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 | 博物者自在 ——劉華傑教授的生命體驗與學術道路

▲田松教授

作者 田 松（本號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責編 許嘉芩 劉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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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華傑教授是中國新博物學的倡導者、實踐者和理論家。文章介紹了劉華傑部分學術經歷和學術思想，並討論了其中的關聯。包括：從科學主義到反科學主義的思想轉變，在中國科學傳播批判學派理論建構過程中的貢獻（提出立場問題），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學術傳播和實踐應用，對現實世界的直接參与，尤其是新博物學的理論建構。

關鍵詞：

劉華傑；博物學；科學傳播；反科學主義

▲劉華傑教授

最近幾年，劉華傑教授日程很緊，檔期很滿。作為正在中國興起的新博物學運動的倡導者、實踐者和理論家，春暖花開之際，劉華傑一面駕著紅色越野車遍山尋花，一面出入各地校園以及圖書館、科技館，宣講博物理念，傳達博物情懷。

回想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見到劉華傑的場景，依稀昨日。那是1996年，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還在東門附近的化學樓里辦公，某一日，在中心圖書室里，一個小夥子抱著一個計算機主機走了進來，酷似當時中關村隨處可見的兼容機裝機師傅，有人指給我說，這是劉華傑。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華傑，也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但是不記得是否互相介紹了。

不久之後，在當時的博士生潘濤的介紹下，我與當時的劉華傑副教授正式相識了，開始了我們延續至今的友誼。在我們的學術朋友之中，我與華傑是相識最久，互動最多的。

寫出1996這個年份，我才意識到，這是20年前的事兒了。

我剛認識華傑的時候，他還是一位科學主義者，雖然可能已經開始「弱」了。這應該也是我們大多數人的狀態。我們都曾受過專業的科學訓練，自認為知道什麼是科學，也知道什麼是科學精神。因而，我們覺得自己有能力斷定真偽，理直氣壯地批判被我們稱之為「偽科學」的東西。

當然，華傑更有「戰鬥」精神。華傑自陳，直到博士畢業，他都是「堅定的科學主義者」。從1988年起，對於水變油、耳朵認字、沈昌神功、宇宙全息統一論以及特異功能之類的「偽科學」活動，華傑撰寫了大量文章，予以批駁。[2]2000年11月28日，他還獲得了「第二屆反偽科學突出貢獻獎」[3]，獎金一萬元。

就在這一年，華傑還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反科學和偽科學的哲學和社會學研究」，不過，三年之後，在結題成果中，反科學和偽科學都不見了，變成了「類科學」[4]。在中國的語境中，「反科學」和「偽科學」具有明顯的貶義，是一個扔給別人的標籤，而沒有人會認為自己從事的是「偽科學」。相反，那些被指稱為從事偽科學活動的人，卻大多在宣稱，他們所從事的活動是科學——即使不被現在的科學共同體承認，也會是未來的科學。於是華傑採用了「類科學」這樣一個相對中性的說法，來指稱當初被他猛烈批判的對象。

其實，就在2000年，華傑的科學主義立場已經弱化了。在一篇小文章《什麼是科學主義》[5]中，華傑說，科學主義是個連續譜，而「弱科學主義有很多合理成分，我就持這種觀點。」

從「堅定的科學主義者」到「弱科學主義者」，這段心路歷程，華傑在《中國類科學》的導言中做了清楚的描述。對於科學，他從觀眾、啦啦隊、裁判員，重新變成了觀眾。

與科學保持了距離，才看得清楚，看得超脫，甚至從反面去看，乃至邁過了中線，變成了一位「反科學主義者」。華傑「越陷越深」，此後不久，他提出，「偽科學是科學的一種」。此類行徑被某位老一代科普作家稱為「攪渾水」。反科學文化人攪混水，成了我們的一個典故。2006年5月1日，華傑在新浪博客貼出博文《我是怎樣從一名科學主義者轉變為一名反科學主義者的？》；2006年12月，華傑在「第三極書店」的一次公開講座[6]中，對當年激進的反偽科學表示了歉意；2009年6月27日，華傑貼出博文《我為什麼反科學》；2011年3月27日，華傑在科學網上悍然發出博文《真科學比偽科學危害大》。[7]

2000年前後，我們的很多朋友都經歷了類似的轉變。[8]我們戲稱「邁過中線」。線的兩面是對科學的不同態度。我們公認，江曉原教授邁過中性的標誌是他的文章《科學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9]，而華傑明確地邁過中線，大約要以2003年的《論科普的三種不同立場》[10]為標誌。

2002年12月，在江曉原教授倡導和組織下，京滬兩地部分從事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的學者在上海聚會，舉辦了首屆科學文化學術研討會，會後以集體筆名發表了《對科學文化的若干認識——首屆科學文化研討會學術宣言》[11]，一時引起巨大爭議。批評者稱其為「反科學宣言」，我們也被稱為「反科學文化人」。回顧起來，這個宣言可以作為「中國的科學文化學派」誕生的標誌，也是中國「反科學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成果。即使在今天看，這個宣言之中對科學主義的界定，仍然是比較全面，比較完整的，所以我至今還在使用。

