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國是怎樣的？

嚴文明，1932年生，湖南人，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之一。從事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國文明的起源研究。主要著作有：《仰韶文化研究》、《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走向21世紀的考古學》、《長江文明的曙光》，參與主編《中華文明史》等。前一段時間，首都博物館推出了「早期中國」的展覽，集中展現幾十年來關於早期中國歷史探索的成果，很有意義。什麼是早期中國？各人的理解可能不完全相同。我個人認為應該從祖國大地上最早出現國家組織算起，到歷史記載比較明確的商代晚期之前為止。展覽大致框定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1400年之間，是比較合適的。一般認為，我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黃帝是我國的人文初祖。但據後人擬定的黃帝紀元，今年只是4707年。當然，這都只是一種傳說和推想，不必深究。漢代司馬遷所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歷史巨著，其中第一篇《五帝本紀》就是從黃帝講起的。他說舜是黃帝的第八代孫，禹是黃帝的第四代孫。禹被他的第四代孫舜所重用，舜則把帝位禪讓給他的老祖宗禹。更有甚者，在《史記》的《三代世表》中，商紂王是黃帝的第三十三代孫，周武王是黃帝的第十九代孫，按照世次算應該是商紂王的第十四世祖。可是他親自率兵討伐紂王，並且把商王朝給推翻了。如此顛倒的歷史是很荒唐的。所以，自宋至清都不斷有人對這種古史系統提出質疑。到近代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更是要徹底推倒兩千多年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統，以此作為新文化運動反封建的一項重要任務。可是推倒了舊有的古史體系，真正的中國古代歷史究竟是怎樣的呢？顧頡剛曾經明確地指出，應該借重考古學來重建中國的古代史。這是很有見地的，儘管他自己並不從事考古學研究。在近代考古學開展以前，有一件事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那就是1898年商代甲骨文的發現和被確認。之後各家竟相研究，成績卓著。就此王國維先後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以及《殷周制度論》，影響尤大。他用二重證據法證明《史記》中的《殷本紀》所述殷先公先王的世系基本上是正確的，並且廣泛地考察了殷周的制度和社會的方方面面，從而使殷代的歷史成為信史。這一研究後來成為引發對安陽殷墟進行大規模考古發掘的契機和出發點。所以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發現鄭州商城遺址的時候，雖然看到它比殷墟的年代要早，卻仍然可以滿有把握地認定那也是商文化，是商代早期的都城級遺址。同樣當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對河南偃師二里頭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比鄭州商城更早的都城級遺址時，卻可以從文化內容的分析認定那不是商文化或先商文化，而可能是夏文化,從此又開始了夏文化的探索。比夏文化更早的新石器時代或史前考古學文化如何同夏文化接軌，雖然是學術界很早就提出的課題，但直到這時才有了進一步探索的基礎。早期中國歷史的構建工作，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的。在遠古中國的大地上，各大文化區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各具特色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在考古學文化上屬於青銅時代，在它以前是新石器時代。過去以為新石器時代主要是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現在知道的情況遠為複雜。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萬年以前，之後經歷早、中、晚、末四期，總共有八九千年。