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紅色老報人」的回憶與思考

雷頤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在我國的政治生活、甚至一度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黨報黨刊的作用至為重要。有時，一篇社論、一篇評論或一篇報道，就預示著一場影響全國人民命運的全國性政治運動的到來、發展、轉變或結束。在電視尚不普及的年代，報刊的作用更是無與倫比。直到現在，報刊仍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晴雨表。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直屬中共中央的報刊，但在某些「非常時期」，某些「地方黨報」起的作用卻超過了「中央黨報」。眾所周知，「文革」時期，上海地方黨報作用非常特殊，「文革」的發動文章硬是繞過中央在上海悄悄準備並繞過中央黨報而從上海的《文匯報》發表出來。 從1942年起在新四軍中開始從事新聞工作的馬達，是中國共產黨自己培養出來的「紅色報人」。「文革」發動時他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解放日報》黨委書記、總編輯，看到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籠的經過；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初期，他擔任《文匯報》黨委書記、總編輯，冒極大風險發表了《傷痕》、《於無聲處》等轟動一時的作品。他是這一段充滿驚濤駭浪歷史的參與者、見證人，他的「親歷記」無疑珍貴異常。 馬達出生於1925年，在上海讀初中時思想左傾，開始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活動。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地下黨批准16歲的他離開上海，越過數道日軍封鎖線來到新四軍蘇中根據地。由於工作出色，當年他就加入了共產黨。第二年，蘇中根據地創辦油印的《濱海報》，馬達被調到報社，由此開始了長達六十年的新聞生涯。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任上海總工會所屬《勞動報》總編輯、社長。1956年，首都各大報醞釀改革版面和內容，如《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工人日報》等除革新內容外，都把「機關報」的字樣拿了下來。馬達認為《勞動報》也應把工會「機關報」的牌牌拿掉，並且在內容上更貼近工人、更多反映工人疾苦，不要把工會工作報道變成機關化內容等。經報告請示市總工會黨組，並向一位總工會副主席當面請示，均獲同意。但反右運動一來，這卻成為他「把一張工人階級報紙復闢為資產階級報紙」的罪狀。馬達要求核實自己報告、請示獲準的有關情況，但得到的回答卻是：「沒有這回事」。他回憶說：「聽到這種情況，我傷心極了。運動沒來時，大家相敬如賓，能夠坦誠相見；運動一來，就惟恐火燒到自己身上，能推則推，能賴則賴，好像變了一個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被破壞的。好在最後「定案」時，上級領導考慮到他「從小參加部隊，是在黨的懷抱里長大的」，未劃為「右派」，但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行政撤職的處分。直到1980年代，他的這個處分才完全平反。對此，他反思道：「為什麼黨內就沒有自我申訴的制度？為什麼共產黨員無權保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呢？」（《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9頁）被免去《勞動報》社長兼總編之職後，他被調去籌辦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誌，擔任評論員。從1963年到1965年，他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與時任市委候補書記的張春橋辦公室相連，經常在一起寫文件，侃大山，有時是無話不談。一天中午，他到張的辦公室，看他正在埋頭修改文件，隨口問張修改什麼文件，張神秘地說：「我在改《文匯白頭情況》。」馬達從未聽說過這個「白頭情況」，甚感奇怪。