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精英"：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子的"精英"

論"精英"：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子的"精英"

「精英」的本質在於創造性。縱觀古今中外，歷史進步的法則是，精英引領歷史，大眾決定歷史。社會新的進步因素永遠是從少數先知先覺者中產生的。然後，精英的創造性因素，在為大眾所普遍接受，並外化為具有相同特徵的政治經濟制度、生產生活方式的時候，歷史才呈現出新的面貌。　 　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所謂民主社會，並不簡單是使社會平民化乃至平庸化，而是通過民主選舉、權力制衡、輿論監督等方式，一方面挑選精英進入社會管理 層，以實行科學的治理，實現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一方面制約精英使其不得濫用權力，以保障普羅大眾的權利不被侵奪。簡單地說，民主就是大眾選擇精英而又制約 精英的政治制度。　　泛泛而論者，以為精英等同於有錢人、有權人或知識分子。這是導致「精英」一詞濫用、可能「淪落風塵」的主要原因。不管怎麼說，「為富不仁」的有錢人、「以權謀私」的有權人、「趨利媚俗」的知識分子，是算不上真正的精英的，絕不會為大眾所認同。　 　時勢呼喚精英，呼喚各行各業而非局限於政治領域的精英，呼喚能夠適應變革目標要求具有創造性的精英。歷史的經驗表明，只要各行各業各領域那些能夠適應變 革目標要求並具有創造性的精英成長起來、整合起來，就完全可能使我們的社會生活變得既豐富又有序，最終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精英」一詞變時髦了。曾幾何時，人們對它還是有忌諱的，現在則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了。究其原因，一是變革的時代呼喚精英。「時勢造英雄」，首先時勢需 要英雄；二是人們不再囿於領袖與群眾關係上的固有觀點，對少數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有新的更加肯定的認識；三是一般人憑感覺喜歡使用這個詞，無論自詡為 「精英」，還是許人以「精英」，可以滿足某種精神上或宣傳上的需要，如冠之以「知識精英」、「財富精英」，稱某樓盤、某商品為「精英之選」，等等。不管什 么原因，魚龍混雜，「精英」總有濫用的危險，其後果可能如「小姐」一樣「淪落風塵」。因此，需要有所辨析，不單是為了維護語言的純潔性，更是由於「精英」 一詞涉及許多重大的認識問題。　　從語義上說，「精英」指出類拔萃之人。在不同類型的群體中，它必然是指那些起領導、組織或主導作用的少 數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乃至任何一個群體，它能組合在一起，它要團結和諧、增強力量，它要明了方向、實現目標，不能沒有精英。哪怕武大郎開 店，矮子里也有拔尖的。　　但嚴格說來，精英並不只是數量上的相對概念。「精英」蘊涵「精華」的意義，真正的精英是大浪淘沙、披沙揀金的 產物。所以，少數人並不必然是精英。歷史的進化過程，不單是時間的流淌。在許多時間段，或是時代和社會太過平庸難以出產精英，或是精英被平庸的時代和社會 「逆淘汰」而淪落了。　　作出上述區別很重要。「精英」的本質在於創造性。縱觀古今中外，歷史進步的法則是，精英引領歷史，大眾決定歷 史。社會新的進步因素永遠是從少數先知先覺者中產生的。然後，精英的創造性因素，在為大眾所普遍接受，並外化為具有相同特徵的政治經濟制度、生產生活方式 的時候，歷史才呈現出新的面貌。在這個意義上，說「時勢造英雄」是對的，反過來說「英雄造時勢」並不正確，只有英雄和普通人即精英與大眾緊密結合，精英代 表大眾、大眾擁護精英，才能真正創造歷史。但從邏輯上說，創造歷史首先得有精英。　　中國古代文明的成熟時期，在漢武帝以後的二千年；其 創造性的形成階段，則經歷了春秋、戰國、秦和西漢初期，至漢武帝時奠定基本格局。春秋、戰國「百家爭鳴」、革故鼎新自不必說，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行 同倫」也不用說，單說說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時期，那樣一個星光燦爛的時代。