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尚詩：以鄉土的名義——鄉土中國的這麼多年

　　中國傳統社會的小農經濟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為有了土的滋養，才有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農業，才有了聚村而居、與世無爭的傳統生活，才有了中國人生生不息的傳統文化根源。鄉土社會的本質不是別的，而正是這種「土氣」。

　　前言

　　文章取題「以鄉土的名義」，自然指的是文學以鄉土的名義——闡釋中國最深最廣處的荒涼大地，演繹荒涼大地上最原始最矛盾的風情人物，鑽營風情人物中最蒙昧最質樸的心路歷程。

　　鄉土文學藉以鄉土的名義，飽含感情書寫鄉間生死以及鄉村文化場域中的國民的病態靈魂，極盡全力或用理性精神透析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尋找潛隱的文化病根；或隱匿苦難，用理想主義的筆法營造烏托邦，漸進自然，抒寫出一個鄉間純美的宗法制農村，黃老哲學影響寫作者的慘淡經營。（1）其實，簡單地說，也就是直入鄉土中國腹地，啟蒙其蒙昧處，批判其愚昧處，悲憫其苦難處，痛哀其冷漠處，抒發其浪漫處。然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路徑中，這些流脈或漸漸式微，或發展畸形——在下文的敘述中，我們會看到作為社會存在，政治（國家的文化體制、執政黨的文化政策、意識形態）、經濟（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商業文化和消費文化、「物化」所帶來的平庸化）、軍事（現代戰爭）以怎樣的強勢力量，強暴干預。在內，以影響唯一重要的變數「人」——束縛精神，培養積習，來完成對「鄉土」的謀殺；於外，則用強力，使建構在鄉土之上的文學畸形——固定模式，單一話語，或市場操作其運行規則。（文學始終在繁複錯雜的關係中處於弱勢地位，而這種弱勢地位會在下文的敘述中得到立體的、飽滿的呈現。）鄉土中國的大地上，綻放出怎樣的「地之花」，孕育出如何的「地之子」，委實要尋根溯源到鄉土中國千百年來最真實的土壤中去。

　　黃河與長江

　　黃河與長江，兩條大河千年來流淌不息，沿河土地肥美，地勢平坦，氣候溫和，最初的中國人進化於此地。人如螻蟻，在大片土地上開始最原始的耕作，土和泥沾染雙手。由最初的懼怕崇拜自熱，構造神話，到迷信怪力亂神，而後群居行動，社會形成。現在回望最原始的歷史源頭，這兩條大河作為地理和文化上的標識，影響了中國五千年。（2）人民沿河安營紮寨，聚居成村落。

　　在文化心理和社會風俗上，由血緣集結而成村落，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天地祭拜，安土重遷。宗法制農村在最初時就已埋下伏筆，慢慢滋生，如同緊密網路，在自然的威力面前，集結人力進行生產與抵抗；而在生產力不斷上升和發展後，深入鄉村的宗法思想和體制如毒入骨髓，開始束縛人力，壓制自由，扼殺人性，排擠活力，蒙昧由生。五四鄉土小說寫實派，以文化批判的啟蒙角度，進行「思想革命」，對「鄉土」深刻批判：「看客」的冷漠愚昧（魯迅《示眾》），家長的權威暴行（王魯彥《屋頂下》），以「典妻」、「沖喜」、「借生」、「水葬」、「冥婚」為代表的諸多鄉間蠢事（台靜農《蚯蚓們》、柔石《為奴隸的母親》、王魯彥《菊英的出嫁》、蹇先艾《水葬》）。殊不知，鄉土文學這一支的批判對象在村落形成之時，其實就已然滋生。

　　在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上，村落在內陸河岸形成，沿河聚居，進行農業生產，興修水利，需大批人力集結；加之地勢平坦，位置中原之地，無外力頻繁騷擾，亦無海洋貿易往來，人民安土重遷，缺乏自由活力，專制制度容易形成。中央集權封建制度逐步確立。在修築宏大工程的過程中，中央集權專制控制鄉村，壓制個體，層層權力遞加壓迫，而農民恰恰處於鏈條最底層：進行耕作而無地，地主成為其對立面的有產階級，農民無法享受資源，始終處於蒙昧無權勢與資本的狀態——這就塑造了中國千百年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的愁苦表情。

　　然而，更為悲哀和致命的是，在經濟結構上，與宗法封建制相匹配的以農村為載體的自然經濟佔據中國兩千年，根深蒂固，使生產力處於靜止狀態，朝代的更替始終處於輪迴狀態：一個朝代經過數十年或百年的積累而成的思想結晶或體制試驗，總被下一個朝代砸碎毀滅，而新朝代伊始，一切又是從頭再來。這樣一來，無論是思想文化、政治體制還是社會結構上，中國始終處於輪迴狀態。這也解釋了自秦朝帝制以來，中國就已然定形。排斥外界而導致中國成為「異數中的異數」。近現代啟蒙者面對國民，感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無力感，正是對鄉間人物的無奈回應。

