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師者」(4):韓愈的超豪華文化圈子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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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師者」(4):韓愈的超豪華文化圈子及意義

(2011-01-19 15:40:28) [url=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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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首舉「復古」的旗幟,提倡學古文,習古道,以此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這一主張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會上的廣泛反應,逐漸形成了群眾性的鬥爭浪潮,從而古文壓倒了駢文,可謂中華文化史上一次影響深遠的「運動」。那麼作為古文運動發起人,韓愈、柳宗元兩人年紀相近,志趣類同,又在文化圈內都享有知名度,兩人的關係如何?一句話很微妙!韓愈比柳宗元大五歲,貞元三年至貞元十二年(公元787至796年),韓愈一直在長安參加科舉考試以及博學宏詞科考試。韓愈比柳宗元早一年中進士,但仕途相當不順,吏部遲遲沒有分配韓愈的工作。因此,韓愈一直在長安「京漂」,除了扮演著辛勤的小蜜蜂向權貴投文遞詩望以舉薦外,就是與一些文人雅士酬唱交遊,應該在這一段時間兩人已經認識。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後,韓愈跟隨董晉去了汴州,雖然沒有得到吏部的工作分配,但勉強算是開始了政治生活,而正是這一年柳宗元任秘書省校書郎,算是步入官場,並與楊憑之女在長安結婚,算是紮根於京城。此後一段時間,兩人各處一地,當是少有交往。直到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冬天,柳宗元和韓愈都在御史台擔任監察御史,成為同事。從寬泛的意義上來說,他們既是同學,又是同事,更是朋友。雖然共事時間不久,大概二個多月吧,但是在這期間,結下深厚的友誼。韓愈因為進諫,得罪了佞臣李實和宦官集團,貶到連州陽山縣。就在韓愈陽山縣任上,朝廷發生了「永貞革新」。韓愈和柳宗元之間的關係微妙的癥結就是「永貞革新」這個事件,原因自然是柳宗元是革新派的骨幹分子,而作為「永貞革新」局外人的韓愈事後卻持否定態度,甚至寫詩詆毀革新、攻擊王叔文等人,因此,韓柳兩人友誼曾一度跌至谷底。韓愈雖然對永貞革新持否定態度,甚至對王叔文、王伾等人的人格進行批判,但對他柳宗元和劉禹錫兩人「暗通款曲」。比如韓愈在江陵法曹參軍任上,當得知劉禹錫前往貶地連州途經江陵,特地為他接風洗塵,這說明他們之間的關係並沒有由此交惡。至於柳宗元,韓愈一直與他保持著書信往來,不僅是詩文之間酬唱,更是交流古文運動的看法。比如在編纂《順宗實錄》期間,還跟柳宗元進行了一次論戰,探討寫史的態度。韓愈本不想擔任史官的職務,原因不是他不會寫,而是不想寫,因為一寫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永貞革新」,而一旦說到「永貞革新」就免不了戳到好友柳宗元的痛處。倒是柳宗元堅決要求韓愈承擔這個歷史使命。最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死之前特地關照劉禹錫請韓愈為他寫墓志銘。韓愈最終沒有辜負柳宗元的厚望,非常客觀地總結了柳宗元的一生,說到了他的政績,說到了他人品,說到了他的文學成就……柳宗元九泉之下應欣慰。可見,韓柳之交可謂真正的君子之交。