在這個運動的過程中，華傑貢獻了一些特別的表述方式，比如「預設配置」，比如「階」，這些術語具有很強的描述力和表現力，用起來極為順手，有力，很快就流行起來，成為我們的行話。

在首屆科學文化會議期間，一天晚上，「反科學文化人」聚集在一個咖啡館裡，閑聊中，華傑突然說了一句：「科學主義是我們的預設配置」。此話如醍醐灌頂，讓很多觀點一下子明晰起來。「預設配置」原是計算機術語，指計算機出廠時默認的配置，比如窗口的顏色、字型大小的大小、字體的設置等，用戶一開機就能看到的那些配置。雖然，其中每一項都是可以修改的，但是大多數人，或者不知道可以改，或者知道了而懶得改。我們的中小學教育，就是對我們的大腦進行格式化，進行預設配置的過程。在我們經過了中小學教育之後，科學主義就已經天然地存在於我們的思想之中了。華傑的這個描述格外精準。[12]

同時，利用華傑這個表述，還可以說清楚另外一件事兒。我們反科學主義，反省的對象首先是我們自己；我們批判的，首先是我們自己頭腦中的科學主義。我們首先是自我反省，而不是去批判別人。即使仍然作為科學主義者，也是自知的、並且能夠自省的，乃至於可以判斷自己在科學主義-反科學主義譜系中的位置。是首先以自己為靶子，還是直接以別人為靶子，這也可以作為區分「我們」與另外一些觀點相似者的標誌。

記得當時在場的還有江曉原、劉兵、吳國盛、韓建民、潘濤、王一方、王洪波、黃明雨等人。那一晚還有另外兩個成果，一是對江曉原教授精神狀態的歸納「原有二球，尚能持否」；二是總結了一個打油詩，概括我們的主張：「適度講科學，凡事別做絕，工作憑興趣，生活重感覺。」

現在我們普遍採用的「階」的說法，也是從華傑引入的。2001年，華傑出版了一部自選集《一點二階立場》[13]，書名耐人琢磨。「階」是一個邏輯學概念，華傑借用來表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層次。如果把直接以大自然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活動叫做一階研究；則以科學活動和科學家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活動，比如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就是二階研究；以此類推，以科學史為研究對象比如科學編史學，就可以算作三階研究。華傑這本書有兩種句讀方式，一種是「一點兒」二階立場，這是一種自謙，表明自己的研究是二階的，不過只有一點兒。另一種是「一點二」（1.2）階立場，這同樣也是自謙，表明自己的研究雖然比一階高一點兒，但還不夠二階。

在我看來，這兩種方式都很恰當。實際上，華傑是我們的同行朋友之中，少數能夠進行一階科學研究的人。對於非線性科學、對於他現在致力於的博物學，我們其他人基本上只能進行二階研究，從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的角度加以闡發和分析。而華傑則可以兩面開弓，游刃於一階和二階之間。

關於反科學主義，我們最初的觀點很明確，闡釋得也很明確，我們反的是「科學主義」，而不是「科學」。但是，某些人堅持認為，我們只是打著「反『科學主義』」的幌子，行的是「『反科學』的主義」之實。最初我還曾自辯，不過很快，就開始自稱「反科學文化人」，也不再計較在哪兒斷句了。因為，科學的神聖性已經被我們充分地消解了。劉華傑一開始也非常擔心對手強加的「反科學」的污名，竭力辯白，聲稱自己不反科學。然而，這個自辯並沒有什麼用，「反科學」的帽子還是不斷飛過來。作為一個天生的東北犟人，我非常能夠理解華傑的逆反。曾經有人說他浮躁，華傑反唇相譏：你浮一個我看看？華傑做過一個詭辯式的話語分析：科學內部必須允許並且贊同反科學，並且唯有如此科學才能發展。華傑的攪混水功夫又派上了用場，他開始主動使用「反科學」的話語，他甚至認為「反科學」與「反思科學」確實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等同。2006年，在湖南張家界，華傑用antiscience註冊了自己谷歌郵箱。有趣的是，在他本人不再在乎「反思科學」與「反科學」的區分並廣泛使用antiscience@gmail.com這個信箱後，反而沒什麼人再指責他反科學了。

同樣是在2000年前後，我們這些人不約而同地開始關注科普問題。實際上，我們都是傳統科普的受益者，對於傳統科普在1980年代中後期的迅速衰落感到痛心疾首，並且真誠地為之尋找原因，尋找出路。自然而然地，出於我們的專業立場，本能地把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的基本理論應用到中國的科普實踐中去。這是中國科學傳播批判學派的緣起。

科學傳播這個說法最早是吳國盛在1999年10月17日香山科學史發展戰略會議上提出的，作為科學普及的替代者。2000年，吳國盛和劉華傑先後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或接受採訪，都強調了從科學普及向科學傳播的轉化。

