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左希迎：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係圖景

07-13

左希迎：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係圖景

作者：左希迎，盤古智庫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盤古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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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實力快速上升，以及中國外交積極進取的背景下，美國政府也在改變對中美關係的戰略定位，將對方定位為「修正主義國家」，並謀求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在此背景下，中美關係將面臨更大的壓力，經貿關係越來越難以作為中美兩國關係的壓艙石，第三方因素也會對中美關係產生很大的牽引作用。為此，中國需適當調整自身的外交行為方式，積極塑造中美兩國良性競爭的文化，強化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擴大外交迴旋空間。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兩國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國際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中美恢復兩國外交關係以來，冷戰期間兩國有過「親密關係」的歷史時期，冷戰後也經歷過諸多波折。不過，過去幾十年美國對華政策的大框架一直相對穩定，即美國希望通過接觸政策，促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然後通過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引導中國發生轉變，將中國塑造成為一個美國可以接受的國家。然而，近年來中美關係的大框架正在逐漸消退，中美之間的戰略共識也逐漸鬆動。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政府內部逐漸形成了大致的戰略共識，將其定位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powers）」，並謀求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

中美戰略競爭時代到來

事實上，回顧美國十餘年來的戰略軌跡，有兩個重要的趨勢左右著中美關係演進的大方向。

趨勢之一是中國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的快速發展，使得中美兩國在實力差距上快速縮小，並由此導致兩國在大戰略上越來越趨於對立。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總量為2.75萬億美元，美國同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總量是13.86萬億美元；而到了2016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1.20萬億美元,美國同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8.62萬億美元。在十年間中國迅速拉近了與美國經濟力量的差距。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2006年中國軍費開支是926.52億美元，美國同年的軍費開支是6206.87億美元；而到了2016年，中國的軍費開支上升至2257.13億美元，同年美國的軍費開支是6062.22億美元，兩國之間的差距也顯著縮小。如果僅僅對比這兩個簡單的指標，不難發現中美之間在實力對比上的快速變化，這種變化潛移默化影響著美國戰略精英對外部威脅的判斷。

更為關鍵的是，與力量的增長相匹配，中國的外交政策也變得更加奮發有為。十八大以後，不管是在頂層設計上，還是在具體政策上，中國外交都進入到一個開拓進取的階段。回顧這一階段的中國外交，中國試圖實現兩個戰略目標。第一個戰略目標是如何平衡周邊與美國的關係，以從結構上理順中國外交的戰略重心問題。為此，2013年6月7日至8日，在美國安納伯格莊園舉行的會晤上，中國領導人提出了新型大國關係，旨在構建兩國關係的大框架，然而從過去五年中美兩國的互動來看，美國並沒有接受這一概念和框架。同年10月25日，中國周邊外交座談會突出周邊在我國發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從戰略執行的力度來看，期間受到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影響，推進程度受到一定限制。在第二個戰略目標上，中國旨在解決區域和全球治理不足的難題。中國在2013年相繼提出了構建「一帶一路」和籌建亞投行的倡議，旨在從功能上補足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的短板和不足，試圖在區域經濟治理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路，也意味著中國在秩序觀上更加重視尋求影響力。中國在這兩個方面的努力，西方學者和戰略精英表現出極大的憂慮，它們將中國的行為定性為「強勢」。在此背景下，美國國內近年來進行了對華政策大辯論，對過去幾十年美國秉持的對華接觸戰略進行了反思，並基本形成了對華強硬的戰略共識。尤其是在十九大召開後，中國領導人對中國新時代的戰略定位，對未來國家戰略目標的設定，以及對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外交新理念的闡述，意味著中國正在從一個地區大國走向世界大國。美國戰略精英對此深表憂慮，他們重新思考中美關係的再定位，並推動美國改變對華外交政策。