柳宗元畫像(二)「韓孟詩派」的同志們韓孟詩派是中唐時期崛起的一個影響巨大的詩派。這個詩人沙龍形成較早,早在韓愈隨董晉出任汴州幕府期間,便有其規模。當時,文人名士成為封疆大吏的幕府,雖然官階低微,但工資收入相當高,這無疑能改善韓愈這個窮書生的物質生活,從而有可能組建這個文學社團。韓愈酒色才情樣樣精通,喜歡搞文學派對,大有孟嘗君的風範,對落魄文人是給吃給喝優而待之,對文學青年更是教而授之,提而攜之,因此一時間他周邊聚集了不少文友學子。在汴州期間,大詩人孟郊聞風前來投靠韓愈,韓孟兩人,孟郊雖是年長,且名聲最盛,但考公務員之路異常不順,多年來謀不到功名,加上生活困頓,實難成為領頭羊;而韓愈經過這麼多年投文遞詩,名聲大振,且混到了國家幹部的身份,比起寒酸詩人孟郊而言算是成功人士,再說是他像孟嘗君一樣,給吃給喝,經濟實力決定社會地位,自然成為文學領袖。而後韓愈正式步入仕途,個人履歷中有較長時間任國立大學的教授甚至擔任過校長兼教育部部長之職,由於職務之便,加上韓愈本身又好為人師,因此聚集了眾多文學才俊,隊伍極其壯大,主要有賈島、盧仝、姚合、李賀、劉叉等。那麼韓孟詩派有什麼詩學主張?他們不想隨盛唐詩的後塵亦步亦趨,而要自創新格,另闢蹊徑,「言人之所未言,辟人所未境」,他們繼承並發展了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一面,在創作態度上,「用思艱險」,崇尚「苦吟」,主張「不平則鳴」與「筆補造化」。在詩歌風格上,主要追求奇崛險怪、雄奇怪異之美。韓愈評價孟郊的「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奮猛卷海潦」、「劌目怵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掏擢胃腎、神設鬼施、間見層出」,就是這種風格的具體描述。而思想內容上,即使是優秀之作,也多以抒寫個人的遭遇來揭示社會的弊端,直接反映現實的較少。韓愈在這個詩派中確有一代宗師的風範,跟孟郊等人亦師亦友,互相提攜,使得這個詩派成為中唐陣容最龐大、影響最廣的詩歌團體,同時韓愈與這幫詩人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孟郊 關鍵詞:何為從進士,此路轉崎嶇

孟郊畫像孟郊雖名不如李杜,卻有兩首詩幾乎是婦孺皆知:一首是感人心肺的《遊子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另一首是春風得意的《登科後》「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韓孟兩人是在什麼時候認識的?應該是韓愈「京漂」期間。韓愈19歲時(公元788年)到長安赴考,謀取功名,於公元792年考中,此後三年又參加了三次吏選,都沒有選中,因此在長安做了將近10年的「京漂」。很有可能他們在這段時間裡,因為志趣相同,便結為忘年之交。他們都崇尚古風,提倡復古,在詩歌創作上形成「奇崛險峻」的風格特色,世稱「韓孟」。在長安,韓愈未受到重用,後來由董晉舉薦在公元796年離京在汴州做了秘書省校書郎(管理文書的職務)。而同年孟郊考中進士,已近半百,不禁得意忘形寫下著名的《登科後》,滿以為從此可以揚眉吐氣受到重用,然而只落得一個溧陽縣令的職位。韓愈特此為他送行,寫了著名的《送孟東野序》勸告他說「何為從進士,此路轉崎嶇」,意思是說,你為什麼走上這條坎坷不平的道路啊!這也是韓愈親身嘗試後的甘苦之言。這孟郊官運不濟,還罰俸一半處理,後經河南尹鄭餘慶的推薦,出任河南水陸轉運判官,晚年多在洛陽度過。因為生活比較落魄,而韓愈正在洛陽任上,所以多有照顧,兩人經常在一起切磋詩藝。孟郊死後,因無子,韓愈便在自己家中特設孟郊的靈位,在靈位前哭靈弔唁,為其送終,同時請張籍等一幫政界同僚、詩壇同仁哭靈弔唁,並且募資100貫營葬孟郊,最後還寫下《貞曜先生墓志銘》。可見韓孟兩人的友誼,至純至真,著實令人感動。李賀 關鍵詞:天若有情天亦老,無情老天妒英才

