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前沿丨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三）

李仁淵

作者簡介：李仁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系博士，博士論文「Making Texts in Villages: Textual Production in Rural China during Ming-Qing Period」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14)。

原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近代中國研究集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4輯，第213-254頁。

感謝李仁淵博士授權本公眾號轉發。

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三）

文/李仁淵

三、閱讀、思想與社會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知道歷史學家想要弄明白「讀物—閱讀—讀者」這個閱讀歷程的各個環節，而研究者也明白，這各個環節都是鑲嵌在特定時空的社會脈絡當中，與當時的各種社會有所互動。無論是讀物是如何製造與流通，或是哪些社會變動產生了新讀者。另方面，這樣一個閱讀環節，其核心所在便在於文本意義的傳遞。過去研究取向中將文本負載的意義等同於事實的這種作法已經受到挑戰。大家已經清楚論述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差異，例如晚清期刊中有許多倡導女權或討論公共事務的文章，並不代表晚清的女性權利或公共輿論已然得到了實踐。閱讀史的貢獻之一，便是讓研究者留意到文本要經過讀者閱讀才會產生意義，要經過此傳遞的過程，文本所負載的意義，才能成為所謂思想或文化的一部份，而在特定時空的社會當中發生效用。換言之，閱讀史的研究取向之一，就是研究思想或文化經由文本、成為讀物，於特定時空被讀者們閱讀，而後在社會中發生效力的過程。

　　然而，在實際研究的層次上，這樣的研究要如何著手？在此我從歐洲史先前的研究中，粗略的分成三種取向。第一種是由一件或多件文本出發，研究這些文本如何在社會中製造傳布，如何被一個或多個不同讀者閱讀。第二種是從一個人或一群特定的人出發，來看這個或這群讀者以什麼方式、怎麼讀了哪些書。第三種則是更整體性的調查一個社會或地方實際上有哪些文本、書籍在製造流傳，讀者怎麼接受、閱讀這些文本。這三種取向之間的分別當然不是絕對的，且常常可以帶領我們看到閱讀文化的不同面向。

　　Robert Darnton在「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79]這篇早期寫的論文中，討論十八世紀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名著《新艾洛伊斯》(La Nouvelle Hélo?se)如何為當時的讀者所閱讀。這本書可能是當世紀最暢銷的書，在當時暢銷到書商因為來不及印刷，而以每天甚至每小時計費的方式出租給讀者，從1761年初版到1800年間至少有七十不同種版本，即使本書在當時教會的禁書名單中。Darnton以法國西邊La Rochelle的一名商人Jean Ranson與瑞士出版商之間的通信，以及其他如讀者的通信等資料為基礎，探討當時的人怎麼閱讀盧梭。在Ranson與出版商的通信當中，盧梭可說融入他生活中的各部份。他稱盧梭為「朋友盧梭」，在與出版商談到他的婚姻、生活、當父親的感受時都離不開盧梭。Ranson與其他讀者有類似的反應，他們相信《新艾洛伊斯》裡頭的人物是真的、他們以極深的情感閱讀這本書，甚至為之啜泣，以盧梭在書中序言營造出來的氣氛去閱讀這本書。Darnton認為這些讀者對盧梭的閱讀，並不應該被認為僅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先驅之一，而是一種新的、讀者與作者之間關係、一種社會心態的展現。作者與一群公開的讀者相信彼此可以在書頁文字中作理智與情感上的溝通：「讓雅克『盧梭』向可以正確讀他的讀者敞開他的靈魂，而讀者覺得自己的靈魂被從日常生活的不完美存在中提升了」。[80]

　　如果說Darnton這篇文章透過閱讀盧梭的讀者之眼，對法國十八世紀末的感性文化提供一個貼近個人經驗的描繪，James A. Secord透過一本書的出版、流傳與接受，讓我們看到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社會的諸多面向。[81]Secord在六百多頁的篇幅當中，鉅細靡遺的利用各種材料—書評、廣告、日記、回憶錄、書信等等—重新建構這本爭議性很大的書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如何被不同出版機構以各種不同版本出版推銷、被不同社會組織以不同媒介爭辯討論、被不同讀者以自己的方式解讀詮釋。透過這本無名氏所著、一本試圖雜合科學知識來解釋宗教、社會的通俗讀物，Secord解析了維多利亞時代這種「煽情文化」(sensation)的技術與社會背景，尤其是與整個出版市場的關聯。而從各式各樣、各種不同社會脈絡的團體與個人對這本書的怎麼取得和怎麼閱讀（如一個教會學校女老師把這本書當成小說在自己的房間一個人讀），有什麼和以哪種方式回應，Secord讓我們了解一種科學概念（演化論）怎麼經過通俗化的過程在社會中流傳，而不同的人們又是怎麼樣來理解它。這本書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來看待科學史[82]，從接受者的角度（而非科學知識的發明者與創造者）來看一個科學概念怎麼樣在大眾間流傳，怎麼樣與當代社會產生關聯。這樣的取向提供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一個良好的借鑒，將目光從少數的思想、哲學、知識的精英創造者，移向亦具有相當創造力的普羅大眾。

