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主題的若干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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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繼鋒

　　近20多年來，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的主題和旨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主要有兩方面的背景：一是由於社會主義走向低潮以及資本主義藉助全球化在世界範圍的擴張，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曾寄予希望的資本主義的替代力量似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種分散的反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二是以解構宏大敘事和真理為特徵的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思維方式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的主題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轉向，這種轉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新未來主義的興起

　　新未來主義是近年來主要在美國出現的一種左翼思潮，它的產生與蘇東劇變後共產主義陷入低潮的背景有直接關係。由於看不到近期資本主義發生根本變革可能的前景，一些美國新馬克思主義者紛紛把目光投向了未來，並把自己的理論定位為一種新的未來主義。它主要包括兩種趨向：一是新烏托邦主義，也是目前影響最大的未來主義理論；另一種是體系理論。

　　新烏托邦主義在過去的十多年間吸引了像弗里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埃里克·奧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等激進的思想家。這些思想家之所以把目光投向未來的烏托邦，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在等待一種新的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現時，「除了烏托邦之外別無選擇」[1]（P12）。而在詹姆遜看來，烏托邦在今天有著重要的政治功能。

　　不過要指出的是，雖然詹姆遜和賴特都深深被烏托邦所吸引，但兩人的興趣和研究重點並不一樣。詹姆遜注重於對烏托邦構想和烏托邦作品的分析，而賴特則是未來社會構想的作者和倡導者。詹姆遜作為美國烏托邦主義的最新闡釋者，關注烏托邦的「願望」，它的話語形式等。而賴特則在20世紀90年代初發起了「現實的烏托邦計劃」，一個頗具規模的集體研究工程。迄今為止，「現實的烏托邦計劃」已經推出五本書這五本著作是：《社團與民主》（Joshua Cohen and Joel Rogers， eds.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London 1995）；《分享平等》（John Roemer， ed.， Equal Shares， London 1996）；《重塑平等主義》（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eds. Recasting Egalitarianism，London 1998）；《深化民主》（Archon Fung and Erik Olin Wright， eds. Deepening Democracy， London 2003）；《重構分配》（Bruce Ackerman， Anne Alstott and PhilippeVan Parijs， eds.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London 2006）。。目前賴特正在構想另一部關於烏托邦的著作，其旨趣是提出社會主義「作為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替代，作為社會壓倒國家和經濟的一個過程」的一種新的解釋，該書將以《展望現實的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為名出版。另一位未來主義者、地理學家和城市歷史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希望的空間》（Spaces of Hope）（2000年）也嘗試提出一種大膽的「辯證烏托邦」，試圖彌合19世紀在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與烏托邦設想之間的裂痕。

　　體系理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吉奧溫尼·阿里基（Giovanni Arrighi）等。20世紀90年代，當熱衷於討論「轉變」的人們沉浸于思考東歐從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的時候，沃勒斯坦卻語出驚人地提出了資本主義也處於轉變之中的獨特看法，認為世界事實上正處於從資本主義轉向別處的過程中，其特徵尚不確定。在《烏托邦學》（Utopistics）中，沃勒斯坦旨在「嚴肅、理性和現實地」對人類社會體系及其向人類創造力開放的範圍進行評價[2]（P35）。

　　阿里基也提出大致相同的研究計劃，並得出與沃勒斯坦相似的甚至是更為激進的結論。根據對世界體系歷史的研究，阿里基提出了美國政權持續危機的三種可能的結果。第一，「舊中心」「通過形成一種真正的全球帝國」而結束資本主義的歷史；第二，一種新的保護主義出現但缺乏必要的競爭能力，於是「（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將會走向消亡」；第三，資本主義被逐步升級的暴力「恐怖」所毀滅，從而走向歷史的終結。依這種觀點看來，世界體系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其經濟及其政治統治的作用，而美國政府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經不可逆轉地走向衰落，目前資本主義的財政膨脹就是現存世界體系領導權深刻危機的一種表現。

