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學 何詩海：論《四庫全書總目》的文體學思想

　　 【內容提要】 《四庫全書總目》在文體學研究上具有獨特的價值和地位。作為一部官方組織、集體編纂、旨在對歷代文化典籍作總結與批評的目錄學著作，其考察視野之開闊，涉及問題之紛繁廣博，是一般文體學專著所無法比擬的。《四庫全書》對於圖書的收錄、編排以及《總目》所體現的文體批評觀念，如文體譜系與文體分類、文體淵源與文體本色、駢文與散文文體、史傳與小說文體等理論，都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前中期的文體學思想與認識水平，並對當時及後世的文體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 鍵 詞】《四庫全書總目》/文體觀念/文體分類/文體學

　　 《四庫全書》內容包羅萬象，但從文章學的角度看，它對於各種圖書的收錄、編排以及《四庫全書總目》① 涉及的文體批評，集中反映出中國古代後期社會的文體學思想觀念，併產生了深遠的學術影響。下面從幾個主要方面簡要加以討論。

　　 一、文體譜系與文體本色

　　 古今文體觀念存在重大的差異。比如從現代文學觀念看來，小說、戲劇與詩歌、散文是同樣重要的文學文體。但在中國古代，情況恰恰不同。以《四庫全書》為例，其文體譜系是以詩文為中心的，詞曲（散曲）、小說（文言）為邊緣文體，而完全排斥作為敘事文學的白話小說與戲曲作品。在《四庫全書》中，這類文體的作品，無一入選，甚至在其「凡例」中亦不加以說明，似乎是不容置喙的天經地義。《總目》對這類書籍基本不提及，若有所涉及，亦持蔑視態度。如批評清代王復禮《季漢五志》一書：「至於《三國演義》，乃坊肆不經之書，何煩置辯？而諄復不休，適傷大雅，亦可已而不已矣！」[1] 卷50，459批評明王圻《續文獻通考》重要的著作沒有著錄，「而《琵琶記》、《水滸傳》乃俱著錄，宜為後來論者之所譏」[1] 卷138，1169。在元明兩代之後古代小說、戲劇文體已完全成熟的情況下，《四庫全書》根本不涉及這些文體，正反映出傳統與正統的文學與文體觀念的偏頗。

　　 在館臣的觀念中，子部中小說的地位比不上集部中的詩文，《總目》卷一四四《諧史集》提要說該書「凡明以前遊戲之文，悉見採錄，而所錄明人諸作，尤為猥雜。據其體例，當入總集，然非文章正軌。今退之小說類中，俾無溷大雅」。[1] 1235《諧史集》收錄歷代俳諧遊戲之文，從體例上看，當為總集。然因其多遊戲筆墨，「非文章正軌」，因此被逐出集部，「退之小說類中，俾無溷大雅」。以集部為「大雅」，「退」字反映出小說的地位是較低的。由於受了漢學實證思想的影響，四庫館臣對充滿幻想虛構和神怪內容的作品，評價往往不高：「《孝經集靈》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1] 卷首·凡例，17「虞淳熙《孝經集靈》舊列經部，然侈陳神怪，更緯書之不若，今退列於小說。」[1] 卷32，268其改動類別是有道理的，但語氣顯然流露出對於小說文體的輕視。

　　 在傳統文體觀念中，集部里詞曲品位較低，不能與正統的言志載道的詩文相提並論。《總目》卷一四八集部總敘曰：「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閏余也……至於倚聲末技，分派詩歌，其間周、柳、蘇、辛，亦遞爭軌轍。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輕。姑附存以備一格而巳。」[1] 1267《總目》卷一九八詞曲類序曰：「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然《三百篇》變而古詩，古詩變而近體，近體變而詞，詞變而曲，層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淵源，實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同屬附庸，亦未可全斥為俳優也。」視詞曲為集部之閏余，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文苑之附庸，其品位可謂卑下。又謂「歌詞體卑而藝賤」[1] 卷173，1530。《總目》中還有許多具體論述，可與此相參。如卷一九九《花間集》提要：「後有陸遊二跋。其一稱斯時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出於無聊。不知惟士大夫流宕如此，天下所以岌岌，游未反思其本耳。其二稱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體格有高卑，人之學力有強弱。學力不足副其體格，則舉之不足。學力足以副其體格，則舉之有餘。律詩降於古詩，故中、晚唐古詩多不工，而律詩則時有佳作。詞又降於律詩，故五季人詩不及唐，詞乃獨勝。此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1] 1823以為文之體格有高卑，律詩降於古詩，詞又降於律詩，甚至把天下岌岌歸咎於士大夫耽於歌酒辭令，未免失實。

