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奴工現象引發的人權悖論

山西黑窯兒童奴工事件激起舉國公憤，媒體上的聲討一浪高過一浪。本人覺得需要從人權的角度有所探討，特地訪問了官方中國人權研究會的網站「中國人權」，卻發現這裡分外謐靜。

網站的頭條新聞是：「中國人權研究會代表團訪美 就人權對話進行交流」，國內新聞頭條是：「山西：舉起法律利劍為廣大農民工維護權益」，還有一條新聞位列十八：「山西各地進行『打擊非法用工 解救被拐農民工』行動」。這三條新聞是6月17日更新的。經檢索，又發現四條關於黑窯奴工的新聞，分別是6月14和15日上網的。七條信息全部來自新華社等官方媒體，體現的是「壞事變好事」、「劣跡變政績」的傳統思維。

主流經濟學家們對奴工事件的態度，我從一開始就不抱希望，或許尊敬的人權學者們對此事會有所評論？但在「中國人權」網站查不到。我又試著用百度和GOOGLE分別進行了搜索，結果同樣令人失望——兩部分學者集體罹患了「失語症」。這使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90年代初，一位朋友蒞臨寒舍，他此時剛剛榮任層峰專用「文膽」之一。喝茶時談起我國的人權狀況，他對「國外敵對勢力」的污衊攻擊義憤填膺：「我們反對抽象的人權，建國以來，我國保護的是具體的人權——生存權和發展權……」

我遵循他的思路，請教了兩個歷史問題：一、「大躍進」引發了大饑荒，根據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人口出現上千萬的負增長，那些餓死的人，有沒有生存權？二、「大躍進」加「文化大革命」，延誤中國的現代化至少二十年，發展權如何體現？

他頓時「失語」，少頃便不失風度地轉移了話題，事後又私下對另一朋友表明雅量：無論立凡提多麼尖銳的問題，我都能理解……我們黨確實犯過錯誤。我也自我反省了一番：是否太不給朋友面子？結論是——真理比面子重要。既然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被實踐證明的失誤就應該認真總結，以避免今後重蹈覆轍。有些歷史錯誤至今不允許討論，為了「面子」而掩蓋「里子」，終將「里」「面」盡失。

轉眼十多年過去，我國的經濟一直高速增長。當媒體熱烈討論「大國崛起」時，我又插了一句話：一個國家要想成為「大國」，要看它是否善待自己的人民。本月，山西黑窯奴工事件在「敏感時期」被曝光，其中有無更深的官場博弈背景，我們無從確定，但無疑擊中了中國社會的軟肋。這一事件不僅是對中國人權的羞辱，也是對執政黨「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羞辱，由此不難理解中國主流學者們的緘默和執政黨高層的震怒。

網友們譴責山西倒退到了奴隸社會，媒體人笑蜀先生將事件形容為一場叛亂。問題在於，這種現象在過去和現在都不是孤立的，奴役勞動（包括強迫婦女賣淫）在時空上也不僅限于山西，背後都有大小利益集團的保護，且美其名曰「發展地方經濟」。若將一切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事件都作此定性，則範圍將變得寬廣而久遠，甚至可以追溯到共和國歷史上廣泛地以言治罪、發動內亂推翻國家主席等事件，這在當前語境下都是不可言說的。

國家意志在政治上強調集中而忽視民主，在經濟上強調發展而忽視民生，都是有慘痛歷史教訓的。50年代先是「以俄為師」，靠剝奪農民發展重工業；繼而大鍊鋼鐵「超英趕美」，「大躍進」造成巨大「人禍」。80年代轉到「以經濟工作為中心」後，發動了對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批判；進入90年代，又出現了盲目追求GDP、罔顧民生的偏向。

GDP的增長究竟屬於政府還是人民？我們無從解答；而基尼指數標示的貧富差距加大，無疑與共和國的建國理想相悖。社會主義社會在理論上被理解為高速發展的社會，但馬克思沒有預見到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生態危機。人類社會發展了，理論若是一百年不變，就難免動搖自己，更談不上「科學的發展觀」。

現實是歷史的繼續，若僅將人視為生產力的一個因素，漠視人的價值和權利；或片面強調經濟的高速發展，漠視人的生存狀況和社會公正，則礦難事件、奴工事件及化學污染、生物污染等大大小小的人道和生態災難，還會周而復始地重演；「權貴資本」發展權吞噬弱勢群體生存權的「人權悖論」，還會繼續下去。

本屆執政黨領導人有許多關注民生的身段，贏得了輿論的讚賞；但請勿理解為「民生換民主」，因為兩者是相輔相成、不可互替的「好東西」。我國長期實行一黨執政，如果公民未能切實地行使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等基本權利，僅靠執政黨自查自處，官商勾結的腐敗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與監督。

對人權的理解要全面：發展是硬道理，生存是更硬的道理，有生存才能有發展；如果我的生存權被剝奪，你的發展權與我何干？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會使用工具和有語言思維；勞動創造了人，但如果只許勞動、生存而不許說話，也不像是人的權利。民生與民主不可或缺，保障人權的社會才有和諧。

2007年6月17日 風雨讀書樓

(轉載本文請註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來源：作者賜稿來源日期：2007-6-18 本站發布時間：200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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