　　面對西方的啟蒙，讓鄉土文學的寫作者們暴露在如此深廣和紮實的鄉間愚昧之前。「城市化」和「現代化」從來就不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之中。市場貿易直至宋代才屬於非常小的一支。一直到明清面對外來者，自然經濟仍在頑固瓦解資本主義萌芽，扼殺資本主義之壯大。到了當代，中國的核心問題仍在鄉間。換句話說，悲哀的是，兩千年的中國大地上，上至天子、諸侯、官員，中止士大夫地主鄉紳，下至農民，始終在宗法與封建的內外強力下生存，也就是說中國好似一個體制森嚴的大農村，城市化始終沒有，更別說在自由貿易的基礎上形成的啟蒙。五四時期啟蒙者所批判鄉間的種種積習，人格的劣根性，當有內外合力導致如此。從最早的中國人在河岸紮根，到社會、國家形成，由地理、環境、政治、經濟以及初民最早的信仰導致千百年來中國穩定的鄉土性。商業化城市從未出現。中國背負最重，體味艱辛最深，在生活的弓箭上彎曲最大的，恰是最廣大的農民，是他們主要構成了鄉土中國。可恨可悲可憐的愚昧性格和頑冥不化的民族劣根性——廣大農民身上的痼疾，呈現在鄉土作家們面前。

　　我無意釐清「被啟蒙者」需要「啟蒙」之原因的合理性，我想說明的是，呈現在鄉土文本中的「土氣息，泥滋味」和它蘊含的種種美與丑是如何從遠方流入作者和讀者的視野的。而這尤為關鍵，擁有上下五千年歷史的鄉土中國在近代來臨以前自視為世界之中心，並且也確實是世界軸心文明之一。大陸型農耕文明不出意料的成為大一統文化，王朝固步自封，相對隔絕的地理環境導致鄉村文化畸形。由於缺乏異質文化並存的觀念，中國儼然如一個未受外力滋養的自給自足的健壯的生物體，其它地域文化未真正影響中國的一切，中國文化的傳播方式處於由內向外，單向性輻射，形成中華文化圈，難以接受新質，或者對少有的異質文化進行面目全非的同化和改造。而當鄉土中國進入「現代化」語境，「現代性」與「傳統性」發生前所未有的衝擊，黔之驢見到完全異類的生物體——進而帶來的革命性變革，我們對它的考察的目光不能不追溯到鄉土中國的原點。這樣一來，世界範圍內的落差在被黃仁宇稱之為「大歷史」觀的場域中，被大大拉大了——當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興起，大革命倡導被當今認為是普世價值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美麗誘人口號時，中國的農民們仍在兩河流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草屋中祭拜天地祈禱有個好收成；然有力而強者，仍在操縱鄉間，生死場中的陰謀不斷上演。

　　「現代化」進入鄉土中國

　　及至近代，西方已成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亟需擴張市場掠奪勞動力，政治上佔有殖民地撈取特權以支持其經濟利益，文化信仰上基督教傳教士也開始堂而皇之地進入中國。鄉土中國一直在輪迴靜止地發展，而西方以理性主義和科學精神推動生產力發展，生產關係在不斷出現新的變化，資產階級一直上升，並最終成為統治階級。伴隨生產力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結果是現代化啟程：生產工具的革新，對自然的征服，都市的擴張，利益的最大化。而當閉關鎖國的鄉土中國進入西方的視野時，一個更為重要的變化呈現在歷史面前，那就是傳統的鄉土中國踏入現代化的進程之中。

　　說到「現代化」，我想，擺在人類面前的諸多選項中，最重要的就莫過於它了。「現代化」（下文不再標引號）蘊涵很多，生活生產，政治體制，社會結構，藝術建築，軍事管理，尖端科學……墨西哥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斯說，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逃避的宿命。當今世界，民族國家競相建造成為現代化國家，在國家的層面上，現代化讓整個人類世界飛速發展，只是不知這個發展的終點站是毀滅還是光明，姑且不管現代化的合法性，它帶給人類和自然以怎樣的改變，（3）有一點是不可置疑的——它的核心所指卻只是世間的最平凡的每一個人。它影響著每個人最日常的生活。

　　現代化在農耕文明中不會存在。由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邁進，參照系形成，事物有了比較，世界和人類的思維便發生革命性變化。鄉土中國進入這個參照系，帶來太多的陣痛。

　　在經濟和社會結構上，近代商業城市在鄉土中國的沿海地域開始慢慢形成，中國開始出現城市化，這一進程至今仍在不斷繼續。城市化帶來的後果是針對鄉土的：伴隨商業的運行，資本階級的成長和市儈階層的形成展現出「人」的異化；城市對環境資源的掠奪、污染和對人力資源的調配、佔有；對農耕地的侵佔、利用……異質文化力量的入侵導致鄉土中國進行前所未有的一次再分配，社會秩序失衡，打破鄉間靜態的勞作。生的艱辛，死的痛苦，在農村進入現代化語境中，變得更加豐滿。也正是這樣，當鄉土中國迎來現代化進程時，鄉土文學才在兩種文明的現代性衝突中，凸顯其本質意義。

　　而這兩種文明的衝突，集中呈現在「都市」與「鄉村」的對照中。鄉土作家來自鄉土，進入都市，「喬寓的只是作者自己」（4）而非作品。「而作者童年少年時期的鄉村作為一種固定的、隱形的早期經驗完整地保留在作家的記憶之中」。（5）鄉土社會給作者留下強烈的「戀土情結」使部分的作家（「地之子」、自詡為「鄉下人」）在進入都市後，面對具大的文化和文明的反差，第一次有了「人」的覺醒，面對嶄新的生活方式，價值觀亟需重構。而童年的鄉村生活成為鄉土作家穩態的心理結構，讓他們採取以「鄉下人」的生存方式對都市進行哲理性的思考（6）。「庸常」（兩千年來鄉土中國穩定的代代相襲的恆常不變之生存樣式）與「常變」（都市—現代文明帶來的日新月異的生存模式之變異）的衝擊與交織，守變與應變二者的力量失衡帶來的鄉下人的悲劇命運，成為部分鄉土作家（沈從文為代表的鄉土浪漫派作家）的主題指向，也促使他們思考現代化帶來的「物化了」的「城市文明」的另一面。