因為他的工作任務主要是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工作報告，並隨市委最高領導去中央參加會議，起草發言稿和會議傳達稿；而且當時規定，凡中央下發的電報、文件及上海各部委上報的情況，都要交正副秘書長傳閱。經過一番詢問，才有人告訴他：「《文匯白頭情況》是張春橋親自安排的，連標題、樣式、字體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號，她正在上海）專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寫作班子。上海只發張春橋、寫作組兩份，陳丕顯發過兩期，後來停了。據說連周總理也看不到。」並且讓他看了剛從印廠保密車間送來的最新一期「白頭情況」。這期「白頭情況」是主要對姚文元文章的反應。 原來，姚文元批吳晗的文章發表後，各界並無更多反應，二十幾天內只有三篇來稿反駁這篇文章。在江青、張春橋的直接控制下，《文匯報》成立了一個三人小組，張幾乎每天與他們碰頭一次，傳達「上頭」精神，搜集「下面」反應，布置採訪對象、採訪要求，然後將這些情況整理出來上報。張春橋還布置《文匯報》在上海、北京分別召開文學界、史學界知名人士座談會，說只是內部談談，聽聽各位意見。這些善良的人們根本想不到當時的政治卑鄙、骯髒到這種程度，翦伯贊、李平心、周予同等許多人都對記者坦言自己的觀點，對姚文元的文章都不表同意，但卻被一份份按「人頭」整理的《文匯白頭情況》接連上報。他們的言論被作為「右派言論」、「右派分子」的代表，所以「文革」一開始就受到殘酷迫害，多人被迫害致死。1966年5月，馬達剛被調到《解放日報》任黨委書記兼總編輯，上海市長曹荻秋要他到家中談話。他清楚地記得：「一進門，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給我一疊清樣稿，對我說：『我剛從毛主席那邊來，他要我們解放日報、文匯報明天同時見報。』我看了清樣第一頁，上面用鉛筆寫了兩行大字：『即發』，毛』，『標題要大些』。」這疊清樣稿是姚文元寫的第二篇文章《評「三家村」》，文章的矛頭更加明確地指向了北京市委。（《馬達自述》，第32、33頁） 1966年6月1日的 《人民日報》發表重要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革」更加瘋狂，上海市委按照中央指示，成立了上海文革小組，已從書記處候補書記升任正式書記的張春橋任文革小組組長，組員七人，馬達為其中之一。在市委召開全市積极參加「文化大革命」幹部動員大會前，市委提示《解放日報》發表一篇社論，配合大會。寫社論的重任自然由市「文革」小組成員、報社黨委書記兼總編輯馬達承擔。長期從事文字工作、起草文件和社論，對黨內鬥爭深有所知、此時身居要職的馬達知道社論的分量，也明白一句不慎的後果，幾經考慮，終於寫好社論。社論寫好後，怎麼也想不出一個保險合適的標題，思來想去，最後想到一個四平八穩的題目：《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上海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第二天，市委開書記處會議，一是討論曹荻秋代表市委在全市幹部大會上的報告稿，二是討論這篇社論。討論社論時，張春橋表示不滿，提出要加點分量、加點政治分量、應公開點名。後來他親自加了三大自然段。從馬達所細引這三大段全文，可以看到張春橋的「文風」，也是「文革」文風。張一口氣點了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上海電影局領導著名電影人瞿白音、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總編輯李俊民、著名學者王西彥、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等八人的名字。這八人，都是《文匯白頭情況》重點搜集的對象，由於社論公開點名批判，他們都受到了非常殘酷的迫害。對社論的標題，張春橋認為太長，改為《徹底揭露，徹底批判，徹底打倒》（同上，第37頁）。 「文革」狂潮很快使馬達受到衝擊。一些紅衛兵來到 《解放日報》造反，批判他「反對毛澤東思想」。其罪狀是有一張報紙第一版印有 「毛主席」字樣的標題，但第二版同樣位置上印有「外交部抗議美帝國主義在拉丁美洲暴行」字樣的標題，他們質問馬達：你們把「帝國主義」字樣印在「毛主席」的背上，這不是反毛澤東思想又是什麼？還有的學生用放大鏡仔細查看報紙花邊，硬說花邊上有希特勒的「卐 」標記，還有的從花邊中發現了「反標」，還有一條罪狀是他們發現某天《解放日報》版面上「毛主席」三個字的標題比《人民日報》小。這些，都使馬達挨了紅衛兵的許多皮鞭。為「糾正錯誤」，報社立即採取一些措施：深夜和《人民日報》核對重要新聞的標題，以免兩報不一樣惹來麻煩。二是夜班編輯增加一道工序，看大樣時要在燈光下把一版和二版、三版和四版大樣的標題疊在一起對一下，以免發生「政治錯誤」。