趨勢之二是美國相繼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反恐戰爭在美國國家安全中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在小布希政府時期，恐怖主義是美國的頭號威脅，應對中國還不那麼急迫。奧巴馬上台之後，美國仍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戰，因此獲取戰爭勝利仍然非常急迫，但是中國力量的上升和外交的轉變，迫使美國抽出更多精力來應對中國。2011年前後，美國的亞太政策逐漸成型，其戰略重心逐漸從中東轉向亞太。在2012年年初發布的《防務戰略指南》中，奧巴馬政府明確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總結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戰略，美國在應對恐怖主義和中國時是兩手都抓，但是越往後投入應對中國的精力更多一些。特朗普上台後，這一態勢發生了根本性轉變。2017年6月28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在新美國安全中心發表演講時指出：「我認為有兩類威脅，這些問題組合威脅我們的生死攸關利益和安全。第一類是以新的方式挑戰美國及其盟友的敵對國家和修正主義大國；……第二類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的是與跨國恐怖組織有關聯的跨國威脅，這些跨國恐怖組織往往與國際性的有組織犯罪網路有重疊。」從其重要性來看，中國崛起的挑戰已經超越了恐怖主義的威脅。

在這兩個趨勢的綜合作用下,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出現了巨大變化。特朗普上台以後，儘管中美關係開局良好，兩國領導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在朝鮮核問題和經貿問題上對中國持續施壓，並調整了對華政策。事實上，早在2017年1月26日，隨後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戰略規劃的高級主管，並牽頭撰寫特《國家安全戰略》的納迪亞·沙德羅（Nadia Schadlow）就撰文指出，戰略競爭的時代已經到來，是時候將競爭文化注入到美國的外交和發展中去，以應對中國的挑戰。沙德羅的這一觀點，基本代表了美國戰略界的共識，並逐漸推動特朗普政府調整美國的大戰略，最新的《國家戰略報告》正體現了這一共識的延續。該報告認為當前的世界是一個競爭的世界，「中國和俄羅斯正在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並且嘗試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中國領導人為此，美國開始重新思考過去二十年以接觸對手、將其納入到國際制度和全球商業中，並將其轉變為溫和行為體和可信任夥伴的接觸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競爭性外交。美國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這意味著中美關係戰略競爭的時代已經到來。

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係圖景

特朗普政府已經將中美關係的基調明確為戰略競爭。那麼，在戰略競爭的時代，中美關係會呈現出何種圖景呢？這首先要判定幾個一般意義上的前提，以準確判斷中美關係的發展趨向。

首先，隨著中國實力日益接近美國,中美關係將面臨更大的壓力。在理論上，當崛起國實力接近霸權國時，二者的關係會持續緊張，並有可能走向衝突。在現實中，近年來的中美關係變化趨勢同樣表現的非常明顯。對中國而言，不管是從大政方針，還是從社會輿論，奮發有為是當前的主旋律。《時代周刊》關於「中國贏了」的封面文章，也體現出美國社會普遍認為過去幾十年中國獲利更多、美國獲利不夠的認知。在美國國內，政府、智庫和社會輿論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對華強硬也已經成為戰略共識。當前，美國戰略界還出現了一種聲音，即過去十年中國和俄羅斯花費了數十億美元，通過人文交流、各類文化活動、教育項目以及傳媒和信息項目，在世界各地營造公共輿論及其認知，這種日益上升的集權主義影響力被稱之為銳權力（sharp power）。在美國戰略精英看來，中國的銳權力正在嚴重威脅著美國的軟權力。目前來看，中美兩國的行為都在客觀上強化這種認知，目前並沒有緩和的趨勢。

其次，中美關係的發展態勢不是線性的，也不能用線性思維來看待中美關係。也就是說，中美兩國的力量消長不是線性的，中美兩國的外交政策也不是線性的。中國當前處於相對弱勢，更是不應該僵化自身戰略思維。美國最新的《國家戰略報告》和《國家防務報告摘要》發布以後，國內學術界和媒體的一些分析家驚呼中美要重回冷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線性思維。中國應該意識到這種競爭帶來的壓力，但是也不能過度拔高、渲染，儘力避免實現自我的預言。畢竟，外交政策更多是一種選擇，而非一種宿命。即便美國選擇進行戰略競爭，中國還是應該按照既有的戰略設定，避免被美國拖入戰略競爭的軌道中去。