　　在文化方面，新文化運動伊始，開闢一個新天地，西方價值觀進入鄉土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啟蒙衝擊。第一部分說過在進入現代化語境之前，整個中國是鄉土性的。而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先驅者們，自然把啟蒙的對象放到中國最廣大的鄉間。鄉土文學的理論者強調「強烈的地方趣味」正是「世界文學」的重要部分。這促使作家把目光下意識地轉向鄉土中國的廣大農民，書寫與發掘獨特地域文化及其特有的鄉風民俗所蘊含的文化要義。從整體上把握鄉土中國的鄉村文化形態和氣質。也正是在這其中，鄉土文學的啟蒙性才大大的展開。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鄉土小說作家，不論他們自身來自哪一個社會階層，都沒有把「墮落的社會上層」納入啟蒙對象之內，也從來沒有在「肉食者」們身上寄予過什麼希望，凡是隸屬「上層」的人物在「五四」鄉土小說中大都被放置在啟蒙的對立面，並使其顯得鄙俗不堪。「五四」鄉土小說的啟蒙對象有著嚴格的階級界別，它只包含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勞動者，也就是魯迅所說的「被損害被侮辱的人們」。

　　鄉土小說的部分作家（以魯迅、茅盾為代表）面對廣大農民身上的痼疾——可恨可悲可憐的愚昧性格和頑冥不化的民族劣根性，而採取文化批判和啟蒙。這一脈的「五四」鄉土小說，帶著強烈的社會批評色彩，「偏重於社會權利結構的兩大陣營的正面衝突，揭示鄉間生死的冷酷與無奈，農民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匱乏，「階級鬥爭」逐漸成為他們結構小說的骨架」（7）——筆者認為這種悄然的轉變為「左翼」鄉土文學甚至建國後受政治干預的單一文學模式的寫作埋下了不良的種子，政治意識形態的內涵被不自覺地賦予在文本之中，政治的強力在黨派權力鬥爭中潛移默化地干預了文學。

　　「五四」時期另一脈的鄉土文學則是以廢名、沈從文為代表。「田園詩風」的散文化小說把「地方色彩」和「風俗畫面」（8）發揮到極致。這一脈的鄉土小說如果從啟蒙角度來看，是絕對沒有在「五四」精神和人道主義的雙重觀念燭照下的鄉土寫實派有力的。但是它從老莊哲學的「出世」的角度，採取迴避現實的態度，營造出一個烏托邦似的鄉村，沒有階級壓迫和剝削，沒有等級意識的樸素自然的境界，宛如陶淵明的「世外桃源」——昔時，這個「世外桃源」為中國古代士大夫築了一個「巢」，一個精神家園，掩護他們與虛偽、醜惡劃清界限，得到休息和逃避；而今，這個在鄉土作家筆下的「世外桃源」則試圖挖掘鄉土中國的人性美與人情美，以傳統文化的底蘊去對抗西方文明和現代都市文明。這也看出鄉土作者不甘被腐朽的「城市文明」所侵擾，拒絕城市中「物」的壓迫和拜金主義對人性中本真部分的侵蝕，同時不甘被鄉間宗法思想束縛，把原本並不美好的傳統的農耕文明及「鄉下人」理想化，挖掘與表現鄉土的純美，而採取的對抗意識和創造精神。「在『神』之解體的時代，重新給神作一種讚歌。在充滿古典莊嚴與雅緻的詩歌失去光輝的意義時，來謹謹慎慎寫最後一首情詩。」（9）這是這一脈鄉土作家的共同藝術追求，這種美學風格的追求這不能不說是另一種「啟蒙」。沖淡的「漸進自然」的筆法儼然創造出一個充滿盎然生機和純美質樸的具有中國古典美的幽靜禪意的東方鄉村——筆者認為這種平和緩慢的美學精神在敘述時，消解了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世外桃源」的「無論魏晉」般的無知正好沖淡了與文學無關的政治社會中的宏大事件和命題。這也是這一脈的鄉土小說在建國後被隱匿的原因，（被隱匿的其實是文學性），只是其中的點點文學性慘然被繼承，留存在部分建國後農村題材小說中，也正是這可憐的文學性，讓建國後的部分鄉土小說藉以間接「隱現」鄉土風俗風景和人情風味而具有「民族風格」和「地方色彩」，具有存在的價值，在文學史的地位具有恆久性。這一脈直至汪曾祺，才得以修復並在八十年代發揚光大，而且將持久產生作用。

　　政治方面，在現代化鐵蹄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成為時代的主題。（10）政治與文化其實從來就沒有被真正分開過，在那樣一個時代，「啟蒙」中本身就包含「救亡」的目的。啟蒙者們將思想文化的轉換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試圖將「思想革命」與「文化批判」作為促成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手段。這種策略帶來兩方面的後果，一方面是以疾風暴雨似的啟蒙來呼喚鄉間大眾，其勢威猛，在很大程度上，固然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啟蒙運動是該有之事，但是不該如此淺薄和功利，「威猛」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粗糙不精，很多問題沒有被解決，「未完成的現代化」在啟蒙開始時就註定結果；「功利」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把目標當作手段，這種性質導致「啟蒙」一開始就有著不健康的毒質在裡面，「啟蒙」並不純粹，「啟蒙」的最終目的非「以人為本」而是要擺脫民族危機，促成鄉土中國迅速像西方一樣的現代化轉型，而正是這導致啟蒙的自殺，當「啟蒙」運行到一定階段，必定有一個事件（使民族危機加深到臨界狀態的事件）導致蘊含在「啟蒙」中的「救亡」因素大漲，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情爆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興起，「啟蒙」被扼殺，「五四」時期「啟蒙」中的悖反因素就在這裡，這也是導致中國現代化半途而廢的重要原因。而各種政治力量的角逐也導致文化啟蒙的路線在後來並不明晰。

