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岩錄》在中國禪宗史上的地位 被譽為「宗門第一書」

在中國禪宗史上，《碧岩錄》被譽為「宗門第一書」，與《壇經》並稱「禪林雙壁」。但與《壇經》不同的是，《碧岩錄》在歷史上曾備受爭議，毀譽參半。

譽之者認為《碧岩錄》以言說的方式充分闡釋了禪的精神境界，推動了禪宗向社會的廣泛滲透，將「文字禪」推向了巔峰；而毀之者認為《碧岩錄》遠離了禪宗「不立文字」的原旨，在對「公案」的具體詮釋中消解了其可能的含義，助長了宗門以「知解」代替「力行」的傾向。

禪宗從菩提達摩開始，便開出不立文字、唯傳心印的獨特宗風。到六祖慧能，則更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教法門，南宗禪正式確立。降及唐末五代，五家分燈，各立門風，亦不出慧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宗旨，但門庭設施則標新立異。是時呵佛罵祖、棒喝交加，將不立文字的宗風發揮到直致。然而，物極必反，經過幾百年的發展，禪宗門徒遍天下，祖師大德們的嘉言懿行受到弟子們的推崇仰慕，而被記錄成《燈錄》、《公案》，以為後來者效法的榜樣，終於導致了禪門宗風的大變革，從「不立文字」發展到「不離文字」。

「文字禪」的流行，除了禪宗自身發展的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禪宗所處的社會條件的改變。從菩提達摩在北魏傳禪，經慧可、僧粲、道信、弘忍、慧能，一直到唐末五代，歷代祖師們多隱居山林，不事王侯，自食其力，形成了簡單而快捷的「山林禪」或「農禪」。最典型的莫過於慧能，作為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祖師，他經歷了從打柴謀生，到參禪悟道、隱居深山、剃度出家、說法度人等一系列的磨難，可以說，慧能的形象和說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正是廣大普通民眾離苦求解脫的內在要求。杜繼文、魏道儒在《中國禪宗通史》中特彆強調，沒有中國的「流民」，就沒有中國的禪宗，這應當是一個有價值的宗教社會學判斷。中國歷史上的「流民」，一般是指因戰亂或天災人禍而不得不四處逃難或遁入空門的社會受難群體，這一群體在南北朝和唐末五代的特殊歷史時期尤其突出，他們正是「山林禪」或「農禪」依託的社會基礎。因為，像「流民」這類社會中生活最為艱難的下層民眾越多，因之而被迫出家的人數自然也會越多。

然而，禪宗從宋代開始，歷史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折，那就是「士大夫禪」成為主流。宋代科舉制度日趨完善，文官制度確立，保證了大量知識分子進入官僚隊伍，堪稱知識分子「黃金時代」。眾多的士大夫熱衷於參禪，構成了「士大夫禪」的社會基礎。眾所周知，佛教在宋代的發展雖然受到限制，其規模已不如唐朝，但宋政府在宗教政策方面仍堅持三教並重，積極扶持佛教的正常發展。在宋朝的皇帝中，除了宋徽宗有過短暫的崇道抑佛外，絕大多數皇帝對佛教有好感，宋真宗、仁宗、高宗、孝宗皆親近禪僧，宋孝宗甚至親撰《三教論》，明確主張「以佛治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三教論》事實上代表了宋朝最高層對於儒、釋、道三家所採取的基本文化國策，它不是儒家「獨尊」，而是三家並用，三教互補，佛教被列為官方的意識形態之一。當然，佛教在唐代也被列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官僚士大夫也不乏熱衷於參禪悟道之士，但因唐宋社會歷史條件的差異，士大夫並沒有成為禪宗傳法的重心。在這一政治背景下，宋代的官僚士大夫除了少數堅持儒學正統的思想家、理學家積極排佛外，絕大多數人均能尊重佛教，甚至以同佛教高僧交遊、信佛為榮耀。據記載，宋代參禪信佛的高級官員有曾經拜相和出任執政（樞密使、參知政事）的呂蒙正、富弼、趙抃、范仲淹、王隨、張方平、王安石、呂惠卿、張商英、李綱、張浚，有文臣楊億、李維、王曙、李遵勖、楊傑、蘇軾、蘇轍、黃庭堅、徐俯、張九成，等等。他們在《宋史》中都有傳記，禪宗方面也將這些公卿大臣作為「護法」的典範載入史冊，有的甚至被列入某些禪僧的嫡傳弟子。至於接近禪僧、信奉佛教的普通文人、士大夫官僚更不勝羅列。與此同時，幾乎在每一位知名禪師的門下都圍繞著一批熱衷於參禪問道的士大夫居士群體，像永明延壽、晦堂祖心、東林常總、真凈克文、兜率從悅、圓悟克勤、洞山曉聰、圓通居衲、大覺懷璉、雪竇重顯、明教契嵩、汾陽善昭、石山楚圓、黃龍慧南、楊歧方會、宏智正覺，等等，士大夫往往樂於與之交往，日夕問道，這在中國歷史上確是絕無僅有的盛況。此一情況表明，兩宋士大夫向禪僧參學求道絕非個別現象，亦不能歸結為附庸風雅的投機行為。而一些強烈排佛的理學家則深感儒學的危機，抗議禪學蒙蔽了士人的眼睛，使他們上當受騙，敗壞了社會風氣， 這從反面也說明了士大夫參禪成風，禪宗在士大夫中產生了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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