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繼光：梁啟超與梁漱溟思想聯繫及比較

　 梁啟超與梁漱溟都是20世紀的學術大家，他們一度形成密切的師生關係，筆者曾就二人中西文化觀念的異同發表淺見。除此以外，二人在其它方面也有所契合。

　　都讚賞柏格森的生命哲學

　　法國哲學家柏格森(1859——1941)的生命哲學是作為近代西方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對立面出現的一個哲學流派，它以生命的發生和發展來解釋宇宙。柏格森認為，整個宇宙自然的創造都是由於生命的衝動促成的。自然和宇宙的進化並不只是生物被動的適應外部環境的結果，而是生命衝動不斷克服舊質，創造日新月異的新的生命的宏偉的過程。它像一件偉大的藝術品，不斷表現著無法預知的新奇事物。基於這一理論，柏格森在《創化論》中宣稱，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創造，「我們是自己生活的創造者，每一瞬間都是創造。」 柏格森哲學因其針對工業文明對人性的壓抑，重視生命的主體價值與創造精神，高揚人文主義旗幟而受到人們的歡迎。柏格森哲學在辛亥革命後傳入中國，在新文化運動前後廣泛傳播。

　　倡導進化論，追求人格獨立、精神自由的梁啟超對柏氏理論十分讚賞，說：「直覺的創化論由法國柏格森首倡······柏格森拿科學進化原則做個立腳點，說宇宙一切現象都是意識流轉所構成，方生已滅，方滅已生，生滅相銜，便成進化。這些生滅都是人類自由意志發動的結果，所以人類日日創造日日進化······這意識流轉就喚做精神生活。」(《歐遊心影錄》，《飲冰室專集》之二十三，中華書局1989年，第18頁)

　　梁啟超歐遊期間(1918年底至1920年3月)在法國專程會晤了柏格森，並告知其生命哲學的代表作《創化論》的中譯本即將問世，柏氏「大喜過望」，並允作序言。(丁文江等《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82頁)

　　梁漱溟對柏氏思想也早有濃厚興趣並深受其影響。還在1918年前後，他就讀過與柏格森生命哲學有關的讀物《變的哲學》。在1920年出版的《唯識述義》一書中，他首次對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作了介紹。1921年在《民鐸》雜誌出版的柏格森專號上，梁漱溟又發表了《唯識家與柏格森》一文，揭示唯識家和柏氏生命哲學思想的契合處。梁漱溟寫作此文時，梁啟超提到的《創化論》中譯本已經出版。

　　就在同年下半年，梁漱溟的重要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問世。在這部著作中，梁漱溟借鑒、運用柏氏的生命哲學闡釋儒家哲學思想的同時，也運用儒家思想詮釋西方哲學，從而建立起他中西合璧的「新儒學」。針對當時有人鼓吹對西方物質文明的崇拜，梁漱溟提倡向內用力，主張從內心去尋找生活與生命的價值，他說：「生活的美滿只能得之餘內，而不能得之於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11頁)

　　該書出版後，蔣百里曾寫信給梁啟超：「頃見梁漱溟《東西文化》一書，此書邇來，震古爍今之著作，渠結未之告白，大與吾輩自由講座之宗旨相合。」(丁文江等《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40頁)梁啟超讀過此書後，將它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相提並論，評價很高。(17)(參見《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飲冰室文集》之三十八中華書局1989年，第50頁）

　　都是心學的倡導者

　　梁啟超是「心學」的倡導者。他的思想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明代學者陳白沙、王陽明心學的影響。他早年曾師從康有為研習陸王心學，從中獲得最早的心學資源;他的戰友譚嗣同也是心力和心學的積極推崇者，受師友的影響，梁啟超高度重視主觀意志和主觀能力的作用，是心學的熱烈鼓吹者。他毫不掩飾地說：

　　「心力是宇宙間最偉大的東西。」

　　——《非「唯」》，《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八，第82頁，中華書局1989年(下稱文集)

　　「革大難、定大計、任大事……莫不成於至人之心力。」

　　——《湖南時務學堂學約》，文集之二，第24頁

　　流亡日本時期，梁啟超通過對西籍和西方思想的廣泛接觸，受西方哲學、政治學說的影響和日本陽明學的影響，增進了對心學的了解和認識，對心學由對自我能力的崇尚上升到自由意志、天賦人權的層面，將心學推重主觀精神和西方追求個性和獨立、自由人格的思想結合起來，「以新民為當務之急」(《新民說》，專集之四第2頁)，力圖喚醒國人的良知、心力，激發和振興「民氣」。

　　梁漱溟也是心學的推崇者。著名學者賀麟稱梁漱溟為新文化運動以來，倡導心學「最有力量的人。」((賀麟《梁漱溟先生與東西文化問題》，馬勇編《名人筆下的梁漱溟 梁漱溟筆下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4頁)

　　梁漱溟的心學有它的特點，這就是融入了對印度「唯識學」的體認(參見梁漱溟公子梁培寬所撰《梁漱溟先生小傳》，《梁漱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頁);其構成成分亦較為複雜，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它有「王陽明的心學與柏格森的哲學，再加上經過他改造的唯識學」(袁偉時《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上卷，中山大學出出版社1987年，第687頁);也不能排除梁、譚這批前輩思想的影響。但梁漱溟把心學作為重要的價值選擇，乃是出於他對人格價值與思想獨立的追求，正如他所說的：「一切東西都在這裡，都在自己身上，不待外求。」 (全集第四卷第687頁)他針對宋明理學中「天理」的觀念明確指出，所謂「天理」，「不是一個客觀道理，如臣當忠，子當孝之類」，而是「自己生命自然變化流行之理」，是主觀的「情性」(《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714)。梁漱溟結合心學，將「天理」定位為主觀的東西，給流行的「天理」以內在生命的詮釋，從現代哲學的高度顛覆了千百年來將「天理」框定為封建倫理綱常的說教，為人們自由追求安身立命之所確立了合理的依據，這比傳統心學以「欲」為「理」(「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李贄)，反擊理學家「存天理，滅人慾」的觀點要高出很多。

　　中國古代儒家的心學(以陸、王為主)、柏格森崇尚自由意志的哲學，再加上經過改造的唯識學，這種糅合中西的思想哲學就是梁漱溟精神的安頓之所，也是梁漱溟士人風骨、人格尊嚴堅實的思想基礎。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對梁漱溟在五十年代的國務會議上敢於向最高領袖犯顏進諫，在文革期間全國政協機關的批鬥會上毫無懼色地據理力爭(梁拒絕批孔，「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就不會感到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