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純聲和《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祁慶富

凌純聲

圖①

「激達」是上世紀30年代赫哲人使用的武器。凌純聲復描了《皇室職貢圖》中費雅喀人手持激達的情景（圖①），並根據自己實地調查，繪製了激達之頭的細節（圖②），線條優美，形制清晰。

凌純聲繪製的赫哲族分布圖。

凌純聲繪製的調查路線圖。

　　110年前，凌純聲在江蘇武進誕生，中國從此多了一位重量級民族學家、人類學家。

　　70年前，《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成書，成為我國「民族學家所編著的第一部具有規模的民族志專刊」。

　　時過境遷，老一代學者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精神還在影響著年輕的一代；其著作的紋理脈絡和思想內涵還在啟迪著後來者——

　　孜孜不倦，畢生致力於民族學的調查研究

　　民族學田野工作是民族學學科發展的基石。開展中國民族學田野調查，是中國早期民族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在中國民族學學科創建之前，中國學者對於民族學的實地調查缺乏足夠的認識，也沒有掌握民族學的田野工作方法。上世紀20年代中期以前，雖然已有了一些有關民族調查、採風的著述，但大多比較膚淺。中國學者正規的民族學調查，應始於蔡元培領導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1929年4月，新到任的民族學組專任研究員凌純聲和專任編輯員商承祖赴東北地區進行滿-通古斯語族的民族調查，調查地區包括吉林、黑龍江、遼寧3個省份，重點在松花江下游地區，歷時3個月，調查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凌純聲整理編著的長篇民族志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凌純聲長期從事民族學教學、研究工作，特別注重實地調查。他認為，民族學可以分為記述的民族學(又稱民族志)和比較的民族學兩種，在中國發展民族學，必須從前者開始，因而他早期的研究活動特別側重實地調查。

　　凌純聲在法國留學時接受了系統的民族學訓練，在國外開展調查時，他注重文化，講求細緻入微，不厭其煩。回國後，他親身實踐，至1934年已積累了5次大型調查經驗。1937年，國民政府內政部組織開展全國風俗調查，凌純聲是調查問題表格的主要起草人。在中國民族學起步階段，凌純聲是最突出的實地調查者，成果豐碩，理論方法上也卓有建樹。

　　凌純聲到台灣後繼續從事民族學研究，孜孜不倦地進行民族學調查和研究。赴台後，凌純聲在學術上的關注點是傳播比較文化，他通過比較鑿齒、文面、崖葬、屈肢葬、樓船、干欄等文化特質與中國古代百越民族存在血緣關係的研究，認為台灣原住民的祖先在遠古時期的祖居地應是祖國大陸南方。

　　凌純聲將他的一生都貢獻給了中國民族學事業，為民族學中國化嘔心瀝血，功績卓著。在民族學中國化的前進道路上，他邁開的第一步正是進行松花江下游的民族調查，他為中國民族學樹立的開創性的歷史豐碑正是《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赫哲族是我國人口較少的民族，分布在我國東北三江流域。赫哲族有自己的民族語言，屬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滿語支。赫哲族的祖先自古就在松花江、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繁衍生息，至清初，始以「黑斤」、「黑真」、「赫真」、「奇楞」、「赫哲」等名稱見於文獻記載，清代和民國年間又常被稱為「魚皮韃」。各地赫哲人自稱不同，原住在下八岔以下地區和烏蘇里江畔的赫哲人被稱為「赫真」或「赫吉斯勒」，赫哲由「赫真」音變而來。今天提起赫哲族，人們自然會想到那首優美動聽的《烏蘇里船歌》。70年前，人口很少、鮮為人知的赫哲族被世人所熟知，主要得益於凌純聲發表的民族學名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純聲是正式使用「赫哲族」族稱的第一位民族學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進行民族識別、確認「赫哲」為正式民族族稱起到了重要影響。

　　出類拔萃，《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特點鮮明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一部通過實地調查完成的民族志報告。作者調查的地域是松花江下游「自依蘭至撫遠一帶」。依蘭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東北松花江及其支流牡丹江、倭肯河匯流處。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置為府，滿語稱「依蘭喀喇」，1913年改縣。撫遠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東北端、黑龍江與烏蘇里江之間。清宣統元年(1909年)設綏遠州，1913年改綏遠縣，1929年改撫遠縣。這一調查路線，即松花江下游及同江至撫遠段黑龍江沿岸地帶，是赫哲族的主要分布區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不僅在國內民族志著作中獨佔鰲頭，就是在當時全世界同類著述中也是出類拔萃之作。

