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凈法師：念佛不忘救國 救國必須念佛的弘一大師

編者按：2012年6月17日至20日，「第四屆海峽論壇?閩台佛教文化交流周」在福建泉州舉行。文化交流周上將舉行弘一法師紀念館新館剪綵儀式，《南山五部》善本再造新聞發布會等一系列活動。通過佛教增強兩岸間的文化交流，促進彼此互信互動、互助互融的發展與共榮。期間還專門舉辦了以「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弘一法師?佛教精神?中華文化」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研討會上閩南佛學院第二屆碩士研究生心凈法師發表了題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之愛國愛教精神永存常新》的論文，本文闡述和分析了大師「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主張和其愛國愛教精神，包括大師愛國愛教的思想基礎、救國與念佛的不二結合以及現實意義。論文節選內容如下：

我們仰慕大師，就應了解大師，弘一大師的一生可分出家前後來說，以他的「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主張為契入點來看，大師的愛國愛家主張是在出家前就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弘一法師，俗名以李叔同最為人知，他原籍浙江平湖，父名世珍，字筱樓，清同治四年（1865）會試中進士，曾官吏部。後來在天津改營鹽業，家境頗為富有。雖然李叔同五歲時，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但他還沒有失去讀書的條件。如《弘一大師傳》所載：

「李叔同的幼年也和一般當時的文人一樣，攻讀《四書》、《孝經》、《毛詩》、《左傳》、《爾雅》、《文選》等，對於書法、金石尤為愛好。他十三、四歲時，篆字已經寫得很好，十六、七歲時曾從天津名士趙幼梅（元禮）學填詞、又從唐靜岩（育厚）學書法……還有一點以前傳記本曾提到的，是他在遷居上海以前，曾以「文童」進過天津縣學，受過八股文（當時稱為時文）的嚴格訓練。」

可見，李叔同開蒙即學習儒學等傳統文化，所以弘一大師從童年時代，接受的是良好的齊家、治國、修身的教育。所謂傳統文化即指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文化，是中國歷史上以個體農業經濟為基礎、以宗法家庭為背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的社會文化體系。主要包括儒學、美德、禮儀、民族精神、榜樣、誠信、和諧觀、負面道德經驗等方面。它有著悠久歷史，是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集體勞動和智慧的結晶。在傳統文化的培養和熏陶下，大師的思想與行為逐漸成熟，形成了他的人生觀包括倫理道德、審美、價值等觀念。但這些都圍繞著一個核心，那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師的學識在當時即已齊身於名流雅士。

然而，大師並沒有固步自封，在上海又進南洋公學特班，成績優秀，結交有學之士。後因學生罷課學潮全體退學而離開公學。

在新思潮的影響下，也就是社會動蕩、改良改革風起的時代背景下，他的愛國主義救國思想已根深蒂固。這在他隨後所從事的活動和所寫的詩詞文章中可見體現。如：康梁變法失敗後，李叔同到上海刻印明志：「南海康梁是吾師」！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時候，他譜一曲慷慨激昂的《滿江紅》，以誌慶喜：

「皎皎昆崙山頂月，有人長嘯。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屍骸暴。盡大江東去，余情環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山河，英雄造。」

實際上，它不僅是口頭上的激進，在行動上也是激進的，如：1905年4月決心東渡日本留學，臨行填了一闋《金縷曲》，留別祖國並呈同學諸子。詞曰：

「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枝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

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

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來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

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凄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這些激昂慷慨，蕩氣迴腸的文詞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精神。「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雖然體現他的自負同時也體現了他對現實的認識——感到空談畢竟是沒有用的，為了民族為了國家他長夜難眠，以「心肝剖」這樣的犧牲精神去日本留學。在留學期間，他也是為救國而努力學習。亦如余世存所介紹：

「在日本留學期間，獨力編輯《音樂小雜誌》，在日本印刷後，寄回國內發行，力促祖國新音樂的發展。又編有《國學唱歌集》一冊，在國內發行，這些在中國新音樂史上都起到了啟蒙的作用。在日本除在東京美術學校學習油畫外，他還在音樂學校學習鋼琴和作曲理論；同時又師從日本戲劇家研究新劇的演技，與同學曾延年等組織了第一個話劇團體『春柳社』。1907年春節期間，為了賑濟淮北的水災，『春柳社』首次在賑災遊藝會公演法國小仲馬的名劇《巴黎茶花女遺事》，李叔同（藝名息霜）飾演茶花女，引起許多人的興趣，這是中國人演話劇最初的一次。歐陽予倩受了這次公演的刺激，也託人介紹加入了『春柳社』。」

