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政區研究述評

07-13

華林甫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中國史研究動態》2008年第8期

一、引子

政區研究是傳統沿革地理的主體，隋唐政區研究則是沿革地理的熱門話題，自清代乾、嘉以來從未間斷，歷來都是歷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9年以前，岑仲勉(1886--1961)等史學大家都對唐代政區有過精深的研究，《括地誌序略新詮》①、《<舊唐書·地理志>「舊領縣」之表解》②等論文堪稱經典。

20世紀50年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們努力將包括隋唐五代在內的沿革地理研究發展為「歷史政治地理研究」③，周振鶴則賦予以「歷史政治地理學」的內涵，他認為這方面研究「在清代以錢大昕最為出色，在民國時期以王國維最有見地，在當代以譚其驤先生最有成績」。④是為不刊之論。不過目前這一分支學科尚未真正建立起來⑤，所以這裡只能圍繞學術界對隋唐五代政區研究的狀況進行回顧與評論。

這一歷史時段政區研究的成果，70年代及其以前主要集中在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隋唐五代時期)和《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史為樂在總結新中國三十五周年成就時寫道：「建國以來，我國雖然還沒有系統論述全國地理沿革的專著問世，但《中國歷史地圖集》實際上是一部以地圖的形式表現我國歷代沿革地理的專著，它集中反映了有關沿革地理的研究成果」⑥。

70年代以來陸續進行的全國地名普查和各地新方誌的編纂對政區沿革的研究提出了普遍的要求，也為開展這一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相關學科的研究結果也給歷史地理學者以巨大的幫助，使歷史地理學者找到了一大批可靠的地理坐標，有的證實了史料的正確性，有的糾正了史料的錯誤。有了這些坐標，還可以對相關的其他地點的確切位置作出合理的調整和推斷。考古發現的珍貴的文字或符號資料如地圖、簡牘、碑刻、銘文等，也是相當重要的。對原來沒有或很少歷史記載的地區來說，考古發現就更為可貴。這是隋唐政區研究取得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

80年代以來，政區研究的成果堪稱豐碩。王仲犖《北周地理志》、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兩部著作的相繼出版，消除了認為傳統沿革地理有清代乾嘉以來的突出成就、已沒有重大問題值得研究、在這個領域裡不可能再有什麼引人注目創造的誤解，給後人以很大的鼓舞。以後，相繼有研究東漢⑦、明代政區⑧的專著問世。牛平漢等編著了明、清兩代政區沿革綜表⑨，而以「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為題的書至少有四部⑩，分省歷史政區沿革的著作則有關於湖北⑾、安徽⑿、陝西⒀、山西⒁、廣西⒂、海南⒃、寧夏⒄、北京⒅、內蒙古⒆等多部。

在這一活躍領域裡，迄今已出版的十二部通論性歷史地理學著作中都有包括隋庸在內的

關於政區某種要素的專題研究(如政區劃分原則、治所選址、變化規律等)和某一特定區域縱向的政區研究的學術動態，因主題所限，在此從略。

二、隋代政區研究的收穫

楊堅以外戚取皇位，國號「隋」[21]，開皇三年十二月甲午(公元584年1月18日)[22]下令廢除天下之郡，當時一共廢除了隋朝統轄地域之內的508個郡[23]。開皇七年並後梁、開皇九年平陳，又廢掉了原後梁、陳朝境內的一百多個郡[24]。岑仲勉認為，這個舉措「掃六百餘年州、郡、縣三級之制，以州治民，名則因循，事同郡守，無復兩漢來刺舉之任，是為郡縣制一大變革」[25]。王德權認為：「廢郡趨勢並非肇始於隋文帝，而是北齊文宣帝首開其緒，中經北周平齊，而成於開皇三年的劃時代變革」，「隱藏在隋文帝『並小為大』到『割大為小』曲折的政區變動過程背後，一個穩定不便的主軸是強化中央集權」[26]。施和金認為，「開皇初期的行政區劃改革是一次比較全面的整改，並非僅僅是廢郡而已」[27]。