他感嘆道：「辦報人這種做法，實在是無奈，如果不是我親身經歷過，一定會認為是雙料的滑稽。」（第45頁） 從1966年11月起，他就被打倒了，先被關進「牛棚」，後被送到「幹校」勞動改造。他記得，在這幾個月中他被掛黑牌在全市游斗5次，被大小批鬥會600多次。「坐噴氣式」批鬥是家常便飯，有時被打得襯衣和血粘在一起難以脫下。 在「牛棚」中，被關押的都是「牛鬼蛇神」，但仍然有人揭發、彙報別人。馬達總改不掉當總編輯喜發議論的習慣，因此總被告發，經常挨訓。有一天，廣播里廣播「八億人民不鬥行嗎？」的「最高指示」，晚上寫思想彙報時，他隨口說了句「為啥八億人民要斗，斗誰呀」，立即被彙報上去，被嚴厲訓話。「同是天涯淪落人」，這樣的時候告密之風仍然盛行，儼然成為一種文革文化（第55頁）。【經濟觀察網】本文網址：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1/04/11/198311.shtml 1977年秋天，「四人幫」被粉碎已經一年，各項政策陸續落實，國家正在走上正軌。但是，畢竟「兩個凡是」還未批判，在意識形態上，很大程度仍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反修防修」的理論來批判「文革」和「四人幫」，諸如「資產階級代言人」、「復辟資本主義」、「搞修正主義」等。9月19日的《文匯報》發表了一篇《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大批判文章，卻引起一場風波。如果其他報紙發表這篇文章恐無人注意，但由於《文匯報》在「文革」中的特殊表現和地位，人們對此非常敏感，有讀者寫信反映這篇文章是影射、攻擊中央領導，有嚴重政治問題。情況很快反映到最高層，葉劍英副主席批示上海市委要「徹底清查，嚴肅處理」。正是此時，在「文革」中備受迫害的馬達再獲重用，出任《文匯報》黨委書記兼總編輯，上任的首要任務自然是「清查」此事。馬達頂著來自上面下面、報社內外的壓力，認真調查，客觀分析，最後得出作者和編者並無惡意，寫作與編髮的動機都是良好的。他如實向上彙報情況，避免了另一樁「冤案」的產生。實事求是向上彙報，本應是官員尋常行為，但是正如《文匯報》資深記者鄭重先生所說：「中國官員有不少是開順風船的角色。在官場上，常常是上面一吹風，下面就落雨，而且是層層加碼。本來是芝麻小事，可是經他們一辦，卻辦成了大西瓜。」他稱讚馬達此事「做得很漂亮」（鄭重：《馬達印象》，《馬達自述》，第333頁）這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雖然開始「撥亂反正」，但畢竟沒有否定「文革」，而且，最高層對國家發展的新方針、新政策的認識顯然還沒有統一。略有「政治經驗」的官員，面對此種局面，大都會謹言慎行、密切觀察，等待「局勢明朗」再作決定。在這政治氣候變幻莫測的時候，馬達卻冒著極大風險，於1978年8月，在《文匯報》刊發了復旦大學一年級學生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引起軒然大波，轟動全國。最終，一個時期的文學，以「傷痕文學」命名。兩個月後，從10月28日起，《文匯報》又連續三天用三個版刊載話劇《於無聲處》的劇本，再次轟動全國。劇本反映、歌頌了1976年群眾公開反對「文革」的「四·五」運動。劇本刊出之時中央並未為「四·五」運動平反，刊登有關消息、刊發劇本要冒更加巨大風險。為此，《文匯報》專門召開了黨委碰頭會，在會上馬達談了自己的看法：「作為黨和人民的新聞工作者，作為黨和人民的忠實代言人，如果對上級不合實際的決定唯唯諾諾，不敢堅持原則，如果在人民需要你代言的時候躲躲閃閃，不敢宣傳真理，那還算是黨培養的和人民需要的辦報人嗎？」他的觀點得到黨委其他人的認可，一致決定全文刊發劇本。（《馬達自述》，第69－76頁）《傷痕》與《於無聲處》的發表可謂「得風氣之先」，使《文匯報》一掃「文革」中的恥辱，迅速成為一張得到全國讀者熱愛的報紙。事後來看，可說是馬達「押對了寶」，符合了後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但他本人當時卻決無「押寶」的想法，只是堅持自己的信念、理想和原則。因此，稍後他才能頂住巨大壓力拒絕轉載「上面」要求全國大報都轉載的《解放軍報》批判「苦戀」的大批判文章。 1981年4月20日一早，馬達剛走進辦公室，就聽到電話鈴聲響起，原來是一位主管宣傳、報紙的市委書記對他說：「今天《解放軍報》要發表一篇重要評論，是批《苦戀》的。我在北京與總政已談好了，新華社播發後，你們要與軍報一起登。」不久，一位他相識的《解放軍報》副總編也來電話，對他說，今天新華社要播發他們批判《苦戀》的文章，《文匯報》在全國影響大，希望一南一北，同時見報。