用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的基本理論，尤其是從科學文化的角度衡量傳統科普，立即發現傳統科普的諸多問題。傳統科普在理念上，具有強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書寫心態上，居高臨下地、單向地傳播；在內容上，鋪陳靜態的、貌似「絕對正確的」的知識……。1990年代中期「第一推動叢書」問世，相比之下，傳統科普難免顯得陳舊、陳腐、粗糙、乏味。「第一推動叢書」這樣的作品很像是我們以往說的科普，但是又不同於已有的那些科普。如何稱謂它們，有兩種對策，一是保留科學普及這個概念，為之填充新的內容；二是重新命名，提出一個新的概念，比如「科學傳播」。兩種策略各有優劣。舊概念眾所能詳，但新內容的填充需要時日；新概念直接對應新理念，鮮明準確，但是一個新詞要深入人心，同樣需要漫長的時間。我當時主張前者，覺得「科學傳播」不像是一個容易傳播的詞。當然，吳國盛和劉華傑主張後者，並且很快付諸實踐，於2001年成立了北京大學科學傳播中心。

現在回過頭來看，他們的策略是正確的。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在科學普及這個概念的後面，還有樊洪業先生後來所講的更複雜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

科學傳播是什麼？科學傳播在哪些方面有別於傳統科普以及西方世界的公眾理解科學（PUS）？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是科學傳播概念被充實的過程，也是科學傳播理論建構的過程。2003年10月，第二屆科學文化學術研討會之後，吳國盛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科學傳播與科學文化再思考》[14]，把科學傳播與傳統科普分別對應於傳播學和新聞學，把傳播學引入進來。這是中國科學傳播理論建構中的第一個台階。

新概念毫無懸念地引起了爭議，一部分老一代科普專家對於我等妄圖以科學傳播否定傳統科普的狂妄之舉表示反對。這時，一位前輩學者對我們的工作表示了支持。2004年1月，樊洪業先生在《科學時報》[15]楊虛傑負責的「讀書版」上發表了一篇文章[16]，文章不長，但是提供全新了的維度。第一，科普理念，是從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中衍生出來的；第二，科普對象，定位於工農兵；第三，科普方針，須緊密結合生產實際需要；第四，科普體制，中央集權制之下的一元化組織結構。這篇文章大大地拓展了我們的研究思路。

一個月之後，華傑在《科學時報》發表《論科普的三種不同立場》[17]，這是中國科學傳播理論建構的第二個台階。

在這篇文章里，劉華傑引入了立場分析，指出，傳統科普是國家立場；公眾理解科學是科學共同體立場，科學傳播是公民立場。與此同時，不再認為傳統科普、公眾理解科學、科學傳播是三個階段，而認為是三種類型。文章雖短，但視角獨特，觀點鮮明，跳出原有的框架，把三種類型區分得清清楚楚。科學的普及和傳播活動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場的，進而，科學活動自身也是有立場的。

立場分析使得科學傳播理論又多了一個維度，一下子豐滿起來。此後，圍繞公民立場，當時的研究生周祥寫了一篇文章，對公民立場的科學傳播的可操作性提出了質疑。我對此做了回應，公民立場何以可能[18]。進而，提出了「為什麼」的問題[19]。

華傑之所以提出立場問題，在我看來，直接的原因是樊洪業先生的啟發，深層的原因是華傑對於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的研究。1998年，華傑在美國訪學期間，偶然接觸到SSK，成為在中國最早介紹SSK的幾位學者之一[20]。華傑之邁過中線，依我之見，有兩個重大的思想資源，一個是他博士論文研究的對象混沌理論[21]；另一個就是SSK。

SSK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爭議極多。直到今天，雖然SSK已經成為中國科學哲學領域必修課程，出現了大量研究文章，仍然是被誤讀最多的學術主張之一。那是因為，SSK的觀念實在是過於非常前衛了。

科學哲學是有境界之分的。科學哲學的每一次重大理論突破，從邏輯實證主義到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再到庫恩、費耶阿本德，都不僅是內容的擴展，還是境界上的提升。以我之見，目前境界最高的是SSK和科學實踐哲學。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本質主義、絕對主義、實在論都固化在我們的預設配置之中。所以中國學者會從直覺上抵觸SSK，「相對主義」已經讓人無法容忍了，竟然要「否定科學知識的客觀性」？簡直是荒謬！華傑本人對於SSK的理解，也是一波三折。最初也曾與大家一起批判，幾年之後，才慢慢品出其中的高妙來。

突破在於，他終於悟到：布魯爾的相對主義是邏輯自洽的，不存在矛盾，因而不存在通常人們所指責的邏輯缺陷[22]。從此，SSK就成了華傑的基本方法，基本理念。並且，他的另外一個專項研究「混沌」也加入進來。比如，華傑用分形（fractal）的概念來描述SSK所講的「科學」與「社會」[23]，「科學」與「社會」的界面是分形結構，社會不再是從外部以歐氏幾何的方式覆蓋、包裹著「科學」這一子系統。而是社會之中有科學，科學之中有社會，層層嵌套。在大科學時代，科學/技術，科學/社會，的確都是複雜的分形嵌合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形這個概念華傑也常常用到其它涉及兩者關係的領域，非常具有描述力。

顧名思義，科學知識社會學討論的是科學知識的社會學。很多人堅信，科學知識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對客觀事物之客觀規律的表述，科學知識總是會被人發現的，不是被牛頓發現，就是被馬頓發現，而且無論被誰發現，都是一樣的。但是，在SSK看來，科學知識是科學家生產出來的。無論科學知識怎樣客觀，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總是要由牛頓、馬頓率先把它表述出來，然後，科學共同體予以接受，以某種形式公布出來，我們才知道有這個知識存在。這個過程，就是科學知識生產的過程。反過來再看這個過程，再看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就不會那麼言之鑿鑿了。