平陳後，「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28]。迨至開皇末年，隋在原北朝境內新置49州，在原陳朝境內新置16州[29]，則當時全國已有296個州，與《隋書》卷七十五《劉炫傳》所謂「今州三百」大體相符。可見此時的州數比南北朝任何時期要多，故清人王鳴盛說：「是於二百十一中又分析，為最繁矣」[30]。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施和金認為是大索貌閱後人口增加之故[31]；韓昇認為是為了安置被撤消的郡級機構的屬僚(鄉官)，「很難像《隋書·地理志》那樣說成是平陳以後戶口增多的緣故」[32]。

隋開皇十八年更改重複縣之舉，整部《隋書·地理志》提及一處，梁郡考城縣下云：「後齊為城安縣，開皇十八年以重名，改曰考城」。《太平寰宇記》卷127廢殷城縣條也提到隋文帝更改重名一事。這兩條記載提示我們開皇十八年更改的縣名有相當一部分應是改掉重名。華林甫根據各種地理志書，仔細作了爬梳鉤沉，揭示出不為前人所知的開皇十八年更改84處重複縣名的隱情[33]。

隋煬帝大業二年，廢天下119州[34]；三年改州為郡；大業三年至八年間又因平吐谷渾等原因增置了13個郡[35]。這樣，到大業八年時全國有193個郡[35]。當時有縣1255個，平均每郡轄6．5縣。大業二年廢天下119州之舉，岑仲勉稱之「是為隋代之第二次變革矣」[37]。

經過隋開皇初廢郡、開皇十八年更改重複縣名、大業二年並省諸州這三次大的變革整頓，南北朝以來政區地名的混亂局面從此結束，政區制度也從州郡縣三級制演變成州縣兩級制。上面介紹的隋朝政區沿革狀況，之所以如此清晰，主要是岑仲勉進行探索的結果，許多州、郡的統計數據出自其專著《隋書求是》。

岑仲勉以後，楊希義認為：「隋文帝開皇三年對地方官制的改革，只不過廢去了郡一級，把從東漢以來沿襲了六百多年的州、郡、縣地方三級制改成了二級制。他並沒有也不可能在當時進行裁汰冗官、節省官祿的徹底革新，這種『存要去閑、並小為大』的機構調整，同後來隋煬帝大業三年的改州為郡、大唐武德元年之改郡為州和唐玄宗天寶元年的改州為郡一樣，只是『更相為名，其實一也』(《通典·職官》)」[38]。張連生認為隋文帝並省州縣之說不能令人信服，因為並省的同時又析置了許多，隋煬帝才真正省并州縣[39]。與此相反，許正文論述了隋代罷州置郡以減少地方行政層次、「存要去閑、並小為大」以壓縮各級政區數字和減員十萬官吏等改革措施，認為這種整頓改革理順了政區合理劃分，節約了行政經費開支，對以後各朝行政區域劃分影響深遠[40]。不同觀點的存在，有助於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至於廢郡之後郡級官吏的去向，韓昇著《隋文帝評傳》[41]第156～159頁有精彩的論述。

對於隋代政區的演變，王德權曾系統、全面、深入地研究過。他的《隋代縣級政區的調整》[42]認為隋代政區調整有其階段性與地域性，在時間脈絡中開皇九年平陳前後呈現出由廢縣向增置新縣轉變，以地域層次而論則河北、河南、河東等傳統核心地區以增置新縣為主軸的調整，與其他地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在全面掌握縣級政區變動的基礎上，他又推出力作《從「罷郡存州」到「改州為郡」——隋代河北政區調整個案研究》[43]，選取河北道地域研究了從「罷郡存州」到「改州為郡」的轉變，解析其空間結構特性，分析了開皇三年、開皇十六年到大業初年的變動過程及其關聯，尤其著重探討了大業初年政區的形成及其意義。後來，他又發表《「廢郡存州」的再檢討》[44]，認為開皇三年「廢郡」「存州」不是單純的地方組織機構調整，隱藏其背後一個穩定不變的主軸是強化中央集權。他的《從「漢縣」到「唐縣」》[45]是一篇全面考察三至八世紀河北縣治體系變動的大作，論文不同於大陸歷史地理學界的研究思路，而是在掌握河北地區自漢至唐全部縣治遷徙基礎上，詳細分析了縣治變動情況及其問題，論述了縣治建設與國家權力的關係，至於影響縣治變動的因素則僅一筆帶過。

