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的書肆（潘建國）

　　一、明清以來書肆之變遷概述

　　書肆，是古今典籍的聚散地，是雅俗文化的傳播體，以此為橋樑，聯繫著難以計數的文人學者、藏書家、書生及其書賈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承載著文明資源與學術薪火的積聚與傳送。書肆的繁榮或凋零，折射著社會經濟與時代文化的盛衰變幻，而書肆的分布遷移，則又與該地區的經濟條件、文化水準及其印刷技術等諸多因素息息相關。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載：「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說的雖然是明代的事情，但亦基本上概括出了明清以降我國書肆分布的大致情形。下面，我們分北京、南京、蘇州、浙東、上海等五個地區，對南北書肆的變遷略作考述。　　1．北京地區　　北京是明清兩代故都，全國政治文化中心，「海內舟車輻輳，筐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因此，書業「特盛於他處」[1]。據胡應麟記載，明代北京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並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2]。清初，書市移於南城廣安門內慈仁寺附近[3]。乾隆時，政府開館修撰《四庫全書》，書市遂移至緊靠修撰人員住處的琉璃廠、隆福寺一帶。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因渴選至京師，著《琉璃廠書肆記》，記錄了30家書肆名稱：　　聲遙堂、唐氏嵩□堂、李氏名盛堂、鄭氏帶草堂、李氏同陛閣、曾氏宗聖堂、李氏聖經堂、曾氏聚秀堂、二酉堂、文錦堂、文繪堂、寶田堂、京兆堂、榮錦堂、經腴堂(皆李氏)、鄭氏宏文堂、徐氏英華堂、傅氏文茂堂、曾氏聚星堂、周氏瑞雲堂、金氏文粹堂、徐氏文華堂、李氏先月樓、周氏寶名堂、周氏瑞錦堂、韋氏鑒古堂、周氏煥文堂、陶氏五柳居、劉氏延慶堂、李氏博古堂。　　民國元年(1911)，藏書家繆荃孫遁跡上海，回憶起在北京時的歲月，作《琉璃廠書肆後記》，記錄書肆31家：　　石氏文光樓、曹氏文寶堂、徐氏寶文齋、饒氏善成堂、劉氏大文堂、二酉堂(舊)、聚星堂(舊)、張氏寶華堂、張氏修文堂、韓氏翰文齋、譚氏正文齋、李氏寶名齋、楊氏勤有堂、崔氏書業堂、丁氏肄雅堂、常氏萃文堂、馬氏文琳堂、魏氏益文堂、李氏酉山堂、劉氏會經堂、魏氏文貴堂、李氏寶森堂、李氏文華堂、吳氏寶珍樓、魏氏寶經堂、喬氏同雅堂、閻氏同好堂、王氏三槐堂、喬氏同立堂、劉氏聚珍堂(原名天繪閣)、某氏寶書堂。　　除二酉堂、聚星堂外，余皆不載於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1914年秋，繆氏「重作京華之行，時時閱廠，舊肆存者寥寥晨星，有沒世者，有歇業者，有易主者，而繼起者亦甚眾」，為「志今昔之感」，繆荃孫復作「附錄」一文，記錄所見書肆39家，其中石氏文光樓、曹氏文寶樓、韓氏翰文齋等11家見載於《琉璃廠書肆後記》，餘28家均為新出之肆：　　趙氏弘遠堂、黃氏修文堂、孔氏晉華書局、張氏文益書局、丁氏有益堂、丁氏榮錄堂、劉氏松筠閣、馬氏槐蔭山房、樓氏文盛堂、張氏孔群社、魏氏文友堂、直隸書局、程氏弘道堂、陳氏來薰閣、崔氏維古山房、郭氏文雅堂、殷氏保古齋、張氏同古堂、岳氏修本堂、劉氏會文堂、劉氏九經堂、崔氏鴻寶閣、丁氏文英閣、郭氏鑒古堂、於氏述古堂、胡氏玉生堂、趙氏文煥堂、丁氏敬業堂。　　此後，長期在琉璃廠從事書業的孫殿起，根據自己「見聞所及」，撰《琉璃廠書肆三記》，截止於1940年左右，收錄的書肆竟多達220餘家，其中絕大部分是民國時期新成立者[4]。1988年，孫殿起的外甥雷夢水又作《琉璃廠書肆四記》，自1940年一直寫到1958年公私合營，收錄書肆約50家[5]。透過上述諸人對北京書肆的記載，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書業、特別是琉璃廠書業的發展脈絡，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書肆更迭迅速，日新月異，至民國而臻於鼎盛，店鋪林立，交易頻繁，孫殿起發出「北京書業，變化萬端」的感慨，實是由衷之感嘆。　　2．南京地區　　六朝古都南京，乃明代最為重要的刻書中心之一，據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一文統計，僅民間書坊就有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閣、大業堂、嘉賓堂、少山堂、奎璧齋、孝友堂、三多齋、九如堂等57家[6]；若再加上官刻機構和刻書私家，其數量便非常可觀[7]。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載「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咸會萃焉」，又雲「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三山街是明代南京最為繁華的地段，明人彩繪《南都繁會圖卷》，繪有109個店鋪招牌，其中有不少即標明「書鋪」「畫寓」「刻字鐫碑」字樣。清孔尚任《桃花扇·逮杜》載明末南京書商、二酉堂主人蔡益所語亦云：「天下書籍之富，無過俺金陵；這金陵書鋪之多，無過俺三山街；這三山街書客之大，無過俺蔡益所。」因此，當時不少書坊徑貫以「三山」兩字，如「金陵三山街綉谷對溪書坊唐富春」、「金陵三山書坊」等。金陵書坊刻印、售賣的書籍以戲曲、小說、醫書、時文等類為主，特別是配有插圖的戲曲、小說書籍，更是名聞遐邇。　　關於清代南京書肆的具體情形，尚未找到確切的文獻資料。不過，根據今人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等人《江蘇刻書》「清代刻書」之研究，金陵官私刻書機構仍多達二十餘所，其中較為活躍的民間書坊就有三山堂、三樂齋、文英堂、文進齋、芥子園、寶仁堂、萃文書屋等十數家。由此，我們可以推知：清代南京書肆雖不及明代繁榮，但依然相當興盛。清末民初，金陵書肆多在狀元境，比屋而居，約二十餘家，經營者多為江右人氏，所售雖多通行刊本，但琳琅滿目，亦頗可觀，較為著名者有天祿山房、聚文書店、保文、萃文、萃古山房等。後因浙人綢庄涌人，書坊悉變為市肆，倖存者不過十之一二[8]。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南京書市復移至夫子廟貢院街一帶，據紀果庵《白門買書記》所載，朱雀橋有翰文齋(主人揚州錢氏)、保文(主人山西衡水張氏，總店設在上海三馬路)、國粹書局、藝文、南京書館等書肆；太平路(舊名「花牌樓」)有萃文(主人朱長圻)、慶福、文庫等書肆及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之南京分館；狀元境有幼海、文海、善文、會文、集古、萃古山房等書肆；貢院街「書坊歷歷」，乃書市集中之處，最大者為問經堂，主人揚州陸氏，原是萃書書店的夥計，後獨立門戶，經營得法，漸成「南京書業之巨擘」；另外，尚有莫愁路之黑市及豆菜橋之冷攤。總之，這一時期金陵書肆的總量雖然不少，但售書質量高、經營規模大的卻寥寥無幾。其書業，尤其是古舊書業的發展，已遠落在京、滬等地區之後，誠如紀果庵所感嘆的那樣：「金陵非文物之區，自經喪亂，更精華消盡，徒見詩人詠諷六朝，拳懷風雅，實則秦淮污濁，清涼廢墟，莫愁寥落，玄武凋零。售書之肆，唯以舊貨居奇，市儈結習，與五洋米面之肆將毋同。若南澗所亟亟稱道之五柳老陶，延慶老韋，文粹老謝，徒供人憧憬耳。」[9]　　3．蘇州地區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載，明代蘇州書肆，「多在閶門內外及吳縣前」，但具體情形，史籍闕載。