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文獻名邦」的形成與儒家文化的影響

《環球市場信息導報》2015年11月4日 作者：李群大理是滇地遠古文明的中心，大理是茶馬古道的重鎮又是雲南設治最早的地區，西漢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設葉榆、雲南、邪龍等縣。當時的大理是個豐腴之地，土地肥美，宜五穀蠶桑。大理歷史悠久，遠在新舊石器時期，就有古人類居住。西漢武帝在雲南設置郡縣時，大理納入了漢王朝的版圖。唐宋時期，大理先後出現隸屬於唐宋王朝的南昭國和大理國兩個地方政權。到了南詔國時期，大理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生產技術都有了長足的發展。由於南詔是在唐王朝的支持下才得以統一六詔的，因此與中原交往比較密切，通過吸收和運用漢文化，因而建築、雕刻、繪畫相當出色，響譽海內外的崇聖寺三塔、石寶山石窟、劍川木雕，以及著名的《南詔中興國史畫卷》等，都是當時的產物。當時南詔王鳳伽異到長安進貢時，帶回了唐朝贈給的龜茲樂隊。他們與南詔的專業樂隊相結合，創編了《南詔奉聖樂》，被列為唐代十四部音樂之一。大理是雲南最早的文化發祥地之一，是雲南早期文化發展的中心。早在南詔時期，大理的文化已相當發達，崇聖三塔就是古代文化的象徵。《白史》、《國史》、《南詔奉聖樂》、張順、王奉宗繪的《南詔畫卷》、張勝溫繪的《大理畫卷》等不朽佳作，充分說明了大理文化的發達，而且大大豐富了祖國的文化寶庫。大理國建立後，與中原宋王朝的關係更加密切，貿易頻繁。白族文化已經提高到漢族文化的水平，各領城通行漢文，官、商各界竟相買漢文書籍、讀漢字、寫漢字。雕刻、繪畫等藝術也有了顯著的成就，現存大理地區佛寺中優秀的壁畫，大多是大理國時代的作品，公元1180年，描工張勝溫畫的《大理畫卷》又稱《張勝溫畫卷》，被譽為「南天瑰寶。從南詔國到大理國的五百多年時間裡，大理一直是雲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後又經過漫長的發展、繼承和發揚，成為中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民族優秀、經濟富足的一塊寶地。1956年，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同時，大理也是滇西的交通樞紐。改革開放後，大理已逐步發展為滇西的商貿旅遊中心城市。大理古城成為國務院首批公布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一、大理「文獻名邦「的形成漢代大理是「蜀身毒道」必經之地，印度、緬甸人到過大理。唐代，印度僧人到大理傳教遊覽，有的還成為南詔王的「國師」；唐初，唐將梁建方率兵討松外蠻，招降河蠻首領楊斂，在大理地區遊歷考察，他將耳聞目睹的大理地區的部落、特產、風俗等內容寫成《西洱風土記》；唐貞元十一年（公元1287年），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到大理旅遊，著有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元末明初，有幾個日暗本僧人到大理旅遊居住，有四位日本僧人圓寂後，還葬在蒼山龍泉峰，並修建了著名的「日本四僧墓塔」；元代十七年至二十年（公元1280-1283年），西台御使部松兩次到大理遊覽，調查了大理的山川、風俗、物產、社會生活，寫出了著名的《大理行記》。民國初，英國人弗茨傑羅德到大理旅遊考察，著有《五華樓--對大理民家族之研究》一書；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被貶到雲南的翰林修撰楊慎，與大理白族學者李元陽結伴漫遊蒼洱名勝，寫了《游點蒼山記》，明末清初，著名詩畫僧人擔當，走遍蒼洱之間，留下許多讚美大理的詩名；明崇禎十二年（公元1636年），地理學家徐霞客來大理旅遊，在他的《徐霞客遊記》中對大理的蒼洱名勝、傳統的三月街等均作了翔實的記述。清代，大理的蒼洱風光業已馳名，來大理遊歷的人更多，陳鼎在他的《滇遊記》中，對大理三塔、一塔、感通寺、三月街等名勝古迹都作了詳細的描述；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劍川州牧張泓遊歷大理，在《滇南新語》中記述了大理的龍女花。大約在四千年前,大理便進入了新石器時代。戰國時期,有大批移民從中原來到大理。早在漢代,大理就是古西南絲路的交通要衝。公元七世紀初,洱海地區出現了六個較大的民族部落。在唐五朝中央的支持下,蒙舍詔逐步吞併了其他五詔和許多小部落。公元738年,南招把政冶中心從巍山遷到了大理,築太和地為都。同年唐玄宗封南詔王皮邏閣為"雲南王",設"雲南安撫司",從此,大理成為雲南的政治中心。公元937年,段思平聯絡滇東三十七部進軍大理,建立了"大理國"。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十萬大軍乘革囊,渡金沙江,滅大理。大理國相傳二十三王,共318年。元朝在雲南設立了中書行省,並將行省的治所東移到昆明,才結束了大理五百多年一直是雲南政治中心的歷史,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改大理國為大理府,稱太和縣。清沿明治,民國二年改太和縣。1983年經國務院批准,原大理縣、下關市建制撤銷,組建為大理市。大理白族的風情濃郁,民族文化多姿多采,至今仍保留著獨具特色的語言、服飾、風俗。還有許多具有地方特點的民族成會,如本主節、繞三靈、耍海會、三月街等。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華麗典雅,別具特色,"家家養花"的美好環境令人流連忘返。「文獻名邦」一詞在雲南，常被人們作為歷史悠久、文化發達地區的稱譽。「文獻」二字的含義為：「文，典籍也；獻，賢也。」用現代的話說，文指的是有關典章制度的文字資料，獻指的是熟悉典故的人才。因此，文獻名邦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有豐富的能夠反映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的典籍，二是要有精通典籍的人才。大理被譽為「文獻名邦」的歷史根據，就是高懸在大理古城南文獻樓上的匾額。匾額是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雲南提督偏圖所寫。偏圖是漢軍正白旗人，原姓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偏圖以督標別將隨雲南總督趙良棟征討吳三桂，第二年被提升為雲南隨征夠兵。平定雲南後，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偏圖任雲南提督。雲南提督府衙門就設在大理。偏圖身居大理15年，深感這裡的人文興盛故報請清政府頒發了這塊匾。大理被譽為文獻名邦的依據，在民間還有這樣的說法，是根據大理文獻村而來的。建於康熙年間的文獻樓樓上有一副長聯，為大理近代文人周仁所撰：「溯漢唐以還，張叔傳經，杜公講學，碩彥通儒代有人，莫讓文獻遺風暗消在新潮流外；登樓台而望，鷲嶺夕陽，鶴橋小路，熙來攘往咸安業，但願妙香古國常住於大世界中。」這幅長聯道出了文獻村的來歷。聯中的張叔何許人也？乃漢代大理文獻村先賢。