中午時分，新華社電訊稿傳到，並且為此特發一「公鑒」，大意是說：「遵照上級領導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區報紙於顯著位置，轉載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但馬達卻不無納悶：「上級領導」是誰，指示的具體內容又是什麼。 他不認識白樺，但卻看過根據小說《苦戀》改成的電影《太陽與人》，那是在1980年秋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的全國總編輯會議上，那次會議最後放了電影《太陽與人》，而當時這部電影已封存禁放，是作為反面教材放給會議代表看的。對這部電影、小說《苦戀》，馬達都認為確有些「問題」，但對現在這種「大批判運動」式的做法，對《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革大批判式的粗暴語言和文風，他更加不滿，於是召開報社黨委成員開會，討論此事。就在大家討論時，那位市委負責同志又第二次打電話問：「稿件來了沒有？你們準備發嗎？這篇文章很重要，是中央精神」，「我是同意了的」。馬達回答說：「我們正在討論」。最後，大家一致同意不能轉載此文。傍晚時，這位領導第三次來電話要求轉載，馬達在電話中把不擬轉載及其理由向領導彙報，但這位領導說：「你們對錯誤的東西為什麼不批？應該轉載嘛。這是原則問題，你們要認真考慮。」說完就掛斷電話。 第二天，《解放日報》及全國各大報都轉載了這篇文章，獨獨備受矚目的《文匯報》未刊此文，一時議論紛紛。為慎重起見，馬達一到報社就約評論部、文藝部負責人討論研究，最後仍決定不轉此文，但報社自己寫一篇不扣大帽子、不打棍子、實事求是的說理文章，分析批評《苦戀》。這時，那位領導又第四次打來電話，嚴厲責問為什麼不轉載軍報的評論文章，馬達又把昨天說的意見向他扼要彙報，對方未聽完就把電話掛了。這時馬達也火了，請報社的副書記坐等電話，如領導再來電話就記錄一下。果然，幾分鐘後，這位領導的第五個電話打來，記錄上這樣寫道：「你告訴老馬，不轉載是不對的，看風是要倒霉的，危險的。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是經過市委的。你們是黨領導的報紙，不能自行其是……你們辦事不漂亮。」面對主管領導如此激烈的指責，馬達不能不再三考慮，但想來想去，思考的結果是：「我抱定的想法是：『我尊敬領導，但我更尊重真理。』回顧我幾十年的辦報生涯，的確是個多次得到表揚的『馴服工具』，『黨指向哪裡就干到哪裡』，『一句頂一萬句』，很少考慮『為什麼』，有時我也辦過一些錯事、蠢事。」 但經過文革，「我開始對問題的考慮比較周到些，頭腦也更清醒些。如果沒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想不會發生轉載和不轉載的事，我也可能還在湖裡湖塗地『照辦』。」他確信自己沒錯，想得到更高領導的支持，何況主管書記也說了是「經過市委」的。市委如何討論？如何決定？馬達認為這不是小事，是重要的組織原則問題，於是來到市委主要領導家中，向他詳細彙報情況和報社領導的討論意見。他詢問市委的討論意見，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沒討論；他提出，希望請他向主管報紙書記做工作，幫助溝通，主要領導則一口回絕，要他們自己彼此當面談談。無奈之中，他只得跨進那位主管報紙工作的書記家中，想當面彙報、溝通，但這位書記始終未說出不轉此文究竟錯在何處。到兩位領導家中登門拜訪而無結果，馬達怏怏地回到報社，電話鈴再次響起，記錄下了主管書記的第六次來電：「你告訴他，不要轉彎抹角，找某某（指市委主要領導同志），這樣要把關係搞壞的，是理屈嗎？……」晚上，他正在審閱新聞稿件時，電話鈴又響起，原來是那位書記的第七次電話：「是老馬嗎？這種事（還是轉載軍報評論文章的事），你們做得不漂亮。我們倆關係蠻好嘛，你們這樣做，以後我們怎麼相處，怎麼做朋友呀……」馬達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內心不禁感嘆：「兩天里七次電話，要把電話內容一一解讀一下，可不那麼容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作為一個辦報人，為了堅持一點真理，可真不容易啊！」 第三天，他接到市委辦公廳通知，要他列席下午的市委書記處辦公會議，討論批《苦戀》的問題。他很高興終有一個正式場合討論問題，可以把是非說清楚。會議開始，那位主管報紙的市委書記先發言，嚴斥馬達：「馬達，要知道，文匯報是黨領導的報紙，是市委的報紙，你眼裡還有市委嗎？」馬達回答說：「對於中央、市委的決定、指示，我是堅決執行的，但並不是市委領導同志講的每一句話，我都要聽了照辦……」對方立即訓道：「你是老黨員，老報人，你不轉載軍報評論員文章，就是違反紀律，違反民主集中制。」馬達辯解說：「我不是新黨員，我懂得民主集中制。難道只有領導說了算，下級不能提出意見嗎？」