留學歸國後，他從事教育工作，可謂盡己所能。馳名於藝術教育界，是我國最初出國學習西洋繪畫、音樂、話劇，並把這些藝術傳到國內來的先驅者之一。用他的學生豐子愷先生的話說：「文藝的園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他教學認真負責，形式靈活，很有移風易俗的魄力，力求使新學思想融入藝術教學中。

大師的出家之舉，也絕非偶然，更不是一時衝動，大師的生母就是虔誠的佛教徒，大師從小受母親的影響、家庭的熏陶。不僅有信仰，同時具有佛教徒一樣敏銳的無常觀，這些在上述的事迹中也有所體現。他不恪守陳規，隨時事因緣的變動而調度自己的人生方向。正如余世存所評價的：

「在日本留學時，他接受了西方寫實主義繪畫教育，在審美思維和人生追求上漸趨務實，一掃過去以『修身、齊家』為目標的『以學致仕』的儒學體系，逐漸確立了『以美淑世』、『經世致用』的教育救國的理想取向。」

同時他也調適自己悲天憫人的情感，由傷痛化為力量。一首久傳世間的《離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體現了他對於佛教所講的「苦空無我」的樸素認知、對人生無常苦多感悟，他出家後，曾自研習《佛說無常經》並寫下敘，號召居士印刷流布，也號召人們體會無常之理。

因此，大師出家前後的思想是一致的並非厭世。

他一貫的風格就是做事認真，出家後，摒棄一切俗事，披閱《四分律》和唐代道宣、宋代元照的律學著述。並寫成現在佛教流通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除此之外弘一大師在律學方面還有：《在家律要之開示》、《問答十章》、《征辨學律義八則》、《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法式凡例》、《佛說無常經敘》、《律學要略》。弘揚在家出家戒法，號召人們嚴行戒律。

由此，可見大師弘律的悲切之心。正如《弘一大師傳》所評：「用王國維說李後主的話，他有宇宙人生之悲及其承擔」。弘一大師不僅為佛教文獻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也為國家民族留下了寶貴的文化精神財富。而且，為佛教徒的行為規範做了匡正，他成為律宗一代宗師。他持戒念佛，主張「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念佛與救國不相矛盾。都是為了實現和平，創建美好的未來。大師出家時是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在他的號召下，佛教徒的愛國熱忱和救國行動層出不窮。

「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也是他對佛法「不二」思想的體悟，是他般若智慧的體現、禪境界的物化。大師把他前半生所學所教與後半生的佛法教育相結合，弘法利生，留下了大量的佛教墨寶——經句禪聯，他曾在閩南佛學院任教，為佛教培養人才。

同時大師的修學體驗也給後世佛弟子留下了精神財富，大師曾在閩南閉關多次。他在實踐著佛陀的教誨。大師臨命終時，留下了「悲欣交集」四字，雖是絕筆，卻表達了他告別人世前的心境。可謂悲的是世間苦人多，因被七情六慾所纏縛；欣的是自己的靈魂如蛻，即將告別娑婆，赴於凈土；對自己最終得到超越的歸境頗感欣慰。這不僅是對他一生修學、奉獻的肯定。同時也是對世人的警勸——勿要執迷於人生表象，要獲取正覺正悟，佛法是可以實踐的。

弘一大師提出並實踐的愛國愛教的主張，也是歷來佛教徒所提倡的。亦如道安大師曾說「法依國主」就是這個道理，沒有國家作為依護，我們還談什麼念佛。所以，無論是否是佛教徒都必須憂國愛國。「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是佛教菩薩權實二智圓融結合的體現。權實二智圓融，在任何時候都不過時。在認識「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精神價值上，不能存有片面的看法。念佛追求極樂世界，創造極樂世界的精神，反映了人們建設美好家園，創造美好生活的熱切願望，具有豐富的內涵和時代價值，這與愛國主義是一致的。

因此，「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精神永遠不會過時。因為，弘一精神是在中國民族最危難時期的救國救民實踐中孕育和錘鍊出來的高尚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內涵著人類道德的最精華的成分，代表了人類進步的最核心的價值趨向。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愛國、追求和諧社會生活的人生觀，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是鼓舞人們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精神動力。即使不是佛教徒也應該具備，可以說，作為佛教徒在這方面或多或少的都做得很好。

由此可見，大師的愛國愛教精神隨處體現。如果能按大師所說不犯殺盜等戒，不僅是好教徒，也才是真正的好公民。也有人認為，現代是知識爆炸的時代、科技時代，經濟時代，誰還念佛誰還學佛，學佛者是迷信。那麼，試看大師的開示，其中大理不就是社會科學嗎？大師所提倡的戒律，不就是在維護法律、在維護社會的安定嗎？我們看到，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中，無論條件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也無論社會發生什麼樣的改變，大師的愛國愛教的精神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