在晚期的後半和末期因為發現了一些小件銅器，故又可以稱為銅石並用時期，其時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大量考古資料證明,這是中國歷史開始走向文明以至產生最初的國家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的總體特徵是農業和手工業有較大的發展，手工業開始分化，出現了專門為貴族生產的高檔手工業部門。從聚落和墓葬的等級分化可以明顯地看到社會的分層化，原先基本平等的氏族——部落成員開始被分化為貴族和平民。不少中心聚落築起了防衛性的城牆，同時出現了用於戰爭的專門性武器，到處都有戰死者或非正常死者的亂葬坑，這都說明那個時期的社會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邁出了從部落到國家的關鍵一步。在這個過程中，走在前面的是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兩湖地區的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江浙地區的崧澤—良渚文化以及燕遼地區的紅山—小河沿文化等。在如此廣袤的大地上，各個大文化區的主體文化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各具特色的文明，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仰韶文化早期各個聚落的差別還不顯著，到中期開始分化，出現了整個文化的中心聚落——河南靈寶西坡遺址。那裡有仰韶文化中期最大的房子和最大的墓葬。隨葬器物雖然不多但很特別，完全是為死者定做的。幾乎每座墓都有玉鉞，上面有明顯的線切割和管鑽的痕迹，代表著當時最高的技術水平。而鉞乃是從石斧中分化出來的第一種專門性武器，說明當時已經出現了真正意義的戰爭。而領袖人物首先是握有最大權力的軍事首領。仰韶文化中期對周圍文化有強烈的影響，是否與軍事擴張有關，值得研究。西坡遺址的規模並不很大，風格也比較樸素。同一時期在各地還有一些規模更大但規格似乎稍低的次中心聚落，如陝西華縣泉護村、高陵楊官寨、山西夏縣西陰村和河南洛陽王灣等，說明當時的社會確實走上了分化的道路。到仰韶文化晚期則分化更加明顯：甘肅秦安大地灣的中心聚落中出現了建築規格甚高的所謂原始殿堂，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中發現有殉人的現象，鄭州西山則出現了最早的城堡。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即位於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該遺址面積約80多萬平方米，曾經發現有許多大型柱洞（表明有大型建築遺迹）和同時期最大的陶窯。墓葬從早期（約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起即可看出一定程度的分化，到中晚期分化更加顯著。大墓有棺有槨，隨葬玉鉞、象牙梳、鼉鼓（只剩下蒙鼓的鱷魚皮鱗板）以及大量精美的白陶、黑陶和彩陶器等，還有數目不等的豬頭。這在同一時期的墓葬中是絕無僅有的。其餘的墓葬顯然級別較低，最低等的墓葬僅有人骨，沒有任何隨葬品。由此可見,社會的等級分化十分明顯。這個文化的次中心聚落有曲阜西夏侯、五蓮丹土村、諸城前寨、莒縣陵陽河與大朱村和安徽蒙城尉遲寺等處。後四處在隨葬的大陶尊上有刻劃的原始文字。據說有的地方發現有城牆遺迹。相對仰韶文化而言，大汶口文化也強調軍事，而貴族壟斷的高檔手工業更為發達，社會分化更為明顯。紅山—小河沿文化的年代大體與仰韶文化相當。早期的聚落同樣沒有明顯的差異，到中晚期則為之一變，出現了整個文化的中心——遼寧凌源牛河梁。在約5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分布有40多個遺址點。其中有「女神廟」、大小祭壇、廣場（周邊用石頭砌築的方形山台）和多處規模巨大的積石冢。女神廟中有彩繪壁畫，有多個巨型似女性的泥塑殘塊。如果復原起來，小的如真人一般，大的超過真人一兩倍！積石冢的規模極大，較早的為圓形，較晚的多為方形或長方形。每邊長約20米上下，用石頭砌邊，逐級收縮成三級台階。最外邊砌的石頭內側密密麻麻地擺放成列的彩陶筒形器，冢上覆土積石，正中安放一大型彩陶塔形器，十分壯觀。每個積石冢有一座中心大墓，並隨葬多件精美的玉器；同時有若干較小的陪葬墓，其中有些也隨葬玉器，有的則一無所有——一個等級分化的社會明確地展現在眼前。除牛河梁外，其他有積石冢的遺址還有多處，只是沒有牛河梁那樣的規模。紅山文化的經濟並不十分發達，卻能調集大量的人力資源，在一個選定的地區營建宗廟、祭壇和巨大的貴族冢墓，所能憑藉的只能是強烈的宗教信仰和強大的組織力量。