李賀畫像李賀在燦若星辰的唐代詩人中也算一顆耀眼的明星,讓人感到惋惜的是,他只是顆燦爛的彗星。為什麼說是彗星,原因是他詩寫得絕對一流,但英年早逝。大家知道唐代詩人有八大頂尖高手: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詩佛王維、詩魔白居易,詩狂劉禹錫、詩囚孟郊、詩奴賈島,而詩鬼正是這位李賀同學。韓愈是李賀的良師益友,他們之間的亦師亦友的關係,歷來為人稱道。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十八歲的李賀唱著《我的未來不是夢》,瀟洒地離開老家昌谷來到東都洛陽。剛剛走出家門的年輕人總不免躊躇滿志的,大有詩仙李白「仗劍去國」的豪情,他在《走馬引》中說:「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雲」,他對未來寄寓了很大的期望,這句詩的意思是說自己這把寶劍的鋒芒連天上的雲都可以斬截下來了。當時,韓愈正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也就是國立大學洛陽分校的教授。李賀帶上所作的詩篇去拜謁這位名聞遐邇的文化大人物。據唐張固《幽閑鼓吹》記載,當時韓愈送走了客人,很疲倦,正想午休,門人把李賀的詩卷呈上來,第一篇是《雁門太守行》。韓愈一看頭兩句「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睡意頓時全無,立即穿上會客的衣服,讓門人將李賀請進了會客廳面談。看到如此好詩,韓愈忘記了疲勞,一談就忘記了時間,竟而徹夜長談。從此,他更加喜愛這位詩壇新秀。韓愈因當年苦尋伯樂望以引薦,吃了太多的閉門羹,故「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盡自己最大的力量,為李賀的成長開闢道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李賀參加河南府試並順利通過,由於成績突出,他被推選「應進士舉」,參加來年正月禮部舉行的考試。可能李賀才識過人,最具進士前三甲的競爭力。於是,有人槍打出頭鳥,舉報李賀不能參加進士考試,原因是李賀老爹名字叫晉肅,「晉」音同「進」,自然要避諱,如果他參加考試就是有違禮數,是不孝。就這樣,李賀喪失了報考公務員的資格。韓愈得知情況後,挺身而出,奮筆疾書,寫就《諱辨》,聲援李賀。文章由避諱的規定和例證的闡釋,說明李賀並未犯律,全文舉例說明,如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姓名同音,他們的兒子如何避諱,難道要改姓嗎?韓愈一針見血地指出當世一些人任意引申諱法,實質上是在藉機壓制人才,是在以宦官、宮妾為榜樣。韓愈這篇文章寫得氣勢磅礴,今天我們都認為他是義正辭嚴,但當時大夥都認為它漏洞百出,如《舊唐書》就指責韓愈信口開河。韓愈雖大張旗鼓為李賀鼓勁、挺氣,但審核考生資格的主考官們仍然沒有同意李賀參加公務員考試。這李賀生活困頓,加上懷才不遇,而寫詩又太認真,殫智竭力,故英年早逝,享年二十七歲,實為中華文化界的一悲!賈島 關鍵詞:騎驢沖大尹,奪卷忤宣宗。

