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中的家畜埋葬

在原始宗教遺存中，還有一種普遍的現象，就是埋葬家畜的骨骼，這是史前人類普遍實行的一種殺牲祭祀的形式。　　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長江流域的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西北地區的齊家文化；北方地區的夏家店文化等諸遺址中，均發現了埋葬家畜以作祭祀的現象。　　一般來看，遺存中埋葬的家畜以豬為主，墓葬中常見以豬下顎骨為多。另外還有狗、羊等，並有專門設立的家畜埋葬坑，這種埋葬坑又往往與周圍的房址、墓葬等遺迹發生聯繫。　　由於這種現象比較普遍，通過它可以探討中國原始時期的宗教形式，所以新石器時代葬豬也具有一定的宗教意義①。　　對葬豬這種現象的認識，目前還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歸納起來不外乎以下三種：一、是作為財富的象徵；二、體現了畜牧飼養業的發達；三、屬於宗教現象。　　第一種意見，認為原始社會末期，當私有制出現以後，人們佔有財產的慾望越來越強烈，在原始人看來，一切能夠作為財富的，就是在死後，也要跟在他身邊，不失其本身的價值。因此，葬豬是財富的象徵。　　第二種意見，認為社會發展到原始社會中後期，農業發達了，人們的居住生活穩固了，所以也帶動了人們對家畜飼養的重視。　　這些意見不無道理，從考古發掘的資料來看，原始社會中私人佔有財產的現象的確存在，墓中的隨葬品，一是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一是體現了人們佔有的心理，如果按照財富的象徵來推論的話，這種佔有的現象應該越發展越嚴重，同時，人們也不會只把家畜看作私有財產，而應當與其它財產相適應，就是說，除佔有豬這種財富外，還應該佔有其它生產資料。而墓葬中所反映的情況卻不盡相同，有的比較大型的墓，豬的數量很少，或者沒有，但其它隨葬品比較豐富。而有的墓，其它隨葬品不多，隨葬的豬卻很多，有的墓中還埋葬有整豬。　　這就說明，一切事物都在運動發展之中，把家畜看作私有財富這種意識形態，當然也不會一成不變。隨著社會的發展，墓葬中隨葬的豬和專門埋葬的豬的現象，又染上了宗教祭祀的色彩，尤其是專門設立的家畜埋葬坑，更是與當時的殺牲祭祀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果結合民族志的材料，對於葬豬與宗教的關係會看得更清楚。海南島的黎族曾流行用豬或牛的下顎骨祭奠死人，並有隨葬於墓中的習俗①。　　我們知道，動物崇拜在原始氏族中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形成動物崇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較突出的一點是，飼養動物要比獵獲動物更容易。原始人把飼養的各種動物作為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它是人類物質生活的基礎，尤其在游牧部落中，畜牧經濟則顯得更為重要。　　①　　王仁湘：《新石器時代葬豬的宗教意義》，《文物》1981 年第 2 期。　　①　　志遠：《海南島黎族人民的葬俗》，《考古通訊》1958 年第 2 期。　　正因為如此，才把家畜反映在宗教和意識形態上。在游牧部落中，當飼養業發展起來以後，便逐漸縮短了人與動物的關係，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過程中，由於動物與人類的生活方式直接相關聯，也就逐漸產生了動物和人一樣的信念，認為它們也都有神靈。例如在我國民間，有的地方仍然有殺豬羊敬神的習俗。在中國少數民族中，人與動物的關係更為密切。在鄂溫克人的祖先看來，人與動物都有靈魂，因而把動物看成是精靈居住的實體。還流行著對山羊屍體埋葬的習俗②。在中國西南地區的普米族、拉祜族的苦聰人中，也有一種敬狗的習俗，他們認為狗是獵手的夥伴和助手，草原上的牧民更認為狗是牧場的忠實保衛者，當狗死了以後，便要為它進行慎重的埋葬③。　　從考古資料來看，中國在新石器時代較早期階段已經出現了埋葬家畜的現象，中期以後開始變得比較普遍，成為宗教意識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尚屬較早的華北地區的磁山文化，距今 ７ 千多年，儘管磁山遺址中缺少墓葬材料，但在一些灰坑中仍然發現有成堆放置的人工飼養的豬狗骨架，而且均屬成年個體。　　