　　博覽群書，匡正謬說

　　1929年以前，國外學者對於赫哲族已有不少零散的論著。凌純聲曾留學法國，有紮實的外語及專業基本功，對國外有關中國東北民族調查研究的外文文獻十分熟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雖以調查資料為主，但沒有忽略對國外研究著述的梳理。

　　該書首先對國外漢學家幾成定論的「通古斯為東胡之說」進行了批駁，在第一部分「東北的古代民族與赫哲族」中開門見山地指出：「現代中國研究民族史的學者，大都是上了歐洲漢學家的老當，毫不置疑地認為：今之通古斯即為古代的東胡。」為論證通古斯不屬於古代東胡，他引述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大量外國文獻，涉及當時外國學者有關赫哲族研究的主要論著。可以看出，凌純聲在進行赫哲族調查前做了充分準備，對於外國人的研究情況和論點了如指掌。族源是民族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走出國外一些學者對於赫哲族族源造成的誤區，是凌純聲調查赫哲族的一個重要目標，因而他不憚繁瑣，把國外研究者的論說全部羅列出來，逐一澄清。他採取由大到小、從宏觀到微觀層層剝離的方法，論證通古斯不是東胡民族，而為東夷的一種；接下來論述東北各民族名稱的起源及其轉變，著重探討「赫哲與Goldi(筆者按：俄國人對赫哲族的稱呼)名稱的來源」；之後，梳理了「中國文獻中記載的赫哲」，記述了「現代的赫哲族及其地理的分布」。凌純聲的論述條理清晰，論證有力。能做到這一點，不僅需要深厚的學術功底，更需要敢於向權威挑戰的勇氣。誠如民族學家李亦園先生對此所作出的評價：《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更重要之貢獻，乃在於運用我國古籍之資料，匡正了許多著名外國學者……誤認通古斯族即為東胡的種種錯誤，所以這一本書的出現，正代表著中國學者參與了20世紀最前段……對亞洲東北部民族研究的熱潮。」

　　特質鮮明，闡發入微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一部完整的科學民族志，可以說是了解赫哲族的百科全書，框架宏大，內容豐富，自成一體。該書使用的資料主要來自實地調查，章節上劃分為「赫哲的文化」、「赫哲的語言」及附錄「赫哲故事」3部分。凌純聲特別重視文化，因而文化部分是全書的核心。他把文化又細分為「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家庭生活」、「社會生活」等小節。實際上，語言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故事是口傳文化，之所以單列章節，只是為行文方便而已。可以說，凌純聲以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觀點，通過該書完全表現了出來。凌純聲對於赫哲族文化，既有宏觀的架構,又有微觀的把握，對於赫哲族特質文化細緻入微的闡釋是本書一大特色。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展現了方方面面的文化特質，組成了林林總總的文化叢，使人們對於赫哲族文化有清晰透徹的了解。例如，木製飲食器具中，有木盆、木盤、木碗、木杯、木碟、木鏟、木勺、木匙等，形成別具一格的木製飲食器具文化特質，與其他類別的木製文化特質構成文化特質群，即文化叢。只有全面細緻地揭示出眾多的文化特質，才能對赫哲族文化有真實可靠的把握。凌純聲通過深入細緻的調查分析，從每一個文化特質入手，不放過構成文化特質的細小項目。正是由於對文化特質的深入發掘，才能出色地展現出這部別具一格的赫哲族文化大觀。該書記載的特色文化精詳生動，至今仍是研究赫哲族的樺樹皮、狩獵、服飾、薩滿、占卜、工藝藝術、交通、口頭傳承等特色文化最有價值的寶庫。

　　才華橫溢，身手不凡

　　作為一位優秀的民族學田野工作者，不僅應具有紮實的理論基礎，還得是知識面廣闊、才藝精博的多面手。《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展現了作者廣博的知識和出眾的才華。凌純聲是人類學民族學者，但他對語言學也相當精通。他在書中引用了許多國外語言學專著，用國際音標給赫哲語注音，合乎學術規範。該書第三部分論述「赫哲的語言」，記述赫哲語音、語法、語彙，可以說是中國第一篇赫哲族語言志，對赫哲族語言研究起到奠基作用。凌純聲了解赫哲族的語言，這對於他關於赫哲族不是東胡的主張無疑有重要幫助。他發現赫哲語中有不少漢語借詞，表明赫哲族「許多方面的文化是由漢民族輸入的」。他還通過語言找出赫哲族過去的社會制度，例如，赫哲族語言中沒有舅舅、姑父、外甥的稱呼，對姑母稱媽媽，這與存在過母系家族制度有關。