　　「救亡」被繼承

　　臨界狀態的事件終於來臨，1937年中國進入全面抗戰，民族危機空前加深，鄉土中國面臨亡國危險，「救亡」的民族主義熱情毫不猶豫地席捲全國，國內的政治鬥爭在民族危機的背景下基本緩解。此時的戰爭通過政治影響了文學的發展方向。戰爭期間，國內的政治勢力開始不覺發生變化，解放區面積擴大，共產黨後方軍事實力在逐漸擴充，而最終在民族戰爭後的國內戰爭贏得戰局，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長期執政至今。這裡，就很有必要打量在抗戰時中國共產黨的文藝主張，以及戰時的各文藝派別的勢力消長與角逐和整個文藝局面。以此我們可以看到建國後的文學模式的濫觴。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隨後三年又發生了全國內戰，戰火一直燃燒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十二年的戰爭使中國處於動蕩時期，社會秩序混亂不安。而作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農民，充當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毛澤東以戰略家的眼神斷定，中國革命沒有農民的參與是絕對不會勝利，「國民革命應該首先是一個農民革命」（11）。而事實證明，共產黨的群眾策略影響重大，在解放區，以及建國後，工農的重要性得到最大利用——也深刻影響到整個國家的文化策略。這是後話。

　　在戰爭時期，這個特殊的歷史環境，要求文學擔負起民族救亡的使命。這樣以來，自「五四」發展著的新文學以「啟蒙」為主旋律則在這裡開始變調，以適應戰時的形勢。40年代文學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戰爭」和「救亡」深深的嵌入。「戰時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圍，包括思維方式與審美心態，促成許多唯戰時所特有的文學現象；戰爭直接影響到作家的寫作心理、姿態、方式以及題材、風格。」（12）。如引言所說，社會制度與政治文化背景直接影響和制約著文化狀態。

　　「救亡」壓倒一切，文學活動也轉向了以「救亡」的宣傳動員為核心。打量這一時期成立的文化團體，從它們的名稱，以窺一斑。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成立；8月——由中國劇作者協會組織、集體創作的抗戰話劇《包圍盧溝橋》在上海公演；同月，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主持成立了13個救亡話劇隊到各隊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同月24日，《救亡日報》創刊，郭沫若任報社社長，夏衍主筆；次日，茅盾、巴金主編《吶喊》在上海創刊，第二期易名《烽火》；同年，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在各地演出。

　　而最為重要的事件當屬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的成立。由民主主義作家老舍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文協」的成立標誌著3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自由主義文學、以及國民黨民族主義文學等幾種文學派別在戰爭的強勢背景下的匯流，組成了文學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需要明白的是，文學與抗日連結，它所帶來的後果則不僅僅是抗日，文學所最終關懷的對象始終是「人」，當它直接地與戰爭聯繫，為抗戰服務，那麼戰爭的基因存留在文學裡——將是長久的，而這也影響了寫作者與讀者：當戰爭綁架文學，對於創作者是災難，對於讀者是不幸。創作者代表一個國家文化的水平，讀者代表一個國家文化的未來。

　　「文協」成立時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此時的戰爭已經開始綁架文化工作者的現實生活。在國難當頭，烽煙四起之時，作家們不會去咀嚼爭辯文學性、審美性、啟蒙性等不合時宜的問題，（13）他們自願以「英雄主義」的調子貫穿一切創作，由此表現出來的文學作品色彩統一，鮮明單調。儘管如此，仍有作家看到戰爭的強力將對文學帶來的災難。梁實秋1938年底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編者的話》，提出文學創作「與抗戰無關」論，由此引起對「抗戰無關」論的批判，成為眾矢之的。這也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最後一次抗爭。

　　「文章下鄉，文章入伍」這一普遍認同的口號是以文學的多樣性、個性化的部分喪失為代價的，大批作家陶醉在廉價的樂觀主義中，集體無意識的虛幻的衝動成功地將「救亡」發揚光大，而作家只是「廉價地發泄感情和表達政治立場」（14），文學在這個時候真正成為了政治的「傳聲筒」，其工具性被凸顯。

　　而解放區文學觀的發展最值得我們關注，在解放區文學的影響下，作家力求向「民族形式」與「大眾化」方向發展。解放區的讀者主體是農民，這一根本變化讓文學的「大眾化」變得尤為迫切，創作者不得不去創作廣大農民「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而以往新文學中常見的知識分子個人的情感生活則被忽略或強制抹殺。以往「五四」鄉土作家以農民性格中的頑固瘧疾為批判對象，進行文化批判和啟蒙，而解放區的政權則建立在廣大農民的群眾基礎上，農民的地位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則是，由過去對現實鄉土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轉變為對新社會制度的讚美以及對農民群眾鬥爭生活的熱情描繪。批判對象則在階級二元對立的視覺下，變成了地主的階級壓迫——這樣的批判中再也沒有複雜人物中的性格矛盾，沒有作為鄉土中「人」的普遍性的劣根性。反過來，解放區作家在森嚴完備的組織制度下進行的文學創作也深深地影響了創作者——農民及農民身上積澱的某些傳統文化道德中國封建性因素，保守狹隘的小生產意識的影響潛入其中。