紅山文化玉器中的豬龍或熊龍，形態非常特殊又非常統一，論者多認為可能是紅山人的圖騰,這表明紅山文化的人民有著統一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一經同某種權力機構結合起來，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傳統的氏族——部落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說紅山文化時期已經產生某種國家政權是合乎情理的。大概正是因為過分地使用了人力和物力而難於長期支撐，紅山文化之後的小河沿文化時期很快就衰落了。紅山文化雖然是一個強勢文化，它對外面的影響卻很有限，軍事色彩也不明顯。只有玉器對南部的山東地區有些影響，陶器反而受仰韶文化的強烈影響，到小河沿文化時期又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影響。崧澤—良渚文化的崧澤文化階段社會分化並不明顯，但到良渚文化時期（約公元前3300年至2500年）便有急速的發展。良渚文化的中心在浙江杭州市西北郊，那裡不只是一個遺址，而是在40多平方公里的範圍內有一百多個遺址點的遺址群。這裡的核心是一座29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城牆的基部鋪滿石頭，上面用經過選擇的黃色粘土夯築。城內的中心部位有一座30萬平方米的長方形台城，上面有三萬多平方米的夯土基址，說明原先應該有宮殿之類的高等級建築。台城的左近有最高等級的貴族甚至是王室的墓地。大城的周圍還有不同等級的房屋基址，有制玉等手工業作坊，有兩處專門營建的祭壇和另外的貴族墓地。在良渚港還發現有大量木樁和跳板等可能是碼頭的設施。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處人口密集、設施齊全而且規格很高的都城級遺址群。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周圍，可以分為幾大區塊，每個區塊都有自己的中心。太湖以北的中心遺址有江陰高城墩和武進寺墩，東北區塊的中心有蘇州草鞋山和趙陵山，東部區塊的中心有上海福泉山，東南區塊的中心有桐鄉普安橋等，南部區塊的中心就是良渚古城。各個中心都有人工築造的貴族墳山，隨葬同良渚相似的玉器，特別是反映宗教信仰與儀式的琮、璧等法器和代表軍事指揮權的玉鉞等。良渚文化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但遠遠高於紅山文化，而且是五大區塊的主體文化中最發達的。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表現在具有自己獨特的神徽和玉璧、玉琮等相當統一的宗教法器。一些祭壇最後又成為貴族墓地，表明宗教的權力掌握在貴族手裡。良渚文化修城池、蓋「宮廟」、築祭壇、造墳山，土木工程之巨遠遠超過紅山文化和同時期的任何文化，必然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良渚文化的玉器數量之多和工藝水平之高也遠遠超過同時期的任何文化，同時還有漆器、象牙器、絲綢和精美陶器等高檔手工業，全部都是為貴族所享用的，對於發展經濟並無直接的好處。良渚文化的墓葬幾乎都隨葬石鉞，貴族則隨葬玉鉞，差不多是全民武裝。到晚期更是大力向外擴張，儘管實力強大，畢竟經不起這樣的消耗，最終也只能像紅山文化一樣快速衰落。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年代也大致與仰韶文化相若。早在大溪文化時期就出現了一些規模較大的遺址如湖北枝江關廟山，有些地方更建造了夯土城牆，如湖北江陵陰湘城和湖南澧縣城頭山等。到屈家嶺文化時期便出現了許多城址，大都分布於湖北的江漢平原和湖南洞庭湖西北平原上，其中以湖北天門石家河古城為最大。這個城始建於屈家嶺文化時期，持續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時期，即相當於大汶口文化或良渚文化的中晚期。全城大約有120萬平方米，城垣基底寬約50米，殘高約5米，護城濠寬約60-70米，工程巨大。城內有中心居住區、宗教活動區和墓地等。屈家嶺文化時期在宗教活動區發現有祭壇和象徵陶祖的巨大「筒形器」，石家河文化時期則有數以百計的大陶尊相互套接，有的陶尊上有刻劃的原始文字，器物造型和刻劃方式都跟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十分相似，只是「文字」不同。更有進者，在這些大陶尊附近還發現有數以千計的人形和各種動物形陶偶，人偶跪坐抱魚作祈禱狀，顯然也是進行宗教法事活動的遺留。可見這座古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宗教中心，猶如良渚古城一樣，只是規模略小而已。這個文化的經濟也比較發達，同樣也很重視武裝，墓葬中多隨葬石鉞。它憑藉自己的實力，曾經一度擴張到河南南部，但是後來也忽然衰敗了。究其原因可能與歷史傳說中堯舜禹時期大規模征討三苗的事迹有關。這個文化修建的土城比同時期任何文化都多，明顯是為了防衛的需要。