那位主管書記火氣更大了：「現在社會上就有錯誤思潮，你們究竟站在哪一邊？」馬達表示對錯誤思潮是要批評，但是要實事求是地批，用正確的方法批，《文匯報》已另外寫了一篇評論員文章批評《苦戀》，今晚就送他與市委審查。但對方仍大聲嚷嚷：「你們這樣做，就是不聽中央的、市委的……」說著說著站起來拍著桌子喊道：「你們這樣做就是錯誤，違反紀律，違反民主集中制。」這時馬達也火了，也站起來大聲說：「我不知道我錯在哪裡，上級說了，下級可以說出自己的意見嘛，如果我錯了，市委撤我的職好了。」這時，主持會議的主要領導見雙方火藥味越來越濃，只好對他說：「老馬，你不要激動，不要激動嘛，總要講紀律，講民主集中制嘛。」他翻來覆去就是講這兩句話，就是不說誰對誰錯。 幾天後，市委幾位領導向正在杭州的胡耀邦彙報工作，那位主管報紙的書記向胡耀邦說上海有全國影響的《文匯報》總編輯馬達不聽招呼，站在錯誤立場上，不轉載《解放軍報》批《苦戀》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胡認真聽完了彙報，沉思了一會兒說：「這篇特約評論員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轉載，不轉載也應該是可以的吧。」此事終划上句號。馬達承認：「如今回想起來，這件事留在我的記憶里，是不愉快的。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寫著，『報紙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導下，總編輯要勇於獨立負責』。60年的辦報生涯告訴我，『負責』是盡心儘力的，『獨立』則雖有勇氣，卻難以實行，這有賴於黨內擴大民主，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馬達自述》，第77－87頁）一位市委黨報的總編輯可以如此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一再拒絕發表主管領導堅持要發的文章，正是在於他對理想和原則的堅守。【經濟觀察網】本文網址：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1/04/18/199140.shtml 馬達的經歷自然「閱人無數」，與一些「大人物」也頗有交往，但卻少有專門憶述，對熟人張春橋、姚文元，著墨也不算多。當然，對他們在「非常時期」種種表現的回憶敘述，確是點睛之筆。但是，他卻專門回憶了與柯慶施、胡喬木的交往。他對這兩位「大人物」的回憶，更顯示了政治、人性的複雜。從1958年到1965年這七八年間，馬達除每半個月為《解放》寫一篇評論員文章外，大部分時間是為市委領導柯慶施、陳丕顯等人起草講話、工作報告和理論文章，多次隨他們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和基層調研；1963年任市委副秘書長後，與他們的具體工作接觸更多。 柯慶施在中共黨內地位頗有些特殊，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南京軍區政治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才五十幾歲黨內就尊稱他為「柯老」，連毛澤東也稱他為「柯老」。馬達認為，柯有政治頭腦，考慮大事，喜歡讀報看書，很少應酬和外出遊玩，唯一的娛樂就是和秘書、司機一起打「捉豬」、「捉羊」的撲克。由於住得近，晚上散步時常叫秘書把馬達找去，陪他一同散步，問一些工作中的問題。為領導起草文件、給中央的報告、對下級的講話，主要是這些領導人自己出思想、拿主意。但不少領導往往自己並無思想和主見，總是左改右改，起草者便無所適從。而柯慶施卻是事先反覆醞釀，從一開始就講出自己的意圖和大體思路，從修改到定稿，一般沒有「朝三暮四」的事。柯的生活比較簡樸，除煙不離手外並無更多嗜好，除按規定享用高幹的「特供」外，非常廉潔。對幹部要求很嚴，從不搞拉拉扯扯請客送禮的事，大家對他都敬而遠之，因此到他家串門的人很少。柯慶施最大的特點就是「緊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在反右派運動中，「柯慶施對毛澤東的『領導意圖』也是心領神會的。他和陳丕顯一起，一面成天召開各界座談會，按毛澤東的布置，『硬著頭皮聽』各界人士的鳴放意見，一面在內部排隊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年3月20日，馬達聽了毛澤東在上海友誼電影院對全市黨員幹部的講話，至今記憶猶新。「毛澤東在會上大講特講『不要怕』，『讓人鳴放，天塌不下來』，還在主席台上大聲對柯慶施說：『你們放得不夠』，『只有三十分，頂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點頭。