　　解放區文學的發展模式的在政治的推進下駛上了單向道，強調與配合政治口號則忽視了文學自身規律的探索；強調工農兵方向，「知識階層」作為一個亟需獨立的階層被取消了獨立性，文學降低了文學性的要求，「精英」這個詞語失去了合法性；強調廣大農民「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則抹殺了文學作品中理應有的高雅部分。

　　解放區的文藝指導思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了文藝「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而所謂的「工農兵方向」完全是個政治概念，它抹殺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人格尊嚴。如果說在戰爭的強力下，所強調的不得不是集中統一，不容許過多的個人自由，藝術家要消除其自身價值觀中的自由主義傾向，那麼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其文化政策又是怎樣呢？

　　兩個「鄉土」的糾葛

　　自從「救亡」壓倒「啟蒙」，其附帶的不健康因素被繼承在新建立的國家政權之內。「救亡」所帶有的暴力、集權、壓制深深影響了這個國家的文化政策。從「啟蒙」的角度來看，「救亡」被定性為「以農民為主力的革命戰爭」（15），「救亡」壓倒「啟蒙」本質也就是「具有長久傳統的農民小生產者的意識形態和心理結構，不但擠走了原有一點可憐的民主和啟蒙觀念，而且這種農民意識和傳統文化心理結構還自覺不自覺地滲進了剛學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16）馬克思主義和農民意識的相互滲透和塑造，則構成了「救亡」最為核心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對啟蒙觀念，民主、自由、個性的壓抑和排斥，則導致封建集權的復辟。李澤厚這樣論述：

　　隨著這場「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的巨大勝利，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名義下，被自覺不自覺地在整個社會以及知識者中蔓延開來，統治了人們的生活和意識。以「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為特徵之一的整風或思想改造運動，在革命建設時期曾大獲實效；在和平建設時期的一再進行，就反而阻礙或放鬆了比對資本主義更落後的封建主義的警惕和反對。特別是從五十年代中後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義越來越兇猛地假借著社會主義的名義，高揚虛偽的道德旗幟，大講犧牲精神，宣稱「個人主義乃萬惡之源」。（17）

　　這種意識形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三十年一直籠罩，由於政權是建立在農民革命的基礎上，農民階級在政權中的位置擁有概念上的優越性。統治階層假其名，執行的政策則深深傷害「鄉土」，中國鄉間最廣大的農民始終處於弱勢狀態，其浮沉的生活狀態與中共政策息息相關。曲解馬克思主義的部分內容，以農村為共產主義的實驗基地，這種傷害則是毀滅性的集體的傷害。

　　新政權中政治與文化的關係也體現出馬克思主義和封建民意識的相互滲透和塑造——政治的強權如何改造鄉土中國，如何強姦文化。

　　新中國的文化政策始終強調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即是鄉間的農民，當被新政權干預下的文化打量其農村時，沒有比新中國的鄉土文學更具有說明效益了。在集中觀察建國以來農村鄉土小說創作之前，需要釐清政治、文化、經濟之間的關係，因此，費些筆墨介紹一些有關邁克爾·沃爾澤在《正義諸領域》中所集中呈現的一個政治理論是很有必要的。（18）

　　C代表culture，P代表politics，E代表economy。「文化」的核心要義是love——愛（這是任何文學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最基本要義），「政治」的最重要表現是power——權力，而「經濟」則是value——價值（這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要素）。這三者之間是絕對不能互相干涉的，處於相對獨立的空間內，被三條線分開。如果「文化」被「政治」干預，power主導love，那麼文學作品將是政治的「傳聲筒」，愛則不再純潔，失去本真——這也是政權關係中，運用強權關係去玷污、霸佔愛的表現，人的私慾在這個層面上被凸顯；而當「經濟」影響「文化」，那麼文學的運營規則將以利益（value）為標準，當文學創作者的眼光瞄準在「利益」上，從創作者到出版商，從出版商到運營商，這一系列的文化消費必定銷蝕文化的精英性。（此時中國的情況當屬如此，市場經濟帶動物質消費，而純的精神消費則處於積貧狀態，文章的最後一部分會討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它們兩者的關係——當「政治」干預「經濟」，則是「權力」凌駕於「價值」之上，這樣在經濟領域則是一場災難，計劃經濟形式，以及不健全的市場經濟中的國家壟斷形式都是這種後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正是政治處於最強勢的狀態，在經濟領域實行計劃經濟，不允許市場的自我調節。在文化領域則處於政治的全面干預狀態。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考察建國後的鄉土小說，才可以掌握全局，擁有更開闊的視野。

　　所謂兩個「鄉土」，一種是國家政權干預下的，成為政治「傳聲筒」的文學描述中的「鄉土」，這一部分的作家與時代共名，或處於被強迫，或真心歌頌政權。它的極端是以浩然小說和楊朔散文為代表的純歌頌政策的文學作品。在大部分的作家作品內，這種政治的「鄉土」大部分地留存在其作品內，如趙樹理、周立波、丁玲等，雖沒有《金光大道》、《艷陽天》那麼極端，作品仍與政治共名，以傳達政策、歌頌「新生活」為主要目的，這種「鄉土」是虛偽的，無生命力的，它暫時的生命力只在於政治的護航，與文學已經脫離關係，註定被時代淘汰。另一種「鄉土」是指文學上的「鄉土」，這種鄉土繼承新文學傳統，反映「地方特色」和「風俗畫面」，體現民族性格和民族氣派；這一種「鄉土」在建國後始終處於主流話語的邊緣，它主要體現在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澱派」，當然，這種「鄉土」（它當然也代表著「文學性」）也點點留存在那種與時代共名的文學作品中，如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也正因這一點，讓作品能在文學史中有恆久的地位。