西漢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經學家大政論家董仲舒，大史學家司馬遷，大探險家 張騫，大軍事家衛青、霍去病，大天文學家唐都、落下閎，大農學家趙過，大音樂家李延年，集中出現在這一時期。這些代表人物的許多活動及其成果，都具有開創 性的特點。如司馬遷著《史記》，改變分國割據的歷史觀念，建立起歷史的統一觀和正統觀，對於中華民族的精神統一，鞏固和發展主體民族的歷史地位，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張騫西域「鑿空」，是陸路交通時代可以類比「地理大發現」的偉大壯舉。特別是董仲舒，把戰國以來各家學說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的名義下統一起來， 使之適應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政治的需要。在漢武帝和這些代表人物的身上，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在其上升時期所具有的活力和創造力。此後整個封建制度以秦漢制 度為基礎、漢民族以「漢」為族名，決不是偶然的。　　在那樣一個類似於傳統中國(把秦朝至清朝看作一個整體)的建國年代(春秋至漢武帝時 期)，龍虎風雲，英才輩出。在這個年代的許多代表人物身上，的確體現出孔子所說的「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君子風範，甚至不乏孟子所說的「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今天讀諸子書和《史記》中對先賢嘉言懿行的描述，油然而生司馬遷當年對孔子的讚歎:「《詩》有之:『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不僅英才輩出，而且產生並形成了一個主導兩千年封建社會歷史進程的精 英階層，即被稱為「士」的士大夫階層。僅就政治局面之晦明而論，傳記作家高陽有一段總結:「大致知識分子掌權，常為昇平盛世；藩鎮跋扈，則每成割據的局 面，地方有幸有不幸。貴族干政，應視所結合的勢力為何，結合知識分子，便有清明之象；結合外戚或宦官，必致宮廷多故。最壞的是以閹人而操國柄，為蒼生之大 不幸。」(《清朝的皇帝》後記)這裡的「知識分子」，就是指「士」。兩千年歷史進程中的所謂精英，既有創造性意義上的，也有少數人意義上的；越到後期，創 造性意義上的精英越少，社會因此而停滯不前。　　明朝中後期，皇帝動輒數十年不理朝政，依靠宦官及錦衣衛、東廠、西廠等特務組織實施高壓 統治，是一個連平庸都稱不上而完全可以說是黑暗的社會和時代。開始時，有作為、有氣節、敢於抗爭的士大夫被打擊、排斥，逐步被「逆淘汰」。最後，多數士大 夫趨炎附勢，集體淪落。明熹宗時期，宦官魏忠賢依靠皇帝的寵信，擅權亂政，一方面大肆殘害忠良、排斥異己；一方面極力收羅爪牙、遍置死黨，實行「閹黨專 政」。魏忠賢「所過，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全國颳起一股為魏忠賢建生祠的風，各地爭相「頌德立祠，洶洶若不及」。各部大臣與封疆大吏，居然以爭 當魏忠賢的親信和乾兒義子為榮。一些文人還建議以魏忠賢配祀孔子，以魏忠賢之父配祀孔子之父。顧炎武曾痛切地指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故士大夫之恥，謂之國恥。」上述士大夫之所為，可謂國恥之尤。這是皇權專制釀就的苦果。

明代的這種局面，已昭示傳統中國的國運走到了盡頭。滿清入主中原，雖然帶入一股游牧文化特 有的生氣和活力，但終究被同化淹沒。在這樣的背景下，近代以來西方勢力的衝擊，如摧枯拉朽，就不足為怪了。上世紀初科舉制的廢除，標誌著士大夫階層壽終正 寢。此後，替代「士」的、適應新社會新時代需要的新的精英階層，一直處於曲折的孕育、成長過程之中。　　縱觀西方社會的全部歷史，其古代 文明的創造性形成階段，差不多與中國古代文明的同一階段同時，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完成了；其現代文明的創造性形成階段，則大致從15世紀到18世紀約四百年 間，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始得完成。兩個階段都是英才輩出的年代。單就第二階段的文藝復興時期來說，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是一個需要巨人的時 代，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今日西方國家和民族在全世界的主宰地位，就是從這裡起步的。　 　