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試論「文革」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誤入歧途的歷史

【摘要】「文化大革命」是在捍衛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初衷下發動的，作為其指導思想的「繼續革命」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理解和具有經驗主義特徵的空想社會主義相結合產物。它既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國國情，更與時代發展的潮流背道而馳。在這一理論指導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實踐，給黨、國家、全國各族人民以及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嚴重災難。這一時期，儘管在總體上、在指導思想上，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嚴重倒退、誤入歧途，但是也有大批黨員幹部和群眾，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努力。為此試圖分析「文革」發生的歷史背景和在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誤入歧途的歷史原因及表現，這對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繼續飛躍，進而為其提供豐富而深刻的經驗教訓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原因；經驗教訓　　　　馬克思主義主義中國化，顧名思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中國的東西，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相結合，也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華民族的優秀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實踐經驗結合起來，解決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進而形成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思想理論觀點，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也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奮鬥的目標。但是，在我國開始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後，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儘管做了極大的努力，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卻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能夠很好地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飛躍，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和精髓，反而誤入歧途，同時它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教訓。　　一、 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歷史背景　　我國的文化大革命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是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其做出了如下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歷史已經證實了此判斷的科學性與正確性，這場革命給當時的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樣的一場空前「大浩劫」發生的歷史背景是怎樣的？我認為，主要有國際國內兩大歷史背景：　　（一）國際背景　　第一，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陣營發動「和平演變」。　　20世紀50年代, 在冷戰的環境中, 美國一些政治家在繼續推行武裝侵略和干涉政策的同時, 提出了「和平演變」的戰略。在這種情況下, 毛澤東深深感到「和平演變」的危險性。作為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 深深地為社會主義前途擔憂, 為了維護和實現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道路, 為了實現一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 毛澤東毅然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以此來對抗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們進行的「和平演變」。　　第二，中蘇矛盾,尤其是以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為名的中蘇兩黨大論戰，使中蘇兩國關係惡化。　　 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 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 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 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 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 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 使黨內關係日益緊張化。　　第三，歐洲社會主義偃旗息鼓，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危機。　　赫魯曉夫在十二大大會閉幕當天,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由於西方報刊搶先公布了這個秘密報告, 造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極大被動和混亂。在一段時間內, 不僅引發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動蕩, 波蘭和匈牙利等國相繼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動亂和武裝衝突, 而且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也陷入了困境, 造成許多人脫黨、退黨。受其影響, 我國也先後發生了數十起罷工、罷課和行走示威等事件。因此, 毛澤東吸取蘇聯和東歐出現問題的教訓, 認為他們沒有抓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於是在中國狠抓階級鬥爭, 致使我國逐漸走向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誤區, 並最終導致「文革」的發生。　　因此, 反對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 防止蘇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在中國取得政權, 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對冷戰國際局勢的反應, 也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緣起的國際背景。　　（二）國內背景　　第一，政治上「反修防修」。　　 1959年7月廬山會議，由於糾「左」引發的爭執，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隨後黨內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們，造謠中傷，污衊彭德懷裡通外國企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於是「反修防修」被提到政治戰略位置上來。由於各種原因，毛澤東越來越重視同國際上和黨內修正主義的鬥爭。於是採取了「四清」「五反」等各種形式的鬥爭，使得整個社會，烏煙瘴氣，但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認為「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資派篡奪的權力奪回來。」①　　第二，經濟上求快發展，形勢所謂「一派大好」。　　 在經濟戰線上，強調求快發展。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隨後，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從各個方面開展起來。全國農村大辦人民公社，只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基本實現人民公社化。進入60年代，毛澤東向全國發出「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號召，1966年開始執行「三五計劃」。