　　這種從一本或數本書出發的優點是，我們可以把焦點集中在特定的概念，而追蹤這個概念轉徙的路徑。在中國史的領域當中，思想史與文化的研究較注重在歷時性的繼承轉化，而在同時性的影響散布的研究上，或者勢將焦點集中在少數思想家、或者是未把社會、政治的脈絡整合進去，或者是未考慮傳播媒介與媒介互動—如閱讀—的問題。[83]例如研究晚清民初所謂「新概念」的研究者，比較著重的仍偏向單一種類文本的解析（如期刊言論、如個人專書），近來的研究者逐漸留意到跨越文本的研究（如對於翻譯的重視），然而如何將這些文本立體化，考慮到流傳與接受的面向，[84]仍需要進一步突破。

與第一個取向相反的是從一個人或一群人出發，看這群人如何接收、與接收了什麼概念。許多歷史家很早就試著從個人收藏、遺產清冊、拍賣目錄、訂購列表[85]中，試圖找出書籍流通的線索，不過他們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了解有哪些種類的書籍在社會上流傳，而比較少考慮閱讀的面向[86]—的確，僅有清單沒有辦法告訴我們這些書是怎麼被讀的，更何況書的擁有者未必會以同樣的方式讀每本書。而要了解這些書籍收藏者怎麼利用這些書，便需要諸如收藏者的日記、書信、回憶錄、讀書筆記、在書上或目錄上的註記等資料。[87]

　　然而針對那些非知識分子、非精英的讀者，他們的閱讀世界顯得很難探測。儘管如此，Carlo Ginzburg的名作The Cheese and the Worms[88]利用宗教法庭的審訊文件讓我們得以一窺一個十六世紀義大利磨坊主人的閱讀世界與宇宙觀。從審訊文件中，Ginzburg整理出在印刷術剛剛普及的義大利北部，磨坊主人Menocchio擁有與讀過的書：包括聖經、通俗的宗教讀物，也包括有名的John Mandeville遊記與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談》(Decameron)，甚至還有一本可能是義大利文版的《可蘭經》；[89]這些書的來源：買自威尼斯、別人所抵押、向別人所借；以及這些書如何被Menocchio所閱讀：對書中的哪些段落最有興趣，書中的內容對他的思想有什麼影響。Ginzburg認為Menocchio的閱讀展現出口傳傳統的影響，他的書中內容的理解常常很零碎跳躍，不一定遵從文本中的邏輯。這些文本對他的啟發常常出乎意外，被他用來引證其奇特，而被視為異端的宗教宇宙觀。Carlo Ginzburg的這個個案研究如同Roger Chartier的數個個案一樣，都是從一般讀者對一件或數件文本的閱讀與互動，來看讀者對文本意義的「挪用」(appropriation)，[90]而更強調讀者的能動性與對意義的創造。

　　比起Ginzburg或Chartier，研究十九、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有更多的資料來進入一位或一群讀者的閱讀世界。Kate Flint研究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女讀者時已用了許多回憶錄或日記的資料來看當時的女讀者讀什麼、怎麼理解她閱讀的資料，包括小說、期刊與自助手冊。[91]Jonathan Rose研究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英國工人階級的閱讀世界時，則從兩千多份工人階級的自傳與回憶錄中找資料，特別是許多自學(autodidact)的讀者與寫作者留下的紀錄。[92]透過這些自述性的資料，以及如工人圖書館的借閱紀錄檔案等資料，Rose探索在Altick所謂「普通讀者」興起的十九世紀，工人們經由哪些管道、讀了哪些書，而又怎麼理解這些書。在Altick梳理了十九世紀閱讀大眾的社會背景與制度性改變的基礎之上，Rose其所謂的「受眾的歷史」(a history of audiences)[93]中所要研究的是工人階級讀者對各種教育方式與書籍（如文學經典、小說、馬克思主義讀物等）的反應。從對工人閱讀活動的研究中，他反省了幾項研究書籍與文化傳播的學者常有的預設。[94]例如文本分析者認為所有文獻都是政治性的，並且都會影響讀者的政治意識。從他對工人的閱讀活動中，文獻中的政治意含未必對讀者有意義，且讀者常常會「挪用」文本中的文獻中的政治意義以配合自己的需要，而不是被動的接受影響。又如一般認為一個文本的影響力與其流傳的量成正比，即流傳越多的文本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然而在他對工人階級的研究中，流傳最多的書，卻未必相對性的最有影響力。再者，從工人所閱讀的書中，可看出所謂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區別並不是涇渭分明，許多經典都在工人的書單之內，而即使許多人認為許多精英文化的書籍傾向維持既有秩序，但閱讀這些書籍的工人未必如許多分析文本的學者認為的那樣就接受了這些秩序，相反地，就算是保守派所寫的內容，也可以成為激進工人的靈感來源。