賈島畫像賈島半俗半僧,在唐詩中佔有重要的一席,號稱為「詩奴」,與孟郊齊名,都是苦吟詩人,世稱「郊寒島瘦」。賈島結識韓愈緣於巧遇。有一次,賈島寫了兩句詩,「鳥棲池邊樹,僧推月下門。」是「推」是「敲」,一時斟酌不定,便騎著一頭小毛驢,迷迷茫茫地做著推和敲的動作,一頭撞到時任刑部侍郎韓愈的轎前。韓愈很有禮賢下士的作派,不僅沒有怪罪他,而且特地停下儀仗隊,幫他確定為「僧敲月下門」。這就是有名的「推敲」典故的由來。這使賈島由衷地佩服和感激,決心從此不作和尚了,執弟子之禮,和文章巨公韓愈繼續「推敲」詩句去。在韓愈的勸說下,賈島還俗應舉,後來竟然中了進士。賈島為僧難免思俗,入俗難棄禪心,同為韓孟詩派的姚合曾寫道:「發狂吟如哭,愁來坐似禪。」俗味很濃,禪味也不淡,賈島正是在這雙重性中度過了他的一生。說起賈島這位詩人,忒有個性,絕對是寫詩寫到走火入魔的典範,不僅衝撞了文章巨公韓愈,後來還衝撞了李老闆宣宗。事情是這樣的:某日,李老闆微服出遊,走到長安的寺廟中,聽到有人在吟詩,便循聲登樓看個究竟,見書桌上有詩卷,便取來一睹為快。誰知賈島在後面,一手奪了下來,瞪眼嚷道:「這位公子哥看你一身華麗的衣服,肉食者鄙,你懂什麼詩啊?」李老闆自然悻悻而去。事後,賈島才知道這是當今天下的老闆宣宗,誠惶誠恐,等待吃不了兜著走的處理結果。這李老闆宣宗倒還算厚道,沒有擰他的脖子,特許了他一個長江縣主簿的小官,將他貶出長安。誰叫你有眼不識泰山!賈島直犯龍顏的牛脾氣,深得其師韓愈真傳。所以,後人安錡作評語道「騎驢沖大尹,奪卷忤宣宗」。試想,如果這位賈島詩人有眼識泰山,笑眯眯地給李老闆奉詩陪笑,說不定賞個翰林學士什麼的,成為站在金鑾殿下的白衣卿相。韓愈一生中最器重的兩個人莫過於郊島和賈島。「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閑。無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可見,韓愈對賈島的提攜是多麼的不遺餘力。劉叉 關鍵詩「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劉叉這人最具傳奇色彩,年輕時,是個街頭混混,做了不少荒唐事,最荒唐的事莫過於酒後殺人了。按唐律殺人抵命,是死罪,因此劉叉過了一段隱姓埋名的亡命徒生活。後來,新老闆登大位繼正統宣布天下大赦,劉叉才得以新生,便來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棄痞從文,搞起文學創作來。此人雖頑劣卻有慧根,幾年間詩文便在河北、山東一帶名聲大振。劉叉聽說韓愈對天下文人都很好,大有孟嘗君風範,給吃給喝,便前往投靠。蹭飯必須得有敲門磚,知韓愈愛文惜才,劉叉便奉上《冰柱》、《雪車》二詩。這兩詩是公認的絕妙好詩。韓愈一看,立即肅然起敬,果然文才了得,便好吃好喝好生招待起劉叉。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劉叉自由散漫慣了,剛開始在韓愈門下挺新鮮的,酬唱聯對,優遊宴樂,有滋有味,時間一久,新鮮勁過了,就覺得寄人籬下,開始鬧情緒,免不了對好為人師的韓愈進行譏諷:「請君勿執古,執古徒自墮」!韓愈知其野性,自然敬而遠之,只管給吃給喝,不再來噓寒問暖。於是,劉叉決定笑遨江湖,做行吟詩人,走之前,拿走了韓愈不少金元寶,並且拋下一句話說:「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這都是你討好墓中死人所得,不如給你劉爺作生活費!)這也夠損的,偷了錢還真偷走了理。韓愈也只能苦笑一聲作罷,任他天高鳥飛。不過,韓劉兩人如此離奇的交情也算文壇中的一大美談,足見韓愈的惜才愛才。盧仝 關鍵詞: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

茶中仙——盧仝畫像盧仝有「茶中仙」之稱,在中國知名度不高,但在日本卻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與陸羽齊名,他的《七碗茶詩》就演變成日本茶道。當年日本侵華期間,侵略軍躥至盧仝家鄉,日本軍官看到「盧仝故里」四個字,知道這裡是聖賢的故鄉,便對四個字鞠了三個躬後就走人。可見,名人福蔭後人,可免兵災啊。這盧仝就是韓愈的弟子。盧仝一生拒官,生活困頓,但韓愈厚禮相待,總引之為座上賓,經常一起喝茶論詩,並且稱他為「茶中仙」。盧仝得以傳世也多據韓詩《贈盧仝》附會而成,因此可以這麼說,沒有韓愈的大力提攜,也就沒有盧仝歷史留名。