而且在石家河文化之後的所謂後石家河文化中大量出現中原龍山文化的因素也反映了這一事實。除了五大區塊的主體文化以外，安徽的凌家灘—薛家崗文化、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廣東北部的石峽文化和甘肅、青海的馬家窯文化等也都達到了較高的發展水平。不過相對而言，五大區塊的主體文化的發展勢頭是最強的，而且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都十分明確地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只是文明化的具體進程和表現形式不大相同，對相鄰文化影響的程度也不相同。比較起來，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是最濃的，其次是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發展得十分快速，在達到頂峰以後衰落得也很快。真是其興也驟，其衰也忽。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則另有原因。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宗教色彩比較淡薄，也沒有那麼多巨大的工程，發展是比較平穩的，但二者之間也有差異。這裡顯然存在著幾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其結果就很不相同。到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龍山時代，即從公元前2500年到前2000年左右，繼續順利發展的事實上只有繼承仰韶文化的中原龍山文化和繼承大汶口文化的山東龍山文化了，二者都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燕遼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暫時轉入低谷。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對於往後中國歷史的發展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中原龍山文化本身是一個複合體，它包括了河南的王灣三期文化或王灣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和陝西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或客省庄文化等一系列亞文化。其中首先發展起來的是位於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那裡發現有幾個大型遺址，最大的就是襄汾的陶寺。陶寺遺址的早期就已建立夯土城牆，到中期修建的大城面積已達280萬平方米以上。城內有大型建築的夯土基址，從毀棄的建築殘跡中，發現牆壁上抹白灰並有彩畫，屋頂有呈方塊狀的「平瓦」，說明此建築的規格不同一般，應該是屬於宮殿級別一類的。陶寺的墓地規模極大，據估計大約有上萬座墓葬，並且分為幾個墓區。說明城內居住有不同身份的大量人口。在已發掘的一千多座墓葬中，隨葬100件器物以上的大墓不到1%，隨葬少量器物的中等墓約佔10%，而將近90%的小墓則沒有任何隨葬品。大墓中的隨葬品不但數量多，而且規格高，有不少是表現權力和身份的，如玉鉞、鼉鼓、龍紋盤等。它反映出當時已經形成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少數人佔有大量的社會財富，並掌握著最高的統治權力，明顯具備了國家的基本特徵。有的學者認為陶寺為堯都平陽的遺址，可備一說。中原龍山文化的後期，社會發展的重心已經轉移到河南西部的王灣文化。那裡發現有登封王城崗和密縣古城寨等一系列城址。古城寨的城牆至今還高達15米，夯築技術有明顯的進步。王城崗城址至少有30萬平方米，不算太大。旁邊的東周城址出土有多個「陽城倉記」戳印的陶器殘片，所以發掘者認為王城崗就是傳說中「禹居陽城」的那個地方。果真如此，則王灣文化的晚期當已進入夏的紀年。這個時期在山東的龍山文化也有較大的發展，出現了章丘城子崖、鄒平丁公、臨淄桐林、茌平教場鋪、陽谷景陽岡和日照兩城鎮等許多城址。臨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都發現有一棺二槨的大墓，說明這時社會的分層又進了一步，在貴族中也已經有明確的等級劃分了。山東龍山文化的陶器製作技術的水平是最高的，絕大部分陶器是直接由快輪拉坯成型的。其中尤以薄如蛋殼、漆黑髮亮、造型優美的黑陶杯最為上乘。有些大墓中出土的玉器也極為精美。