在某方面來說，Rose與Carlo Ginzburg和Roger Chartier可說是一脈相承，儘管他們研究不同的時代與地域。他們都反對以往那種讀者被動接受文本內容的論說方式。如果將範圍從單個讀者擴大到讀者群或讀者大眾時，被動接受論者傾向認為，文化較低落或樸質的中下階層傾向接受上層階級傳遞下來的文化，如複雜精緻的上層文化的故事情節經過通俗化之後成為中下讀者的通俗讀物。而下層階級接受這些文化的同時，也接受了上層階級賦予這些文化內容的邏輯與意識形態，而被納入了上層階級的秩序之中。以中國歷史來舉例，忠孝節義等上層階級的意識形態，透過小說、戲劇、唱本或各種媒介，讓接受方閱讀的過程，就是一種秩序化的經過。因此對這些忠孝節義的文本的分析，便可用來解釋當時的秩序結構。然而，對前述從讀者/接受方出發的學者來說，文化與社會的邏輯並非如此單向，而受眾也非全然的就接受他所讀到的文本內容，其間意義的競爭挪用還有背後的、文化與社會間的權力關係都更為複雜。從Chartier到Rose，他們都特別點出了閱讀的兩面性，閱讀一方面是一種控制，但另方面也是一種發明與創造。此兩者間的張力可在個別讀者的閱讀實踐中觀察到，而展現在整體上就是社會階層與文化內容之間整合與分異的衝突。

在從文本出發看文本怎麼被讀，與從讀者出發看讀者怎麼讀之外，另外一種取向是整體性的看一個社會在特定時間，在其社會、政治、經濟等各種脈絡下，有中有哪些文本、書籍在製造流通，而這些文本、書籍是怎麼樣的被讀者所閱讀。以William St. Clair的話來說，這種整體性的對閱讀的研究可說是「閱讀的政治經濟學」。[95]

Daniel Mornet在其1933年出版的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715- 1787（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起源）中就試圖用各種可得的資料呈現法國大革命前書籍的流通情形，以此尋求解釋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的關連。[96]然而此時量化研究的取向，並沒有詳細討論閱讀與流通的問題。多年後的Robert Darnton處理同一個時段的書籍問題時，他便花許多處理這些書籍是怎麼製造、怎麼流通、怎麼輾轉到達讀者手中，怎麼讓讀者可以閱讀，以及這些書籍的出現代表什麼樣的文化意義。Robert Darnton從出版商的通信、官方檔案、個人回憶錄等資料中發現，當時最暢銷的書不是像盧梭的契約論這樣的書，而是許多被官方列為禁書的書，這些被出版商稱為「哲學」而常不出現在官方遺產清單的書籍，可能包括嘲諷性的色情著作、科學烏托邦小說，或是揭露政治密辛的影射故事。[97]這些在荷蘭或瑞士印製的書，自邊境走私，經由各種管道接駁，最後終送達讀者手中。[98]

Darnton禁書研究的要點之一是，儘管啟蒙哲士的著作未必為大眾所閱讀，然而啟蒙思想中的許多因素，其實都在各種不同的出版品（甚至色情小說）中呈現出來，而以不同管道在社會中流傳。William St. Clair規模更大的研究則主要用來自出版商紀錄、圖書目錄等各種資料，詳細地重建了英國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書籍流通的情形及背後的各種社會、經濟、政治因素。[99]在這本將近八百頁的大書中，St. Clair追究了版權觀念的爭議、書業工會的變遷、境外（如蘇格蘭、愛爾蘭）出版業的競爭、盜版的比率等因素是如何影響出版商印多少書、訂多少價格、印什麼樣的形式、使用多大的開本、出版什麼樣的內容。這些因素本身（版權、工會等）又有其經濟與政治的歷史背景；而書商出版什麼樣的書，則影響到有多少人可以參與閱讀、參與閱讀的人可以讀到什麼書。在堅實的史料支持之下（光書後資料性質的附錄就有十三個之多），作者成功的把「讀者可以讀到什麼書」的問題連結到整體的社會脈絡，且讓本書的讀者思考現在手上這本書的每個部份背後的意義是什麼，為甚麼這樣的書會在我手上。

