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好老師——主講人：王義遒

什麼是好老師？好老師的概念五花八門。我做過學生，當過研究生，當過教師，當過研究生導師，我現在還是一個科研人員，有具體研究項目，又長期從事教學、科研管理，從我這樣一個身份來看，好老師並沒有嚴格標準。教師這個職業，確實是世界上最光榮的職業。因為人是世界上最寶貴的，而我們從事的工作實際上就是怎樣使人成為人，真正的人，大寫的人，這是非常有價值的。與此同時，我們又從事著一個非常艱苦的事業，我們面對的人是最複雜的，有各種各樣的心靈，各種各樣的職業，不同的年齡段，不同的人對同一事情的看法不一。我們需要把非常不同的人教育成有用之才，因此教育既複雜也極具挑戰性。但是我覺得做教師也非常幸運，我今年75歲了，依然不覺得自己老。活在年輕人堆里就有一點自己跟大家一樣的感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當今科學發展十分迅速，我現在除了一些基本概念外，絕大多數知識都是通過學習科學文獻獲得的。我剛剛出了一本書，600多頁，是關於我們那方面專業的書。我寫後記、跋的時候，就覺得這本書永遠寫不完。因為當我寫到後面的時候，發現前面幾章的內容就要修改，有些地方已經不準確了，需要更正；有些事實需要用新的事實來補充。這樣，就會不斷地寫下去，永遠 不能結束。這種日日新的感覺也使人年青。

作為一個科學家，他需要永遠保持他的學術生命力。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當研究生，看到蘇聯的報紙上有關於教學和科研是否矛盾的討論。當時許多學術泰斗發表了文章，他們說，一個科學家如果僅僅做研究，不搞教學，學術生命就會很快停止；但因為我們從事著教學，使得我們的學術生命力可以不斷延續。科學不斷的發展，作為一個老師能跟上科學不斷發展的步伐，就是因為我有學生，學生在不斷推動著我。一個人哪怕他天天看科學文獻，他的思路也很有限的；只有年輕人不斷向他挑戰，不斷提出新問題，他才能夠不斷進步。我認為自己比較年輕就是因為我一天到晚都在考慮問題，我覺得考慮這些問題就是給自己提出挑戰。思想是活躍的，思想是年輕的，整個身體就年輕。

我1954年畢業以後，頭一年當了俄文翻譯。55年就開始當助教、帶實驗，然後講課，講我老師的那門課-《應用光學》。上課時我經常感到困惑，我需要不斷地學習，不斷地看參考書，儘可能地希望把我知道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因為我們是物理課程，經常需要推導公式：學生說怎麼來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就會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我當時就希望讓學生不要有那麼多問題，能夠在課堂上都弄懂。那時我一禮拜講四節課，我把全部一禮拜的時間都花進去備課了。一個鐘頭的課我備二十多個鐘頭。一堂課下來以後，因為比較緊張，想起有兩段內容次序顛倒了，就非常懊惱；如果還有一段話沒講，就覺得學生缺了這段知識。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對所謂備課、所謂當教師是一點概念沒有。我當時所謂當教師，就是怎麼當好一個字典，我實際上起這個作用。這個字、這段話應該怎麼解釋，為什麼等等，非常嚴格地解釋完了，我的任務就完成了。所以，我當時完全把教學看作一種機械的工作，而沒有把它看作是培養人。

作為一名教師，最重要的就是韓愈說的「傳道、授業、解惑」，我想，這就是要學會做人做事。我最欣賞康德關於教育的一句話：教育就是把人培養成為人。這個人，當然是一個大寫的人，社會的人，這個人在社會上能夠生存，能夠發展。我想如果從定義上來看，教育就是上一代人幫助下一代人，使得人類社會能夠繼續生存、延續，不斷延續發展下去，下一代人應該比上一代人活得更美好。人能夠成為一個社會人，一定要會做事，能為社會做出一定的有意義的貢獻。他做事就有各種各樣的職業，每種職業有自己的方法，這樣就需要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培養，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從法律上講，他要能夠享受權利並盡義務，才能夠做人。在教育上，我所教的是面對一個人，這個人有不同的個性，有按照自己性格發展的權利，教育要讓他獲得能夠自由發展的能力和意志。

教育環境與中國社會的創新

現在大家都講國家如何能夠創新。我有一種想法，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是學校教育的問題。中國社會要創新其實很簡單，如果一個社會，如果每一個人的潛在能力能夠最大限度調動發揮出來，這個社會必然是個很有創新能力的社會。我在想，現在社會上老怪高等學校培養不出創新的人才，為什麼中國沒有諾貝爾獎，到現在也沒有得到？這都是一種非常膚淺，而且不大科學的說法。我覺得我們學校給人的教育是能夠培養出創新人才的。我們培養的人才到了美國，大部分學生，他們在科研上表現出來很有創造性，並不比美國人差多少。我認為問題的關鍵是缺乏相應的環境，這也是與美國最大的差距所在。我們現實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往往不是科學的前端問題，而是後面的、技術上的問題。這是我們的環境決定的，我們的整個環境更需要讓你解決這些現實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前面的問題是提不出來的。