目前關於蘇州書肆的較早記載，見於清乾嘉時期吳縣藏書家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晚清藏書家葉德輝《吳門書坊之盛衰》曾據此書考得乾嘉時期吳門書肆24家：　　胥門經義齋(胡立群)、廟前五柳居(陶廷學)、山塘萃古齋(錢景凱)、郡城學余堂、玄廟觀前學山堂、墨林居、玄廟觀東閔師德堂、府東敏求堂、臬署前玉照堂、文瑞堂、臬轅西中有堂、醋坊橋崇善堂、郡東王府基周姓墨古堂、閶門橫街留耕堂、閶門書業堂、閶門文秀堂、金闖門外桐涇橋頭芸芬堂、紫陽閣朱秀成書坊、葑門大觀局、遺經堂、酉山堂、本立堂、王府基高姓書攤、胡葦洲書肆。　　除此以外，《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還記錄下了不少流動於蘇州地區的書賈，譬如呂邦惟、郁某、鄭益偕、胡益謙、邵鍾磨、沈斐雲、吳東亭、吳立方、鄭雲枝；書船友曹錦榮、吳步雲、鄭輔義、邵寶墉，估人吳東白，華陽橋顧聽玉、常熟蘇姓書估、平湖人王征麟、無錫浦姓書估，湖人施錦堂、陶士秀等等，他們與固定的書肆一起，構成了吳門繁盛的書業。　　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蘇松太道周氏，應吳縣廩生陳龍甲等人之稟，頒令禁毀淫詞小說。蘇州的書坊代表集中在城隍廟「公議規條」，訂立《公禁淫書議單條約》[9]，決定採取統一行動，響應官府的禁令，條約末尾曰：　　書業堂、掃葉山房、酉山堂、興賢堂、文淵堂、桐石山房、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樓(書坊甚多，不及備載)。計共書坊六十五號，各當面齊集城隍廟拈香立誓，各書花押，一焚神前，一呈臬憲，各執一紙存照。　　一個不大的城市，竟然擁有坊肆65家，作為明清時期全國的經濟文化樞紐、刻書藏書中心，蘇州的確是名副其實。為了加強各坊肆之問的協作與團結，康熙十年(1671)，蘇州還成立了書業公所——崇德書院，「供奉梓潼帝君，為同業訂正書籍討論刪原之所。並同業中異鄉司伙，如有在蘇病故，無力回鄉者，代為埋葬獅山義冢等項事宜」[10]。道光十七年，書坊協同禁毀小說時，商定「外省書友來蘇兌換者，先將捆單交崇德書院司月查明，如有應禁書籍，即行交局銷毀」。道光二十五年(1845)，蘇州書業勒立《崇德公所印書行規碑》。同治十三年(1874)，復立《吳縣為重建書業公所興工禁止地匪借端阻撓碑》。凡此云云，都可見出蘇州書業的繁榮及其管理之有序。　　清末民初，蘇州的書肆主要集中在玄妙觀及觀前護龍街，著名目錄學家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回憶自己在蘇州東吳大學學習時，「假日則流連於玄妙觀及大成坊巷諸書肆中(當時大成坊巷中有書肆三家，其一曰大成山房。近年書肆皆聚居於觀前護龍街一帶，而大成坊巷中諸店停歇久矣)」。小說收藏家阿英《蘇州書市》[11](1938)亦記載了蘇州書市的分布情況：「蘇州書市有三中心。自察院場至飲馬橋一段護龍街，為舊書肆集中地。自察院場至玄妙觀，為新書市場。自玄妙觀廣場折入牛角浜，為小書攤。護龍街東段，東大街，大華路，間邱坊巷，亦各有一家。」最為著名者有以下16家：　　文學山房、松石齋、存古齋、來青閣、適存廬、覺民書店、藝芸閣、寶古齋、靈芬閣、集成、勤益、琳琅閣、振古齋、欣賞齋、來晉閣、大華書店。　　阿英先生在書話中還描述其自蘇州訪書歸來，在「燈下翻閱所得，其佳者一氣讀之，讀盡則酣然入夢」的種種情景，字裡行間，充溢著令人心動的書香墨韻。　　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蘇州書肆開始衰落，苦竹齋主《書林談屑》(1947)不無傷感地寫道：「吳門書坊，盛於前清乾嘉間，黃蕘翁、顧聽玉輩之風流韻事，至今猶為人所樂道」，「吳門坊肆，十之八九集中於護龍街，除文學山房、來青閣及求智書店之外，尚有松石齋張氏、翰海書店王氏、覺民書社陳氏等數家，規模狹小，門庭冷落，奄奄一息，已在存沒之間」[12]。六、七十年代，再經「文化大革命」的摧殘，「蘇州的書市逐漸消歇了」，「整整十年，蘇州市上就再也不能看到一冊線裝書」[13]。藏書家黃裳先生在《蘇州的書市》中慨嘆道：「三十年過去了，人民路(即護龍街，筆者注)上已是一番嶄新的景象。古舊書店還剩下了一家，偶然走進去，承主人的好意讓到樓上去看書。依舊是滿壁琳琅，不過和三十年前相比，那時擺在地攤上的貨色似乎還要比現在放在玻璃櫥里的質量高得多。這是不能不使人嘆息的。曲園可以重修，可是當年的書店街的盛況就不容易恢復了。即使是重開幾間門面也不頂用，就和北京的琉璃廠一樣。」[14]這段可悲的歷史是值得我們永遠銘記的。　　4．浙東浙西地區　　浙東浙西是明清藏書家、藏書樓尤為集中的地區，吳晗《兩浙藏書家史略》收錄明清浙江籍藏書家399位，其中相當部分都屬於浙東浙西地區，如杭州105人、海寧38人、嘉興21人、平湖13人、桐鄉9人、湖州24人、寧波27人、紹興27人，合計264人，已佔去總數的66％強。較為著名者有祁承然澹生堂、曹溶靜惕堂、袁枚小倉山房、朱彝尊曝書亭、吳騫拜經樓、范欽天一閣、朱學勤結一廬、陸心源皕宋樓、丁丙八千卷樓、劉承干嘉業堂等等。清末四大藏書樓：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杭州丁氏八千卷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湖州陸氏皕宋樓，其中浙東浙西地區佔了一半。此外，該地區的造紙業、刻書業也十分發達，已形成了不少專業的刻書、印書鄉鎮，譬如湖州的晟舍、匯沮等地；烏程凌、閔兩家的朱墨套色印刷，更是名揚四海，在中國古代印刷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如此豐厚的典籍文化背景下，浙東浙西書肆的繁榮自亦是不言而喻的。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載，明代杭州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涌金門之內，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余，則徙於岳墳，遊人漸眾也。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胡應麟之後，關於浙東浙西書肆的資料罕見記載。但偶從有關小說的封面識文中可知，清乾隆時，杭州的書坊依然集中在清河坊一帶：如大連圖書館藏乾隆十六年(1751)會敬堂刻本《西湖佳話》，封面印有「杭城清河坊下首文翰樓書坊發兌」字樣[1]。　　值得注意的是，早從明代開始，浙西地區就活躍著一種流動的書肆——書船，據《湖錄》載：「書船出烏程織里及鄭港、淡港諸村落，吾湖明中葉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閔氏、匯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廣儲簽帙。舊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冊鏤刻流傳。於是織里諸村民，以此網利，購書於船。南至錢塘，東抵松江，北達京口，走士大夫之門，出書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禮接之。客之末座，號為書客，問有奇僻之書，收藏家往往資其搜訪。」[16]嘉興詩人陳鰉，目睹書船的穿梭往來，寫下了「阿依家近狀元台，小閣疏窗面面開。昨夜河頭新水長，書船多是譬溪來」、「萬捲圖書一葉舟，相逢小市且邀留。幾回展讀空搔首，廢我行囊典敝裘」、「人生不用覓封侯，但問奇書且校讎。卻羨溪南吳季子，百城高擁拜經樓」的詩句[17]。利用四通八達的水鄉河網，書船的影跡頻頻出現在江浙的各個鄉鎮，將一本本墨香四溢的圖書，送入千家萬戶。