　　根據沃勒斯坦的觀點，通過民主化和其他渠道，資本家藉以疏緩因工人階級力量日益增加的長期歷史趨勢而引起的「政治壓力」的主要機制，是「世界經濟的一些地區向其他平均低工資地區的轉移」。但「今天的問題是，經過五百年後，進行這種轉移的地方已經很少了。」[3]（P59）這同羅莎·盧森堡1913年討論資本主義的崩潰時所提出的觀點相近。盧森堡曾經認為，資本主義需要非資本主義地區作為其發展的環境，特別是需要非資本主義地區作為其必要的出口市場並提供廉價的食品。

　　目前，沃勒斯坦依然堅持其有關轉變的觀點，但他分析的眼光似乎已經聚集於下一個20年的全球地緣政治，而不是體系的終結問題。除沃勒斯坦外，具有相同意向的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最近出版了《超越美國霸權？》（Beyond US Hegemony？， 2006），這是一部被認為帶有左翼地緣戰略綱領的嚴肅的全球分析的著作。另一位左翼學者A·G·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也著力分析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向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轉變。弗蘭克的口號是：「最好忘記它[資本主義]，且繼續我們對普遍歷史的探索」[4]（P352）。

　　二、階級的替代研究

　　階級曾經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概念和主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盧卡奇和影響深遠的法蘭克福學派以及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都把階級作為研究的主題，提出了諸如「工人階級異化論」、「新工人階級論」、「中間階級論」等理論。但在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衝擊下，以及由於左派在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爭中的失敗，近年來階級分析已逐步被其他分析所取代。

　　法國的高茲早在1980年出版的《告別工人階級》中就對馬克思的工人階級概念進行解構，提出了「非工人的非階級」的概念。高茲認為，資本主義的組織化造成了勞動力的碎片化，在這個通過信息技術組織全球生產的時代，工人根本沒有機會作為一個普遍階級去控制整個社會生產的整體特性。後工業時代造就的是不再帶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烙印的「非工人的非階級」。

　　在E·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C·墨菲（Chantal Mouffe）合著的《領導權和社會主義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1985）這部被認為是後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政治理論著作中，階級的社會外觀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作者聲稱馬克思當初設計的以階級範疇為基礎的政治理論越來越不適合當代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只有拒絕優先化的普遍階級本體論立場基礎上的任何認識論特權，才可能真正討論馬克思主義範疇的現實有效性程度」[5]（P4）。在他們的政治哲學中，「階級」遭到驅逐，「對抗」變成了新的中心概念。他們要求左派放棄階級統治，並以非政治的社會多元主義取而代之。

　　這種政治哲學在拉克勞最近的著作《論民粹主義理性》（On Populist Reason， 2005）中得到進一步發展。該書匯合了拉克勞的諸多思想，包括他過去對拉美民粹主義的興趣，他的後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以及他對拉康思想的吸收。拉克勞認為，作為一種政治哲學，不論是根據「人民」還是「階級」，都不能為分析社會動員的實際過程或解釋不同的結果提供任何工具。他指出，包括階級在內的社會力量都是被分散動員的，並且這種動員的成功或失敗是偶然的；因抵抗或反抗產生的社會變化具有一種不可制約的政治因素；以及受排斥、受剝削者或下層社會的動員可能採取不同的方式，甚至包括法西斯主義的方式。

　　曾經是阿爾都塞得意門生的後馬克思主義者巴里巴爾（Balibar）於1987年發表了「從階級鬥爭到沒有階級的鬥爭」一文，1997年重新發表。不過他並沒有以典型的後馬克思主義的形式回答自己的問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雖然強調更廣泛的「對抗的普遍性」，但同時也認為，「階級鬥爭可以也應當被認為是一個決定結構，儘管像其他的社會實踐一樣不是唯一的結構」[6]（P242）。在這一點上，巴里巴爾同拉克勞和墨菲的觀點保持距離而與詹姆遜的觀點接近，詹姆遜認為，儘管一種激進政治需要在無數條戰線上展開鬥爭，但是，階級鬥爭仍然是最重要的鬥爭形式。