每年召開重要會議都大力宣傳國內形勢一派大好，人民似乎已經沐浴著共產主義的陽光雨露。　　第三，黨的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泛濫成災。　　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左」傾錯誤開始泛濫，其突出而又典型的事件包括「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等，給黨和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黨內在指導思想上逐漸發展了八大以來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存在的兩種不同的發展趨向：一個發展趨向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趨向，另一個發展趨向是錯誤的趨向。這兩種趨向相互滲透和交織，又同時在發展。最終，由於當時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以及個人專斷體制等因素的影響，「左」傾錯誤趨向暫時壓倒了正確的發展趨向，隨著階級鬥爭的重點轉向黨內,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階段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認識, 他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 這時已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林彪、江青一夥野心家，助長了毛澤東的錯誤，把「左」傾錯誤推到極端，局面失控，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第四，毛澤東同志對國際國內形勢的錯誤判斷是主觀原因　　不可否認，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美好的，他的主觀願望，是為了抵禦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圖謀，消除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等現象，防止國內資本主義復辟，並為人民群眾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監督和管理尋找一條途徑。因為在當時中國所處對的國內國際環境中，這些問題是確實存在的：首先，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對毛澤東產生強烈的刺激,使毛澤東感到社會主義正面臨著修正主義的危機；其次，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的提出, 促使毛澤東提高了對修正主義的警惕；最後，國內不安定因素和部分右派的瘋狂進攻, 使毛澤東產生了一種資產階級即將復辟的錯覺和憂慮。綜合以上的因素，毛澤東對當時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以及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做出嚴重的錯誤估計，甚至認為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整個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因此，毛澤東同志認為，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揭發上述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奪的權利重新奪回來。最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由此可見，發動「文革」時，中國共產黨對國內國際形勢的觀察都是錯誤的，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是極其片面的。　　二、 「文革」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誤入歧途的歷史原因　　在中國已經嚴重偏離了馬克思主義軌道的時候，毛澤東等重要領導人卻執迷不悟，興高采烈地認為這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而且將錯誤的做法理論化、系統化，致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誤入歧途。而誤入歧途的歷史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教條化，背離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實質　　不可否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毛澤東受到馬克思觀點的啟發，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一系列有關階級鬥爭的理論。1962年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已經把階級鬥爭放在「綱」的位置上。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過火批判也由文藝界逐步擴展到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教育學等各個學術領域。對馬列主義某些設想和觀點的誤解和教條化導致對現實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錯誤的估計和對待，並且繼續沿用用革命戰爭時期的鬥爭方式來處理新時期出現的階級鬥爭問題，脫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得「左」傾理論不斷完善和升級。毛澤東有關階級鬥爭的思想觀點，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被林彪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繼續革命」理論，是對1957年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以來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論點的總概括。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統領下，毛澤東還為各行各業制定了具體的工作方針，毛澤東的一些言論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產生的，都是脫離實際的空談，但在當時，卻被奉為經典語錄，實際上，它已遠遠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實質。　　第二，堅持「一大二公」，反對「唯生產力論」，違背經濟發展規律，超越了發展階段　　「抓革命、促生產」方針及實踐。當時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為了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是生產發展的強大動力，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但是，這個方針顛倒了革命與生產的關係，片面誇大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的主觀能動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的原則。根據列寧觀點，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裡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裡，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誌。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抓的「革命」，則是有特定含義的政治鬥爭。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革命和生產的對立。而林彪、江青集團則打著「革命」的幌子，製造各種破壞生產的極左謬論。他們誣衊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並最終決定上層建築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是所謂的「唯生產力論」。許多社會主義的正確原則，如發展生產力﹑發展商品經濟﹑實行按勞分配﹑學習外國先進技術等等，一概被當作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加以批判。除了照搬蘇聯的模式外，中國沒有獨特的經濟理論，結果，國民經濟出現長時間的嚴重結構失調和地區比例失調，人們的生產熱情低落，科技進步難以實現，經濟效益大幅下降，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原本希望通過革命的洗禮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達到「精神變物質」的目的，結果既沒有開出燦爛的精神之花，也沒有結出豐碩的物質成果。這嚴重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超越了社會發展階段，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誤入歧途的原因之一。　　