對於隋代政區改革的意義，施和金作過明晰的闡述：「有隋一代，國祚雖短，但在地方行政區劃的改革和制度建設上卻頗有建樹，而且對後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時至今日，認真總結其改革的經驗和教訓，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46]。

隋代具體政區研究，成果不多。李燕捷《隋遼西郡建置考》[47]認為岑仲勉並沒有揭示出遼西郡建置的真像，寫道：「《隋書·地理志》所記郡縣截止至大業五年隋朝最為強盛之時為止，至於大業五年以後郡縣建置之變化情況，一律不載。大業五年以前，柳城、燕、襄平等郡尚未建立，在後來的遼西諸郡之地，當時只有遼西一郡，即前營州改名，《隋書·地理志》關於隋遼西郡的記載並無失誤」。婁肪《也說隋代金城郡的地理位置》[48]，認為今地在蘭州市。林日舉《隋朝在海南建置考略》[49]考證《隋書·地理志》所載隋代在海南建置有誤，應是隋文帝開皇年間立崖州及義倫、臨振二縣，煬帝大業三年改崖州為珠崖郡，至大業六年增至三郡十縣。

三、唐代政區研究成果豐碩

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此後除了天寶元年至乾元元年實行郡、縣制以外，其餘二百六十多年均實行州、縣制[50]，當然後期實際上還產生了「道」級政區[51]。

《貞觀十三年大簿》是研究唐初政區絕好的材料，可惜早已亡佚，其政區內容僅依《括地誌》而得以保存一二，戶口資料則保存在《舊唐書·地理志》中；但《括地誌》本身也已亡佚，僅存一份將唐初358個州名連續書寫的「序略」。這份「序略」見徐堅《初學記》卷八州郡部引，清儒孫星衍輯其佚文入《岱南閣叢書》中。1935年，岑仲勉發表《括地誌序略新詮》，揭示「序略」乃是以《貞觀十三年大簿》為藍本的隱秘，對它作了較為徹底的考訂，訂正了一些原文錯字(如並與井、秦與泰、徽與微等)，糾正了孫星衍將都督府提行別書之錯，認為「序略」的州名是按十道排列的，都督府只掌數州軍事，與平常的州不存在隸屬關係。在同意岑仲勉觀點的基礎上，嚴耕望《括地誌序略都督府管州考》對貞觀十三年43個都督府[52]所管轄的270個州一一考出，使「序略」文意進一步明朗[53]。岑仲勉不愧為唐史大家，後又發表《<舊唐書·地理志>「舊領縣」之表解》，以荊、揚、益、廣、河南、太原四州二府為例，揭示出《舊唐書·地理志》「舊領縣」乃貞觀十三年所領，資料來源於《貞觀十三年大簿》。後來，賀次君《括地誌輯校》依《括地誌·序略》順序，輯錄了157州、445縣的佚文。不過，學術界有人對賀次君《括地誌輯校》中的政區提出商榷[54]。在這些已有成果基礎上，翁俊雄認為《括地誌·序略》具有復原貞觀十三年的州縣建置的意義，於是他參考《舊唐書·地理志》等文獻，撰成的《唐初政區與人口》[55]第一次設法將久佚的《貞觀十三年大簿》加以復原，將大簿所載358州、1551縣一一加以考訂，考證精詳博洽，為製作標準的初唐地圖提供了條件。繼《唐初政區與人口》之後，翁俊雄又更上一層樓，出版了《唐朝鼎盛時期政區與人口》[56]、《唐後期政區與人口》[57]兩書，在落實天寶十二載、元和三年州縣建置和人口分布的基礎上，繪製了天寶十二載、元和三年各道政區地圖，為這兩個年份的政區與人口研究提供了最為基本的素材。