在學術界，我們非常缺少一種百家爭鳴的氣氛。舉個例子，有一個新的現代物理領域叫做激光冷卻原子。80年代初，當時這個領域剛剛開始開發，我們中國一位科學家提出一種看法，我一開始就覺得不對。我要證明他不對很不容易，兩三年里，我一直想這個問題。後來我請研究生研究了半年，從數學上證明這個問題，證明出來證實了我的意見。物理上面按照這個想法達到不了原子冷卻的目的。我跟這個研究生聯合寫了一篇文章，並投了所有中國的科學刊物，但是都被拒刊登。理由是這篇文章有牽涉到你和別人的爭論，你們這些問題是不是私了，不要登載在刊物上。當時我就覺得非常奇怪，這是一個學術問題，我有不同意見，怎麼是私了呢？不是公了私了的問題。科學確實這樣：只有百家爭鳴、學術自由，大家所有的意見都可以發表，新思想、創新的想法才能出來。我覺得我們中國不僅僅是學術剽竊的問題，沒有一種自由的學術環境，創新就永遠成問題。春秋戰國時期，還有五四時期郭沫若、魯迅這批人，為什麼能夠出來？當時就有這麼一個環境，那時魯迅罵人罵多了，有人要反駁，罵人要反駁實際是爭論，只要這裡面不牽涉到人身攻擊，都是思想的碰撞，這種思想的碰撞就能產生火花。我們北大有這個作風，蔡元培做校長時，黃侃是主張古文的，而且對古文考證非常有成就；但錢玄同是個非常激烈的左派，提倡白話文，把古文說得一塌糊塗。黃侃上課，在課堂上面大罵錢玄同；錢玄同在課堂上面也大罵黃凱。我覺得這很好，學術上完全對立但不進行人身攻擊，這種氣氛我覺得非常好。我們中國大概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那個短暫的十幾二十年中，有過一個比較自由的學術環境，我們現在所謂大師級的人物，大部分就產生於那個時期，在這樣的氣氛裡面使得人能夠充分自由的發展。

我們教育實際就是兩個目的：一個是做人，另外一個則具有工具性，就是做事。現在當老師，主要就是教學工作，包括課堂、實習......一個學校存在很重要的是依靠這樣的教學環境。但是學校對學生的影響和教育，絕對不僅僅是靠學校，而是靠整個社會環境。我就特彆強調學校整體環境的作用。1988年，我在義大利參加一個我的專業的國際會議。那年是義大利Bologna大學成立900周年， Bologna大學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高等學校。該校召開慶祝大會，在中國請了兩所大學，一所是北京大學，它認為是中國最古老的大學；另外一所就是1987年剛成立的一所新大學，廣東的五邑大學，它是中國當時最新的大學。我就代表北大參加了，那會議開得很隆重，還簽訂了大學宣言。我代表北京大學在上面簽了字，當時我還非常有顧慮，為什麼非常有顧慮呢？這個大學宣言第二條說：大學一定要獨立於政府。我們中國大學是服務於政治的。那個Bologna大學提出來的口號是，我們大家來學。這大學是一個大家共同來學習研討，自由交流思想，交流學問的場所。

我記得90年代後期，我們北大學生（特別是一些信息學院的學生），提出無校園的大學，就是網路大學或虛擬大學。我說，大學不可能沒有校園。如果沒有校園，沒有這些人團聚在一起並互相交流，光從網上得到一些知識是不可能激發你的思想的，這個思想就是靠互相碰撞導致。美國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的前院長叫做Rosovsky，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哈佛大學學生從互相之間學到的知識比從老師那裡學到的東西更多。他說他並不為這句話臉紅，因為這句話並不是說哈佛大學的教授水平不高，而是哈佛大學有一群非常好學的學子，他們在一起互相學習。

他們當時提出兩個口號都被我反對掉，另一個口號是：把我們培養成為百科全書類的人物。我就跟學生說，百科全書類的人是最沒有用的人，到哪裡人家都不要。為什麼呢？我說現在是網路社會，百科全書就在面前，我按幾個按鍵，我不知道的東西都知道，要你幹嗎？你是活的人，活的人就能夠提出問題，能解決問題，我解決不了的問題你能解決。