科學傳播需要有傳播者，傳播者構成一個共同體，就會有立場存在。把SSK的基本原理應用到傳播上來，立場問題很容易會凸顯出來。

多年之後，我在討論科學共同體在工業社會中的角色時，也應用了這個原理。結論是自然的，科學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會受到生產者和傳播者的影響。[24]

中國的科學傳播理論建構也好，「反科學主義」文化運動也好，科學的二階研究學科群（文化研究和社會研究）都發揮了巨大的理論作用。

人在哲學系，如在象牙塔中。作為學者，我們永遠都面對著三重世界：一是文本，一是社會現實，一是我們個人的生命體驗。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排序方式。有些學者在象牙塔深處，眼中只有文本的世界。但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個人的生命體驗，其次是社會現實，最後才是文本。所以在大多數時候，六經注我。我相信華傑與我有類似的看法。也許輕重有所不同，但是都關注社會現實，重視個體生命。

華傑之反偽科學，反科學主義，從事科學傳播理論與實踐，都是他關注社會現實的表現。

鮮為人知的是，華傑是第一個正式報道清華大學朱令鉈中毒案的人。1994年底朱令兩次中毒，一直無法確診，直到1995年4月，她的中學同學，當時在北大力學系的貝志誠，聯合其同宿舍同學蔡全清，利用互聯網向全球求助，幾天後確診為鉈中毒。在朱照宣、陳耀松教授的幫助下，劉華傑採訪了蔡全清等人，在1995年6月9日《南方周末》頭版顯著位置發表《神奇的網上救助》[25]，朱令案引起全國關注。

這是華傑早期從事的科學傳播活動，他的報道並非就事論事，還敏銳地關注互聯網的潛在影響力。這件事兒發生在我認識華傑之前，並未親歷。

朱令案至今仍未告破。

華傑還是最早介紹美國阿米什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一[26]。1999年，劉華傑在伊利諾伊訪問期間，參觀了當地的阿米什社區。在我看來，阿米什是全球範圍內，唯一一個拒絕現代化並且成功了的案例。第二年，他發表一篇小文章《難忘阿米什》[27]，引起很多反響。這件事兒也成為他自己反省現代化、思考文明問題的契機。在我對現代化的反思中，阿米什也是一個重要的啟示和案例。

華傑是一個出色的學術組織者。

我把2005年稱作中國的環境年。這一年裡發生了諸多與環境相關的重大社會事件，其中時間延續最長，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年初開始的「敬畏自然」之爭。2005年元旦剛過，《環球》半月刊發表了對何祚庥院士的採訪，其中，何祚庥院士指出，「人類要敬畏大自然」這個口號是反科學的。幾天後，《新京報》發表著名環保人士汪永晨的文章《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學》，由此引發了一場長達半年之久的全面辯論，戰火燒到各大報刊、門戶網站，各界學者及普通公眾都參與進來。新浪科技頻道和文化頻道分別開設了專門欄目。這場辯論相當於中國人的一場環境倫理的自我教育。

華傑非常敏銳，在2005年春節之前，組織蘇賢貴、劉兵和我開展一場對話。華傑列出提綱，率先提問，我們幾位通過電子郵件，逐一回應，互動。春節之後，一本小書就整理出來。按照華傑原初的構想，最遲三月份就能上市，直接參与到正在進行的辯論之中。遺憾的是，由於出版方的某些奇怪的原因[28]，這本書到了當年五月份才印刷出來[29]，並且遲遲不能上市。

華傑善於以這種方式與其他學者合作，共同關注並討論一個話題。2009年，華傑就科學倫理問題，對我們專業的前輩學者中山大學張華夏教授進行訪談。在他的提問中，特別提到我當時的「偏激」之見，「科學從前是神學的婢女，現在是資本的幫凶。」張華夏竟然說「田松博士的觀點是馬克思的觀點。」[30]張華夏先生的這個回答，讓我感到安慰與安全，時常被我引用。

華傑的訪談結果發給我和劉兵，我們分別作出了回應。張華夏教授又對我們的回應做了回應。往返了幾個回合。最後，全部文稿發表在我們的同仁雜誌《我們的科學文化》第五輯《倫理能不能管科學》[31]之中。張華夏先生從我的觀點中引申出八個問題，稱之為「田松八問」，我借用當期輪值執行主編之許可權，改成了「華夏八問」。第二年，張華夏先生的《現代科學與倫理世界》（第二版）[32]問世，增補了三分之一，其中包括與我們的對話，仍稱「田松八問」。

客觀上，華傑以這種方式「逼迫」我們面對這個問題，思考這個問題。我自己的觀點在對話與回應中，得到磨礪。如果不是華傑的逼迫，我可能不會馬上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也不會想到與張華夏老師直接對話。這個過程，很值得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加以分析。