……韓孟詩派成員,大多數為仕途不順或無意仕途的人,韓愈能夠禮賢下士,為他們的發展開闢道路,可謂師者。文人士子總免不了與政治糾纏不清,各類團體總免不了有自身的利益,然而以韓愈為首的韓孟詩派基本遠離政治,大多屬於苦吟詩人,可以說是純詩人。反觀中唐之政壇,除宦官專權們,文人集團黨爭現象嚴重,如「新樂府運動」中的元稹、李紳等人涉及政治太深,黨同伐異,大有一種非我族類必是異類的做派。就此而言,韓孟詩派是值得肯定的,這可能跟韓愈個人性格有關,所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行得正站得直,何必要一群人勾結一起?既然已經談到「新樂府運動」,那麼就趁此說說韓愈與白居易兩人的關係。(三)新樂府運動:白居易

詩魔白居易畫像新樂府運動發起人白居易與韓愈處在同一個時代。新樂府詩派和韓孟詩派可謂花開兩朵,各飄其香。韓孟詩派主張不平則鳴,筆補造化,直白的說是通過抒寫個人的不幸遭遇來揭示社會的弊病,而詩句追求深險怪僻,刻意推敲。新樂府詩派則另走一端,主張發揚《詩經》和漢魏樂府諷喻時事的傳統,自創新題,詠寫時事,而詩句追求淺顯易懂,直截了當。韓愈作為韓孟詩派的帶頭大哥,而白居易作為新樂府運動的領頭羊,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平淡。為什麼平淡?究其原因有以下:首先,韓白兩人人生交集不多。韓愈跟柳宗元、劉禹錫雖然人生交集不多,但由於共事於監察御史台,建立起了同事關係,因此,書信來往不絕;而跟白居易,雖同朝為官,均以文才出眾,卻往往陰差陽錯般地分道而馳。比如在韓愈長安撰修《順宗實錄》期間,白居易則服母喪三年;元和十年至十五年(公元815至820年),白居易又貶至江州司馬,韓愈更無可能與白居易交遊。長慶二年,白居易請求外放去杭州,而長慶三年韓愈便死了。因此,韓愈有可能跟白居易交遊當是元和十五年至長慶二年這段時間。這兩三年間,韓白兩人共處長安城,文壇之中如泰山北斗,詩推白樂天,文當韓退之。而正是這段時間,朝政更亂,黨爭更熾。韓白兩人無意於黨爭,但自己的朋友們紛紛捲入其中,比如白居易他不積極於政治操作,但他的鐵哥們元稹可是熱衷於政治操作,長慶貢舉案活躍著元稹的身影,並且聯合宦官魏弘簡倒裴度。裴度這人很關鍵。韓愈性子鯁直,一定會站在裴度這一邊,為什麼?首先,裴度是累朝元老,出將入相,為人忠直,有大功於唐室,而元稹勾結宦官「撓軍敗政」人所共知,雖然韓愈跟元稹交情不錯,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一定會站在正義這一邊。其次,韓愈跟裴度關係不一般,曾因做裴度的副手在平定淮西之亂一起升過官,又因裴度力保才在諫迎佛骨這一事件中才免除一死,裴度於韓愈有大恩,於情於理他也只能站在裴度這一邊。而白居易跟元稹的關係那是莫逆之交,斷難去做對元稹不利的事。因此,他們不可能過往甚密。其次,韓白兩人人生志趣不同。韓愈闢佛,提倡孔孟之道,言行激進,性格剛正;而白居易因仕途幾經沉浮而樂天知命,比較消極,信佛彌篤,性格隨和。打個形象的比喻,一個是怒目金剛,眼中容不得沙;一個是和氣迷勒,大肚能容天下事,他們倆放在一起,總覺得有些彆扭。當然,白居易一開始不是一團和氣,也曾像韓愈一樣直言極諫,但見無濟於事,才逐漸消極起來的。最後,韓白兩人詩學主張不同。兩人分屬不同的文化陣營,韓為韓孟詩派的帶頭大哥,白為新樂府運動的領頭羊,各立山頭,互為犄角,旗鼓相當,詩歌風格、創作態度等截然不同,甚至互為抵觸。所謂「道不同不相與謀」,這也是他們為什麼沒有什麼交往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韓白兩人沒能走得很近,也有其好處,因為這樣至少可以避免一些詩派間的正面衝突,不會產生「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互為攻訐的局面,相反這兩個詩派得以平行發展,就像鐵路的軌道一般,將唐詩繼續推進向前,形成一大批如燦若星辰的詩人們,除韓白兩人外,還有孟郊、賈島、李賀、元稹、李紳等等。