素質教育再論

我們教學活動要提高學生的知識、能力和素質。現在我們在提倡素質教育，這是教育部提倡的。但到底什麼是素質教育，素質能不能教育，我有點懷疑。因為如果一個人沒有知識沒有能力，他有什麼素質啊？素質本來就建立在知識能力的基礎上。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誤會，很多人談到的所謂素質，實際不是素質，而是人的行為背後的一種動因，是一種道德，或是一種態度。我記得1995年我們受美國的美中教育交流協會的邀請，一個是我，一個閔書記（當時是我的助手），另外一位是史守旭，就是現在深圳研究生院的副院長，我們三個到美國去考察。所謂考察就是討論面向21世紀教學改革的核心在什麼地方？與美國人討論。他們說，20世紀我們強調的是知識和能力，而下一步我們應該非常強調「attitude」，即「態度」。有了這種態度，就會有一種團隊精神。美國人還表揚中國學生有團隊精神，說美國學生比較自由散漫，沒有責任心，缺乏團隊精神。他們說中國學生數學學得特別好，原因是什麼呢，那是因為用團隊來學數學。他們說，我們老師在黑板上出一道題，讓學生回去自己做。中國學生一看，往往三五個人都留下來討論討論。你有這個辦法，我有那個辦法，一討論以後，原來解答這題有三四種辦法，所以思想比較開闊，中國人就比較聰明。相反美國學生就比較笨，一個人吭哧吭哧地想。有些還做不出來，第二天交白卷。他們說，我們現在推廣你們中國人學數學的方法，就是團隊學習方法。但是團隊學習就要互相尊重，大家有一個好的態度。態度非常重要，我們很多所謂的素質的問題實際是態度問題。

我記得有位很有名的科學家王大珩先生曾經說過：態度是決定一切的。你有好態度你就能夠好好地去學習。這個態度是無形的，而知識能力這些東西是有形的，這些有形的東西變成了內在的無形東西，就是所謂素質，它包含各種各樣的內容。首先是要有健全的身體，然後要有好的態度。好的態度反映了健全的心理和對人的尊重、對事業的尊重。我記得在當教務長及當副校長這段時間，我曾經非常努力想構建學校的交叉學科體系，比如信息科學中心、管理科學中心、石油天然氣中心等等。在這個中心裏面，怎麼能把不同學科的老師組織起來，相互尊重是關鍵所在。在搞石油天然氣中心的時候，有學地質的，也有學物理的，學地質的人用一種顯微鏡，一直叫偏光顯微鏡，學物理的人認為光是不可能偏的，應該叫偏振顯微鏡，認為人家基本概念模糊，於是相互看不起。這就是對不同學科的人沒有尊重的態度。抱著這種態度，交叉學科就很難建立起來。

包容精神是交叉學科能交叉起來的前提，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夠做，做不出來，就是缺乏這種合作的態度。人為什麼要合作呢？如果大家我和你都是一樣的，我有這個優點你也有這個優點，我有這個缺點你也有這個缺點，那我們兩個何必要合作呢，合作的功效就是互補嘛，我有這個優點我也有那個方面缺點，你呢，沒有我這方面優點，但是有另外方面的優點，所以兩個人的優點由此互補，這是要合作最基本的原因。這話誰都懂，但具體做的時候，你要放下這個架子來就非常不容易。我兩次碰到出租汽車司機，到校門口就說，現在大學生素質最低。北京什麼地方交通最不好呢，清華門口、北大門口、師大門口、人大門口，這些地方，交通沒有好的。這可是北京的四大名校，但我想這反映一個問題，大學生動道理，但素質不一定很好，不會尊重人，不遵守規矩。我們需要將道理內化為素質，所謂「融化在血液中」。

教無定法

下面我就講講「教無定法」。北大名師有很多形象，下面列舉若干：

北大的好老師的教學風格確實是五花八門。我記得我剛當教務長的時候，第一個請教朱德熙先生（前北大副校長，語言學家）關於教學的問題。朱先生說，大學的教師只要有學問就能講好課，用不著講教學方法。後來的例子也印證了這種說法。我剛當教務長時，和中文系老師談到他們的教學大綱。有老師說哪有什麼教學大綱，解放前好多老師講課就是一盒香煙，香煙盒上面就是他的教學大綱。他還舉例說一位講唐詩最好的老師，一個學期就講一兩位詩人的幾首詩，講的頭頭是道。他把這詩人的時代背景，他的生活，詩的意境、用詞，如何做詩，如何欣賞詩詞歌令等等通通講出來了。

