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的藥物劑量問題

中醫書友會第953期每天一期，陪伴中醫人成長作者/柯雪帆、趙章中、張玉萍 等I導讀：以前有朋友和我說學中醫需要開放的心態、批判的眼光、實證的精神，我從這篇文章看到了這種精神。至於《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的藥物劑量問題到底是多少，得出的是這樣一個結論：1斤=250克，1兩=15.625克（或縮簡為15.6克），1升=200毫升計算。但小編個人認為，得出這個結論的過程，所傳遞出的是一種踏實做學問的精神，值得敬佩。

《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的藥物劑量問題《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中的藥物劑量問題，長久以來一直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是懸而未決。現就近年對這個問題的幾種不同看法進行討論，並提出我們自己的觀點。一、根據臨床常用量估計1979年出版的湖北中醫學院主編的《傷寒論選讀》具體地把《傷寒論》中漢代的1兩摺合為3克，1升摺合為60—80毫升或18—30克。此書沿用1964年出版的《傷寒論講義》（中醫學院試用教材）的觀點，認為「關於劑量之標準，古今不一。漢時以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即二十四銖為一兩。處方應用時，一方面根據前人考證的量制折算，更重要的是依據臨床實踐，凡論中雲一兩者，折今約一錢。雲一升者，按重量折今六錢至一兩不等，按容量可折60至80毫升。」我們認為，醫生對某一種藥物的習慣用量是一回事，東漢時1兩摺合現在多少克是另一回事，兩者不能等同起來。這種用臨床常用量來估計仲景用藥劑量的方法，早已有之。如徐靈胎《醫藥源流論》認為「自三代至漢晉，升斗權衡，雖有異同，以今較之，不過十分之二。」汪昂《湯頭歌訣》認為「大約古用一兩今用一錢足矣。」徐、汪兩人均為清代人，出生年月，相差不過七十餘年，當時的衡制並無變化，1兩合今之37.3克。而所估計的劑量相差竟達一倍。就以近年臨床來說，各個醫生的習慣用量差別很大。如上海的夏理彬老中醫，桂枝只用三分到五分（1—1.5克)，而沈寶善老中醫，桂枝常用一兩到三兩(30—90克），相差數十倍。即使採用臨床常用量的平均數，也是不妥當的。因為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醫生的用藥劑量差異之大，實難統一划定。所以根據臨床常用量來估計仲景用藥劑量，並不是一個好方法。二、根據某種藥物單位體積測比重推算近有陳家驊氏等的論著《經方藥量管窺》(見《浙江中醫雜誌》1981年第5期），以《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篇烏頭桂枝湯方後的煎煮法為根據，推算出東漢的1斤合今之126克，1兩合8克。理由是方後記載「後一味，以蜜二斤，煎減半，去滓，以桂枝湯五合解之，令得一升……。」認為1斤蜜的容積為0.5升（五合），根據東漢1升合今之198毫升，則0.5升為99毫升。又測得生蜜比重為1.27克/毫升，於是推算出上述結果。我們曾進行了一次簡單的實驗：用100亳升市售的蜂蜜（比重為1.38克/毫升）加溫，當減少到81.7毫升時，重量由138克減少到116克，蒸發水分約22克，比重變為1.42克/毫升。此時燒杯底部的蜂蜜已呈焦黑，冷卻後凝成固體。據此我們認為：「以蜜二斤，煎減半」之說，是約略之辭，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而且經煎煮後的蜂蜜是不能再以生蜜比重為標準的。因而陳氏推算的基礎是不可靠的。再查考一下這一條原文，各種版本文字上有差異，如《千金方》為「白蜜一斤，煎減半，」《金匱要略心典》為「以水一升，煎減半。」這種以有爭議的文字作為推算的依據，意義就不大了。清·王朴庄《考證古方權量說》也曾根據《千金方》蜜1斤得葯升7合，及《靈台儀象志》水與蜜比重為20:29的記載，以自制葯升1升水為一兩二錢，推算出1葯升蜜重一兩七錢四分。據此又得出「古十六兩，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古一兩，今重七分六厘強」的結論。然而王朴庄自製的葯升，並非是東漢時期的升，故上述數據也就不能認為是東漢時期的用量。三、根據「葯秤」折算1959年出版的中醫研究院編的《傷寒論語譯》和1974年出版的《金匱要略語譯》兩書，一方面引用《中國度量衡史》的材料（東漢一兩相當於13.92克）。一方面引用唐·蘇敬編的《新修本草》中的一段話，認為東漢時有葯秤，只有普通秤的二分之一，把《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中的1兩折為6.96克。《新修本草》（成書於唐顯慶4年，公元859年）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古秤皆復，今南秤是也。晉秤始、後漢（即東漢）末以來，分一斤為二斤，一兩為二兩耳，金銀絲綿，並與葯同，無輕重矣。古方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湯，則水為殊少，故知非復秤，悉用今者耳。」