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進網裡。毛澤東表揚上海執行中央指示『很堅決』。」許多知識分子、文化人被打成右派。「在市委書記處討論到巴金時，柯慶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說他不僅是老牌無政府主義者，而且他在《解放日報》寫的雜文（按：指《有啥吃啥》），有發泄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情緒。陳丕顯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則堅決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說巴金在廣大青年中影響很大，抗美援朝表現很好，不應該把他划進去，柯後來才作罷。」 有一次《文匯報》發表了著名經濟學家、民主人士沈志遠一篇談實行按勞分配的文章，觀點沒有任何問題，但柯卻十分惱火，要馬達把《文匯報》總編輯叫來責問：「你們發表沈志遠的文章是什麼意思？他是民盟，是黨外人士，難道我們黨制定的政策還要他們黨外人士來解釋嗎？」「大躍進」時毛澤東號召大鍊鋼鐵，支持各地興辦「小高爐」。上海本有大中小鋼廠不少，其產量在全國佔有不小的比重，本不需建「小高爐」，但「柯為響應毛澤東全民大鍊鋼鐵的號召，在市區也要搞小高爐鍊鋼」，要市委機關帶頭，在機關大樓北面的空地上也修建一座小土高爐。沒有鐵怎麼辦？「柯說城裡到處有鐵門，不是現成的鐵料嗎？每戶人家廢銅爛鐵也不少呀，於是大家紛紛把鐵鍋上交，鐵門、鐵窗也強行拆下來鍊鋼，出現了高樓大廈旁冒黑煙，小弄堂煉廢鋼的怪現象。」其實，客觀需不需要「小高爐」是個「技術問題」，建不建「小高爐」則是態度問題、政治問題。柯很可能就是從「態度」、「政治」角度來考慮此事的。有一次，馬達為柯起草講話稿，改了多遍，柯表示滿意，但最後一次討論稿子時卻大光其火，一口氣批了20來分鐘，馬達坐立不安，渾身冒汗。最後才知道，因為多次修改，在講話稿的開頭只寫了他的市委第一書記的頭銜，而未寫政治局委員的身份。這時馬達「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這也是身不由己，為名所累啊」。 當時早無營業性舞廳，有些機關每周末組織舞會，後來柯慶施下令停辦，並多次在黨員幹部會上聲色俱厲地批評幹部跳舞，說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雖然許多幹部不以為然，但也無可奈何。但馬達記得，有一次毛澤東來上海，準備住兩三天，柯連聲關照市委辦公廳要組織舞會。「文化俱樂部（現為花園飯店）有較好的舞池，由辦公廳通知，派汽車把戲劇學校、歌劇院、芭蕾舞學校等文藝單位的女同志，接來做舞伴。我去看了，毛澤東跳舞如同散步，那些女同志一個個投入他的懷抱。而令我驚訝的是，柯慶施居然違反自己訂下的禁令，也走進舞池扭起來了。」總之，柯慶施表現的特點是：「凡是毛澤東講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著腳也要緊跟。」（馬達：《我了解的柯慶施》，《世紀》2011年第1期）馬達與胡喬木交往不多，但有回胡喬木在兩天之內三次找他談話，卻使他印象深刻。 1986年初秋，《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突然接到胡喬木辦公室電話，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胡喬木關照，請馬達立即到他家裡談談。一年前，正是胡喬木提出要馬達參加共青團九大的文件修改班子。胡對一些文件修改做出了具體指示使馬達印象深刻：對文件的起草思路清晰、邏輯嚴密、字斟句酌，極其精細，有學者風度。此刻他要身居上海的馬達立即到他家談談，定有非常緊要之事，馬達立即在第二天乘飛機趕往北京，次日一早就與「北辦」一位記者來到胡宅。 他走進胡的會客室，見當時的中宣部長鄧力群已經在座。他剛與胡寒暄，胡喬木就打斷了問候，開門見山地問道：「為什麼文匯報要連載劉曉慶的《我的路》呀？」馬達怎麼也沒想到他會問這個問題，連忙回答：「那是她寫自己從事電影活動的經歷。」胡反駁道：「什麼我的路呀，那還不是鼓吹個人奮鬥，個人成名……」馬達趕緊解釋說：「倒也不是，她個人奮鬥，也是在黨的領導下奮鬥的。」這時，胡有些不高興，嚴肅地說：「馬達同志，你是個老黨員，你們提倡個人奮鬥，走個人奮鬥的道路，黨性原則到哪裡去了。」見胡將問題提到如此程度，馬達不再分辯。隨後，幾乎是胡一個人的獨白，他長篇大論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反對抽象的人道主義，著重闡述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道理，從學雷鋒講到見義勇為……一直講了近三個小時，已是中午時分，馬達說：喬木同志，你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吧。