當老師首先不是教（當然要讓學生聽懂），而是讓學生髮問，讓學生自己來弄懂。1993年，化學系63級畢業的學生回校。在慶祝他們畢業30周年的飯局上，我就問：你們在學校6年（因為當時北大理科是6年制），離開學校30年，你們現在回憶感覺哪個老師課上得最好？記得最牢的是哪一門課？他們就互相交頭接耳一下，說是黃子卿先生。我說黃先生的課好在什麼地方？他們哈哈一笑，我說你們笑什麼？他們說，我們上他的《物理化學》，從來沒有聽懂過他的課。原來黃先生雖然是中科院的第一批學部委員、化學家，學問很好，書寫得很好，講義也很清楚，但口才不好，講課條理性不好，聽他課比較吃力。大家基本都聽不懂，所以都看他的講義和書，把這些概念通過自己腦子自學，自己構建起來，結果學得非常牢。這件事情給我印象非常深刻，當然這是建立在學生好學的基礎上的。教案寫得完美無缺，學生聽完沒有問題，教學效果不一定就好。好的老師要想辦法讓學生提出問題，啟發學生思考。再比如楊振寧到美國留學，一開始跟著一個搞實驗物理的導師Tailor。Tailor每天給學生提問，但是他十個問題九個是錯的。科學家如果每天能提出一個正確的問題來就非常了不起，這個問題的解決能使科學大大向前推動。我記得前幾天聽說我們北大有一位老師，他就把自己做不出來的題目統統交給研究生，就是作為研究生的習題，他從這裡得到很多東西，他做不出來研究生也做不出來然後大家一起來討論，他覺得這樣很坦然。

嚴謹的治學態度非常重要

我是學物理的，一定要把概念弄得非常嚴格、準確。現在，一些青年教師不太摳概念，一些年輕人做學術報告，用概念的時候也不夠嚴密、準確，這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關於這個問題，我講講我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在清華物理系，52年院系調整的時候，一大批教師學生一塊從清華轉到北大，合併到北大。我們當時清華物理系的學生都是中學的尖子生，所以到清華學物理自己覺得很了不起。當時系主任是王竹溪先生，他做學問是非常嚴謹的。他要給我們這些中學生來個下馬威。學普通物理這門課，一個多月就來個考試，我覺得考試題目很容易啊，結果得了37分，我還是比較高，有人得了20幾分，最高的得了六七十分。他考的題目看起來非常容易，一個人繞著操場跑了一圈400米，最後花了多少時間，算平均速度多少，我說這很容易啊，四百米除上幾十秒，每秒多少米，後來全錯，因為速度是個矢量，轉一圈回到起點，平均速度是零。老師就告訴我們那些概念非常重要，什麼樣的概念在什麼樣的環境用都不能錯。再給大家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我叫王義遒(qiu)。中學的時候大家都叫我王義you，把我的「遒」讀成「you」，我也一直這樣念。後來我到清華，系主任王竹溪先生見我就問我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王義you。王先生是非常嚴格的一個物理學家，而且文字功底非常好，在西南聯大時期他還編過字典-漢語字典。他說你那字不念「you」,我說是啊，是不念「you」念「qiu」。他要我改過來，讓大家都叫我王義遒（qiu），我覺得這是小事一樁，沒有照他的意見辦，也很難辦，大家都習慣了。後來1961年，我從蘇聯留學回來到北大當教師，王先生當時是北大副校長，分管理科。他說我在蘇聯的工作做得不錯，要我把論文給他看一看。我就把論文給他，他說你現在怎麼還叫王義you啊？我說王義you就王義you吧，他說不行，當大學老師名字都念錯了，要改正過來。他就讓我們系主任乘一次開全系教師大會時把這件事提出來，這以後，大家才把我的名字叫對了。西南聯大幾千人，那麼艱苦的條件，出了好幾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數不清的大師級人物，與那個時候的人嚴謹的治學精神是分不開的。

在專業課程中滲透人文精神

物理教學大部分都帶有工具性，但我們人需要把學生當作人來培養。這就是說任何時候，人文不是外加的東西，而是課程的內涵所在。教學工作一定要對學生有感情，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你做科學研究也是一樣，不僅僅是做技術性東西，激發這種創造性的根源正是人文精神。兩彈一星時代的科學家具有強烈的愛國熱誠，他們抱有堅定的信念：中國一定要有原子彈、氫彈！這種動力恰恰是人文精神所在。

是不是堅持真理，實事求是也是人文因素。現在那麼多假冒偽劣品、剽竊，為什麼會有人願意搞這個？就是一些人希望能夠出人頭地，希望獲得社會地位、名譽。這些都屬於人文方面的問題。還有現在大家講科研與教學互相衝突的問題，為什麼衝突呢，因為現在很多所謂科研是單純技術的，是一個任務或項目，開發性質的。真正的科研有人文精神因素，與教學絕對是互相促進的，你要把問題講好，講到學生能夠很有體會，你必須自己對這個問題有全方位的非常透徹的理解才能做到。這裡也有人文精神。

今天就講這麼多，我希望大家安心在教師崗位，做個出色的老師，謝謝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