明清時的藏書家，大多與書船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據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載，湖州的書船曾經雲集於常熟七星橋，等待汲古閣主人毛晉前來選購圖書；而乾嘉時期吳縣藏書家黃丕烈，也曾在《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提及為他提供過種種稀見典籍的「書船友」曹錦榮、吳步雲、鄭輔義、邵寶墉等。　　清末民初，浙東浙西的固定書肆主要集中在杭州，據朱遂翔《杭州舊書業回憶錄》載，較為著名者有楊耀松文元堂書局(杭州清河坊)、朱成章經香樓(杭州梅花碑)、侯月樵汲古齋書店(杭州梅花碑)、鄭長發古懷堂書局等數家，另有書賈楊炳生、楊見心、朱瑞、陳天翰、劉琨、費景韓等人，為上海、嘉定、南潯等地書肆及藏書家四處收購舊書。二、三十年代，隨著私人藏書的大量散出，浙東書肆漸趨興旺，並受到全國各地書賈及藏書家的特別關注。這裡，我們不妨舉阿英的一次買書經歷為例，對當時浙東浙西地區的書肆略作瀏覽。據《小說閑談·浙東訪小說記》載：1936年正月十二日，阿英從上海出發，首站至杭州，逛石渠閣、周氏善本書室、復初齋支店等書肆，購得抄本《金閨傑》及《麒麟現》。第二站紹興，幾乎跑遍城中書肆，購得乾隆辛未翰海樓刻有圖大本《西湖佳話》(《孫目》未錄)、湖南原刻大字本《新鐫古本批評三世報隔簾花影》、活字本《忠烈俠義傳》、乾隆崇德書院刊大本《飛龍全傳》等小說。十三日至第三站寧波，沿東大街逛通雅、三餘堂、世德堂、天祿閣等書肆，購得彈詞兩種。十四日，托書賈王松泉購下餘姚盧氏小說專藏600多冊，同日取道杭州返滬，復逛周氏善本書室、抱經堂、經訓堂、文藝、石渠閣等書肆，購得《一字不識之新黨》、《夢中緣》原刻本、《繪真記彈詞》、《李卓吾評三國志演義》明翻刻本、《常言道》光緒乙亥刻本(《孫目》未錄)、《龍鳳金釵》十集、建版《西湖小史》、清初復刻本《三遂平妖傳》等小說。十六日在澉浦某書肆購得《新刻增刪二度梅奇說》(《孫目》未錄)。十八日午回到上海。阿英總結這次浙東訪書活動云：「回想此番浙東之行，雖感到不少的失望，然藉此得以小休，且漫遊了幾個地方，而總算又收了近七百冊的小說，也不能不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打槳歸來，遂歡然入夢。」短短的6天行程，僅通俗小說竟然就購得近七百冊，浙東書肆的魅力，實在令人艷羨心醉。　　五十年代，浙東地區的古舊書肆開始轉入蕭條，但在杭州的抱經堂、松泉閣、寶貽齋、大觀樓等書肆中，依然可以尋覓到使人興奮的珍本秘笈。黃裳在《西泠訪書記》、《湖上訪書記》[18]等書話中，記錄了自己訪書杭州的難忘經歷，並且充滿深情地寫道：「白居易的名句『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照我的意思，除了西湖的一半之外，那另一半值得勾留的應該就是杭州的舊書了。」為我們留下了浙東書肆瀰漫著濃郁人文色彩的脈脈餘暉。　　5．上海地區　　若與上述四個地區相比，上海書業的歷史並不久遠，但它卻後來居上，並迅速崛起為中國近代書業的中心與支柱，這主要得益於如下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晚清以還，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空前開放的人文政策，上海成為遠東地區的金融與商業中心，繁榮的經濟又催開了文化事業、特別是出版事業的發展之花。據朱聯保《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一書統計，上海大小不一的公私出版機構，竟然多達500餘家，當時一些名聞全國的大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申報館、開明書店、世界書局等，大多集中在上海。這些機構出版的書刊總量是極其驚人的，其精確的數字現在雖難統計，但可以舉另外一個數字作為參照：《民國時期總書目》「語言文字」分冊凡收書3861種，其中有2500餘種均在上海出版，約佔總數的65％[19]。其二，特殊的政治背景，尤其是外國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成為各類知識分子的聚居地與避風港，從前清的遺老遺少到激進的革命人士，從知名學者到無名作家，從藏書故家到現代出版家，一時風雲際會，聚集一隅，造就了一個極其龐大的圖書需求市場。其三，上海北面之蘇州，西南之浙東，均為書業發達地區，民國時期，兩地有許多舊家的藏書散向上海，譬如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蘇州劉氏玉海堂藏書、鄧氏群璧樓藏書、常熟趙氏舊山樓藏書、杭州崔氏之遺書、南潯劉氏嘉業堂藏書、張氏適園藏書、寧波范氏天一閣藏書、盧氏抱經樓藏書、馮氏醉經閣藏書等等。這些各具特色的藏書，不僅為上海的書市平添了無窮魅力，也為上海書肆的發展提供了強勁後力。總之，正如掃葉山房書肆的啟文所云：「良由海通以來，上海一隅幾為全國之中心點，淹通之儒，博雅之士，與夫豪賈鉅賈，凡欲購販書籍者，無不以滬瀆為挹注之資。故本坊每年銷行各書，北至奉吉，南迄閩廣，西則滇黔邊，東則魯、皖、浙各省，遠而至於東西洋諸名國，郵筒往來，日必數十起，輪軌交馳，寄運靈捷。」[20]上海書業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根據有關資料記載，舊上海的書肆主要集中在福州路、漢口路西段和廣西路一帶以及城隍廟三處。譬如在福州路有：傳薪書局(福州路260號，店主徐紹樵)、文匯書店(福州路397號，店主王昭美)、漢文淵書肆(福州路近福建路處，店主林子厚)、受古書店(福州路近福建路，店主翁培栽)、龍虎書店、廣益書局、博文書局、廣藝書局、國粹書店等等。漢口路西段和廣西路一帶有：抱經堂書局(店主朱遂翔，1938年由杭州分滬)、來青閣(店主楊壽祺，原在福州路近福建路口，後遷至漢口路706號)、來薰閣(店主陳濟川，總店設於北京，上海分店設於廣西路281號)、忠厚書庄(店主黃廷斌，設於漢口路708號)、富晉書社(店主王富三，總店設於北京)、文海書店(店主步恆猷)、漢學書店(店主郭石祺、楊金華，設於漢口路693號)、溫知書店(店主孫助廉)、藝林書店(店主孔里千)、文瑞樓(原設於南市城內，後遷至河南中路廣東路之南)、蟫隱廬(位於漢口路，店主羅振常)等等[21]。城隍廟附近有：飽墨齋、葆光、學海書店、粹寶齋、夢月齋、傳經堂(蓬萊市場內)等等[22]。另外，在其他馬路上，也散布著不少書店，較為著名者有淮海中路上的修文堂(淮海中路近重慶路的五鳳里，店主孫實君)、復興中路上的春秋舊書店、常熟路上的萃古齋(常熟路華山路口，店主於士增)、交通路上的六藝書局、廣西路小花園的古書流通處、愚園路靜安商場內金氏文都書店等等。這樣的繁榮局面一直維持到四、五十年代，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協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曾經根據1947年的《上海行號路圖錄》及1948年的《上海市書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名錄》繪製過一幅「解放前上海福州路」地圖，上面標示的書店僅福州路依然多達50餘家。　　上文我們粗略考述了南北書肆的歷史變遷。值得注意的是，早從明清開始，南北書肆就出現了相互交流的趨勢。翁方綱《復初齋詩注》載：乾隆時，當四庫館臣擬定「校閱某書應考某典」後，隨即「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之」，「是時，浙江書賈，奔輳輦下，書坊以五柳居、文粹堂為最」。五柳居主人陶氏，乃湖州人，文粹堂主人韋氏，乃蘇州人，為了廣搜舊書，兩家每年「購書於蘇州，載船而來」[23]，出現了所謂南書北運的現象。而壟斷琉璃廠書業的則是江西金溪人，他們修建會館，排斥北人，控制著絕大部分的北京書肆，直到光緒中葉以後，北方人始在琉璃廠佔據主導地位，而南方人則退居從屬[24]。