第二， 堅持政治挂帥，實行大批判開路，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嚴重，脫離群眾　　社會主義的歷史很短暫，沒有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和指導我們前進路線的方針政策，我們必須自己去逐步探索。黨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60年代政治挂帥的空氣越來越濃厚，毛澤東的地位被林彪、「四人幫「這些別有用心的人捧到了天上，與此同時，各種形式的大批判接連不斷，並且交叉反覆進行，如批判劉鄧陶、批判封資修、批判帝修反等，在此過程中還伴以政治運動，諸如「一打三反」「反四舊」等等，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誠然，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講過權威的必要性和領袖人物的重要性，但他們的初衷絕非是為了搞無謂的個人崇拜而是通過樹立權威，以便團結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他們雖然也強調過「批判」的重要性，但「絕非是運用「批判」字眼煽動人們的情緒，搞一些惡作劇或鬧兒戲式的鬥爭，而是讓人們投身社會革命，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世界。」②但當時我國推行的「大批判」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　　三、從「文革」吸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教訓 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③恩格斯也明確告誡世人：「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④這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權威論斷，為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指明了方向。　　首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是不為表象所迷惑，全面準確科學地理解馬克思主義。　「文革」留給我們的教訓中，也有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它還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實踐活動；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正如鄧小平所說：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 。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必須採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而不能拘泥於個別結論。否則，就會陷入誤區。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當中，既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也有第一個宣布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和建成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領導人列寧、斯大林的思想，還有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經驗主義的東西。在當時的理解中，把這些東西混為一談，甚至用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和夾雜諸多穿鑿附會的東西，就是沒有從實際出發。「繼續革命」理論曾被說成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但實踐證明它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和教條化，又明顯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和時代的特徵，因而是完全錯誤的。在當前改革開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形勢下，階級鬥爭已不明顯存在。但是，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其他階層的刑事犯罪、敵對勢力的分化滲透等還時而不斷地出現，需要我們永遠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永葆共產黨的本質，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維護安定團結，保護人民利益。　　 其次，根據中國的國情和形勢的變化，實事求是，清除謬誤發展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實踐過程，存在著適應時代的發展不斷中國化。但首先必須科學把握國情和時代的發展變化。六七十年代，和平和發展的趨勢已經初露端倪，科技革命日新月異，時代的主題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而我們卻固守成規，對世界形勢和中國國情作出了錯誤判斷。為了防修反修，尋找一條不同於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提出了激進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和「世界革命」的口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如果能夠在全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科學分析我國的國情和世界形勢的變化，或許能開闢一條中國特色的建設道路。但是他不是不想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是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教條主義的理解，把戰爭年代的經驗固定化，沒有對時代的特點和中國國情作出正確的認識，使中國化前進一步，達到當代化的地步。這是在捍衛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旗幟下發生的一場悲劇。對於20世紀60、70年代思想理論界提出的貌似正確實際錯誤的東西必須予以清除，並樹立正確的思想理論觀念。第一，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第三，根除「資」症，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要始終堅信：發展是硬道理，科學發展是更硬的道理；只有發展才能富強。　　 最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充分合理地吸取群眾的智慧，堅持民主集中制，反對個人崇拜。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不斷理論創新的過程。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是理論創新的源頭活水，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途徑。創新的主體包括廣大幹部群眾尤其是知識分子。群眾中蘊藏著無窮的智慧和力量，包括理論創新的東西。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群眾在實踐中提出來的。這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一些思想先驅提出許多對社會主義發展有用的觀點，卻被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被當作「異端」、「另類」，其思想被看成「反動宣傳」、「惡毒攻擊」，被打倒、關押、甚至迫害致死。而事實上，他們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守護者，是社會主義改革思想的先驅，他們的思想具有很大的預見性和科學性。因此，實現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認真分析修正與發展的界限，認真吸收群眾的創造。 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和這一時期思想意識形態的錯誤，都與「民主集中制」原則被破壞有關聯。毛澤東的地位被凌駕於黨中央之上，毛澤東的威望比天還高。在此情況下，即便是錯誤的東西，也無人能抵擋，無人能扼制，只能任憑錯誤的潮流宣洩而去。今天，我們再不能讓歷史重演。要堅持一條真理：領袖是人不是神，只是在智慧、經驗等方面比正常人豐富些而已。要堅決反對個人崇拜，堅決擯棄領導幹部終身制，做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新境界。　　「文化大革命」雖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因此可以說沒有「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教訓，我們黨很難這樣堅定、快速、從容地開創改革開放新時期，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我們必須牢記從文化大革命中汲取的經驗教訓，全面理解馬克思主義，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