　　下面就著重看一看兩個「鄉土」在趙樹理、周立波和孫犁的作品中，不一樣的呈現。

　　趙樹理的鄉土小說始終有「問題意識」，趙樹理自己也坦言做一個「文攤文學家」（19），稱自己的小說為「問題小說」（20），他說過：「我在作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要寫的主題。」（21）他的鄉土小說自覺地寫給農民看，試圖提高農民的覺悟，自覺地依附於傳統的形式，民間傳統（民歌、鼓詞、評書、地方戲曲）成為他的關注對象。趙樹理給自己的作品冠以「通俗故事」的名號，注重的就是「通俗」性，就是「通俗化」、「大眾化」的敘事形式，這也是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徹底貫徹。他的思想啟蒙與文化批判，是與政治意識形態和現實的權力、經濟等的實際運作聯繫在一起的，小說內容以工農大眾的解放為主要任務。他的鄉土小說的內容也更為注重農民的政治地位，物質生活。不再以一個居高臨下的知識分子的視覺角度來俯視鄉間農民，而作者帶有鮮明的階級感情。也正是與政治的一致性，制約了作家的文化思考，無法進行像「五四」鄉土小說作家們那樣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和思想啟蒙。與政治的一致性，導致了其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單一薄弱，真正複雜性格往往出現在「落後人物」、「中間人物」身上——而這些人物恰恰是政治強力的「漏網之魚」，（或者說作家有意塑造他們的掙扎，在這一點上，作家的發揮餘地是更大的），他們真正體現著生活在這個廣闊時代內，一個矛盾個體的心路歷程，從這個角度來看，但凡政治疏離文學一些，那麼文學必將綻放美麗的花朵。與政治的一致性，導致了趙樹理鄉土小說中功利的一面：以解決問題為主，那麼必將忽略「文學性」。力圖讓廣大農民看懂，就不得不以敘述線條單一的故事為主，將人物描寫與風景畫、風俗畫的描繪融化在故事敘述之中。他的鄉土小說只是題材和內容貼近「鄉土」，放棄了「地方色彩」和「風俗畫面」。趙樹理小說給一般讀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品內經常出現的「板話」、村言俚語、歇後語、民謠等富有民間氣息的文學語言。作家也正是想通過這種「喜聞樂見」的形式來揭露農民性格中落後的封建性，這在另一方面也確實扼殺了「文學性」。單一敘事優先的模式消解了文學的生命力，把最能體現「風俗畫」、「人情美」和「人性美」的「地方色彩」和「異域情調」消除，這種「鄉土」體現不出文學味兒。在趙樹理鄉土小說中，很難看到純粹的景物描寫，至多是物的堆砌，對物的交代也是以人物性格、情節發展為中心。

　　周立波的鄉土小說則處於兩個「鄉土」糾葛之間，他無疑也是站在時代共鳴的立場上。但在《山鄉巨變》中讀者卻可以看到一個與嚴峻危急的政治空間完全不同的審美空間，作品中可以看到自然、明凈、清新、樸素的日常生活場景和自然、醇美、和諧的人情風味，有著鮮明的藝術語言和創作個性。作品中大量的畫面展現出了「人情美、鄉情美和自然美」，（22）而這正是鄉土小說不可或缺的「地方色彩」和「異域畫面」。這種對風俗人情和風景畫面的描繪使周立波的鄉土小說有了一定的詩情畫意。與趙樹理的鄉土小說相比，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孤立地使用『民族形式』和『民間語言』說明不了小說的真正藝術成就。」（23）

　　孫犁則是與趙樹理同時崛起的另一派別的代表人物。孫犁筆下的「鄉土」便是另一個「鄉土」，這種「鄉土」代表著文學性，代表著審美價值，代表存在於文本里的另一種真實。孫犁的鄉土小說趨近京派的審美趣味，更加註重敘事藝術的典雅化和高貴化，著力追求詩情畫意之美，文章散發著濕潤泥土和清澈流水的芬芳氣息。小說風貌清新秀氣，素雅自然。作家「懂得藝術是一種間接的『隱現』，作為『荷花澱派』的創始人，他的風格是與整個世界性的鄉土小說審美主旨相接近的，在他的小說中，那種強烈的世界觀意念被化作一種『背景性』的描述，而將筆墨集中於對風俗人情的描繪，以及對風景（風景描寫中隱含濃郁的『異域情調』）」（24），他的小說真正具有「中國氣派，民族風格，地方特色，鄉土題材」。

　　兩個「鄉土」的糾葛只不過是文學與政治糾葛的縮影。以趙樹理、周立波和孫犁為例，可以看到建國後，作家不同的藝術追求與創作原則，不同的藝術水準與藝術操守。在作品中，也可以看到鄉土中國在政權易變下的不同場景。

　　鄉土遭遇商業——只有平庸的時代，沒有偉大的作品

　　八十年代，中國由死胡同轉入另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一道路更加衝擊著中國的鄉土性。如果說，之前的「現代化」進入鄉土中國的視野是被動的，知識分子們以前所未有的眼光打量「現代化」的朦朧面目；那麼這一時期的以「商業化」為代表的現代性氣息在中國主動打開國門之時，一涌而入。在鄉土上、工廠里勞作的人們經歷了混亂革命年代的修整與摧殘，帶著惶惑和欣喜來擁抱這一事物。國家政策上的轉變也透露出政治上的現代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終於讓農民暫時擁有不屬於他們的土地。被經年的飢餓感束縛的農民燃燒起積極性——產量成為這個國家的重要關懷。經過三十年的自我折騰，中國實在沒有辦法以豁達平和的胸懷看待經濟生產方面的貧瘠與荒蕪。