至二、三十年代，上海書市火爆，北方書肆紛紛南下，據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載，北京富晉書社自從購下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後，「即設分店於上海，為北方勢力南漸之先聲」。此後，琉璃廠的來薰閣、隆福寺的修文堂等書肆亦接踵而來，南北兩派呈並峙之勢。「北方人秉性勤儉，開支較省，每得一書，不急於求售，既估定售價若干，雖累年不能銷，亦不輕於減削；對待主顧，殷勤恭順，奔走伺候，不以為勞。南方人則較為高傲，視主顧之去來，任其自然，不甘奔走伺候；購進之書，志在急售，不願擱置。故北方之多年老店，常有善本書存儲，南方則絕無僅有而已」。至三、四十年代，北方書肆「浸浸日上」，漸漸凌駕於南派之上，「來薰陳氏、富晉王氏、修綆孫氏，均長住滬店。以前南書北運多獲厚利，今則北書南運，有增無已，既極必反，理固然也」[25]。　　事實上，「南書北運」、「北書南運」僅是南北書肆大交流的一個方面，民國時期的上海書市，還曾通過互設連鎖分店的形式，與華東、華中等地區的書業融為一體，共創繁榮景象。譬如杭州著名的抱經堂書肆曾在上海漢口路。704號開設分部；蘇州老字號書肆掃葉山房，曾在上海南市綵衣街、棋盤街530號及松江西門外里仁街分別開設了「南號」、「北號」、「松號」三家分店；南京書賈朱長圻宣統二年(1910)在南京開設萃文書局，1911年之後則將書肆遷至上海。而上海較為大型的書店亦在全國各地設立分店，如總店設於上海福州路棋盤街口的中華書局，分別在北京、天津、保定、直隸(石家莊)、張家口、奉天、吉林、長春、綏化、濟南、東昌、煙台、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徐州、杭州、溫州、蘭州、南昌、安慶、長沙、衡州、常德、沙市、漢口、武昌、成都、重慶、福州、廈門、廣州、潮州、汕頭、桂林、梧州、雲南、貴陽、邢台、新加坡等42處設立分局。總館設於上海棋盤街中市的商務印書館，分別在北京、天津、奉天、龍江、太原、濟南、西安、開封、成都、重慶、瀘州、漢口、長沙、常德、南昌、杭州、福州、廣州、潮州、蕪湖等20處設立分館。　　除此以外，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著名書肆還先後推出了「函售」服務，每到一批新書，就將其編目刊印，發往全國各地，供學校、圖書館、研究機構、學者及藏書者選購(詳見下文)。總之，通過上述種種方式，大江南北的書市彷彿聯成了一條長河，各種書刊就在其中自由流動，典籍文化的傳播達到了空前廣泛、迅速的境地。

　　二、南北書肆與通俗小說的流通與收藏

　　古代通俗小說絕大部分由民間坊肆刊印，今人韓錫鐸、王清原《小說書坊錄》收錄自宋至清末民初小說書坊多達千餘家，令人驚嘆。而尤其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明清時期的書坊往往集刊印與銷售於一身，換言之，它們既是出版社，同時又是書肆。譬如明代福建建陽余象斗，其身份為小說家、出版商、書肆老闆，在他所刻小說上，常印有促銷廣告性質的文字，苦心營建書坊「雙峰堂」的品牌形象。日本蓬左文閣藏《按鑒演義全像列國評林》，扉頁有四行小字云：「《列國》一書，乃先族叔翁余邵魚按鑒演義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數次，其板蒙舊。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評，以便海內君子一覽。買者須認雙峰堂為記，余文台識。」慈眼堂法庫藏《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首葉上欄文曰：「《水滸》一書，坊間梓者紛紛，偏像者十餘副，全像者止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訛，其板蒙舊，惟三槐堂一副，省詩去詞，不便觀誦。今雙峰堂餘子改正增評，有不便覽者芟之，有漏者刪之，內有失韻詩詞歌削之，恐觀者言其省漏，皆記上層。前後廿余卷，一畫無差別，士子買者可認雙峰堂為記。」[26]再如大連圖書館藏乾隆五十六年(1791)自愧軒刻本《西湖拾遺》，封面鐫有「杭城十五奎巷內玄妙觀間壁青牆門內本衙發兌」雙行牌記[27]，可知自愧軒既刻小說，亦賣小說。這種情形直到清末民初尚未改變。北京琉璃廠的書肆曾刻印過許多書籍，其中小說戲曲的數量頗為可觀，據孫殿起、雷夢水《記廠肆坊刊本書籍》[28]統計有：　　善成堂：《第一才子書》一百二十回，清毛宗崗撰，光緒間刊，硃批本。《南北宋志傳》一百回，明玉茗堂批，光緒間刊。《西遊真詮》一百回，清陳士斌撰，光緒間刊。　　老二酉堂：《說岳全傳》八卷八十回，清仁和錢彩錦文氏編次，永福金豐大有氏增訂，光緒八年壬午重刊。一名《增訂精忠演義全傳》。　　有益堂：《兒女英雄傳》四十回，首回一卷，光緒十四年刊。　　寶經堂：《繡像第一才子書》一百二十回，清毛宗崗撰，光緒間刊。　　文光樓：《忠烈小五義傳》一百二十四回，清石玉昆傳，光緒十六年庚寅刊。《李公案奇聞初集》三十四回，原題惜紅居士編纂，光緒刊。　　二酉堂：《濟公全傳》二十回，原題西湖墨浪子偶拈，光緒庚中重刊。　　文成堂：《繡像升仙傳》八卷五十六回，原題倚雲氏手著，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孟夏重刊。　　聚珍堂：《王希廉評紅樓夢》百二十回，光緒二年丙子刊，木活字本。《紅樓夢影》二十四回，光緒三年丁丑刊，木活字印本。《兒女英雄傳》四十回，首回一卷，光緒四年戊寅刊，木活字本。《想當然耳》八卷，清安福鄒鍾樂生撰，光緒四年戊寅以木活字印本。《忠烈俠義傳》百二十回，清石玉昆撰，光緒五年已卯刊，木活字本。一名《三俠五義》。《濟公傳》二十回，光緒□年刊，木活字本。《聊齋志異拾遺》□卷，光緒間刊，木活字本。《紅樓夢賦》一卷，光緒間刊。　　富晉書社：《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六卷，民國十九年一月與東來閣書庄依明萬曆甲寅山陰朱朝鼎刊本同影印。　　實際上，除刊刻、銷售之外，民間坊肆還曾兼營租賃小說的業務，還曾組織、策劃，甚至親自動手編撰過通俗小說，一句話，坊肆幾乎承擔起了通俗小說流通的全部事宜。正因為如此，明清政府才屢屢將禁毀的主要矛頭對準在坊肆身上，不僅明確頒令「不準開設小說坊肆，違者將開設坊肆之人，以違制論」[29]，而且幾乎每道禁令均有「示仰各書鋪稅書鋪人等知悉」、「示仰各書坊肆，並有一等專賃淫詞小說書鋪及外來書估，蘇城內外畫鋪古董鋪人等知悉」之類針對性的語詞。道光十七年(1837)，蘇州地方政府頒令禁書，十月十二日，蘇州書業堂、掃葉山房、酉山堂、興賢堂、文淵堂、桐石山房、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樓等65家書肆被迫響應，在邑廟訂立《公禁淫書議單條約》，規定「凡有應禁淫書板本，各坊自行檢出赴局呈繳，照議領價」；「外省書友來蘇兌換者，先將捆單交崇德書院司月查明，如有應禁書籍，即行交局銷毀」；「大新板每塊一百文，大舊板每塊七十文，片頭新板每塊八十文，片新板每塊六十文，舊板每塊五十文，灘頭小片每塊二十文，唱本板每板三十文，書本照批價洋銀對扣，倘有模糊不全者，照數減半，抄本每十頁五文，每頁以四百字為準」[30]云云。從上述內容可知，坊肆不但藏有極其豐富的小說書板、刊本及抄本，還常常通過書肆間的交流協作，將小說行銷各地，所有這些，都大大促進了通俗小說的流通與傳播。　　如果說明清時期的通俗小說，更多還只是一種娛樂性文學讀物的話，那麼到了民國以後，隨著其社會地位、文學地位的提高，通俗小說逐漸被擺上了學者的書桌，成為研究之對象與資料。但是「這一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古書，在圖書館裡是不大有的」[31]，要進行研究，首先必須自己去搜訪文本。因此，一些著名的小說研究者，諸如馬廉、孫楷第、鄭振鐸、阿英、周越然、趙景深、胡士瑩、陳汝衡等等，同時也都是通俗小說的收藏家。