見胡點頭，馬達立即告辭。整個談話過程，鄧力群只是不停抽煙，一言不發。在回來的路上，馬達一直琢磨不透這次談話究竟是何目的，如果說是為了批評《我的路》和批判人道主義，按過去一貫的做法打個電話或寫個指示就行了；如果是為了理論討論，實際是胡一人宣講，並無討論。 回到「北辦」後，他就買了第二天下午返滬機票。沒想到，第二天早晨又接到胡喬木秘書的電話，要他上午再去談話，並關照不要帶記者來。這次，鄧力群仍是已經在座。胡開頭就說：「我還想和你談一些事。」但停一會兒才又開口說話：說前兩天他到人民日報宣布了中央對胡績偉、王若水的處理決定……這次談話只有一個多小時，仍是胡一人獨講，鄧力群一言不發，但這次主題非常明確，就是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胡喬木是一步點明主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人不積極，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們也不願意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這場大是大非的鬥爭是避免不了的。」他越說越激動，站起來踱幾個方步，還點了一位名作家的名字批，然後說：「有些人，黨內有，黨外也有，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番話使馬達感悟到：「在他看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過和我的談話，能夠在上海有所進展。」政治經驗豐富、對此又有自己看法的馬達一時不知說何為好，恰好胡要出去參加一個會議，馬達也就回到北京辦事處，準備下午飛回上海。 他剛剛躺下休息，胡喬木的秘書又打來第三個電話，要他下午再去談話。他只好退掉機票，如約前往。這次胡只有一些具體的事情請他轉達上海市委，有上海文聯要更換主席、對某人的問題要嚴肅批評、漢語大辭典的編纂、毛選印刷等筆。馬達拿出小本一一記下，心想：「身為中央首長，權力真夠大，管的事也真夠寬的。」但使他大為驚訝的是，就在他從北京回滬大約半個月後，《文匯報》文藝部記者給他看了一份複印件，是胡喬木寫給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汪洋的信：「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劉曉慶寫的《我的路》，我認為寫得很好，她的個人奮鬥經歷是不容易的。聽說最近她積極要求入黨，希望你們熱情幫助她，鼓勵她進步。此致敬禮。喬木。」不久，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已吹開，在1987年初達到頂點。「按照上級部署，責令我們檢查一年來的報紙。對外界關於文匯報、文匯月刊幾個有議論的問題，我又得考慮如何做檢討了。這時，忽然想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老報人說過的一句話：『我們這些老總，不但會編報，而且還有一個別人很難學的本領：會寫檢討。』再一次回味這句話，只有苦惱人的笑……」（《馬達自述》，第91－96頁） 紅色報人60年。曾參加和領導過9張報紙的工作，並在其中5家報社擔任過總編輯，關鍵時刻兩次出任重要報紙的領導，他自然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聞理論作深入的思考與探索。對報紙的引導輿論和反映輿論兩種功能的關係、黨性與人民性的關係、社會主義制度下新聞自由概念的內容和提法、對如何理解「政治家辦報」、對主管部門應如何管理報紙、總編輯的地位與作用……他都有深刻見解 （見《馬達自述》第149－241頁）。他非常謙遜地說，自己的思考「既無宏旨大論，又可能有不符合通行說法的觀點。但我相信，真理不是現成的結論，而是從實踐中產生又被實踐檢驗了的。辦報也是這樣。」這些，是他60年新聞工作的經驗總結與理論升華，應該成為中國，或者說新中國新聞理論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經濟觀察網】本文網址：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1/04/25/1997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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