　　凌純聲早年在大學讀書時有「東南音樂家」的美稱，著有《中學音樂集》。他曾與童之編著出版《霓裳羽衣》歌舞劇本，可見其音樂素養不凡。因而，他能夠得心應手地用五線譜準確記錄赫哲族薩滿活動中的神歌以及27首民歌曲譜，這是不懂音樂的調查者無法做到的。另外，書中關於赫哲族歌舞的記述也非常精彩。

　　凌純聲對於美術繪圖也有一定的基礎。《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圖文並茂，共有插圖332幅，今日看來，尤為珍貴。這些插圖主要是照片，還有少量歷史圖片及相當多的手繪線描圖。書中採用了《皇清職貢圖》7種，《黔苗圖》1種，俄國學者喬切爾森著作中的1種。書中載有搜集到的赫哲族的《打圍神畫像》及山神、娘娘神、龍王神、瘟神、老爺神紙馬以及14幅民間剪紙。更為可貴的是，他還請當地赫哲人畫了《薩滿神鼓鼓面》、《鹿》、《棲貂的樹》、《冰上的魚》，留下了當時出自赫哲人的繪畫作品。此外，書中有作者手繪圖83幅，線條流暢，精美準確，為理解赫哲族物的文化提供了形象的解說。

　　視野開闊，比較分析

　　赫哲族雖然人數較少，比較集中地分布在三江流域，但赫哲族的歷史悠久，在族源上不僅與通古斯古代民族有密切的淵源，還吸收了古亞細亞語族民族以及蒙古族、漢族成分，因而在文化上既有本族的特色，又有多樣的交融性。從《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可以看到，赫哲族與吉利雅克人有許多文化上的共性。對於赫哲族信仰的薩滿教，凌純聲在本書中有詳細的記述，同時他還與西比利亞(西伯利亞)各民族信仰的薩滿形式、器物作比較，分析同異。凌純聲調查赫哲族文化，不是單純地記錄，而是以開闊的視野進行比較分析，使讀者能從宏觀上更深刻地體味赫哲族文化價值。

　　講求方法，忠實記錄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奠定了凌純聲進行中國民族學田野調查的方法論基礎。該書出版後不久，他又編寫出《民族調查表格》，並發表了重要的專題論文《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他指出：「作遊記式的民族調查工作是很容易的，然而徹底明了土人的習俗和思想並能記載調查的結果詳細而精密，則非注意方法不可。」在民族學調查中，忠實記錄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由於調查者和被調查者理解事物的文化習俗不同，為了準確表述，凌純聲主張「假使問題的範圍有發生別解的可能，我們應當用土人的名詞」。「不可忽視那土人自願述說的話」。對於翻譯，他特別提醒：「假使這翻譯認識你所考察的土人之一，其中的危險是：他常會用他的意見來替代那被問者所答的話。假使他是別族的人，其中的危險是：他常會用他自己的目光來傳達一切，而不能字字準確了。」凌純聲在對赫哲族調查實踐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論理念和範式，對於今日民族學調查者來說，仍有寶貴的啟迪。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出版，就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好評。我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吳文藻認為這本調查報告「是中國民族學家所編著的第一部具有規模的民族志專刊」，反映了「中國民族志專刊應有的水平。」

　　1998年，凌純聲逝世20周年之際，李亦園撰寫《凌純聲先生的民族學》以資紀念，特別論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學術價值。他說：「凌先生的這一次赫哲族調查向來被認為是中國第一次正式的科學民族田野調查，也開創了本院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實地調查研究的傳統。」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作為一部開拓性著作，不可能盡善盡美。一些批評者認為凌純聲的研究沒有說明赫哲人是適應怎樣的生活環境而創造出文物和制度的，更沒有把赫哲人的各種文化現象置於其社會脈絡中加以考察，使人無法了解其各種社會文化之間的聯繫，也無法了解其各種制度對社會有何影響或作用。然而，瑕不掩瑜，對於有志於中國民族學的年輕一代，凌純聲及其《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仍是值得學習的榜樣。

　　凌純聲(1902~1978)，字民復，號潤生，中國當代著名民族學家、人類學家。1923年畢業於東南大學，1926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師從人類學家莫斯攻讀人類學、民族學，獲博士學位。1929年回國後，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民族學組主任，國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長、邊疆教育司司長，國立邊疆文化教育館館長，中央大學教授、系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去了台灣省，先後任台灣大學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台灣中央研究院評議員、院士等。

來源：《中國民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