磁山文化中的農業資料非常豐富，大量的糧堆積，充分證明磁山人在 ７千年前，就是一個農業民族，遺存中，堆積糧食的灰坑佔總數的 ２３％，可以看出，當時的農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糧食已有了剩餘，這給家畜飼養提供了條件，推動了飼養業的進步。同時，也為埋葬家畜的宗教祭祀提供了物質條件。磁山文化資料表明，以埋葬豬狗為方式的宗教現象，在中國至少有７ 千多年的歷史。　　河南安陽鮑家堂發現了一處仰韶文化遺址，其中清理了兩個袋狀形灰坑，這兩個坑對了解葬豬與宗教的關係會起到一些幫助作用。在一個坑的底部，埋葬著一具完整的豬骨架，兩前肢和兩後肢分別合攏，似為捆綁後埋入的，豬骨架後邊放置一件彩陶罐，罐內放一件帶孔蚌錐，另一個灰坑共有 ４層堆積，每層都埋有完整的豬骨架，第 １ 層 １ 具，第 ２ 層 ３ 具，第 ３ 層 ２ 具，第 ４ 層 ４ 具，共出 １０ 具。有的單具擺放，有的 ３ 具疊壓，骨架全為前後肢合攏，似捆綁後埋入的。這兩個灰坑均位於陶窯附近，並且同出 １ 層，可能是為燒制陶器過程中的一種犧牲，從而反映了人們對燒制陶器的重視。　　黃河流域從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後，普遍興起了埋葬整豬或豬頭的葬豬習俗，並且形成了一定的埋葬方式。　　在山東鄒縣野店大汶口文化遺存中，發現了兩個豬坑，其中一個坑呈圓角梯形，埋葬一具完整的豬骨架；另一個坑為圓角長方形，在埋葬的整豬上下，各用缸片鋪蓋。這是一種特殊的葬豬方式，具有明顯的宗教意義。其中一個豬坑位於墓葬和房子附近，顯然是為祭祀房子的建成或為祭祀墓中的死者而設立的。　　在山東曲阜西下侯大漢口文化的125座有隨葬品的墓中， 以上隨葬13豬骨。有的用半隻豬，有的用下顎骨，其中有 ４３ 座墓出土有 ９６ 個豬頭，最多的一座有 １４ 個，有的還把豬頭放在淺盤大豆中。　　諸城呈子遺址，９ 座墓共隨葬豬下顎骨 ４２ 個，一座墓最多 １３ 個。在三里河遺址中，有 １８ 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共出土 １４３ 個豬下顎骨，其中，一個野豬的下顎骨上，有用火對灼的兩個對稱穿孔，並且出現了用鹿頭隨葬的現象。　　②　　呂光天：《北方民族原始社會形態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8 頁。　　③　　唐祈等：《中華民族風俗辭典》，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06、507 頁。　　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有兩座墓分別用 ３ 只豬和 １ 只狗殉葬。Ｍ４０ 狗骨架放在墓主人足下，左手還握有一對獐牙鉤形器，具有濃厚的宗教意識。　　在埋葬整豬的遺存中，有的把豬擺成一定的姿勢，在西夏侯第二次發掘時，有一個坑埋著一具完整的豬骨架，四肢彎曲，規整地合攏在一起，似捆綁後埋入的。這種埋葬現象並不是偶然的，應是受到一定的意識所支配。　　中原地區，相當於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時期的大何村第四期遺存，就有專門埋葬家畜的現象，這一期的灰坑中，曾出土有兩具完整的豬骨架。而到河南龍山文化時、已有專門為祭祀設立的羊坑。白營龍山文化村落遺址中，發現一個不規則圓形坑，坑內側放著一具羊骨架，前後肢呈重疊狀，似經捆綁，看來與祭祀房屋的奠基有著一定的關係。　　在黃河流域下游，相當於龍山文化的山東砣磯島大口遺址一期文化中，發現 ７ 個專門埋葬豬狗的獸坑，其中有 ３ 個坑在豬骨的上邊壓有 ５ 塊大石頭，幾乎蓋住了整個豬骨。有的坑內填有馬蹄、螺夾、海蠣殼以及小石子等。在比它稍晚的二期文化中，也發現有 ３ 個相同的獸坑。獸坑與墓葬相鄰，在墓中的人骨架上也常有大石塊壓蓋，尤其是在二期文化一號獸坑的旁邊，有一個直徑為 ０．４８ 米的圓形坑，坑內有上下 ３ 層石塊，中層鋪有 ３ 塊較大的石塊排成「品」字形，上層是在中層的 ３ 塊大石頭上又蓋一塊大石頭。這種現象應該與當時的祭祀活動有關。又根據這些遺迹在遺址中的分布來看，都在山頂的南坡下，因而發掘者也認為，這些特殊的獸坑可能就是祭祀山神的。　　同樣，在黃河上游，用豬作祭祀的現象，在原始社會末期的齊家文化中表現得也非常突出。墓中用豬下顎骨隨葬，已成為普遍的現象。秦魏家、大何庄、皇娘娘台等齊家文化遺址，都有豐富的豬下顎骨資料，同時也有埋葬整豬的實例。１９８８ 年，在甘肅天水西山坪遺址的墓葬和房屋附近，發現了一個完整的豬骨埋葬坑。該坑是一個經過人工挖制的圓形袋狀坑，口徑 ３．２ 米，深 １．４ 米，底部平坦，坑壁規整，直接挖在生土層中。在坑的底部清理出 ５具比較完整的幼豬骨架，其中在坑中央的三具排成「Ｔ」字形。有的位於灰坑的邊壁，從清理的情況來看，這些豬都是一次性有意識埋入的，如果結合附近的其它遺迹現象推測，可能與房屋或墓葬的祭祀有關，具有明顯的宗教意義。　　