綜觀他們的收藏經歷，我們不難發現：通過書肆苦心收羅乃是其共同的、也是最為重要的手段。這裡，不妨稍舉幾個例子：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馬廉稿本《不登大雅文庫書目》，收錄了馬氏所藏古代通俗小說208部，其中有不少註明了所購書肆的名稱，據筆者統計，購自「來薰閣」者共有18部：《比目魚》、《海遊記》、《霞箋記》、《定鼎奇聞》、《鬧青樓》、《寫真幻》、《續四才子書鳳凰池》、《竹閑堂新編小史警寤鍾》、《新編風流和尚》、《新刻痴婆子傳》、《二續金瓶梅》、《貪歡報》、《三遂平妖傳》、《十二笑》、《西湖二集》、《二刻醒世恆言前後集》、《小野新編催曉夢》、《小說奇言》。購自「九經」者有8部：《新編宿花心》、《續金瓶梅》、《蜃樓志》、《新鐫繡像小說貪欣誤》、《再求鳳傳意外緣》、《新編桃花艷史》、《前七國孫龐演義後七國樂田演義》、《新鐫重訂出像注釋通俗演義東西兩晉志傳題評》。購自「保萃」者有3部：《虎丘花畔逸史花陣奇》(即《女開科傳》)、《兒女英雄傳評話》、《新刊按鑒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全漢志傳》。購自「文友」者有3部：《醒世恆言》、《警世通言》、《型世奇觀三刻拍案驚奇》。購自「帶經」者有《採花心》。購自「瑞文」者有《石點頭》。購自「文祿」者有《青瑣高議》。購自「述古」者有《綉谷春容》。購自「遽雅齋」者有《新鐫古本批評繡像三世報隔簾花影》。購自「文萃」者有《筆耕山房弁而釵》。購自「保古」者有《紅樓夢》。合計39部，約佔了總數的18．4％。　　鄭振鐸《西諦書目》著錄通俗小說682種，堪稱小說收藏之冠。而從《西諦書話》的有關記載來看，這些小說，多半也是購自林林總總的南北書肆。熱衷於古籍收藏的鄭振鐸與各地書肆均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在《求書日錄》中寫道：「我所接見的全是些書賈們，從絕早的早晨到上了燈的晚間，除了到暨大授課的時間以外，我的時間全耗於接待他們，和他們應付著，周旋著。我還不曾早餐，他們已經來了。他們帶了消息來，他們帶了『頭本』來，他們來借款，他們來算帳。我為了求書，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們。有的來自杭州，有的來自蘇州，有的來自徽州，有的來自紹興、寧波，有的來自平、津，最多的當然是本地的人。」[32]其中有赫赫有名的來青閣書肆老闆楊壽祺、中國書店老闆郭石麟、抱經堂書肆老闆朱遂翔、富晉書社主人王富晉等等，正是通過這些書賈的四處搜訪，鄭振鐸才能時有所獲。上海被日本侵佔以後，鄭振鐸隻身在「孤島」中為搶救國家典籍文化而拼搏奮戰、嘔心瀝血，成績卓著，不過，倘若離開了無數大小書賈的幫助，恐怕也將力不從心。在這段艱難的歲月里，他的小說收藏日見豐厚，1940年1月18日，鄭振鐸在日記中云：「午餐後，回家整理小說書。大致已完畢，共凡九箱，普通本子的小說已經應有盡有，惟『善本，尚不甚多耳。」[33]多年以後，他回想自己手藏通俗小說的經歷，不無感慨地說：「常與亡友馬隅卿先生相見，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說、戲曲和彈詞、鼓詞等書的，取書共賞，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頗有『空谷足音』之感。其後，注意這類書者漸多，繼且成為『時尚』，我便很少花時問再去收集它們了。但也間有所得。坊友們往往留以待我，其情可感。遂也不時購獲若干。」[34]對書友及書賈的感念溢於言表。　　其他小說收藏、研究者的購書經歷也與馬、鄭兩人相彷彿：譬如阿英曾穿梭於上海(西門、城隍廟)、蘇州、浙東等地的古舊書肆中，尋覓他所鍾情的通俗小說，他與書賈的聯繫也十分緊密，特別是杭州書肆松泉閣主人王松泉，專替阿英收集「晚清資料和戲曲小說」[35]，1936年，阿英從餘姚盧氏家中一舉購得小說600多冊，功勞更應全部歸於王松泉。譬如以收藏明清艷情小說而蜚聲舊上海的周越然[36]，亦曾流連忘返於中國書店、來青閣、蟑隱廬、漢文淵、積學齋、富晉、忠厚、受古等書肆冷攤，終於淘得《姑妄言》、《素娥篇》、《空空幻》、《桃花庵》等海內孤本小說。譬如說書史研究專家陳汝衡所著《說苑珍聞》，提及不少珍藏稀見小說(如民國四年國學維持社本《揚州夢》、鉛字排印本小說《醒世小說》等)，其來源亦多為古舊書肆。類似的書林掌故甚多，不贅舉，在整個小說傳播、收藏過程中，南北書肆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乃是不爭的事實。

　　三、近代書肆營業書目所見通俗小說

　　書肆編訂營業性書目的做法，明清時期便已有之，譬如明代刻書中心福建建寧地區，就曾編有《建寧書坊書目》[37]。刻書家余象斗則在《新鋟朱狀元芸窗彙輯百大家評註史記品萃》(1591)中，自列書目一份，輯錄了他已刻及將刻之書60多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刑科給事中劉楷奏：「臣見一二書肆刊單出賃小說，上列一百五十餘種，多不經之語，誨淫之書，販買於一二小店如此，其餘尚不知幾何。」[38]明清兩代活躍於江浙地區的湖州書船，販書時亦多備有書目，等等。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建寧書坊書目》僅見存於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史部·簿錄類」，有名而無實；余象斗開列之書均為科舉圖書，未錄一部小說作品；劉楷所云小說租賃鋪的書目，儘管篇目多達150種，然無一傳世，難窺其詳；至於湖州書船書目，雖然可以推測烏程小說家凌漾初之《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等小說，極有可能被他的晟舍鄉親列入書目，但由於至今未曾發現過一份書船書目，這種推測的可靠性亦無法保證。總之，因為文獻資料的匱乏，明清書肆營業書目與通俗小說的關係，目前尚難作出更為深入的研究。　　至清末時期，通俗小說的社會地位獲得較大提升，出版、銷售小說已不再是件非法或見不得人的事情，而是可以名利雙收的美差，南北書肆也不再像余象斗那樣，明明刊刻了許多通俗小說，卻不敢理直氣壯地列入自家的書目。於是，通俗小說之名屢屢見諸各書肆之營業書目。譬如光緒三年(1877)尊聞閣主《申報館書目》，其「申報館新印書籍總目·章回小說類」收錄《儒林外史》、《紅樓夢補》、《西遊補》、《水滸後傳》、《快心編》、《林蘭香》等6部通俗小說。光緒五年(1879)縷馨仙史編成《申報館書目續編》，「小說類」著錄《台灣外紀》、《女才子》、《雪月梅》、《青樓夢》、《何典》等5部通俗小說，標明冊數及售價。再如宣統元年(1909)上海科學書局《各種木版書目提要》，這是目前所知較早大規模收錄通俗小說的書肆營業書目，分類龐雜，末為「小說傳奇筆記遊記」，著錄通俗小說凡92部：　　《鏡花緣》、《萬花樓》、《七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禱杌閑評》、《嶺南逸史》、《聖朝鼎盛》(即《萬年青》)、《七劍十三俠》、《五虎平西南》、《蕩平奇妖傳》、《草木春秋》、《英烈傳》、《雪月梅》、《封神演義》(卓批)、《後西遊記》、《龍圖公案》(《包孝肅公百斷》)、《海公大紅袍》、《精忠說岳傳》、《覺世十二樓》、《粉妝樓》、《九種奇情聽月樓》、《韓湘子》(即《九度文公》)、《麟兒報》、《雙鳳奇緣》、《七國志》(即《孫龐演義》)、《醉菩提》、《結水滸傳》(即《後五才子》)、《儒林外史》、《清史演義》、《正續兒女英雄傳》、《花月痕》、《繪芳錄》、《女仙外史》、《綺樓重夢》、《五劍十八義》、《金台傳》、《前後三門街》、《迴鑾始末記》(即《西巡大事記》)、《漢宋奇書》、《四游合傳》、《羅通掃北》、《薛仁貴徵東》、《薛丁山征西》、《蝴蝶媒傳》、《禪真逸史》、《海上百花趣樂》(即《花列傳》)、《永慶昇平傳》、《白牡丹》、《前後七星六煞》、《仙卜午緣》、《鐵冠圖》、《劉公案》、《英雄大八義》、《英雄小八義》、《廿四史通俗演義》、《施公案》(《百斷奇聞》)、《彭公案》、《濟公傳》、《東西漢》、《拍案驚奇》、《宋太祖三下南唐》、《第一才子書》(即《三國志》)、《第二才子書》(即《好逑傳》)、《第三才子書》(即《雙關奇緣》)、《第四才子書》(即《平山冷燕》)、《第五才子書》(即《水滸》)、《第六才子書》(即《西廂記》)、《第七才子書》(即《琵琶記》)、《第八才子書》(即《白圭志》)、《第九才子書》(即《捉鬼傳鍾馗記》)、《第十才子書》(即《一笑緣》)、《東西晉》(即《後三國志》)、《鋒劍春秋》(即《後列國志》)、《隋唐志》(李贊單編)、《薛剛反唐傳》、《說唐傳》、《五代殘唐》、《南宋飛龍傳》、《北宋楊家將》、《奇情雅趣》、《西遊記》、《今古奇聞》、《仙俠五花劍》、《西湖佳話》、《五女興唐》、《青樓夢》、《東周列國》、《游江南》。　　