韓白兩人相交平淡,並不說明沒有交往。韓愈和白居易交遊有證可考的是長慶二年(公元822年)春天,韓愈約張籍、白居易同游長安城東南的曲江。為什麼請張籍呢?張籍學習寫古文曾拜師於韓愈門下,而詩派則加入了新樂府白居易這一邊,韓白兩邊都沾得上關係,因此是這兩位文壇大佬間的最佳聯絡人。那一天恰逢雨後,天正轉晴,張籍如約而來,白居易不知何故爽約。韓愈很是鬱悶,本來心情很好,就是白居易不給面子啊,於是賦詩一首「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台,曲江水滿面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並寄給了白居易。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韓愈還是相當看重白居易這位朋友,大有風景這邊獨好,唯憾不見君來的況味。為什麼不來?想想也是有原因的。長慶元年(公元821年)發生的長慶貢舉案還在繼續,今年裴元之爭愈演愈劇,開始表面化。這長安城哪裡會來安寧?白居易曾是子亭複試的主持人之一,也算是身陷其中,還是遠離這個是非之地為妙。最後,白居易就選擇了離開長安去杭州,一走了之,圖個耳根清靜。經過如此分析,白居易不來會見韓愈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當然,白居易是有跟韓愈以詩唱和的,如《久不見韓侍郎戲題四韻以寄之》「近來韓閣老,疏我我心知,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從詩中可見,這白居易倒是用調侃的語調說,不是我白居易不給你韓閣老面子,而是你老人家看不起我么,嫌我酒量有限,笑我詩寫是不登大雅之堂。這戲說也是白居易的心裡話,他們的確相差太大,大有「道不同不相與謀」的況味。既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保持距離可能是最好的交往辦法。白居易謹小慎微,避亂求安,但韓愈坦坦蕩蕩,依舊故我。比如說跟元稹,一直都不錯,當年元稹的老婆韋叢死的時候,韓愈曾出手給韋叢寫墓志銘。元稹跟韓愈沒有交情,輪得到韓愈出手?再者那個李紳,雖然在長慶三年(公元822年)跟李紳鬧僵,那也是晚年的事。早年韓愈還提攜過李紳。當年李紳來長安考進士,專門給韓愈遞過「行卷」。什麼是「行卷」?行卷是唐朝科舉考試製度中的一個特殊現象,它是指考生將自己比較得意的詩文收集成冊,用力所能及的漂亮字體寫成捲軸,考試前送給當時文壇上有名氣、政治上有聲望的人,或者送給與主考官關係密切的人,以求得他們的推薦,因為唐朝科舉考試中錄取舉子,不僅靠考試成績,主考官還可以參考舉子平時的作品和才氣。李紳的行卷引起了韓愈的重視,他對李紳出色的詩情才氣表示讚賞,並按照規定,予以推薦,但最後李紳還是因為筆試成績不好而落榜。憑心而論,韓愈確有點孟嘗君的風範,他雖然搞了個文學團體——韓孟詩派,但是他的學生如王籍即使成為「新樂府運動」的主將,照樣不影響他們的師生之誼。韓愈這人一心撲在他認為的「道統」之上,他可以諛墓賺錢,可以跑官獻媚,但是一旦要他表明態度,他一定會理直氣壯地站在他認為正確的那一邊。他眼中沒有敵人,因為他對事不對人,闢佛,那就堅決地闢佛,不希望佛教成為社會的主體意識,是基於「救時弊」的認識,但他並不反對與僧人仍然交往,跟半僧半儒的賈島亦師亦友,跟大顛和尚坐而論道,跟澄觀和尚酬唱交遊,甚至跟白居易更是熱臉孔貼冷屁股。韓愈對永貞革新持否定態度,反對的並不是「內抑宦官」、「外製方鎮」的政治措施,而是反對王叔文其人,因此他與其他永貞革新黨中堅分子如柳宗元、劉禹錫保持著友誼,他們有著心照不宣的默契,可謂莫逆之交,生死相托,韓愈為柳宗元寫墓志銘、祭文,劉禹錫也為韓愈寫祭文。