中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葬豬的現象比較少見，這可能與當時當地的自然環境有關。雖說歷年的考古發掘中，曾在江蘇南京北陰陽營遺址、常州圩墩遺址、上海青浦崧澤遺址、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以及良渚文化的一些遺址中，發現有用豬骨隨葬的現象，但遠比不上黃河流域的材料豐富，並且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完整的豬骨埋葬坑。這從另一個側面表明，葬豬的習俗可能首先是從黃河流域起源並發展起來的。　　從葬豬的材料看出，在原始農業的基礎上，畜牧業有了顯著的發展。六畜中馬、牛、羊、雞、犬、豕，在父系公社時期都已經發展起來，而且，無論是黃河流域還是長江流域的氏族部落，一般都以養豬為主。考古資料證實了從磁山文化居民開始，就形成了養豬的習慣，積累了養豬的經驗。　　到新石器時代中後期，家畜的數量有了明顯的擴大，考古資料便提供了這樣一個比例，在陝縣廟底溝龍山文化氏族部落的 ２６ 個灰坑中，所出土的家畜骨骼，竟比同地仰韶文化氏族部落的 １６８ 個灰坑中所出土的總和還要多。在邯鄲澗溝，一個大土坑中就發現 ２１ 個豬的骨骼，這個比例數字的變化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家畜飼養業的發展。　　從宗教的角度而論，黃河流域的史前居民，從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便普遍興起了用豬或其它少數家畜作祭祀的習俗。可以說，這種祭祀形式也帶有明顯的時代性和地域性。　　從葬豬的現象來看，墓葬中以葬豬下顎骨為主，灰坑中以埋葬整豬為主，而又以幼豬居多。墓中的豬下顎骨，是人們食用完了豬身上的可食部分，剩下的象徵性的豬的個體；而埋葬整豬則不然，將活豬捆綁，在墓中利用陶片鋪墊或擺成一定的姿勢，所有這些做法，無不反映出是在一種特殊的信念支配下進行的活動。這種現象一方面說明人們對動物的崇拜，另一方面也帶有一定的祭祀因素。　　在原始社會氏族墓地或遺址中，用豬隨葬和專門為豬設立埋葬坑，表明這種宗教意識在人們的生活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應該說，對豬神的崇拜，也是原始社會宗教信仰中拜物教的一種形式。這種宗教習俗在中國民族志的材料中也有很多的實例。　　在雲南永定納西族人民中，把平時吃剩下的豬下鄂骨掛在室內的牆上①，以表深情。在佧佤族的宗教信仰中，曾流行著一種「剽牛」的習俗。凡是重大的節日，需要祭祀的時侯，都要「剽牛」。「剽牛」之後，主人再把牛頭懸掛在屋外的牆上②。　　這種習俗，除含有使自己家中獲得豐收、人財牲畜興旺、免除千災百禍的企望外，同時也有祭祀祖先和殺牲送鬼的意義。例如，分布在中國西藏自治區東南部察隅一帶的僜人，他們認為送小鬼要殺雞，送中鬼要殺豬，送大鬼要殺牛，這樣才能求得吉祥，免去災禍③。　　在我們所了解的祭祀活動中，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形式，但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崇敬神靈並祈求神靈的保佑。磁山文化遺址中埋葬的家畜，多見於在糧食堆積之下，顯然祭品與糧食有著一定的關係，可能是祈求糧食豐收的一種祭祀方式。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到，在遠古時代，即使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也很難完全避免糧食缺乏的危險，所以，人們生活中的首要願望，就是能求得食物豐收。因此，原始人總是想通過超自然的力量，來實現支配自然的願望，達到豐衣足食的目的。　　利用犧牲對墓中死者的祭祀，帶有祖先靈魂崇拜的因素；以犧牲作祭品，目的是祈求神靈保祐後人平安；對房屋的祭祀，又具有萬物有靈的內容，所以，埋葬動物總是帶有宗教的色彩，這是宗教活動發展到一定時期的必然結果，是原始時代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映，這種宗教意識和觀念，是人們在同自然界的關係中產生和發展的，殺牲祭祀，就是運用一種宗教觀念，企圖擺脫自然界造成的壓力。　　①　　宋光麟：《雲南永寧納西族人民的葬俗》，《考古》1964 年第 4 期。　　②　　《我國少數民族宗教和習俗》上冊，民族出版社 1958 年版。　　③　　《僜人社會歷史調查報告》，1978 年 5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