　　 曲與詞相比，則又等而下之。卷二百《張小山小令》提要：「自五代至宋，詩降而為詞。自宋至元，詞降而為曲。文人學士，往往以是擅長。如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宮大用之類，皆藉以知名於世，可謂敝精神於無用。」[1] 1835—1836詩降而為詞，詞降而為曲，這種說法典型地反映出文體譜系中的文體等級觀念。同卷《碧山樂府》提要：「明王九思撰。……明人小令多以艷麗擅長，九思獨敘事抒情，婉轉妥協，不失元人遺意。其於填曲之四聲，雜以帶字，不失尺寸，可謂聲音文字兼擅其勝。然以士大夫而殫力於此，與伶官歌妓較短長，雖窮極窈眇，是亦不可以已乎？」[1] 1836一則批評關漢卿、馬致遠等散曲名家「敝精神於無用」，一則批評王九思以士大夫「與伶官歌妓較短長」，足見其對曲體的輕視程度。

　　 但另一方面，四庫館臣又非常重視和強調詞曲淵源流變與文體特徵。卷二百《宋名家詞》提要：「詞萌於唐，而盛於宋。當時伎樂，惟以是為歌曲。而士大夫亦多知音律，如今日之用南北曲也。金、元以後，院本雜劇盛，而歌詞之法失傳。然音節婉轉，較詩易於言情，故好之者終不絕也。於是音律之事變為吟詠之事，詞遂為文章之一種。」[1] 1833從追溯詞的源流入手，闡明詞的主要作用在於言情，是配樂演唱的娛樂性文體。正因如此，這種文體與詩之言志內容及雅正風格迥然有別，即所謂「詩人之言，終為近雅，與詞人之冶盪有殊」[1] 卷198，1817。又卷一九八《樂章集》提要解釋柳永詞家弦戶誦的原因說：「蓋詞本管弦冶盪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1] 1870從詞的本質出發，稱讚柳永詞「旖旎近情」、「使人易入」的藝術感染力。與詩的莊重典雅不同，詞的語言應該自然平易、清新流暢，這樣才易體貼人情，產生直接的情感共鳴。

　　 自宋以來，何為詞體正宗是歷代詞學爭議的焦點。出於對詞體本質的認識，館臣不把政治教化功能強加於詞，而把旖旎近情、風格婉約之作推為詞體正宗。《總目》卷二百《四香樓詞鈔》提要：「大抵宗法周、柳，猶得詞家正聲……」[1] 1832卷一九八《東坡詞》提要：「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為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至今日，尚與花間一派並行而不能偏廢。」[1] 1808同卷《稼軒詞》提要：「其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聲家為變調。而異軍特起，能於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1] 1816—1817館臣對蘇、辛詞評價極高，以為「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儘管如此，他們依然以周、柳為詞之正宗，而以蘇、辛為別格、變調。

　　 《總目》對曲的文體特徵及其發展歷程也有精彩論述。卷一九九《欽定曲譜》提要曰：「考《三百篇》以至詩餘，大都抒寫性靈，緣情綺靡。惟南北曲則依附故實，描摹情狀，連篇累牘，其體例稍殊。然《國風》『氓之蚩蚩』一篇，已詳敘一事之始末；樂府如《焦仲卿妻詩》、《秋胡行》、《木蘭詩》並鋪陳點綴，節目分明，是即傳奇之濫觴矣。王明清《揮麈錄》載曾布所作《馮燕歌》，已漸成套數，與詞律殊途。沿及金、元，此風漸盛。其初被以弦索，其後遂象以衣冠。其初不過四折，其後乃動至數十齣。大旨亦主於敘述善惡，指陳法戒，使婦人孺子皆足以觀感而奮興，於世教實多所裨益。雖迨其末派，矜冶盪而侈風流，輾轉波頹，或所不免，譬如《國風》好色，降而為《玉台》、《香奩》。不可因是而罪詩，亦不可因是而廢詩也。」[1] 1828館臣強調曲體「依附故實，描摹情狀」的敘事特徵與「闡揚風化，開導愚蒙」的教化作用，具有完全不同於詩詞「書寫性靈，緣情綺靡」的獨特文體性質，同時又指出，在古詩中，已有「傳奇之濫觴」。