要理解這段文字的涵義，先要搞清楚兩個問題：一是後漢末以來，晉代開始，衡器的稱量發生了什麼變化？為什麼及如何分一斤為二斤，一兩為二兩？二是這段文字中所說的「今秤」，當然是指唐代的稱量，而今稱與張仲景的稱量相似，那麼，「古秤」是指什麼時候的稱量？根據史料記載，我國的度量衡制度於新莽時期曾進行了一次整頓，但是至漢末晉初，由於封建地主階級貪得無厭、殘酷剝削，稱量任意增大，當局者無法控制。如《晉書·裴秀傳》記載：「頠（裴頠，裴秀之子）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勖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為害尤深。」《晉書·律曆志》記載：「元康（公元291—289年）中裴頠以為醫方人命之急，而稱量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用此改治權衡，不見省。」由此可知蘇敬所說的漢末、晉初以來稱量在逐步增大，晉初增大的具體數字已難査考，到東魏、北齊（公元534—577年）時已增大到1斤合445.46克，比新莽時期（1斤合222.73克）約增大了一倍。正如孔穎達《左傳正義》所說「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至隋初又增大為1斤合668.19克。《隋書·律曆志》記載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古稱三斤為一斤；大業中依復古制。」由此而知隋文帝開皇時以古稱三斤為一斤，至隋煬帝大業時又恢復古制用小制，所以隋代存在著大小二制的情況。這種大小二制的方法，唐代仍然沿用。唐玄宗時修訂的《大唐六典》記載：「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影，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可見隋唐的小制是新莽時期官府制訂的度量衡，大制是漢末、晉初以來逐步增大的稱量。所以蘇敬說的「古秤」是指逐步增大的稱量，東魏、北齊的稱量正好是新莽時期的一倍，故蘇敬說「古秤皆復。」實際上很可能是指漢末、晉初已經增大的稱量。而絕不是指新莽時期官府制訂的和張仲景（東漢）時期仍然採用的稱量。蘇敬說的「今秤」是指隋唐兩代的小制，其稱量與新莽及東漢的稱量基本相同。這就是《新修本草》中所說的「古方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當時不僅在藥物方面使用這種小秤(或叫做今秤)，在金銀絲綿等貴重物品方面也使用小秤。所以蘇敬又說：「金銀絲綿並與葯同，無輕重耳。」（南秤很可能是指當時的大制）這段文字的內容已經基本明確，不能證明《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的劑量是東漢普通秤的二分之一。四、根據古代貨帀和重量間接核算吳大徵氏根據新莽貨幣較得新莽時，兩的重量是13.67464克（見《中國度量衡史》），劉復氏從新莽嘉量較得的是14.1666克（見（中國度量衡史》）。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將這兩個數據加以平均，得出新莽的1兩為13.9206克，1斤為222.73克。根據史料記載，東漢的度量衡承新莽制，故東漢的稱量與新莽同。1973年出版的《中醫名詞術語選釋》、1977年出版的《中藥大辭典·附篇》和1979年出版的《簡明中醫辭典》都引用了上述數據。我們認為這種方法基本可取，但也有不足之處。一是秦漢時期的貨幣，由於種種原因，其重量出入較大，即使同樣是五銖錢，重量並不一樣。二是貨幣經過長久年代已有侵蝕。因此也不可能十分精確。上述各種說法，有根據臨床常用量估計的，有根據某種藥物單位體積的比重推算的，有根則「葯稱」折算的，有根據貨幣、重量核算的。它們都是採用了間接的方法來考證《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的藥物劑量問題，雖然有一定根據，但都不太精確。五、根據古代衡器（權）和量器直接核算由於近年來考古工作的進展，東漢時期的度量衡資料日趨完整，由國家計量總局主編的《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中收集了許多漢代的「權」。用權作為計算稱量的依據，比較可靠。經過核算，其中最輕的1斤合235.8克，最重的1斤合270克，多數在250克左右。重量相差的原因，一為年久鏽蝕殘缺，二為各地自鑄輕重不統一。其中有一枚銅權，原存「通古齋」古玩店，1952年售給國家文物局，1954年撥交北京歷史博物館，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此權名為「光和大司農銅權」，高7.8厘米，底徑10厘米，重2996克。權呈半圓形，權身有一鑲「檢封」的方穴。器身有銘文：「大司農以戊寅詔書，秋分之日，同度量，均衡石，桷斗桶，正權概，特更為諸州作銅稱，依黃鐘律歷，九章算術，以均長短、輕重、大小，用齊七政，令海內都同。光和二年閏月廿三日，大司農曹棱丞淳于宮，右庫曹祾朱音，史韓鴻造，青州樂安郡壽光金曹掾胡吉作。」「光和」為漢靈帝劉宏年號，光和二年為公元179年，時間上與張仲景（約公元150—219年）為同年代。從銘文可知，此權是當時的中央政府，為統一全國衡器而頒布的標準銅權。根據中國歷史博物館考證，漢承秦制，大量出土的秦漢銅、鐵權證明，秦漢衡制每斤在250克左右。