　　1993年，人們面對一個新的商業秩序的崛起，帶有中國特色的不健全的市場經濟以從未有過的方式調配了中國的社會秩序。在調配的過程中，社會財富的分配決定了人口的流動方向。鄉土中國在這個時候開始真正走上了漫長的現代化道路。執政者也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最大問題就是「三農」。土地上的人們不再遭遇被趕出土地的不幸而是主動逃離鄉土，進入光怪陸離的現代都市。因為他們覺得只有在城市裡面，才有可能擺脫貧窮，而擺脫貧窮對於鄉間的人們來說，就是一切了。農民艷羨城市發達的消費文化，進入城市，他們產生了第一次的文化覺醒，這種覺醒不是通過書本，而是通過對鄉間傳統人生的質問，通過對土地的內涵闡釋產生極大的懷疑與絕望；而當城市又無情地割斷他們擁有「根」之情結的鄉土時，他們又為城市的嘈雜、浮躁、隔膜和個人主義而痛苦和恐慌不安。在鄉間形成的人格塑造如何去適應速變的城市？換句話說，日新月異的城市也對鄉村人格消化不良。大批農民進城，他們的後代成為留守兒童，他們的鄉土成為衰老和無力的所在，青壯年紛紛離開土地，進入城市，而後成為商業化的一部分或者說被商業化的一部分。而鄉間兒童在長大後，也註定離開土地——離開資源貧瘠的農村成為那些兒童最初的夢。如果在沒有任何政策保障的情況下，鄉間已經出現了在現代化進程中被肆意掠奪的跡象。農村始終無法佔有更多的資源，無論是教育還是經濟，是衛生還是就業。春節的始末也是最能體現在現代化痛苦轉型中的中國之本質，「還鄉運動」再次證明了中國的鄉土性，只是此時的鄉土只是那些進城者精神的故土，一年四季，只能是在春節——散發著古老氣息的節日——里，短暫地回到家鄉，這種還鄉已然是精神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在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狀況下，反應在鄉土文學上，這一時期的「打工文學」昌盛一時。關注社會的鄉土作家們，無法忽視鄉土小說新的題材領域，農民進城「打工」生活的題材成為這一時期鄉土小說的主流。眾多瑣碎紛繁的打工題材一時擁入通俗文學雜誌大門，良莠不齊，萬向眾生。這種緊跟社會現實的「打工」小說很難出現深的文化批判，讀者面對「商業化」浪潮下的文學，不再精深閱讀，這樣也導致了文學寫作者的速成：題材的新穎和誘人，情節的曲折和通俗成為主要標準。

　　20世紀90年代優秀的鄉土小說家在描寫農民工進城打工時，帶有的道德評判束縛了他們的寫作視野，道德評判的傾向註定了他們的情感是依附在自己心中的「鄉土」的。鄉土成為他們的「精神象徵」，他們在作品中營造出的「鄉村精神」反映了作家的「精神戀土」，在對「鄉村精神」的探尋中，濃郁的主觀色彩把故鄉的「鄉村性」完整地發揮出來。當他們真的這麼做時，他們已然與真正的土地疏離或隔膜了。在這個浮躁的年代，喬寓城市中的小說家對新的生活環境帶來的任何不適只能加強他們對精神故土的依戀和歌頌，對鄉間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和熱愛，對都市的痛恨和權力的恐懼。在寫作中，自然也就深刻挖掘美好的鄉村特質，對農民進城打工的道德批判決定了他們的關注忽視了土地的功利性、農民的物質性——分歧在這裡產生了，「鄉土」一方面是鄉土小說家的「精神家園」，而被現實生活逼得進退兩難的農民則看到了「鄉土」的另一方面：真實的農民是不會像知識分子那樣，挖掘土地中浩繁的歷史文化因素的（25）。

　　進入新世紀，十年又很快地過去了，這時的中國已不再是以前的那個「大農村」了，此時的中國也像其農村一樣進行艱難的轉型。第一批進入城市的農民工接受了城市的改造，他們的鄉村人格已經緩慢融入到城市性格之中。當財富慢慢地接觸農民時，中國的產業傾向也順其自然地走向了人口密集型的製造業。整個國家的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素質決定了中國對高新技術的無為和知識產權的無視。骯髒擁擠的綠皮火車，渾濁刺鼻的公共休息場所，低俗刺耳的服裝店音響……所有這些都在提示這個國家的大眾生活質量和文化水平。然而，再沒有比以下這個場景更能說明問題了：大批建築工人蹲在建築工廠門口，大口吞食白面饅頭，而在他們腳旁則響起從山寨手機擴音器里發出的粗糙低俗的流行音樂。

　　這個國家面臨著空前的庸俗感。社會的粗鄙化和庸俗的社會現實讓人們感到窒息。觀察中國的城市建築你會感到深深的無力感，看到摩天大樓下擁擠的人群和不潔的環境你又無法感受自然的歸屬感。那些留守兒童長大了，他們無法感受當代中國的精粹文化，他們更願意去體會網吧聊天室里壓抑的情緒。農村貧乏的教育資源註定他們與城市的孩子拉開了起跑線上的差距，這種宿命的結局始終束縛著他們。