在21世紀之初，筆者高興地讀到《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一書[58]，從書名來看原以為是全面研究唐代州、郡政區制度的，讀後方知其重點在於研究州、郡地方官制，以此探討州郡、方鎮、中央三者間之關係[59]。所以，學術界全面研究唐代政區的專著尚付闕如。至於《唐代的州和道》[60]，則是一部介於學術與科普之間的讀物。

應該承認，唐代政區變化最大的是「道」。「道」的名稱始於北朝[61]。一般認為，貞觀元年所劃十道本為地理區劃，開元時固定為監察區[62]；對此，賴青壽提出了貞觀十道帶有監察區性質的觀點，剖析了各個方鎮變遷的脈絡、沿革變化、轄區變遷的全部過程，分析了不同方鎮的建置情況[63]。成一農經過縝密論證，鋪陳大量而具體的史實，提出貞觀十道是監察區、安史亂後作為方鎮的「道」是准政區而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政區這樣獨特的看法[64]，言之成理，可備一說。嚴耕望《景雲十三道與開元十六道》[65]認為，景雲二年山南已分東西，河西已從隴右析出，故為十三道；開元後期始有黔中，實為十六道。田尚《唐代十道和十五道的產生及其性質》[66]分析了天寶以前作為地理區域名稱的「道」怎樣逐步演變為州之上的監察區，認為作為監察區的「道」與後期的節度使、觀察使所統治範圍的「道」不同，後者乃是軍事區與行政區的結合。李曉路《唐代中央集權之變化與方鎮的產生》[67]認為藩鎮產生的原因在於唐前期地方兩級行政體制的缺陷，「道」與「都督府」的設立為藩鎮的出現做了準備，唐代藩鎮乃改造都督府而成。郭鋒認為[68]，唐代道制改革經歷了改造貞觀十道虛設性質向實體方向發展的第一階段，加強觀察使與節度使作用、使道行政實體化的第二階段，從而在乾元以後形成了道、府州、縣的三級體制[69]。其實，對於「道」的研究力作，遲至21世紀才問世——它就是陝西師大艾沖著《唐代都督府研究》(西安地圖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該書通過系統、深入而具體的考訂，復原了貞觀二十三年、景雲二年、開元二十九年三個年份的都督府名稱、數量、治所、空間分布，分析了都督府與節度使轄區間繼承與並存的辯證關係，闡明了節度使為取代都督而興起的事實，從而論證了「道」在唐代前期實質上是監察職能區劃、安史亂後才成為方鎮的別名，從而糾正了長期以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模糊認識，並在此基礎上論述了元和八年節度使轄區的數量與分布格局，以及元和八年到光化三年間節度使政區的變化。此後，又發生了都督府是否為州級行政機構的學術討論[70]，所以還有進一步深入的餘地[71]。

以上都是總體性研究，至於具體州(府)、縣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唐代州分七等、縣分八等，王壽南研究過唐代州制[72]，華林甫論述了開元十三年的更改州名之舉，一一落實了《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元年九月「丙寅，改天下縣名不穩及重名一百一十處」的情況，並發現了一些不見於歷史記載的有趣現象[73]。翁俊雄《唐代的州縣等級制度》[74]通過對唐前、後期州縣等級劃分的變化，總結出了一些新的歷史現象，如洛陽和長江流域的地位日益重要；劃分等級的標準有所變化，後期不僅考慮政治、軍事因素，同時也考慮民戶數量、政府稅收等社會經濟因素；後期河北道望縣大量增加等。賴青壽在全面校勘《元和志》、《唐會要》、兩《唐志》、郡縣公廨簿五種州縣等第資料的基礎上，增補了上百處州縣等第的升降，並就晚唐升等州縣的時間性、南北比例及諸道內部差異三個問題作了規律性的探索[75]。