綜上所述，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以及燕遼地區都已經步入文明化的軌道，出現了許多象徵國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國，城裡人叫國人，廣大的鄉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現就意味著小國林立局面的形成。這些小國的統治者往往握有政權、軍權、財權和神權，這隻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級的墓葬的隨葬品就明白了。各國的情況不同，在相互的鬥爭和交往中，有的興盛了一段時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曇花一現，有的則不斷發展壯大，社會也更加複雜化，從而為下一階段世襲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古史傳說中常常提到古有萬國或萬邦，說黃帝時曾經築五城，又說鯀作城；說黃帝戰炎帝，戰蚩尤，禹征三苗等等。又說黃帝設左右大監等官職，堯舜時官職更加複雜，還有各種刑法等等。這跟考古發現的情況是基本相符的。說明許多古史傳說的資料確實包含有真實歷史的素地，不能一概抹殺，而要參照考古資料去重新整理。但傳說畢竟不是信史，不能拿考古資料去一一對號，這個道理應該是很明白的。

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人獸面紋神徽

湖南澧縣城頭山屈家嶺文化城址

河南鄭州商城出土的獸面紋銅大方鼎

大汶口文化蛋殼黑陶高柄杯夏商時期，華夏文明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傳播，奠定了往後中國的發展基礎大約在公元前2000多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誕生了。夏代究竟應該從大禹算起還是從他的兒子夏啟算起，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按照古本《竹書紀年》的說法，啟曾經同益爭奪王位，把益殺了。啟又曾經與有扈氏打了一大仗，政權還沒有穩固，到他的兒子太康時就被東夷有窮國的后羿推翻了。後來羿又被寒浞推翻，等到太康的重孫少康在別人的幫助下才得以復國，史稱「少康中興」，夏朝的統治才穩固下來。在考古上要把這一段歷史弄清楚是十分困難的，但是最近的研究似乎有了一定的進展。前面提到登封王城崗可能是大禹居住過的陽城。近年在河南新密市的新砦也發現了一座約30萬平方米的龍山晚期的城址，同時在稍晚的新砦期包著龍山城又築起了一道城牆，裡面發現有大型建築遺迹。在新砦期的遺物中可以看出有不少東方的因素，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它就是后羿代夏時期的都城，有的則認為是少康中興時期的都城。因為考古工作才開始不久，許多情況還不明白，難以作出確切的判斷。現在人們公認的夏代都城級遺址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那個遺址有600萬平方米，發現有多處宮殿遺迹，其中1號宮殿基址就有一萬平方米，上面有宮殿、門廳和迴廊，中間是一個大庭院。二號宮殿略小，但結構更加規整。圍繞宮殿有道路和城牆，城內面積達10多萬平方米，明顯是一座宮城。照理外面還應該有更大的城圈，也就是王城的城牆，可惜至今沒有找到。不過既然有這麼大的宮殿和宮城，自然應該是王都所在。二里頭遺址可以分為四期，宮殿主要在二、三期，延續使用至四期之末。一期雖然沒有發現宮殿，但一些跡象表明其規格不同一般。例如在一座不大的墓葬中就隨葬有迄今所知形體最大、製作最精美的龍形物。它是用2000多片松綠石和玉質組件拼裝而成的高檔工藝品。可見在二里頭一期就可能是一個都城級遺址，只不過到二、三期有了更大的發展。二里頭一期早段大約與新砦期同時，一期晚段則比新砦期略晚，所以有人認為二里頭可能是從少康直到最後一位帝王夏桀時期的都城，這與文獻的記載略有不同。二里頭遺址除宮殿外，還有面積達1萬平方米的銅器作坊遺址。在一些中小貴族墓中出土的青銅器有鼎、斝、爵、盉、鈴等禮樂器，戈、鉞、戚、鏃等兵器，錛、鑿、鑽、錐、刀和魚鉤等工具，還有鑲嵌松綠石的銅牌飾等。從銅器作坊遺址中出土的鑄銅陶范來看應該還有更多更大的器物。可以說在後來商周時期各主要類別的青銅器在此時都已初具規模，從而開啟了中國青銅時代的先河。這跟此前的古國時代相比顯然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單是從考古學的視角來看，把夏同商周合在一起稱為三代也是合乎情理的。應該強調的是夏王朝並不是孤立的，和夏王朝同時還有其他國家或王朝。從《殷本紀》和甲骨文所見商先公的世系和事迹來看，那時的商人也建立了一個與夏王朝竝立的世襲王朝。過去以為商的先人起自東方的山東一帶，現在看來並不正確。