭士。在此之前，先要解除舊的樂隊關係，但簽署解約文書那天，列儂拒絕露面。據列儂身邊的人說，那天，他顯得驚慌失措，因為這意味著披頭士真的完了。也許列儂從來就沒想過要真的解散披頭士。

可以確定的是，列儂的易變和憤怒毀了披頭士。就在列儂宣布離隊的那次會議上，列儂其實是在為多年來的自我懷疑和不滿尋找出口，並將這個出口對準了麥卡特尼。列儂覺得，保羅總在故意遮蔽他，保羅在錄音室花太多的時間就為獲得他想要的聲音，還用他擅長的旋律主義博取製作人喬治·馬丁的讚美。此外，在列儂看來，保羅寫的歌太多。談到披頭士錄製《魔幻的神奇之旅》的時候，列儂說，「你已經有5或6首歌了，我想，『操，這進度，我可趕不上』。所以我不該為此煩惱，我想，我其實並不真正關心是否能寫那麼多，我相信我不在乎，如果你們不親自邀請我做這個專輯，如果你們三個不說，『我們喜歡你的作品你就再寫點歌吧』，我就不會去寫」。不過，列儂又補充道，「重點其實不在證明自己，我也沒那精力去證明。」

披頭士解散後的幾年裡，列儂，哈里森和斯塔爾還常在一起玩音樂，而與麥卡特尼的合作則極少。時間流轉，列儂和麥卡特尼的關係也有些緩和，但依舊保持著距離，也不再一起創作。1974年，兩人曾在洛杉磯的某個錄音室內一起玩了會音樂；而在約翰和洋子的複合過程中，保羅·麥卡特尼也起了關鍵作用。

1980年，列儂於紐約街頭被槍殺。1990年代中期，因錄製《披頭士選集》（The Beatles Anthology）中列儂尚未完成的歌曲，麥卡特尼，哈里森和斯塔爾以披頭士的名義臨時重組。2001年，哈里森死於肺癌。保羅·麥卡特尼在李·伊斯特曼和約翰·伊斯特曼的幫助下成為演藝圈中最富有的人。1998年，琳達·麥卡特尼死於乳腺癌。

殺害列儂的兇手Mark Chapman。1980年12月8日，他在路上拔出手槍向自己的偶像列儂射了5次，其中4槍打中了列儂的背部和肩膀，1槍打中了主動脈。槍殺列儂之後，他掏出隨身帶著的《麥田守望者》讀了起來，直到聞訊而來的警察把他帶走。

「我肯定自己的一大部分是《麥田守望者》的主人公霍爾頓，而另一小部分則是魔鬼。」在謀殺案發生的3個小時後，Mark Chapman對警方如此說。

披頭士的興衰就像一場愛情，愛情會因它如何收場就有損它的鮮活么？當然，這是可能的，但是結局無法抹去歷史，僅能封存。

披頭士的故事向來大於披頭士本身，不論作為樂團或是一個個當事人，它都是關於一個時代的故事，一代人爭取新的可能性的故事；也是可能性被實現後發生的故事，是美好願望遠去後發生的故事。是的，這就是個愛情故事，且愛情永遠不僅是幸事：唯有愛，而非其他的東西讓這些利物浦青年走到一起追逐夢想，唯有愛，讓他們彼此傷害，以他們無法承受的方式。約翰·列儂，尤其是他，必須親自打破這場愛情，保羅·麥卡特尼痛恨看到這場愛情當面被撕碎。都過去了，儘管都過去了，愛情造就的一切——每一場奇蹟——依舊回蕩；但心，受過傷的心，永遠無法從中恢復。「一切都那麼久遠」，多年後喬治哈里森談起披頭士時說，「有時我問自己，是否我真的去過哪兒，是否那只是一場夢。」

披頭士都在那兒，它確實是個夢。它將我們托起，它讓我們心碎，神話還在延續，但不再能改變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