他的確為討官多次上書,取媚當權者,如對老實的討好,而且通過他們在仕途上的道路為此開闊了不少,但是一旦涉及民生,他就不管你是不是我的伯樂,我眼裡只有蒼生,只有天下。可見,韓愈是古道熱腸的君子,是個剛正不阿的良臣。五、韓愈的偉大意義韓愈在文化史的作用顯然非常突出的,筆者認為有以下四項的主要貢獻:第一改革文風,發起古文運動。韓愈是古文運動的發起人,古文運動當然是復古,這復古有兩層含義,一是復思想之古,就是高舉孔孟思想的旗幟;二是復散文之古,就是提倡不平則鳴、言之有物的文風。因此,古文運動其實是借復古之名,行革新之實。那為什麼要復古呢?主要是因為自東漢之後,歷魏、晉、宋、齊、梁、陳、隋,文風逐漸流於形式,盛行駢文,專註於對偶、聲律、典故、詞藻等形式,幾乎無文不駢、無語不偶,所以看上去很美,實質卻華而不實,不知所云。雖然在韓愈之前,有不少人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沒有像韓愈一樣,明確提出反對駢文,提倡古文。「古文」這一概念也是韓愈提出來的,同時韓愈也明確提出了改革文風的可行辦法,如「文以載道、不平則鳴」等文學創作理論。在韓愈的倡導下,特別是在柳宗元的大力支持下,他們一方面親自實踐,一方面又培養了許多青年作家,使古文運動的聲勢日漸壯大,形成了以他們為主要代表的唐代第一次古文運動,同時,也開啟了宋代古文運動的高潮。由於這場改革和鬥爭的參加者很多,又有一致的要求和目標,形成長期和有規模的活動浪潮,經過奮鬥不止,終於改革了文風,直到辛亥革命後才被白話文代替,在中國文壇流行八百年之久。因此,韓愈在古文運動中功不可沒,堪稱「文章巨公」,是中華文學史上一個標杆性的人物。筆者認為他的好的作品,首推當然是《師說》、《祭十二郎文》、《送孟東野序》三篇,其次是韓愈的雜說系列中的《馬說》和傳記《張中丞後敘》等篇,都值得誦讀學習。第二開創詩路,擴展詩學空間。詩歌發展到盛唐,尤其當李杜並世而出後,詩界氣象恢宏深遠,詩家氣質各異,極盡眾美,使詩學空間極大地擴展。但唐大曆以後,詩歌在格律完善、形式整練、技巧提高、情感表現漸趨幽微乏力的同時,詩歌的版圖未見擴大,反而縮小,其精神品質較為單一:溫柔敦厚;體式發展較為定向:近體律絕;題材內容較為集中:送贈題詠(詠物寫景較多,詠史懷古卻極其少見);美學評價標準也基本確立:含蓄蘊藉。大曆後詩人對詩歌發展的貢獻正是使上述「詩人之詩」定型化,而元和詩壇「競為奇碎」的「新艷小詩」更將「詩人之詩」導向了氣格衰頹一路。此時真正改革文風的韓愈,會同孟郊、賈島、李賀等人,提出自創新格,另闢蹊徑,「言人之所未言,辟人所未境」,作為具有文學發展使命意識的建設者出現,誠蘇東坡所謂「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韓愈「詩格之變」的意義正在於用「百出」之「變怪」努力突破業已形成的「詩人之詩」的格局,為詩壇拓展空間,提供新的發展的可能,重建宏大壯闊的詩歌世界。正是在韓愈的倡導下,唐詩繼續得以向前發展,湧現出詩囚孟郊、詩奴賈島、詩鬼李賀等一大批優秀的詩人,同時深深影響到了晚唐詩人,如李商隱、杜牧等著名詩人,奏響唐詩之餘韻絕唱,達到唐詩的再次繁榮。第三建立道統,復興儒學傳統。在中華文化史上,特別是儒學發展史上,是韓愈第一次明確提出儒家有一個始終一貫的有異於佛老的「道統」。韓愈是一個信奉儒教,以捍衛儒家道統為己任,曾自稱「愈儒夫者」,以孔孟之徒自居。韓愈在其著述《原道》和《重答張籍書》中提及一個道統:「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明確指出了儒家有了完整的道統,他把道統的下限放在孟子,此後就失傳了。他以儒學為正統,斥佛老為異端,獨尊孔子之道,並把自己與道統聯繫起來,認為漢代的儒學是殘缺不全的,荀卿與揚雄皆「大醇而小疵」,「醇乎醇者」只有亞聖孟子。揚雄以後,儒家道統已經斷絕不傳,到他韓愈,「為往聖繼絕學」已經成為歷史使命,需要他來重建道統。