華傑提出過一個概念「學妖」，這個概念被蔣勁松視為中國學者為科學社會學及科學傳播領域貢獻的最重要的原創性概念之一。學妖是指在科學活動中隱形的組織者，活躍在科學共同體內部，尤其是在科學共同體與其它共同體之間。華傑舉例說，比如科學家就某一件事兒投票，投票結果看起來能夠代表科學家共同的看法，至少是主流的看法。但是，華傑指出，在這個過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角色隱而不顯，就是使這些專家來此投票的那個人或機構。這個角色，就是學妖。學妖很可能並不是科學家，甚至也不是一個具體的人。通過選擇投票人，學妖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調控最後的結果。

換一個例子也許更容易理解學妖的角色。比如評選一個科學傳播獎，當然需要由專家投票，但是，誰是有資格投票並且能夠參加投票的專家呢？這不是專家自己決定的，而是這個活動的組織者決定的。

學妖本身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

根據華傑自己的理論，華傑本人也是一個學妖。我們與張華夏先生的對話，如果沒有華傑的組織，根本就不會發生。此後，關於博物學，華傑也曾組織江曉原、劉兵和我進行了類似的討論。我當時的回應文章是《博物學編史綱領的術法道——原創基於獨立的問題》[33]。

2009年11月27日，農業部下屬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悄悄頒發了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此事被綠色和平組織發現，頓時輿論嘩然。2010年2月下旬的某一天，蔣高明、劉華傑等人來我家小聚，說到此事。本來大家只是表達了一下義憤，華傑鄭重地說，咱們應該發表一個東西，表達一下我們的看法。

這個想法得到了我們的一致贊成。知識分子需要直接參与公共事務。當然，我們的主張都有我們各自的學理支持。商議之後，決定由蔣高明起草。此後，在稍大一點兒的範圍內，經過幾輪修改和討論，最終定稿。遺憾的是，到3月8日左右定稿時，我們已經找不到紙媒能夠正式發表了。當時正值兩會，我們希望在兩會結束之前能夠發布出去。於是在3月10日，我們決定利用各自的博客，同時發布。

此後，我開始深度關注轉基因問題。轉基因問題也成為我的重要案例。

早在2005年，第四次科學文化會議期間，華傑曾經預言，我們（這些反科學文化人）會與科學共同體發生直接的衝突。幾年之後，這個預言就應驗了。

還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一提，這表現了華傑參與社會現實的勇氣。在著名泌尿科大夫肖傳國遭到拘留，住進看守所之後，華傑第一個在微博上表示，一旦肖傳國入獄，他將前往探監。此後，我們在網路上開始了長達幾個月的輿論戰鬥。並且，在五個半月之後，華傑、劉兵和我，第一時間迎接肖傳國大夫重獲自由[34]。

2012年5月26日，我參加了熊嬌、徐保軍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這是華傑的頭兩名博士生，一位研究約翰·雷，一位研究林奈，都是重要的博物學家。當時，華傑在夏威夷訪學，尚未回國。答辯之後，我表示，我很榮幸，目睹了一個新範式的誕生。

幾個月後，華傑從夏威夷回國。兩年後，三卷本《檀島花事》[35]出版，後獲得文津獎。

我曾給華傑之博物學作兩個評語：從業餘到專業，從癖好到學術。這話包含兩層意思：在植物學-博物學領域，華傑以一個業餘愛好者達到了專業水平；在華傑自己的專業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領域，華傑把個人癖好上升為學術歸宿。

我在認識劉華傑的時候，就知道他對植物有特別的愛好，並且達到了專業水平。對於華北植物的辨識能力，即使把專業人士算上，他也能排上座次。他自己於21世紀之初就在網上建設了一個高清的植物圖譜，有照片，有學名，華傑的植物圖譜影響巨大。其中的圖片常常被出版社盜用，還曾有一位大個子浦律師幫他打贏了多場官司，從幾家出版社要來了若干補償。

每次我們外出郊遊的時候，華傑總是熱心地教我們辨識植物。雖然每次記不住多少，這次學過的，下次就忘記，但是華傑一如既往，耐心如故。我們每次到外地開會，每次旅行，華傑都會起大早去觀察植物，給植物照相。

認識植物的名字，這算是個什麼本事呢？在2000年的時候，即使我們的朋友，也不過是把這看做華傑的一個可愛的癖好，不會認為這事兒有多麼重要，更不會想到，這與我們的專業能有什麼聯繫。

華傑至少在2001年就大聲呼籲博物學了。在他2000年的文集《以科學的名義》中，還沒有博物學的跡象；到了2001年的文集《一點二階立場》，就有一個部分叫做「博物情懷」，其中收入的第一篇文章《從博物學的觀點看》，十幾年後，成了另一本文集的名字[36]。

子曾經曰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所以子還曰，「必也正名乎！」命名不僅關乎恰當準確的描述，還關乎合理性。沾花惹草，觀花賞草，辨花識草，如果僅僅歸結到植物學，還不能呈現它的意義。

在我們同齡的學術朋友中，吳國盛是一位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具有宏大視野的學者，他對於學術地圖的整體把握，對於學術大勢的分析和判斷，常常給我重大的啟發。2002年4月，我到北大哲學系跟隨吳國盛教授作博士後研究，某次聽吳老師的科學史大課，他說到科學有兩個傳統，數理科學和博物學。這個說法非常有描述力（「描述力」這個說法也出自吳國盛），一下子把兩種不同的東西分開了。