「光和大司農銅權」重2，996克，按秦漢衡制的單位量值和權的量級程序，此權當為12斤權。據此折算每斤合249.7克。有關方面認為「光和大司農銅權」可以作為推算東漢時期稱量的標準，據此東漢的1斤應摺合為250克，1兩摺合為15.625克(或縮簡為15.6克)。該權標準凈重應為3000克，所以發生約13/10000的誤差，可能是當時鑄造技術上的因素。東漢的容量問題，各方面所測得的數據比較接近。1957年修訂出版的《中國度量衡史》認為東漢的1升為198.1毫升，劉復氏從新莽嘉量上測得1升的容量為200.6349毫升（見《中國度量衡史》）；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商鞅銅方升，其容量為200毫升；近年在山西太原發現的西漢初年的「尚方半」(半斗即五升)，經裝水實測，可容1000毫升（見1979年10月10日?文匯報》)；現藏上海博物館東漢「光和大司農銅斛」容量為20400毫升；現藏上海博物館東漢「元初大司農銅斗」容量為1970毫升（上述量器其容量不十分精確，很可能是當時鑄造技術上的原因）現藏南京博物院東漢「永平大司農銅合」容量為20毫升。據此，東漢1升為200毫升，可以基本肯定。我們認為，由史料、實物核算出來的數據，還得要接受醫藥科學實踐的驗證。那麼，1兩=15.625克，1升=200毫升，這個數據是否符合醫藥科學的實際情況呢？試具體分析如下：1、葯與水的比例是適當的。我們按上述數據配了一劑桂枝湯，用1400毫升（東漢時的7升）水煎藥，煎取600毫升（東漢時的3升），葯與水的比例基本合適。蘇敬在一千多年前就說過：「若用古（大）秤作湯，則水為殊少，」意思是說，如果把張仲景的藥量增加一倍，水就太少了。如果把張仲景的1兩摺合為3克，那水就太多了。2、一個方劑中藥與水之間的比例是適當的，仍以桂枝湯為例：桂枝湯中大棗用12枚，經實測約重30克。漢代與現代大棗的重量估計沒有多大差別，桂枝3兩合46.875克，桂略大於棗，這是適當的，如將桂枝3兩合為9克，則棗大於桂三倍余，未免喧賓奪主。3、某些藥物的一天用量比目前常用量大3—4倍。可是，這些藥物的一次服用量卻與目前常用量近似或略高。如桂枝湯中的桂枝，麻黃湯中的麻黃均用46.8克，比目前常用量大好幾倍，但是這些方劑按張仲景原意只煎一次，將葯汁分三次服。上述桂枝與麻黃的一次服用量為15.6克，與目前常用量所煎的頭汁中的含量近似或略高。4、一張方劑中所有藥物的總量與目前常用量近似。因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的方劑中藥味較少，如桂枝湯為5味葯，按1兩=15.6克算，總重量約為201克。桂枝二越婢一湯為7味葯，總重量約為89克。而現在一般處方的藥物約10—15味，每味藥用量約10—12克，則總重量為100—180克，二者相近。5、《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有些藥物的用量比目前常用量大10倍左右，如炙甘草湯中的生地黃用1斤(250克)，小柴胡湯中的柴胡用半斤（125克)，而恰恰是這些藥物近年來的藥理實驗和臨床實踐均證明，用大劑量時有明顯療效。近年來中藥臨床用量有逐漸增大之勢，使用大劑量藥物取得療效的報導屢見不鮮，如治療美尼爾氏綜合征澤瀉用至60克，白朮用至30克而取得滿意療效（《新醫藥學雜誌》1978年第11期）。按《金匱要略》澤瀉湯方中，澤瀉用5兩，合78克，白朮用2兩，合31.2克，古今用量基本相符。治療咳嗽細辛用至12—15克而取得滿意療效（《上海中醫藥雜誌》1980年第4期）。治療早搏，生地用至210克而取得顯著療效（《上海中醫藥雜誌》1982年第5期）。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的藥物劑量問題應按1斤=250克，1兩=15.625克（或縮簡為15.6克），1升=200毫升計算，這個數據，從中醫學中藥學的角度上看，略大於目前常用量而又符合目前的發展趨勢。從度量衡史的角度上來看，也是正確可靠的。(本文寫作過程中，承上海博物館馬承源同志、中國歷史博物館保管部、上海計量研究所資料室多次指導，謹致謝忱。）參考資料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第60頁，商務印書館，1957年。王朴庄：吳醫匯講，卷九，第3頁，清·乾隆五十七年(1793)刊本。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第60頁，第57頁，商務印書館，1957年。《本草經集注》，第33頁，群聯出版社，1955年。《大唐六典》，卷三，第47頁，近衛公府藏版，昭和十年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印。《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第144頁，第50頁，第94頁，第93頁，第90頁，文物出版社，1981年。【中醫書友會（微信號zhongyishuyou）編校發表】II版權聲明：本文摘自《上海中醫藥雜誌》1983年第12期。編輯/張亞娟，校對/閆奇峰、張術強、羅雲霞。尊重知識與勞動，轉載請保留版權信息。本平台所發布內容的版權屬於相關權利人所有，如存在不當使用的情況，請隨時與我們聯繫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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