民國以後，南北書肆印行營業書目十分普遍，這一現象與舊書業實行明碼標價制，推出函售服務的改革有關。南北書肆中究竟哪一家率先實行此項改革，今已難確考。光緒、宣統時期的《申報館書目續編》(1879)及《商務印書館書目提要》(1909)，所錄諸書已均標明冊數及售價。而在推行過程中，上海的兩個著名書肆——古書流通處與中國書店，則起了比較重要的示範作用。朱遂翔《杭州舊書業回憶錄》稱：「民國五年(1916)，上海有古書流通處之創設，主人為海鹽陳立炎，頗有閱歷。初出書目，但無訂價，仍以討價還價之方式行之；至第二期書目，各書始有定價，凡同行或熟人及圖書館向購可打九折，門市則無折扣。」而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則云：「自中國書店目錄標明定價後，力求與外埠主顧通信交易，嗣後來青閣、抱經堂等繼起效仿，漸次造成通信交易之習慣。」此後，刊印書目、標明價格、允諾折扣，成了各地書肆慣用的經營手段，所謂「每有所得，隨時印送書目，刊登廣告，以備四方顧客之採擇」[39]。這樣的改革措施，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南北典籍的流通，也使書肆取得了很好的經濟實效。抱經堂老闆朱遂翔稱：「杭州出書目最早者，為余之抱經堂書局，開始即逐部標明售價，以示毋欺」，「數年後營業蒸蒸日上」，「各同業以利之所在，亦皆紛出書目，從事競爭」；而在上海方面，「以蟫隱廬及中國所出之書目為最好，且最完備，每年出一次，日本人購者為多。富晉書社及來青閣等書店以先後繼起，發刊書目；而彼時之北京書目，都不肯南寄，因定價較高，恐南來購書受其影響也。自此以後，南北書店皆有書目，亦皆有定價，其價格率互相參考而訂定之」。　　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如此眾多的書肆營業書目中，古代通俗小說已經牢牢佔據了一席之地，下面，僅就筆者所見稍舉若干例：　　1．《食舊廛書目》(1914)「子部」錄通俗小說《醉菩提》、《水石緣》。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　　2．《千頃堂書局木版書目錄》(1915)，錄《詳註燕山外史》、《閱微草堂筆記》，標明冊數及售價。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　　3．《山東省官書局書目》(封面印有「武進謝利恆先生之書其子璉穗珊臨等保有之民國十年」，則至少應編定於1921年之前)「雜學類」收錄通俗小說70餘種，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4．《中國書店書目77(1926)「集部」錄通俗小說14種，標明卷回數、冊數及售價。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　　5．《北京直隸書局舊書目》(1926)「通行書籍類」錄《儒林外史》，標明冊數及售價。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　　6．《抱經堂書目》(1929)，「子部」文言之後錄通俗小說30種，標明卷回數、冊數及售價。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　　7．《上海廣益書局圖書目錄》(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509—510號，河南路英租界。分設：北京、漢口、長沙、天津、開封、廣州)「小說部」錄通俗小說160餘種。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　　8．1931年11月，富晉書社收購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後，編印《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錄》，錄通俗小說82種，標明版本、冊數及售價。　　9．《來青閣書目》(1933)「集部」錄通俗小說33部，標明冊數、售價。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10．《受古書店舊書目》(1934)「總集」錄通俗小說45部，標明版本、冊數及售價。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11．《通學齋書目》(1935)「子部·小說家」錄通俗小說45部，標明冊數、版本及售價。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12．《來青閣書庄大廉價書目》(1936)「集部」錄通俗小說24部，標明冊數、版本及售價。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13．通學齋主人孫殿起《販書偶記》(1936)「子部·小說家·演義」錄通俗小說19部，標明作者、版本及回卷數。中華書局1959年重印本。　　14．《來青閣臨時書目》(1940)「集部」錄通俗小說33部，標明冊數、版本及售價。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15．《抱經堂書局上海分局舊書目錄》(1942)「子部」錄通俗小說38部，「補遺」錄3部，註明紙張、冊數及售價。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16．《杭州抱經堂書局總店舊書目錄》(1942)「子部」錄通俗小說55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事實上，書肆營業書目著錄通俗小說，並不僅僅是書商的促銷行為，我們認為，它至少具有這樣三個層面的特殊意義：　　其一，為急於收集小說文本的收藏家和研究者提供購書便利，促進了通俗小說的流通與傳播。鄭振鐸先生愛好購藏小說戲曲，這是書肆中人熟知的事情，所以一旦收到新的小說書籍，書賈們或親自送貨上門，或將營業書目寄上，供其選購，就連「杭州諸肆亦每寄臨時目錄來」[40]，都希望能與這個大買主保持良好的關係。在兵荒馬亂的歲月，鄭振鐸先生以一人之力，能購藏通俗小說達680餘種，其中依賴各地書賈及書肆營業書目之處者亦多矣。周越然曾在書話《幸運》中，記載了一次利用書肆營業書目購書的經歷，他購小說書多年，「最難得的秘本，　　倒是分量不大的《痴婆子傳》和《燈草和尚》兩種」[41]，久覓不得，忽於1941年11月7日清晨，收到杭州某書鋪寄到的書目，其中竟然恰好有此二書，周大喜過望，即去快信購下，正是得來全不費工夫。類似的故事在今天看來，或許頗有傳奇性，但在書肆書目盛行的民國時期，實在普通至極。　　其二，為後世保存了極其難得的通俗小說書目史料，這恐怕是當年的書肆老闆們也不曾想到的。自晚清至今，百餘年的天災人禍、滄桑變幻，古籍經受了許多磨難，毀損嚴重，很多昔日插架於南北書肆之中的典籍，今已煙消雲散，不知蹤跡，通俗小說自亦不例外。