劉華傑更早從吳國盛那裡獲得了這個說法。顯然，博物學比植物學概念更大，更具有包容力，在中文的語境下，具有更豐富的內容。而且，從科學史的意義上，至少曾經與數理科學相提。如此一來，沾花惹草就獲得了更高的價值。

在我們當下的主流話語中，數理科學更加高大上，博物學似乎只是粗淺的、不系統的知識，是為數理科學作準備的。從歷史上看，博物學在達爾文時代到達了頂峰。而在上個世紀，生物學進入到分子層面之後，生物學已經從博物學變成了數理科學。並且事實上，博物學在當下高等教育的學科體系中，已經消失了。2010年，有人在華傑的博客下留言，說博物學家無非是「半吊子地質學家，半吊子生物學家，半吊子地理學家。什麼都知道點，什麼都知道的不深，最終淪為只博大不精深的『知道分子』」。相信很多人會對這種看法深以為然。不過，事情也可以反過來看。我也可以說，現在大部分地質學家、生物學家、地理學家，都是一些未入門的博物學家，因為他們沒有博物情懷。

談情懷，常常是要被諷刺的。博物情懷，又算是個什麼情懷？

在當下的兒童教育中，人們不覺得讓孩子認識花草是一件正經事。家長更願意讓孩子背誦乘法口訣，背誦唐詩宋詞。總而言之，對將來考試有用的東西。導致的結果是，現代人與自然的關係越來越遠。在小區、在校園，人們每天經過路邊的花草，但是不覺得有認識的必要，不覺得有關心的必要。失去了博物情懷，人如何能夠熱愛自然？基於數理科學的熱愛自然，愛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把自然當做資源。我曾經為《一點二階立場》寫過一篇書評，名曰《關心一片具體的葉子》。孔子強調讀《詩》的意義，其一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不知道具體的名字，人對於自然就只能有抽象的熱愛。在這個意義上，認識花花草草的名字，是人類重建人與自然的情感關聯的第一步。工業文明與數理科學是相互加強的，生態文明則需要博物學。博物學是人類拯救靈魂的一條小路[37]。

它是一條路，當然只是一條小路。

雖然是一條小路，但畢竟是一條路。

一條古已有之的，一條可行的路。

2003年10月，我與華傑、劉兵前往廣西南寧參加「東南亞人類學與科技人類學國際會議」。這次旅行意外地成為華傑事業的轉折點。華傑多次對我說過，就是這次會上，他遇到了廣西民族大學的黃世傑博士。小黃從事人類學，對蠱毒有專門的研究。黃世傑建議華傑，以後專攻博物學，把其它研究都放下，尤其是，當有人請你作講座請你演講時，只講博物學。幾句話令華傑猛醒。此後，他的研究迅速收斂，他招收的博士生全部集中到博物學方向上來。

到了今天，華傑和他的博士、碩士對博物學和博物學家的研究，已經蔚為大觀。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學派。這個學派即使放到國際學界，也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西方主流學界，科學哲學對於博物學的研究依然稀少。科學史領域的博物學研究相比中國而言，總量要多出很多，但仍屬少數。華傑學派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身處哲學系，是從科學哲學進入科學史、文化史的，他們的工作內在地包含著對科學的反思、對文明的反思，以及對博物學本身的反思。在這個過程中，博物學的意義愈發得到彰顯。

新博物學的呼籲已經歷經十餘年，在當今中國聲勢越來越壯。2013年，華傑以「西方博物學文化與公眾生態意識」為題，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這意味著，華傑的工作已經得到了當下學術主流的認可。2015年，劉華傑組織了首屆博物學論壇，商務印書館決定出版期刊《中國博物學評論》，華傑當仁不讓作為首任主編，這意味著新博物學在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個新的建制化開始了。

華傑對於博物學的最新理論貢獻是提出了平行說：不再把博物學與數理科學並列，而是把博物學與科學本身並列。博物學與科學是平行的，沒有直接關係，可以有交集，但是各自有各自的領域和範疇。就像文學與科學一樣。

生命體驗與學術創見

身在高校，我的日常生活就是教書、讀書、寫書，這是我所喜歡的，而這樣的事情竟然是我的職業，所以，我是一個幸運的人。我所寫的是我的思考，我所講的也是我相信、我喜歡的，所以，我是一個不分裂的人。這讓我尤其感到幸運。

從這個角度衡量，華傑是一個更加幸運，更加幸福的人。

個人興趣成為職業，職業成為事業，這並不容易。

我曾經在中央電視台作策劃，起初，思如泉湧，彷彿有做不完的選題。但是，幾個月之後，很多話題都說過了，開始覺得無話可說了。然而，周播的節目在那兒，每個星期必須琢磨出一個選題出來，把節目時間填上。這時，做節目首先不是有話要說，而是要完成任務。每當面臨這種狀態，工作就變成了被動的，就不那麼有樂趣了。

在高校教書，我已經很少面臨這種難堪的境地。雖然有時候，我希望能夠無目的地看書，看閑書；而實際上，很多時候看書是為了備課，或者是為了某篇文章。但是畢竟，上課與寫作是我願意做的事兒。