　　與「沒有階級的鬥爭」的哲學相應的是「沒有鬥爭的階級」的社會學。一些左翼理論家認為，雖然與鬥爭相聯繫的階級概念越來越不適用了，但在社會學中，階級概念依然可以在沒有鬥爭的意義上使用，比如階級作為一個分配的範疇，在社會學中仍然有它的位置，如美國社會學關於分配和不平等的表述中總是提到「階級、性別和種族」。《國際健康服務雜誌》，美國公共健康的主要雜誌，也始終關注健康和死亡案的階級方面。

　　把民族和種族問題同階級聯繫起來進行分析，這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那裡是非常普遍的。但在新一代的左翼學者那裡，民族和種族同階級的聯繫已不那麼密切，而且關注點也同過去很不一樣。階級以及階級解放不再是民族和種族問題中的主旨。同時，在後現代主義的攻擊下，女性主義也不再把性同階級連結起來，在「第三波女性主義」中，再也沒有提及階級。

　　不過，埃里克·奧林·賴特1985年出版的《階級》為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在學院社會學中取得一席之地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最近的探討中，賴特通過提問的方式形成研究的主題，即假如階級是問題的答案的話，那麼什麼是問題？賴特發現六種類型的問題，它們的答案往往與「階級」有關：1、分配地位：人們怎樣客觀上被置於不平等的物質分配中？2、主觀性團體：用什麼解釋人們（不論個人地或集體地）怎樣主觀地把他們自身和別人置於一個不平等的結構中？3、生活機會：用什麼來解釋生活機會和物質生活標準中的不平等？4、對抗性衝突：什麼樣的社會分裂形成系統的公開衝突？5、歷史變化：我們應當怎樣描述和解釋歷史上在不平等社會組織中發生的變化？6、解放：哪一種轉變是消滅資本主義社會中壓迫和剝削所需要的[7]？賴特主要回答最後一個問題。然而，正如G·舍伯恩（G·Therborn）指出的，賴特回答問題的方式是躲躲閃閃的。例如，消滅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的關鍵的社會過程是什麼？對此，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回答是階級鬥爭。再如，維持或能夠改變和結束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的主要力量是什麼？對此，馬克思主義者已經作出回答，分別是資產階級（或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而賴特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卻是不明確的。

　　三、從國家視域轉向其他視域

　　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國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但在今天，許多新馬克思主義者已經把目光從國家移向別處。這種視域的轉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對民族國家及其階級統治模式的分析向對全球分析的轉移。在民族國家或至少其統治權已經明顯衰落的前提下，一些理論家的興趣已經轉到全球化和「帝國的」全球擴張問題。即使是討論民族國家問題，也多是放在全球化背景下考量。例如威廉·羅伯遜（William Robinson）在《資本全球化和跨國國家》一文中認為，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必然是跨國國家的興起，儘管政治重組遠遠落後於經濟重組。跨國國家包括全球化社會的制度和實踐，這些制度和實踐維護、捍衛全球資產階級的霸權。民族國家的功能正從制定國家政策轉向執行超國家機構的政策。民族國家已經被納入為跨國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跨國國家資本統治的傳送帶和過濾器[8]。二是從國家向市民社會的轉移。新馬克思主義者把這種轉移作為反威權主義統治的基礎，或從更烏托邦的觀點來看，作為建構新的社會的最佳場所。在這種轉移中，黑格爾關於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區別的觀點重新受到重視，並得到理論家的廣泛認可，他們把市民社會作為各種不同的運動和努力爭取市民自治的參照。三是從國家轉向更抽象的政治哲學層面。政治的自主性和獨特性，已成為一些新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心視域。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前面提到的拉克勞和墨菲的《領導權和社會主義策略》，該著作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傳統政治哲學問題作了細緻的分析，並強調用爭取特殊利益的領導權的鬥爭來代替階級鬥爭。而哈貝馬斯在他的交往行為理論中，也提出了一種進行普遍對話協商的政治方案。法國的巴里巴爾的理論則反映了一種「市民」的政治學。