而值得慶幸的是，若干小說篇目卻賴書肆營業書目留存下來，即便只是一鱗半爪，也彌顯珍貴。我們曾從有關書肆營業書目中，考得若干失載於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江蘇社科院《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大蟓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及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諸書的稀見通俗小說，譬如：　　1．《濟顛小說》，不分卷，一冊，殘存一至四十四頁，無序目，不題撰人，約清乾隆年間刊本，與目前所見的幾部濟公小說均不同。見《珍本善本書目》，上海古籍書店1959年油印本。　　2．《說夏中興傳》，又名《少康中興傳》，八十回，十二冊，清嘉慶稿本，題「紅白散人撰」，有嘉慶九年(1804)紅白散人自序，嘉慶十年(1805)景陳序，雲「陳丈父執也，吾吳名諸生」，知作者姓陳。另有苕溪渴睡漢序。見《珍本善本書目》第二編，上海古籍書店1961年編。　　3．《錯中錯》[42]，二卷，竹紙八冊，清周道昌撰，道光懷清堂刻本。見《中國書店三十年所收善本書目》「集部。小說類」，中國書店1982年編。　　4．《新編香閣艷史》，四卷十二回，竹紙三冊，題「酌月軒編次」，醒世書屋藏板，內容不詳，從書名看，蓋為艷情小說。見《中國書店三十年所收善本書目》「集部·小說類」，中國書店1982年編。　　5．《新編宿世良緣》，四卷十二回，竹紙兩冊，題「樂善主人編」，積德堂藏板。見《中國書店三十年所收善本書目》「集部·小說類」，中國書店1982年編。　　6．《巫山奇遇》[43]，二卷，竹紙二冊，題「廣野居士編」，抄本。見《中國書店三十年所收善本書目》「集部·小說類」，中國書店1982年編。　　7．《海上近聞》，凡八卷一冊，清光緒抄本，系神怪小說，光緒年間吳縣錢國錄。見《珍本善本書目》第三編，上海古籍書店1961年。　　8．《海上花天酒地傳》，內容或演舊上海風月故事。光緒白紙石印袖珍本，凡四本，售價三元。見《杭州抱經堂書局總店舊書目錄》(1942)，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按：著名小說收藏家胡士瑩先生曾藏有此小說，木刻本，二冊，標價一元六角，見《胡宛春藏書目錄》(抄本)。另晚清此類題材的小說頗多，有《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海上百花趣樂演義》等，未知與此書之關係。　　9．《迴鑾始末記》，又名《西巡大事記》，內容不詳，見上海科學書局《各種目版書目提要》(1909)「小說傳奇筆記遊記」，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10．《前後七星六煞》，內容不詳，見上海科學書局《各種目版書目提要》(1909)「小說傳奇筆記遊記」，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11．《繪圖拳匪紀略》，內容或敘義和團之事，售價為三角，見《上海廣益書局圖書目錄》(未署年月)「小說部」，上海辭書出版社藏書室藏。另上海科學書局《各種目版書目提要》(1909)「小說傳奇筆記遊記」亦曾著錄。　　12．《興清傳》，內容不詳凡四本，見《山東全省官書局書目》(編訂於1921年之前)「雜學類」，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13．《繪圖四淫齊》，內容未詳，售價為一角，見《上海廣益書局圖書目錄》(未署年月)「小說部」，上海辭書出版社藏書室藏。　　14．《繪圖六月雪》，內容未詳。售價為三角，見《上海廣益書局圖書目錄》(未署年月)「小說部」，上海辭書出版社藏書室藏；另《山東全省官書局書目》(編訂於1921年之前)「雜學類」亦著錄，凡八本。按：阿英《晚清小說目》錄有靜觀子《六月霜》，十二回，宣統三年(1911)改良小說社刊印，二冊。未知兩書有無關係。　　15．《圖象新撰五劍十八義前後傳》，四冊，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見《山東省圖書館藏古籍書目》第八種「文學藝術」第一輯「小說·說部」，1958年該館鉛印本。另上海科學書局《各種木版書目提要》(1909)「小說傳奇筆記遊記」亦錄《五劍十八義》。《上海廣益書局圖書目錄》(未署年月，藏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小說部」錄作《繪圖五劍十八義》，標價為三角。　　16．《忠節全傳》，十六卷，四本一函，木板，當時售價大洋三角，作者、內容未詳。載《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錄》「小說類」，1931年富晉書社出版。　　另外，在書肆的營業書目中，也保存著不少通俗小說的版本資料。譬如胡士瑩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補》就曾根據《屯溪舊書店書目》、《北平保古齋書目》等書增補了小說的稀見版本17種：八卷本《列國志傳》、明末刊本《鎮海春秋》、明長春閣藏版《後七國志樂田演義》、明種德堂刊本《新鍥京本通俗演義按鑒全像三國志傳》、明建陽書林刊本《二刻按鑒演義全像英雄三國志傳》、明末刊本《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鑒演義通俗三國志傳》、明書林余應詔重刊本《全像演義皇明英烈志傳》、康熙寫刊本《都是幻》、康熙寫刊本《豆棚閑話》、明末刊本《龍圖公案》、明書林景生楊文高刊本《新刻京本通俗演義增像包龍圖判百家公案全傳》、康熙寫刊本《賽花鈴》、康熙刊本《人月園》、康熙寫刊《筆梨園》、明建陽刊本《全像封神傳》、明末凌氏刊本《二刻英雄譜》；乾隆九如堂刊本《西遊證道書》。　　其三，為通俗小說書目學研究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一些較早收錄通俗小說的書肆營業書目，譬如《申報館書目》(1877)、上海科學書局《各種木版書目錄》(1909)、《上海廣益書局圖書目錄》、富晉書社《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錄》等，已成為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1932)問世之前十分重要的幾份通俗小說書目。不僅如此，書肆營業書目在「子部·小說」或「集部·通俗小說」著錄通俗小說，也為目錄學界探索通俗小說著錄的合理位置進行了可貴的嘗試，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注釋：　　[1]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　　[2]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　　[3]參見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一章「概述」，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　　[4書肆名目繁多，茲不贅引，詳見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三章「書肆變遷記」，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　　[5]參見雷夢水《書林瑣記》，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　　[6]原載《文物》1980年第11期，後收入《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年版。　　