　　 二、文體的分類與歸類

　　 文章的分體與歸類是文體學的重要內容，《總目》對前代書籍的文體分類有相當多的批評。

　　 從現代的眼光看，文體分類須在同一標準、同一概念層次下方可有效進行，否則就會引起混亂。但是在中國古代，文體分類標準不統一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總目》卷一八九讚揚《元詩體要》「去取頗有鑒裁」，但又批評它：「此本凡為體三十有六……其中或以體分，或以題分，體例頗不畫一。其以體分者，選體別於五言古，吟、嘆、怨、引之類別於樂府，長短句別於雜古體，未免治絲而棼。其以題分者，香奩、無題、詠物，既各為類，則行役、邊塞、贈答諸門，將不勝載，更不免於掛漏。」[1] 1714批評其文體分類「體例頗不畫一」，或以體分，或以題分。即使以體劃分，其內部標準也頗舛雜，如吟、嘆、怨、引等各為樂府中的一類，卻與樂府並列。又如五言古以句式分，選體則以總集名稱立，其中包含了五言古，兩者不可並列。又卷一九二批評《古詩類苑》：「割裂分隸，門目冗瑣，如全書既以古詩為名，而第七十七卷人部又立『古詩』一門，是何體例乎？」[1] 1752按：此書「古詩」門下收《古詩十九首》、《古詩五首》、《古詩二首》、《古絕句四首》，似乎以詩題中含有「古詩」二字者為一類。然這裡所謂「古詩十九首」、「古詩五首」等本非題目，而是後人為了稱引方便所加上的稱呼，以此為文體類別，可謂進退失據。《古詩類苑》中尚有「古意」門、「擬古」門等，其標準何在也頗為含糊。又卷一九二批評《文體明辨》：「首以古歌謠詞，皆漢以前作，真偽不辨。而以李賀一詩參其間，豈東京而後，只此一詩追古耶？次四言詩，以分章者為正體，以不分章者為變體。次楚辭，分古賦之祖、文賦之祖、模擬楚辭三例。次賦，分古賦、俳賦、文賦、律賦四例。又有正體而間出於俳，變體流於文賦之漸二變例。次樂府，全竊郭茂倩書而稍益以《宋史·樂志》，其不選者亦附存其目。次詩，取《文選》門類稍增之，所錄止於晚唐，宋以後無一字。次詔誥諸文，皆分古體、俗體二例。次為書表諸表，則古體之外添唐體、宋體。碑則正體、變體之外又增一別體。甚至墓誌以銘之字數分體。其餘亦莫不忽分忽合，忽彼忽此。或標類於題前，或標類於題下，千條萬緒，無復體例可求。所謂治絲而棼者歟？」[1] 1750《文體明辨》分類標準混亂，遭到館臣的嚴厲批評，被斥為「忽分忽合，忽此忽彼」，「千條萬緒，無復體例可求」，這也是該書被列入「存目」而非正選的主要原因。

文體分類既要周延細密，又要綱舉目張，眉目清晰。《總目》對於古代文集尤其是總集文體分類瑣碎之弊多有批評。卷一九零《明文海》提要謂該書：「分體二十有八，每體之中，又各為子目。賦之目至十有六，書之目至二十有七，序之目至五，記之目至十有七，傳之目至二十，墓文之目至十有三。分類殊為繁碎，又頗錯互不倫。如議已別立一門，而奏疏內復出此體；既立諸體文一門，而《卻巧》、《瘞筆》、《放雀》諸篇復別為一類。」[1] 1729《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分二十八體，可謂簡括，然其子目卻不勝繁碎，如「書」下分經學、論文、論詩、講學、議禮、議樂、論史、字韻、數學、技術、國是、民事、籌遠、士習、持正、忠告、考古、出處、自敘、憂讒、凄婉、頌美、頌冤、吏治、適情、遊覽等二十七類。其中有些完全可合為一類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