華傑更加幸運的是，他的遊山玩水，他的沾花惹草，都成了他學術的一部分。

棋手需要打譜，更需要實戰，而實戰是更重要的，因為他是棋手，他需要直接面對對手。當然，也可能會有一些圍棋理論家，他們專心打譜，能夠記住古往今來所有的棋局，每當某一位棋手走出某一步，他就能夠說出來這一步的演化史——在以往誰與誰的哪一局裡出現過，云云。在我們當下的學術體系中，學術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在人文領域，人們更多地關注文本。而我們這一伙人，似乎更願意直接面對棋局。

我們直面生活本身，我們在生活著，同時也在思考我們的生活。至於理論，如同以往的棋譜一樣，能夠給我提供某些啟示，而更重要的則是面對現實。只要走出那一步，就行了。也許這一步來自以往的文本，或者受到以往文本的啟發，也許沒有。

實際上，我常常遇到這樣的學者，他們有很強的理論功底，但是我常常發現，他們的理論只是從概念到概念，從文本到文本，與現實世界相距甚遠。他們是一些棋力很差的圍棋理論家。

1980年代之後，中國學界與西方接軌，學會了各種西式學術規範，很多學者以用英文討論西方學者提出的命題為榮。在當下的學術管理機制中，用英文發文章，發SCI文章，會獲得更高的鼓勵和獎勵。久而久之，教育成了體育，學術成了競技。圍棋理論家大行其道，棋手則被視為沒有學術含量。

2014年在哈佛見到孫小淳教授，他講了一個故事。說見到了一位博士的實驗報告，在實驗目的一欄，那位博士寫到：寫一個實驗報告。這個故事讓我們啞然失笑。我們做過實驗的人都知道，實驗目的這一欄，要寫為什麼要做這個實驗，比如測量某某量之類的。但是這位博士，把寫一個報告當做了目的，那實在是因為，他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實驗，他對這個實驗對於其所屬學科的意義，對於現實世界的意義，沒有思考過。

如果人文學者也把寫一篇論文作為從事學術的目的，那就意味著，這位學者已經失去了最為基本的人文素養——對生活本身的思考。作為一個電視策劃，我可以為了填充檔期而絞盡腦汁地琢磨一個選題，我可以安慰自己說，這是工作，這是任務。但是，作為一個人文學者，如果我為了發表一篇文章而絞盡腦汁琢磨一個選題，我很難以同樣的方式安慰自己。

我注六經，還是六經注我，代表著不同的學術進路。華傑在很多領域提出過原創性的思想，如前面說過的，在科學文化領域的「科學主義預設配置說」，在科學傳播領域的立場分析，科學社會學的「學妖」概念，科學與社會界面的分形結構說，還有我沒有來得及說的「科學負面效應的不對稱說」。而在博物學領域，華傑則開闢了一個方向，建構了一個範式。這些思想首先來自於對現實世界的直接觀察、描述和反思。當然，也來自文本，來自與其他學者及非學者的論戰。

原創基於自己的問題。有自己的生命體驗，有自己獨立的對世界的觀察，有自己的困惑，才有自己的問題，才有原創的學術。

我想，對於華傑而言，生命體驗、現實世界與文本世界，三者已經達成了某種統一。

博物學意味著什麼？它直接關聯著華傑的生命體驗，直接關聯著現實世界；而且，它還直接關係到人類整體命運的思考。所以華傑說：看花就是做哲學！

2005年，我們在雲南學會了一句雲南話，「好在」。這個「在」，完全可以解讀為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的「在」。就是存在的「在」，就是生活本身。「好在」，就是好好地活著，就是安享此刻的生活。

中國古語還有「自在」一詞，同樣，非常現象學和存在主義，能夠體現博物精神和博物情懷。

去年，華傑製作了幾面旗子，上書「博物自在」！

博物者自在。

能博物者，自在。

2017年4月3日

2017年4月5日

2017年4月9日

2017年4月16日

2017年4月28日

2017年7月24日

北京向陽小院

[1]田松，哲學博士，理學（科學史）博士，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科學哲學、環境哲學、科學思想史、科學傳播、文明研究等。本文受到國家社會科學重大項目「西方博物學文化與公眾生態意識關係研究」（13&ZD067）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助」「博物價值與生態文明建設」（SKZZB2015044）的支持。

[2]劉華傑，中國類科學——從哲學和社會學的觀點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導言第3-4頁。

[3]此獎由廣西《生活科學大觀》、《小博士報》、《廣西科技報》出資，與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共同創立的「反偽科學突出貢獻獎」基金會頒發，第一屆（1999年8月11日）的獲獎人為于光遠、何祚庥、龔育之、郭正誼、司馬南。

[4]結題成果為《中國類科學——從哲學和社會學的觀點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這是國內第一部對於「反科學」和「偽科學」的學術研究專著。

[5]劉華傑，什麼是科學主義，民主與科學，2000年第3期。

[6]2006年12月20日，第三極通識講座第21期，劉華傑主講《聖殿騎士與科學文化的第三極》。

[7]劉華傑的科學網博客。真科學比偽科學危害大，20110327，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2&do=blog&id=426928