比較之下，中國只經歷了第一階段，尚沒有完成第二階段，而且進入第二階段是外力作用的結果，不是自發生成的。這是中國自近代以來落後的根本原因。可以 說，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都處在從古代文明向現代文明的過渡時期，是中國歷史進入全新時期的又一個建國年代。無論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的狀況看， 還是從創造性精英產出情況看，新階段的完成還需要較長的時間。　　今日中國社會，正在經歷深刻的大變革。邁向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國 家、和諧社會，是大變革的目標。近代以來中國人奮鬥的目標，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清晰和確定。但達到這樣的目標決不會一帆風順。大變革帶來大分化，特別是所 有制的多元化、社會成員的分層化、思想意識的多樣化，使社會生活既變得前所未有的豐富，充滿生機，也變得前所未有的混亂，難以駕馭。這對執政黨，對全體國 民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挑戰。時勢呼喚精英，呼喚各行各業而非局限於政治領域的精英，呼喚能夠適應變革目標要求具有創造性的精英。歷史的經驗表明，只要各行各 業各領域那些能夠適應變革目標要求並具有創造性的精英成長起來、整合起來，就完全可能使我們的社會生活變得既豐富又有序，最終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實現中華 民族的偉大復興。　　有人反對精英主張，擔心重視精英的作用，可能導致不恰當地突出領袖或領導個人的作用，甚至搞個人崇拜、個人專制。這 種擔心不無道理。誠如鄧小平指出的:「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不過，這 是就政治領域說的，而精英所指的範圍要寬泛得多，而且更多傾向指精英群體而非個人。　　有人以為，推進民主政治，建立民主社會是大勢所 趨，強調精英的作用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這種看法似是而非。這是把重視精英的作用與政治上的精英主義，即由少數人來壟斷和把持政治權力的觀點混為一談了。 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所謂民主社會，並不簡單是使社會平民化乃至平庸化，而是通過民主選舉、權力制衡、輿論監督等方式，一方面挑選精英進入社會管理 層，以實行科學的治理，實現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一方面制約精英使其不得濫用權力，以保障普羅大眾的權利不被侵奪。簡單地說，民主就是大眾選擇精英而又制約 精英的政治制度。無數歷史事實表明，在治理國家的問題上，專制與民粹都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泛泛而論者，以為精英等同於有錢人、有權 人或知識分子。這是導致「精英」一詞濫用、可能「淪落風塵」的主要原因。不管怎麼說，「為富不仁」的有錢人、「以權謀私」的有權人、「趨利媚俗」的知識分 子，是算不上真正的精英的，絕不會為大眾所認同。即使不拿道德的、法律的和社會習俗的規範去衡量，甚至承認社會進化過程中必要的「惡」，有錢人、有權人或 知識分子也未必是有創造性的。　　最為含混的，是把精英與時髦的「中產階級」分子等同起來。「中產階級」作為西方社會的一個特定概念，是 指這個社會的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人們這麼用，也許是由於在特定階段，西方多數人的水平就是我們國家少數人的標準，如同吃麥當勞曾被當作改善生活一樣。如 果非要把中產階級或中間階層作為中國社會結構性變化的目標，那精英可以說是這個階級或階層的前驅和核心。　　也有把精英與貴族等同起來 的。這就過於牽強了。中國的貴族，作為一個階級、階層或集團，在中古時期就已隨著世家大族的衰落而消亡了，其某些社會功能完全被士大夫階層所替代。殘存的 星星點點，不成氣候，至「文化大革命」徹底消失。當然，往事並不如煙，今人追求一點想像中的貴族的優雅，也不是壞事。　　那麼，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子的「精英」呢？