對英國十九世紀書籍流通的研究，St. Clair所要反省的問題之一是思想史與文學史的思考方式。他認為思想史與文學史的呈現有兩種慣用的模式。第一種是所謂「作者們的遊行」(parade of authors)。重要的作者如同遊行般在歷史的序列上一個個接續出現。這些最優秀或最創新的作者構成了歷史的主軸。另外一種模式是所謂「文本們的議會」(parliament of texts)。即想像文本們如同坐在議會裡的議員，在某個歷史時期或事件發生時，文本們便在一起互相傾聽、討論、協商。如當法國大革命發生時，各種書籍或小冊子出版，針對革命相關的問題，如自然哲學、國家角色等互相討論，許多概念的開創流傳就在這些文本的往來之間。

這兩種模式都傾向從後見之明挑選被後世認為重要的作者或文本來重建歷史：第一種模式創造偉人譜系的同時忽視其間其他或許不那麼有名的作者，而第二種想像的讓文本開放溝通的空間是否存在於每個時代讓人懷疑。然而，更為根本的是這兩種模式都沒有顧及出版與閱讀的面向，如果我們從這些面向來看，這兩種文學史或思想史的模式都受到很大的限制。首先，歷史家經常以一本書初版的時間來當成其發揮影響力的時間點，然而一本書出版未必代表已被閱讀，而啟發同時的辯論或後起接續者的機會。如因為詩人沃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創新的風格或後繼的影響力，文學家稱其生存的年代為「沃茲華斯的年代」。然而終其一生，沃茲華斯出版的詩集印本都在五百到一千本之間，且大部分都沒有流通，且在當時的版權等限制條件下沒有被廣泛翻印。在他的作品沒有多少人有機會讀到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說他影響了一個時代的心靈？其次，尤其是第二種模式，似乎從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所有文本的狀況來預想當時每個文本都在同樣的空間可以彼此影響激蕩。然而現在被很多人認為重要的文件當時可能受到出版條件經濟或社會上的限制印量很少，或者是在政治上被壓制，而讀到的人很少。沒有讀者可能同時讀到同一時期的各種著作，而後做出回應，甚至寫書回應各論點的新作。許多論者常常忽略，一個讀者常常不是只讀當代的著作，而忽略市場上流傳的那麼多重印的、便宜的舊著作；而就算是新著作，也不可能把當時所有出版的新著作一次讀完。因此，當一個讀者在閱讀時，他不一定會像現在的研究如此清楚各文本、各作者的時序關係，而是交雜地讀手邊有的、市場上買得到的文本，因此我們不能假定一個讀者閱讀時自然地理解一個時間上承先啟後的作者譜系、或是空間上搜羅畢盡的文本舞台。

從St. Clair自己對英國出版的研究，他提出了一個書籍生產的曲線。很多情況是一本書剛開始出版時，出版商為了可以得到最多了利益，常常是出版針對上層階級、精美而價格較高的大開本。過了幾年上層階級的潛在顧客都買了之後，開始出現價格中等、開本中等的版本，針對中等階級的客人。因此隨著時間過去，書籍的版本從精裝本、到平裝本、到文庫本、節縮本、摘錄本，乃至版權效力過後被轉載重印。書的價格愈來愈低、開本愈來愈小，而針對的客源也愈來愈往下，而可以讀到的人愈來愈多。這個曲線的曲度牽涉到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條件，且決定了這個文本覆載的意義如何在讀者群中流傳、在哪些讀者、多少讀者間流傳。在這種情況下，一本著作從出版、到被大眾閱讀而產生廣泛的影響力，期間是有落差的，且此落差與市場的運作情形有關。St. Clair的理論相當有啟發性。不過讀者們也應該注意，St. Clair的這個曲線是建立在十九世紀的英國，而英國出版業的體制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如其書業公會傳統），[100]且其研究主要在商業出版的書籍上。如果讀者想在中國史的領域中問類似的問題，必然要先了解中國書業的運作情形，以及非商業書籍在中國思想文化上扮演的重要性。