　　應當強調的是，雖然眾多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興趣從國家移向別的領域，但依然有一些理論家致力於對國家的研究，比如像克勞斯·奧菲對國家所作的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分析，以及米切爾·曼的《社會權力的來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1993）和查爾斯·梯利的《高壓統治，資本和歐洲國家》（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1990）從不同的視角對歐洲民族國家的分析等，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四、對網路的研究

　　19世紀西方傳統社會理論的聚焦點是社會關係的方式，20世紀中葉西方社會學關注的主要是「團體」和組織。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網路取代了團體和組織概念而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研究的重點。網路比團體和組織更鬆散和更開放；它更體現個體行動者及其消遣，而不是構建的集體性；它為市場、官僚政治、運動以及階級提供了一個通道。網路本身成為了一種新的獨特的社會關係，它把複雜的、鬆散聯繫的社會系統結合在了一起。這一新的變化使得一些新馬克思主義者把目光轉向信息社會及其隨之而來的新的社會關係。例如，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拉斯（Mannuel Castells）出版了三卷本的社會分析著作《信息時代：經濟、社會和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1996-1998），他力圖擺脫以往的社會學理論框架，而從新的管理概念和信息技術出發，對「網路社會」進行清晰的描述和分析。同樣，在新馬克思主義者哈茲（Hardt）的《帝國》（Empire，2000）和內格利（Negri）的《大眾》（Multitude，2004）中，信息社會也成為一個關鍵性的分析概念。在這兩部著作中，全球統治者及其對立面被描述成為網路權力。

　　五、政治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

　　傳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歐洲大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較少涉及經濟學領域。但近年來，新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英美地區的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可觀的成果。不過這些成果主要不是純粹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而是政治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如經濟學與歷史學、經濟學與政治學、經濟學與哲學等的交叉研究。

　　目前頗有影響的世界體系分析就體現了這種交叉研究的特點。世界體系理論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由沃勒斯坦等人闡述，又被阿里基在新的方向上加以擴展。它的特點是把經濟和歷史結合起來的分析，而它對全球權力關係的關注也增加了重要的政治向度。西方有學者認為，世界體系理論的研究成果蓋過了目前有關全球化的理論研究的成果。

　　新近更能體現經濟和歷史結合的是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和安德魯·格林（Andrew Glyn）的著作。最初以解釋資本主義起源而聞名的羅伯特·布倫納，最近出版了戰後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史的著作《全球騷動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2006）。在英國，安德魯·格林出版了關於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及其對人類福利的影響的著作《沒有束縛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Unleashed，2006），他看到了富裕國家工人衰退的前景，並對未來發展的意義提出質疑。

　　由美國的巴迪漢（Pranab Bardhan）、鮑爾斯（Samuel Bowles）和沃勒斯坦共同主編的《全球化和平等再分配》，試圖通過把經濟學和政治科學結合起來，提出一種激進的政治經濟學。而把經濟學和哲學結合起來的主要提倡者是阿瑪特亞·森（Amartya Sen）。但在他之前，分析哲學與分析經濟學之間已有許多交叉的研究。如約翰·羅默（John Roemer）從數理經濟學向「激進經濟倫理學」的轉向--從《剝削和階級的一般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1982）向《分配正義的理論》（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1996）的轉向--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把經濟學和社會學結合起來的是巴迪歐（Pierre Bourdieu）2000年出版的著作《社會經濟學的結構》，這也是他近年來的最主要的著作之一。巴迪歐所提出的一些主要概念，體現了經驗研究和一般理論批判二者的結合。

　　把握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主題的這些變化，有助於我們從一個側面了解資本主義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同時也有助於我們了解馬克思主義在當今西方世界的影響及研究動向。

　　參考文獻：　　[1]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London 2006.　　[2]Immanuel Wallerstein， Utopistics， New York，1998.　　[3]Wallerstei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The US in a Chaotic World， London 2003.　　[4]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Berkeley，1998.　　[5][英]恩斯特·拉克勞，查特爾·墨菲.領導權和社會主義戰略[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6]Etienne balibar， La crainte des masses， Paris，1997.　　[7]Erik Olin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2005.　　[8]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 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Routledge， 2002.

　　作者簡介：黃繼鋒（1957-），男，福建閩清人，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