[8]這與我們的理科出身以及我們從事的專業科學哲學和科學史有著直接關係。一個深受理科教育的人，是一個天然的科學主義者，我們的基本立場，大體上是樸素的膚淺的邏輯實證主義和本質主義。相信存在一個客觀的外部世界，相信這個客觀的外部世界存在一個客觀的規律，那個規律可以被人所掌握，那個規律就是科學，掌握那個規律的人就是科學家，以及我們自己。同時，我們大體上也持一種單一單向的社會發展觀，科學進步，社會就進步；反過來，社會要想進步，就必須發展科學。要發展科學，就必須反對偽科學。而我們從事的專業，對於科學的哲學和歷史研究，要求我們與自己的研究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並且有所反思。而反思一旦起步，就很容易走到自己的反面。當初，某些人試圖用理性來證明上帝的存在，其後果是，理性無法證明上帝存在，於是上帝死了。邏輯實證主義試圖用理性來證明，科學是（絕對）正確的，是經過證實的，可靠的（客觀的）規律，同樣發現，理性做不到這一點。於是有波普爾的證偽說，科學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絕對真理，而是有待證偽的假說。此後的科學哲學，距離科學主義越來越遠。科學哲學和科學史，都直接成為反科學主義的思想資源。

[9]江曉原，科學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文匯報，2003年1月26日。

[10]劉華傑，論科普的三種不同立場，科學時報，2004年2月6日，B2版

[11]柯文慧：「對科學文化的若干認識——首屆『科學文化研討會』學術宣言」，《中華讀書報》，2002年12月25日。此文由田松、劉華傑、韓建民起草，江曉原定稿。

[12]自然辯證法領域一位重量級學者誤以為「預設配置」是「缺損配置」，在多處作報告闡述他對反科學主義的反對。後來經胡新和等教授的溝通，他才明白信息時代幾乎人人皆知的「預設配置」概念本無貶義，是個極普通的詞語。不過他還是對預設配置這個比喻非常不滿，認為這有可能影響人們對科學的信仰。這倒是可以理解，科學主義者怎會願意被表述為有待升級的對象。

[13]劉華傑，一點二階立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14]吳國盛，科學傳播與科學文化再思考，中華讀書報，2003年10月29日

[15]原名《中國科學報》，周刊；後擴版，為《科學時報》，每周三期；再後又複名《中國科學報》，日報。

[16]樊洪業，解讀「傳統科普」，科學時報，2004年1月9日

[17]劉華傑，論科普的三種不同立場，科學時報，2004年2月6日，B2版

[18]田松，公民立場何以可能（上）（下），科學時報，2004年3月5日，3月12日。

[19]田松，科學傳播，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新聞與傳播研究，2007年第2期

[20]另外幾位是蘇國勛、劉珺珺、李三虎等先生。

[21]反科學主義的思想資源譜系極寬，甚至包括某些科學，比如量子力學、生態學、混沌理論（非線性科學）。認真學過混沌理論之後，就很難再相信牛頓範式數理科學所承諾的對於自然界的精準計算、預期和控制了。著名的蝴蝶效應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22]劉華傑，相對主義優於絕對主義，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12期，第1-4頁。

[23]劉華傑，相對主義與理解SSK的一種分形模型，科學與社會，2015年，第5卷第4期，第43-61頁。

[24]田松，警惕科學家，讀書，2014年第3期。

[25]劉華傑，神奇的網上救助，南方周末，1995年6月9日

[26]另外一位是丁林。

[27]劉華傑，難忘阿米什，中華讀書報，2000年9月27日

[28]這個原因現在應該可以說了，據說是該社某領導發現書中對何祚庥院士提出了批評，他覺得不妥，但是又不便槍斃書稿，於是拖著。可見科學傳播從來就不是中性的。

[29]蘇賢貴、田松、劉兵、劉華傑，敬畏自然，河北大學出版社，2005年5月。

[30]江曉原、劉兵主編，倫理能不能管科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3頁。

[31]江曉原、劉兵主編，倫理能不能管科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

[32]張華夏，現代科學與倫理世界（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

[33]江曉原、劉兵主編，好的歸博物，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

[34]社會上至今仍然在流傳所謂「肖傳國十萬雇凶」，很多人在此基礎之上對肖大夫進行各種評價，並至今深信不疑。但此事諸多蹊蹺，姑且不論。單從石景山法院的判決書上看，「十萬」與「雇凶」都不存在。肖傳國的責任是對於親戚主動要求暴打某人之動議，沒有給予阻止。另外，需要普及的法律概念是，肖傳國被判的是「拘役」，並非「徒刑」，所以並未入獄，也談不上刑滿釋放。肖傳國被懲罰的罪名是「尋釁滋事」，不符合本案要件。肖傳國律師高子程認為，此案屬於打架鬥毆，兩方之傷都夠不上刑事犯罪。肖傳國認為，此案是由周永康指令公安部督辦的，法院只能找個名目來判他。但是後來，這個罪名成了一個口袋，不斷被應用，則是後話。

[35]劉華傑，檀島花事，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

[36]劉華傑，從博物的觀點看，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

[37]田松，博物學，人類拯救靈魂的一條小路，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六期，pp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