府是州的特殊化，王壽南研究過唐代府制[76]，田尚《唐代政區中的府制》[77]對唐代確立的府制進行了深入研究，不僅詳述了十府設置時間、治所和轄區，還探索唐代改州(郡)為府的原因、作用及特點，使我們對我國歷史上所實行過的府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認識。華林甫考辨了唐河中府的始置年份[78]。

區域性政區的研究方面，西北、西南、嶺南研究者眾多，成果可觀。許正文《唐代我國西部政區的演變》[79]研究了唐代西部地區的關內、隴右、劍南三道所轄州縣的增置、省廢、改隸，州縣名稱更改，治所遷徙，等第升降以及羈縻州府的變化，並探討了引起這些變化的原因。李並成《唐代涼州(武威郡)諸縣城址的調查與考證》、《唐代瓜州(晉昌郡)治所及有關城址的調查與考證》[80]，對唐代涼州及其所屬姑臧、神鳥、昌松、天寶、嘉麟、武威六縣治所作了細緻的研究，也對唐代瓜州、晉昌縣、常樂縣、階亭驛等城址作了考證。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行政區劃制度研究》「之一」及該篇「之二」[81]分別考察了歸義軍政權州、縣兩級行政區劃制度的情況。羊毅勇專門研究了唐代的伊州[82]。郭聲波考定了唐初處置党項的河曲十六州的位置和大致方位，不僅廓清了長期以來籠罩在這個問題上的迷霧，而且對當時党項的部族分布、社會、經濟、人口作了闡述[83]。艾沖對河曲政區也有研究[84]。吳宏岐《唐番禺縣治所考》認為，作為附郭的番禺縣於開皇十年被省，武則天長安三年(703年)復置之番禺縣已南遷至今廣州市海珠區珠江南岸[85]。郭聲波《唐五代嶺南道岩州、常樂州鉤沉》考出岩州系調露二年置，元和後於廉州大廉縣置行岩州，南漢乾亨二年又改名常樂州，宋開寶五年廢入廉、辯二州[86]。方鵬《唐代的海南島崖州建制

其他區域也有不少研究。據耿虎研究，唐代河北道共置州68個、置縣248個，州可以分為權置之州和常設之州兩類，縣可以分為相沿入唐的隋舊縣、唐復置之縣和唐新置之縣三類。不同類別的州縣存在情況不盡相同。唐代河北道州縣的變遷過程可以分為變動調整、相對穩定、重新組合三個各具特點的階段；而山川形便、歷史傳統、特殊時局以及地區經濟等，則對政區的形成與演變起著制約作用[89]。英德《唐代渤海長嶺府考》[90]認為其故城在今吉林省樺甸縣西南八里的蘇密甸子。

其他還有宓三能《唐代都畿道的屬郡》[91]、程國俊《唐代福建政區的設置及其特點》[92]、華林甫《「錢塘」辨證》[93]等。

至於縣以下鄉、里組織的研究，因限於史料，成果不多[94]。

在中原以外，唐朝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與內地不同的政區制度——羈縻府州制度，羈縻府州一般隸屬於各都護府、都督府管轄。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人研究都護府制度[95]，後來關於都護府、都督府研究的論著層出不窮[96]。譚其驤《唐代羈縻府州述論》[97]提綱挈領地論述了這一制度，並作了十分細緻的分析，在這一領域具有指導意義。唐啟淮《唐代都護府述略》[98]研究了八個都護府的建置、轄區、職能及其歷史作用。前述《唐代都督府研究》也涉及了羈縻府州問題。其中，最系統、最全面的著作是劉統著《唐代羈縻府州研究》[99]，這是一部史料豐富、考證翔實、全面又系統的實證研究專著，上篇全面系統地考述了唐代羈縻府州的建置、組織、制度、管理、遷徙、變化，與正州之間的轉化，與唐朝疆域的關係等，下篇考證了關內、河北、隴右、劍南、黔中、嶺南六道範圍內的羈縻府州，「以往尚無人對唐代羈縻府州作過如此全面、詳盡的考訂，有填補空白的意義」(鄒逸麟序)。