據傳，漢武帝時，文獻村名叫南山村。當時，大理地區還不開化，特別是文化方面更處於迷濛狀態。天資聰穎的張叔與同村好友盛覽一塊放牛時，深感不識文字的缺憾和痛苦，於是二人商議出走學習。他倆歷盡千辛萬苦，到處尋師訪尊，終於尋訪到了漢代大學問家司馬相如，拜司馬相如為師學習經文。司馬相如授其經文，張叔、盛覽學成歸來，教化鄉人。因張叔、盛覽被後人尊為精通學問、精通典籍的人才，故將南山村改名為文獻村。明著名白族學者李元陽《萬曆雲南通志"人物》載：「張叔，葉榆人，天資穎出，過目成誦，俗不知書，叔每疾之，思變其俗。元狩間，聞司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負笈從之，授經，歸教鄉人。」二、大理「文獻名邦」的形成與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文化流派。儒家學說為春秋時期孔丘所創，倡導血親人倫、現世事功、修身存養、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其核心是「仁」。儒家學說經歷代統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後學的發展和傳承，使其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中國文化的深層觀念中，無不打著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文化所擁有的地位，是由於儒家在產生以後，在從古到今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尤其是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所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獨佔大一統思想地位後而形成的。儒家主張禮治，強調傳統的倫常關係，尤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係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漢初，遭統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後受玄學、佛學的挑戰，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歷空前之厄，但還是綿延至今，其原因是因為儒學植根於中國固有的價值系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系統，以至於今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國學（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儒家是國學的核心與主體。漢朝以後，歷朝歷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後取得官方地位。所說的儒家思想，絕大部分來自宋朝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束縛。直到五四運動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大理「文獻名邦」的形成，與儒家文化的影響有著根本的聯繫。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經濟的影響：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後世尊稱為「萬世師表」，某些地區更將「孔聖誕」定為「教師節」。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締造的儒學，自春秋起就開始書寫她源遠流長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歲月里，隨著社會的發展的歷史的演進，儒家學說從內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斷地豐富與發展，其社會功能也在與時俱進，並逐步形成了自己別具一格的文化內涵。孔子通過其經歷以及理論為後世的教育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其後，宋代理學家朱熹對儒學文化的教育思想進行了繼承與發展，不僅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與終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如他所說：「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不僅要認識，更應該去實踐。這種思想對於解決今天的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相矛盾、學校教育與社會需求相脫節的問題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按照古代的說法，「文，典籍也；獻，賢也；邦者，國也。」也就是說，大理是一個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傳統的地方，既有浩瀚典籍供人穿越時光，也有胸存甲兵三千的飽學俊士，可謂人傑地靈。毫無疑問，那時以及更早的大理是無愧於這塊悄無聲息的匾額的。白族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是中國歷史上有重要影響的少數民族之一，同時又是南詔國、大理國文化的直接承傳者，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白族文化、別具一格的民風民俗。這些文化通過文物古迹、文獻典籍、口頭文學流傳下來，記錄了白族人民對自然、社會和人生的特殊認識和深邃思考。【基金項目】2014年度雲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地課題《大理「文獻名邦」的形成與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區的傳播研究》，重點課題，課題批准號JD2014ZD19.博銳管理在線（www.boraid.cn）版權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網登載此文出於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並不意味著博銳管理在線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博銳管理在線文庫頻道收錄的文章均已獲得版權人書面授權；非經博銳書面授權或作者本人授權，搜索引擎外的任何個人、網站或傳統媒體不得以任何名義進行轉載。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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