可見,韓愈是以孔孟道統的唯一繼承人自居的,他在《與孟簡尚書書》表露了自己傳承儒道的決心:「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韓愈為什麼要提出「道統」,藉以復興儒家傳統文化?原因是「安史之亂」後,盛世景象不再,而亂象環生,一方面是藩鎮割據嚴重,叛亂不止;另一方面佛教盛行,風氣大壞,又一次呈現「禮崩樂壞」的局面。因此,韓愈以「道統」來複興儒家傳統文化,政治目的相當明確:一是反對藩鎮割劇,孔子不是要提倡「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恢復到「禮樂征伐由天子出」嗎?韓愈自稱要繼孔孟衣缽,君臣大義自然是道統的核心;二是排斥佛老學說,重新樹立儒學的正統地位,使儒家「入世」觀念成為社會的主體思想。韓愈提倡的「道統」論,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韓愈之前,人們對儒學的研究只是停留註疏上,所做的工作就是遍注群經,如《十三經註疏》等等,因此重在說文解字;在韓愈之後,特別是北宋以降,人們開始注重於儒學的義理,即「道統」,所做的工作就是領其要義,自圓其說寫心得,比如朱熹弄個《朱子語類》,王陽明弄套《知行錄》、《靜心錄》系列來。在儒學研究的這個轉變過程中,韓愈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因為韓愈高舉孔孟之道,寫了第一篇孔孟之道的心得《原道》,屬於舉旗首倡者,所以儒家在秦漢衰落,在宋朝復興,韓愈居復興首功。第四身體力行,樹立師者典範。在中國歷代教育家中,韓愈可入前三甲,與孔子、孟子相提並論。在教育方面,韓愈做過兩次國子博士,一次四門博士,一次國子祭酒,不僅是一位有著豐富的教學經驗豐富的教育家實踐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著作《師學》、《進學解》、《馬說》等著作中。首先,韓愈提出了真知灼見的教育理論。韓愈的《師說》和《進學解》不僅是嘆為觀止的古文,更是史上最優秀的教育論著,「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等等精闢的教學理論,千百年來,一直為人所稱道。特別是《師說》說明了教師的對社會的重要作用性,闡明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以及擇師的原則,同時抨擊了人們恥於從師的錯誤觀念,倡導從師而學的風氣。同時他還提出了識別人才、培養人才的有見地的學說,如他在《雜說四·馬說》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觀點。這就是說,他認為人才總是有的,關鍵在於能否加以識別和扶持,只要善於鑒別又培養得當,人才就會大量湧現出來。從教育理論的建樹而言,韓愈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成就可與孔子並列,號稱中國史最偉大教育理論家。其次,韓愈身體力行深得孔子遺風。韓愈繼承並發揚了儒家重視教育的傳統,無論擔任國立大學教職或地方官時,他都十分重視教育,如他做四門博士時,請求恢復國子監生徒,要用學校來培養人才;又如在潮州做刺史時,拿出自己的俸祿興辦州學,做了許多發展教育的工作。同時,他好為人師,特別對一批青年才俊更以亦師亦友的身份與他們相處,真正地貫徹「傳道、授業、解惑」的師者風範,如向其學古文者張籍、李翰、皇甫湜等,向其討教詩歌創作的李賀、賈島等,無不悉心教導,並且互有切磋,共同進步。除此之外,韓愈積極提攜他們,為他們的人生髮展鋪平道路,如得知李賀因為避諱影響考試,專門寫《諱辯》聲援他,再如向主考官舉薦張籍、皇甫湜等人,這一點深得孔子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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