當然，劉統這部全面研究著作的出版並不意味著該問題的完全解決，在一些局部地區仍有待於細化。例如，林超民對唐前期雲南[100]、朱姍姍對貴州[101]、張雄對廣西左江地區[102]、史繼忠對西南邊疆[103]、艾沖對東突厥故地[104]等地區的唐代羈縻州都做了深入研究。郭聲波的系列論文尤見功力，其《唐宋集群羈縻州之典型——雅屬羈縻州》[105]研究了集群分布的雅州都督府屬羈縻州，發現其特點是一群羈縻州以一個道里坐標中心州為中心作近距離密集分布，形成集群，每一集群又分為數個由同一姓氏小部落組成的核心州群，每一州即一個部落，並且大者不設羈縻都督府，小者也不設羈縻縣；其《唐代黎屬羈縻州研究》通過對部族分布、交通格局、地名遺迹等多方面的分析，初步推考出大部分羈縻州地點或大略位置[106]；其《唐代描屬羈縻州及其部屬研究》[107]對唐代{嶲心}州都督府的

隋唐時期，周邊少數民族建立過渤海、吐蕃、南詔等政權。丹化沙《渤海歷史地理研究情況述略》[113]對有關渤海的五京、王都遷徙和其餘多府的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情況作了總結性概述。王頲《大氏渤海國行政地理考》[114]討論了渤海國名由來、疆域範圍、行政區劃等問題，認為國名來自當時對今日本海的稱呼，疆域包括了遼東、鐵利、邑婁、佛捏、越喜等地，政區為府、州、縣三級制。尹鉉哲著《渤海國交通運輸史研究》[115]第二章第四節《渤海國的五京地理》，全面綜合曆來渤海國政區研究成果，考訂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及三個獨奏州的今地。

在今雲南地區，兩《唐書·地理志》記載了天寶以前州(郡)、縣分屬劍南道戎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和嶺南道安南都護府的狀況，天寶末年因南詔興起而俱廢。南詔國政區情況，《蠻書》卷五說有六<具炎>、七節度，《新唐書·南蠻傳》則說有十欺、六節度、二都督，尤中《關於唐代南詔的

四、五代政區研究薄弱

至於五代、十國的地理沿革，除了劉石農《五代州縣表》[118]以外，尚無專門研究的成果問世。

具體問題的研究，以侯仁之《燕雲十六州考》[119]最有見地。燕雲十六州何所指?《遼史·地理志》記為：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但《遼史·太宗紀》會同元年(938年)所記十六州內有瀛、莫而無營、平二州。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認為遼得瀛、莫後未久即失，後人因以營、平計入十六州，蓋相沿致誤。侯仁之進一步指出：「燕」、「雲」連稱系北宋末年之事，且北宋燕山府路、雲中府路與石晉十六州不盡相同。

此外還有個別零星的研究，如朱玉龍《五代時期今安徽地區建置統屬考》[120]等。

五、結語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政區研究儘管成果很是豐富，但還有一些問題尚未研究清晰，例如：隋開皇的州管轄了哪些縣?唐代「道」何時成為政區?標誌是什麼?對周邊地區產生了什麼影響?唐代政區與新羅的關係怎樣?等等。

儘管隋唐政區是沿革地理的熱門，成果集中，學術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並沒有將所有問題解決，後人仍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並且，從現代政區地理的角度來衡量，還有許多方面值得做深入的專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