　　全球性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激蕩著中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並不順利甚至失敗。這種不倫不類的「城市化」裹挾著寄生在其中的享樂分子、拜金分子，真正謀殺了中國鄉土性中的美好一面。席捲全球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也給鄉土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脅，不得不說，這股世俗的力量太強大了，強大到影響了一個國家幾千年來的鄉土性。在初民社會，人如螻蟻地在兩河流域生活，奮力掙扎在生死線上；而今，人在城市的高樓大廈里再次像螻蟻那樣，只是以前是在自然的強力下，如今則在「物」的異化下改造著自己的人性。

　　在這個物質至上的社會，作家們關心銷售的數量，而不是作品的質量；費力在銷售的手段，而不是情節的經營上。在這個物質至上的社會，廣大人們關注眼前的利益，喪失遠大的理想。在這個物質至上的社會，經歷了種種「偽崇高」的作家們，放棄了對真崇高的渴望；熱血沸騰的青年們用高昂的民族主義熱情在網路上嘶喊，同時他們也喪失了自己獨特的理想——好像生活不存在更高的意義了……

　　在過去的十年內，鄉土中國又遭遇了一場技術革命——網路的普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公眾參與。農村與城市的交界，星星點點的網吧也散布在那裡。網路資源終於打破了鄉村與城市的一種固有隔膜，網路里沒有牆壁，人人平等，資源共享——網路的冷冰冰真正瓦解了鄉間的「土氣息，泥滋味」。這場技術革命也重塑了社會情緒。然而就是這種人人參與，太過喧囂的平台使得知識分子喪失了回應的能力，再有沒有一場精深的熱烈的爭論，一個更加強大的系統無形中形成了，它看上去如此自由，如此喧囂，人們並行不悖樂在其中，在這個系統內，不用分清現實的地位差別，然而，就是這樣，已經沒有人敢於宣稱「知識分子」和「精英」的立場了。僅僅表明立場，也許會遭到大眾唾液的淹沒——「五四」時期的啟蒙真正走遠了。試想這樣平庸的時代，你如何去奢求它產生偉大的作品？

　　整個中國的現實的困境讓其中每一個人感到壓力，不管他是在鄉間還是城市。這種困境的壓力也許並不是像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種政治的壓力，也不同於八九十年代的經濟的壓力，這種壓力更來自於整個民族在既定的軌道上，已形成的僵化的思維和秩序……

　　結語

　　鄉土中國的這麼多年，也許就在這個時代迎來真正的持久的轉變。鄉土中國帶著渾身散發的「土氣息，泥滋味」，跌跌撞撞地進入地球村，在沒有商量餘地的世界範圍內，改造著自身。從千年的源頭一直到如今，鄉土中國在嬗變中求得生存，只是近現代的生存環境和視野擴展到整個地球，各個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在人類的現代化道路上受到檢驗。而「現代化」這一道路仍然是未知之途，沒有人能預知在一擁而上的「現代化」道路上，人類在其中將迎來技術高度發達帶來的毀滅還是繁華。

　　然而面對歷史，你又能否定那些或蒙昧或清醒，或憤怒或麻木，或功利或聖潔的個體之生存印跡嗎？一切偉大的工程終究要歸結到這個工程中的每一個人。鄉土中國的這麼多年，孕育了這麼多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在敘述事件、梳理歷史時，我無法忘記他們在這個時代的這角地域上的每一次掙扎，每一次吶喊，每一次無力的眼神，每一次彷徨的步伐——因為他們畢竟以那樣激越的方式與艱難的身姿步過了人間。

　　注釋：

　　（1）這只是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兩大主流。前者是以魯迅、茅盾為代表的著眼於社會批評和文化批判的「五四」鄉土小說，後者則是以廢名、沈從文為代表的鄉土浪漫派小說，或曰京派鄉土小說。

　　（2）黃河與長江作為中華文化的地理標識，對其文化的塑造不可忽視，中國文化的黃色屬性在諸多著作里有了詳細的說明，張銘遠的《黃色文明——中國文化的功能與模式》是為一例。

　　（3）「現代化的合法性」這個問題本文略去不談，關於這個問題的沒有一個定論，倘若詳談這個問題，篇幅冗長。

　　（4）《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劉運峰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86頁。

　　（5）、（6）參見《中國鄉土小說史》，丁帆著，2007年1月第1版，第43頁。

　　（7）同上書，第65頁。

　　（8）參見【美】荷姆林·加蘭《破碎的偶像》，見《美國作家論文學》，劉寶瑞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84頁。

　　（9）參見《中國鄉土小說史》，丁帆著，2007年1月第1版，第105頁。

　　（10）參見《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李澤厚著，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0月第2版，《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一章。

　　（11）參見《中國共產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轉引自丁守和書，第484頁。

　　（12）《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343頁。

　　（13）同上書，第344頁。

　　（14）同上書，第362頁。

　　（15）、（16）《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李澤厚著，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0月第2版，第29頁。

　　（17）同上書，第30頁。

　　（18）參見【美】邁克爾·沃爾澤《正義諸領域》，褚松燕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四章《貨幣與商品》，第129頁；第九章《親屬關係和愛》，第313頁；第十二章《政治權力》，第379頁。

　　（19）參見《趙樹理研究資料》，黃修已編，北嶽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頁。

　　（20）、（21）參見《也算經驗》，收《趙樹理全集》第4卷，北嶽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頁。

　　（22）《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陳思和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第2版，第39頁。

　　（23）同上書，第38頁。

　　（24）《中國鄉土小說史》，丁帆著，2007年1月第1版，第16頁。

　　（25）參見上書，第3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