從中國現代化的趨勢和需要出發，參考西方精英文化，承接中國「士」的優秀傳統，統而觀之，「精英」應有如下六個方面的要素:　　第一，知識。受過系統的專業教育和基本的人文教育，好學深思、見多識廣、注重實踐，具有堅實的科學精神、人文精神和實踐精神。　　第二，收入。中上收入，能夠滿足個人與家庭體面生活與長遠保障、以及社會交往的正常需求。在此基礎上，精神生活成為人生的主要內容，得以展開創造性的活動。　　第三，價值觀。體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等現代理念，重新認知「仁義禮智信」、「智仁勇」、「天人合一」等傳統信條，創造中西合璧的社會主流價值觀。　　第四，生活方式。過一種有教養而自然人性化的生活。這樣的生活方式是有信仰的生活，包括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傳統的信仰；是講質量的生活，真誠、友善，節制、寬容，有個性、有品位，家庭和睦、社會和諧；是能進取的生活:注重實際、任事力行、富有活力。　　第五，責任。確立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社會文明、人民幸福的奮鬥目標。在社會轉型時期，特別是在價值混亂、世風日下的時候，堅守自己的良知和理想；在需要振衰起弊的時候，能夠先我做起，推己及人；在遭遇艱難險阻的時候，能夠勇猛精進、堅韌不拔。　 　第六，追求超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士大夫超越個人利害、超越時空的理想追求。在社會劇烈變革和轉 型時期，這種理想追求不但沒有過時，反而顯得尤為迫切:在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格局中建立主流價值觀，是之謂「為天地立心」；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並使發 展的(物質的、制度的)成果惠及廣大老百姓，是之謂「為生民立命」；在傳統文化遭受近一個世紀否定和摧殘之後返本而開新，是之謂「為往聖繼絕學」；探索確 立社會和諧乃至世界和諧的基本理念、制度和文化，是之謂「為萬世開太平」。　　上述六個方面，組合成精英的理想人格。責任是精英之所以為 精英的首要因素，沒有責任，其他無從談起；價值觀是精英的內在規定性，也是人生的內在動力；生活方式是精英的外在表現，對其他社會階層起示範作用；追求超 越是精英的獨特要素，是時代精英與歷史精英相接續的特性、氣質和境界；知識和收入則是精英的基礎性條件。　　以此六要素衡量，當今中國社 會有沒有精英呢？有，但不會太多；至於精英階層，可以肯定還遠沒有形成。其原因，一是一百多年來我們國家處於不斷的戰爭、戰亂、社會革命、文化革命之中， 破壞太多，根基太薄。像「文革」十年高考中斷，對今天造成的不良影響絕不可低估。即使文革後的正規教育，也是基礎薄弱、不正規的正規教育；二是社會的建 設、變革和轉型經歷了不過一代人的時間，新的積累不夠；三是社會經歷長期政治壓抑和物質匱乏後形成反向追求，傳統暴富文化的影響與西方消費主義文化的影響 匯合、疊加，逐利、浮躁與放縱風氣日盛，這在那些自詡為「精英」和可能成為精英的人們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四是知識領域在西方現代文化和後現代文化的雙重 影響下，消化不良與邏輯衝突並存，迷茫困惑，甚至失去方向感，影響社會的能力大大弱化；五是專制主義政治傳統的影響，具有平均主義深厚土壤的社會環境，對 個性與創造性仍然有著很強的抑制作用。　　一個沒有精英的國家、民族和社會，是無法發展進步的，是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遲早要被邊緣化、被 淘汰。當今世界相當多的國家、民族和社會，實際上正處於這種被邊緣化、被淘汰的狀況。中國、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正在為擺脫這樣的命運而奮鬥，曙光初現。但 最終擺脫這樣的命運，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無疑需要精英或准精英們的自覺努力和堅韌不拔的奮鬥；需要社會為精英的孕育和成長、為精英的創造性活動提供良好環 境；還需要將各行各業各領域的精英力量整合起來，將精英的力量與大眾的力量整合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整合精英力量，主要是執政黨的 任務。精英力量一旦形成，成敗利鈍，蓋繫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