真正代表商先公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應該是先商文化，它分布於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北部，與代表夏的二里頭文化相鄰，只是至今還沒有發現一處先商的都城遺址。最近在河南濮陽戚城發現一處龍山時期的城址，是否與商人早期的活動有關，值得注意。與夏朝發生關係較多的是東夷。近年在山東、河南東部和江蘇北部發現的岳石文化已被證明是夏代東夷的文化，它是繼承山東龍山文化而發展起來的。其中心可能是章丘的城子崖，那裡發現的岳石文化城址頗具規模，城牆的版築技術已很成熟，說明其文化發展水平不低。把眼光放大一點，跟夏代基本同時的還有燕遼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內蒙古中南部的朱開溝文化，甘肅、青海地區的晚期齊家文化，四川地區的寶墩文化，江漢地區的「二里頭文化」以及江浙地區的錢山漾文化等。這些文化都或多或少出土過一些青銅器，開始步入了青銅時代，並且直接間接地與中原的夏文化發生過各種關係。商滅夏後不但盡有夏商之民和盡有夏商之地，並且進一步擴大控制的範圍，建立了一個比夏朝版圖大得多的統一王朝。作為商代早期都城的鄭州商城，其規模之大與規格之高又遠非夏朝都城的二里頭可以比擬。由此華夏文明進入了繁榮昌盛時期，並得以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傳播，為往後中國的發展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馬家窯文化旋渦紋四系彩陶罐

凌家灘文化玉人中國確實存在著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早期中國歷史的重建雖然是長期的工作，今後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但至今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說明中國確實存在著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我們現在看到的早期文明古國的資料可能還不夠完整，它本身也還不夠成熟，畢竟跟以前的原始社會有了本質上的區別。早期中國文明是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遼河西南部這一廣大地區發生的。由於各地的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不同，早期文明發展的模式也不相同，其中有許多跌宕起伏。儘管如此，各早期文明之間仍然有許多因素的交流、滲透與碰撞，很多情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從更高的層次來看，實際上還是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由於各種內部和外部的原因，從古國後期開始出現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黃河流域的力量逐步加強，並且進一步集中到中原地區，又由中原向四周擴展。這與中原地區文化本身不尚浮華，強調王權而不過分渲染宗教的神力，在文化方面不固步自封而樂於吸收周圍地區的優秀成果有關。而它所處的地理位置又給它提供了其它文化所不具備的特別便利的條件，因而得以持續發展。早期中國發展到商代早期，它所代表的華夏文明已經十分強大，並給與周鄰的文化以巨大的影響。四川的三星堆文化、湖北的荊南寺文化、湖南黃材的青銅器、江西的吳城文化和大洋洲青銅器、遼寧喀左的青銅器和內蒙古鄂爾多斯青銅器等，都是在商文化影響下發展起來並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銅文化。這些文化又對更外圍的文化以積極的影響，形成一個以華夏為主體的多元一體的中華古文明體系，這個體系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和內部活力，深深地影響到往後中國歷史的發展。中華文明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雖有不少波折，而文明本身卻從未中斷，一直持續發展下來，與早期中國所奠定的有核心、有主體的多元一體格局的基礎是有很大關係的。

河南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大型房址

2009年第1期 總第85期雙周四出版主持人：計亞男　殷燕召電話：67078803、8541傳真:67078118電子郵件:010yananji@gmail.com10yyz@sina.com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