再次，中美關係的最大風險不在兩國的直接衝突，而在於第三方問題，甚至在兩國關係之外。儘管當前中美關係整體下行，但是中國和美國都是大國，從兩國在彼此外交關係中的地位和兩國的行為模式來看,中美兩國走向衝突的概率還是相對較低的。然而，近年來核問題、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問題等第三方因素逐漸成為中美關係中的重要議題。當前中美關係中有可能會產生衝突的棘手議題，大多集中在這些議題上,在地緣上也分布在亞太地區。不難預測，隨著中國力量日益上升和外交政策更加進取，美國將會擴大戰略夥伴的範圍，在更宏大的視野上來應對中國。美國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概念,就體現了這一訴求，同時反映了亞洲地緣政治變化的新局面。也就是說，在美國的戰略棋盤上，制衡中國的努力在地緣上已經跨越了亞太地區，在議題上更是比以往更加深入。根據歷史上大國命運的啟示，大國的危機往往發生在不被關注的邊緣地帶，而非權力中心。因此，在中美關係之外的地區和議題同樣值得中國重視，謹防兩國被牽連其中。

第四，經貿越來越難以作為中美兩國關係的壓艙石。在理論上，自由主義理論普遍認為，經貿關係是可以作為國家關係中的粘合劑和壓艙石的。在中美建交以後，經貿關係一直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即使近年來中美經貿關係面臨諸多困難，有一些學者認為，中美經貿關係的穩步發展仍然可以避免規則層面的惡性競爭和對抗,抑制可能的脫鉤苗頭。然而，從目前特朗普的政策來看，經貿關係逐漸成為中美衝突和競爭的領域。中美經貿關係的內在矛盾在未來一段時間恐怕難以改變，我們需要對中美經貿關係的地位進行再評估。

根據以上四點，不難對中美關係的總體趨向有一個大致的判斷。如果將時間因素考慮在內，中美關係在理論上會有四種截然不同的圖景，即合作、競爭、對抗和衝突。在冷戰期間，中美分別經歷了衝突和對抗的時期。兩國建交以後的近四十年，中美關係的大基調是合作的。然而，特朗普上台以後，中美關係的基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轉變成為美國的首要威脅。那麼，在戰略競爭的時代，中美兩國關係將會出現什麼樣的圖景呢？如果將中美兩國關係的議題進行拆解，當前中美之間有三種圖景會同時存在。

第一，雖然特朗普政府將中美兩國關係的基調定義為戰略競爭，但是兩國之間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合作的領域，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擴大、深化，為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提供重要支撐。在人文交流、經濟投資和貿易關係等領域，中美兩國仍然存在著合作的巨大空間。正如董建華先生在美國中國總商會年度晚宴的致辭所指出的：「今天的中美關係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經濟關係，從學生到遊客，從商業人士到專家學者，各行各業人員大量接觸和交往編織起來的紐帶，使兩國社會日益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事實上，這些領域歷史上一直在夯實中美兩國友好的基礎，當前中美兩國急需找到解決美國國內對「銳權力」與「軟權力」認知的路徑。解決了這一問題，可以將特朗普政府戰略競爭的基調逐漸條塊化，進而拓展中美合作的空間。

第二，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競爭也可以是良性競爭，但是要警惕在某些議題上不良競爭的後果。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將中國設定為競爭對手本意並非與中國對抗，而是試圖通過重拾戰略競爭的文化，以獲得對中國的戰略優勢。仔細閱讀這份《國家戰略報告》，在其論述中也提及到：「競爭並不總是意味著敵對，也不是不可避免走向衝突，然而沒有人能質疑我們捍衛利益的承諾。」2018年1月29日，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也闡述道：「這不是一個對抗的戰略，它是一個承認競爭現實以我們能夠維護利益與維持和平的戰略。」作為較弱的一方，中國應該看到美國大戰略調整背後的戰略考量，在此基礎上形成合理的應對策略。雖然無法阻止美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意圖，但是中國可以通過努力控制戰略競爭的邊界，並積極塑造一種良性競爭的文化。