Darnton與St. Clair對十八世紀法國與十九世紀英國的研究，讓我們更深入一層從閱讀與接受的層次去思考思想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然而他們的研究另一方面亦是建立在堅強的史料與充足的基礎研究上。在中國史、尤其是中國近現代的思想史、文學史與文化史上，這樣取嚮應該可能讓我們更了解思想文化在社會中的運作，然而必然是要在對諸如書本的生產與流傳的機制等基本問題有所了解之後，才有更大的基礎搭建思想與社會的關係。

小結

　　本文嘗試將西方環繞於「閱讀」的歷史研究架構起來。在第一節我所探討的是關於「實踐」的研究，問的是「閱讀做為一種動作，這個動作在歷史上是如何實踐」的問題。第二節則是將這個動作拓展到它的實踐的主體與實踐的對象，即讀者與讀物的問題，討論「歷史上有哪些人實踐、怎麼實踐閱讀這個動作，而他們實踐閱讀的對象—讀物—有哪些」。在知道了讀者與讀物之後，「讀者—閱讀—讀物」這整個過程方可以被指明出來。第三節是將這個「讀者—閱讀—讀物」放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討論這個過程怎麼形成，在社會上有什麼樣的效應。這三種類型的歷史研究都以「閱讀」為主題，然而所採用的視角不同，從微觀到巨觀，而需要的進路，所能解決的問題也不同。

　　在中國史領域中關於閱讀的研究尚在起步，這三種不同的視角都可以幫助我們思考發現的現象、定位問題，並架構研究的輪廓。同時同樣重要的則是比較觀點的採用，藉由跨時段、跨地域的比較，方能讓我們發現更多問題，找到觀察材料的新視角。

注釋：

[79] Robert Darnton,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 Vintage, 1984), 215-256.

[80] Darnton,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249。

[81] James A. Secord,Victorian Sensation: The Extraordinary Publication, Reception, and Secret Authorship of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0)。

[82]作者是劍橋大學科學史系的教授。

[83]少數例外如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大陸雜誌》85.4 (1992)：1-22。這篇短文利用不同中下層士人（與皇帝）對曾靜案和《大義覺迷錄》的回應與創作，刻划出清朝中葉複雜精微的政治互動。

[84]筆者曾用《汪康年師友書札》中的部份通信，嘗試追索當時的閱報者對這種新媒介有怎樣的看法。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130-132。然而事實上可以用來追索讀者接觸這些報刊的管道、讀者閱讀這些報刊的感想的原始材料遠超乎此，甚至連《汪康年師友書札》也尚未被研究者徹底運用。

[85]如前述Robert Darnton的文章就利用Jean Ranson與出版商的通信列出Ranson訂過哪些書。見Darnton,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249。

[86]見Robert Darnton的簡單回顧：Robert Darnton, 「Reading, Writing and Publishing,」The Literac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67-182.

[87]筆者曾利用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中的線索，嘗試看孫寶瑄在晚清的最後幾年讀了哪些書、哪些書可激發他較多的想法。此外也從一些自傳中試著觀察這些傳主年少的時候是怎麼樣取得新學書刊。然而閱讀並非當時的主題，且限於篇幅與資料而並未追索下去，見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192-202。

[88] 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translated by John and Anne Tedeschi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2).

[89]書單見：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29-30。

[90]亦見Roger Chartier, 「Popular Appropriations: The Readers and Their Books,」Forms and Meanings: 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Codex to Computer(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91] Flint,The Woman Reader, 1837-1914.

[92] Rose,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

[93] Rose,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1-11。亦見Jonathan Rose, 「Rereading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Preface to a History of Audience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53.1(1992), 47-70.

[94] Rose, 「Rereading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Preface to a History of Audiences,」 48.

[95]參考William St. Clai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ading,」John Coffin Memorial Lectu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2005).

[96]關於Daniel Mornet的討論，見Roger Chariter, 「Do Books Make Revolutions,」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67-91。

[97]這些分類讓我初讀時不由得聯想到晚清的各種小說。關於晚清小說，見David Der-wei Wang,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8] Robert Darnton,The Forbidden Best-Seller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99] William St. Clair,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4).

[100]關於英國出版業發展，除了St. Clair之外，亦可參考：James Raven,The Business of Books: Booksellers and the English Book Trade, 1450-185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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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李仁淵

排版丨顏艷萍

校注丨＠身老故書

編輯丨孫麗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