[7]參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編《江蘇刻書》之「明代刻書」及相關「附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見載於《白下瑣言》，轉引自紀果庵《白門買書記》，載《蠹魚篇》，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9]紀果庵《白門買書記》，載《蠹魚篇》，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清余治《得一錄》卷十一之一，轉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1]參見《吳縣為重建書業公所興工禁止地匪借端阻撓碑》(1874)，載《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版。　　[12]原載1938年5月9日《文匯報》副刊《世紀風》，收入錢瓔、錢小惠選編《阿英書話》，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　　[13]文載張靜廬主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卷，中華書局1959年版。　　[14]參見黃裳《訪書》，載鍾敬文、張岱年、鄧九平主編《竹窗記趣》，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　　[15]參見黃裳《蘇州的書市》，文載鍾敬文、張岱年、鄧九平主編《竹窗記趣》，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　　[16]參見劉鎮偉等編著《明清小說敘錄》，大連出版社1995年版。　　[17]光緒《烏程縣誌》卷二十九引《湖錄》，轉引自陳學文《論明清江南流動圖書市場》，載《浙江學刊》1998年第6期。　　[18]分別見於陳鱧《新坂士風》、《贈苕上書估》，嘉興圖書館藏本，轉引自陳學文《論明清江南流動圖書市場》，載《浙江學刊》1998年第6期。　　[19]參見黃裳《湖上訪書記》，文載鍾敬文、張岱年、鄧九平主編《竹窗記趣》，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　　[20]參見邱崇丙《民國時期圖書出版調查》，文載《出版史研究》第2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4年版。　　[21]參見《掃葉山房書目》首之長篇啟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室藏本。　　[22]參見朱聯保《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學林出版社1993年版。　　[23]參阿英《小說閑談》之《城隍廟的書市》、《西門買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4]參見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載孫殿起《琉璃廠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　　[25]參見李雪梅《近代的南北書肆》，載《文史知識》1998年第5、6期。　　[26]參見苦竹齋主《書林談屑》，文載張靜廬主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卷，中華書局1959年版。　　[27]參見王古魯《日光訪書記》，載《風雨談》1944年第9期。　　[28]參見劉鎮偉等編著《明清小說敘錄》，大連出版社1995年版。　　[29]參見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三章「書肆變遷記」，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　　[30]《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八一，轉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1]清余治《得一錄》卷十一之一，轉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2]參見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文載《西諦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　　[33]文載《西諦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　　[34]參見鄭振鐸《求書日錄》，文載《西諦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　　[35]參見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文載《西諦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　　[36]參見黃裳《湖上訪書記》：「松泉閣主人王松泉是一位可以談談的書友，他和阿英相熟，常替他收集晚清資料和戲曲小說」，載鍾敬文、張岱年等主編《竹窗記趣》，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　　[37]參見拙文《周越然及其藏書考略》，載《文獻》1999年第1期，《周越然與明清小說》，載《浙江學刊》1998年第2期。　　[38]明末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吏部·簿錄類」。　　[39]清琴川居士《皇親奏議》卷二十二，轉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0]參見《抱經堂書目》（1929）第4期末朱遂翔啟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室藏。　　[41]參見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文載《西諦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　　[42]文載周越然《書書書》，1944年5月上海中華日報社出版。　　[43]國家圖書館藏有道光九年懷清堂刊本《錯中錯》二卷，四冊，題「瀛海勉痴子偶編」，前有周道昌的「錯中錯小引」。然此書為戲曲，共三十六齣，上下卷各十八出。未知中國書店何以將戲曲著錄於「集部·小說」?或者，另有《錯中錯》小說存世，所演與戲曲同一題材，暫且存疑。　　[44]2003年夏，筆者於申江舊肆廉值購得《巫山奇遇》小說，1935年10月中央書店(上海)鉛排本，巾箱小本一冊，根據書首所附「襟霞閣主人」(即民國中央書店老闆平襟亞)序言，知《巫山奇遇》小說，乃是他以十金的價格購於舊書肆，刻本一卷，刊印頗佳，原署「廣野居士述、北郭遁叟校」，與《中國書店三十年所收善本書目》著錄，洵為同一作品；所不同者，中國書店為抄本二卷。今此刻本、抄本均已不知下落。另據筆者研究，《巫山奇遇》實乃明代中篇文言傳奇小說，至遲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經佚名者(疑為書賈)的刪改、增補後，易名為《雙雙傳》，編入《風流十傳》和清初余公仁的《燕居筆記》等通俗類書，得以流傳至今。詳細參見拙文《新發現明中篇傳奇小說(巫山奇遇)考略》，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