第三，不排除在某些領域上存在中美兩國走向對抗的可能，中國需要評估這些對抗將中美兩國拖入衝突的風險。事實上，特朗普上台後,在核問題、台海問題和南海問題上持續對中國施壓，這些議題已經成為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核心著力點。

中國如何應對與美國的戰略競爭

在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並試圖通過戰略競爭重新取得美國的優勢時，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一態勢？由於中美關係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必須在宏觀的大戰略層面和微觀的外交行為層面同時著手，在大格局上穩住局勢，在具體領域上精耕細作,以保證中美關係回到健康的軌道上。首先，要適當調整中國自身的外交行為方式，積極塑造中美兩國良性競爭的文化。特朗普政府要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這從另一個方面肯定了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畢竟中國已非四十年前的中國,要擁有戰略信心。不過必須看到的是，中國仍處於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在對美外交政策上還是要與中國的國家實力相匹配，這要求中國做到以下方面：

第一，在奮發有為的時期，中國更應該要韜光養晦，避免鋒芒畢露。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十九大報告樹立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並且指出中國拓展了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的現代化路徑，這被美國的戰略精英解讀為中美之間可能會出現模式之爭，也是中國被冠之以「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對手的原因。對此，應該引起中國的足夠重視，並極力避免戰略冒進。回顧歷史，美國早在1894年就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強國，然而它真正登上世界歷史舞台中央卻是在1945年以後，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戰略滯後於實力是比較穩健的選擇。

第二，大國需陽謀，中國應該調整外交行為方式,樹立中國氣派。緩和中美兩國的競爭態勢，這不僅取決於兩國利益的契合度和價值觀的共識度，還取決於彼此的行為模式和對威脅的判斷。中國在宏觀大戰略和微觀外交行為中選擇陽謀是明智的選擇，畢竟，在逐漸走進世界舞台中央之時，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前所未有的擴展，中美兩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文化差異巨大，在出現利益碰撞的時候，美國政府和人民的適應和調整需要一個的過程。為此，中國應該學會克制，在與美國打交道時考慮到對方的舒適度。

第三，在彼此顧忌的核心議題上互相尊重，建立戰略信心。當前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舉措衝擊其主導地位非常憂慮，因此以加強軍備應對中國軍事現代化，以「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概念來應對「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應該與美國進行戰略溝通，使之在這些問題上對中國形成信任，以明確兩國的戰略邊界，塑造良性競爭的文化。

其次，中國應該強化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特朗普上台以後，堅持美國優先的外交理念，重視雙邊關係而非多邊關係，在一定程度上縮減了對中國周邊國家的承諾與關注。特朗普截然不同的行為模式使得它們擔憂雙邊關係，並且有可能調低對美國的預期。在這種背景下，這些國家試圖規避風險，有一些國家選擇兩面下注，尋求提升與中國的關係，這是中國的重大歷史機遇。中國應該抓住機會，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係。

第一，夯實柬埔寨、泰國、緬甸和巴基斯坦等既有與對華有好國家的雙邊關係，使之成為中國周邊外交的基石。

第二，改善與越南、印度和新加坡等對中國具有防範意識和存在利益衝突的國家的雙邊關係，這有助於緩和中美關係下行時的衝擊。

第三，改善與美國亞太盟友的關係，最大程度上擴大對中國友好的國家數量。再次，處理好與俄朝伊等國家的關係。如果仔細思考，美國的大戰略規劃與在具體外交議題上的戰略是存在內在矛盾的。在美國的大戰略設計中，中俄朝伊都是其外部威脅。

在中美戰略競爭的時代，中國需要重新統籌大戰略：一方面，中國應該積極強化中俄關係，以應對美國的戰略壓力。另一方面，需要重新思考朝伊在中國戰略格局中的位置，重新評估地緣政治後果，以有備無患。對中國而言，要積極調適對美外交政策，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這對於改善自身的外部環境，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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