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我看毛澤東的成功之道

我想毛澤東成功之道，簡單地講，還是那兩個字：「務實」。過去為什麼總是失敗？其實也是同一個問題，就是許多時間缺乏這種務實的態度。因為有那麼一個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在那裡管著，有那麼一個革命榜樣在那裡樹著，結果只能一切從理論、從經驗出發。如果說毛澤東對中共革命有什麼重要的理論貢獻，那就是由此而形成的他再三再四講的那個「從實際出發」的觀點，那個「實事求是」的觀點。所謂「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觀點，「實事求是」的觀點，「從實際出發」的觀點，都再清楚不過地反映了他的這種務實的態度。什麼叫務實？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要利字當頭，一切從實際利益出發。當然，這裡講的利，不是個人之利，而是中共之利，或叫革命之利。換言之，就是不能從本本出發，不能從俄國人的經驗或需要出發，甚至不能簡單地從國家或民族的所謂原則或情感出發，一切都要從中共的實際利益，要從革命的根本利益來考量。有利則做，不利則不做。對此，毛澤東稱之為「革命的功利主義」。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得很清楚：共產黨人「並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我們（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這種「實事求是」的觀點，可以說是毛澤東最不同於中共其他領導人，也是他所以能夠把中共從弱到強引向成功的一個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了。 　　從毛澤東的這一特性或認識問題的獨特出發點來考察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後來中共所總結的所謂中國革命最成功的經驗創造，即「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就反映出早年毛澤東這方面的思想觀念之靈活，顯示出他不同於當時眾多共產黨人之處。很顯然，其他許多按照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部署的暴動大都慘敗，他沒有像其他人那樣盲目按照上級計划去攻打長沙，而是當機立斷，把部隊保存下來，拉上井岡山，創立根據地，正是他這種實事求是的功利主義思想使然。 　　同樣的，在中共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兩次極端危險的組織分裂。第一次發生在六屆四中全會之後，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和反對六屆四中全會的黨的工會和群工負責幹部之間矛盾全面爆發。但當時還是在有共產國際直接指導的時候，共產國際支持了中共中央，因此分裂者被開除出黨。雖損失了大批地方工會和群眾組織，因為整個的工作重心隨後已轉向了農村，對中共後來的發展並未產生特別重大的影響。第二次分裂則不同，因為它是發生在1935年夏秋，即是發生在紅軍長征期間。當時中共中央率領的第一方面軍和張國燾指揮的第四方面軍會師不久，兩方面在南下還是北上等方針問題上發生爭執。中共中央不僅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繫，得不到支持，而且自身剛剛遭受了慘重的失敗，它所指揮的一方面軍人槍還不及四方面軍的三分之一，處於絕對劣勢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委曲求全，放棄它所堅持的北上方針；要麼與四方面軍分道揚鑣，各走各的。委曲求全，勢必一步步受張挾持，失去其應有地位，且前途難測；分道揚鑣，則必定要造成紅軍和黨的分裂，甚至可能引發紅軍打紅軍的戰爭。當時張聞天明顯地不知如何是好，特別是兩支紅軍還實行了混編，朱德作為總司令帶一方面軍軍委縱隊及第五、第三十二軍與張國燾的四方面軍主力在左路軍中，中共中央率一方面軍一、三軍團與四方面軍第四、第三十軍合編為右路軍一同行動。如此要想各走各的，不僅要冒與右路軍中四方面軍衝突的危險，尤其是必須要捨棄朱德、劉伯承及其所率領的其他一方面軍部隊。從來受著要做「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思想教育的張聞天，顯然下不了這種決心。在當時中共黨內，唯一能作出這種決斷的，也只有毛澤東。後來張聞天等人都承認，如果不是毛澤東詳陳利害說服了大家，用「非布爾什維克」的辦法毅然決然乘夜秘密率部脫離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一氣跑出100多里，最後單獨北上，否則中共中央的命運將不堪設想。 　　再舉一個例子，共產黨真正發展成為足以與國民黨爭奪天下的力量，是在八年抗戰期間。毛澤東最終讓全黨信服並被推舉成擁有最後決定權，也是因為他的策略方針被證實是最成功、最有效和最正確的。所以說是經過了實踐的證明，是因為抗戰之初毛澤東還不具有這樣的威望和權威，黨的領導人中多數人對毛的策略和主張還頗疑問。我們過去經常聽說的抗戰初期毛澤東與王明的路線之爭，也恰恰反映了這種情況。為什麼會有一個「王明路線」？或者說為什麼後來會把王明與毛澤東之間的意見分歧講成是「路線鬥爭」，就是因為當年王明的一些主張曾經得到了黨內相當多數領導人的贊同與支持。事實上，這個與毛澤東分歧的所謂「路線」，並不是王明發明創造的。王明回國是1937年11月底，早在3個月前，即8月下旬的時候，中共黨內就已經圍繞著抗日高於一切，還是黨和革命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問題，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從當時舉行的洛川會議的討論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及其支持者是少數，而大多數與會者並不贊同毛的意見。毛澤東雖然勉強說服與會者部分他關於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主張，3個月後，當王明回來，帶回莫斯科關於「抗日高於一切」的政策規定之後，黨的絕大多數領導人自然又轉回到他們原來的主張上去了。但是僅僅兩年之後，國共關係以及抗日戰爭的現實就讓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意識到了毛澤東高人一籌的預見力。當共產黨按照毛澤東的主張，把主要力量放到開創敵後根據地和發動群眾，組建抗日武裝方面來之後，共產黨的力量發展就取得了突飛猛進的巨大效果，不僅成為敵後抗戰主力，而且具備了戰後與國民黨一爭高下的實力。 　　當然，毛澤東的主張和辦法也並不都是成功的，這種情況我在書裡面也講到了。很多時候他極具個性的判斷，不僅會受到信息不靈、經驗不足的局限，也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毛澤東到底還是共產黨人，他對很多事情的判斷和斯大林等共產黨人一樣，用的還是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認識工具與方法，因而也就不免會有脫離實際和過於機械的地方。比如，毛用階級鬥爭的方法看對手的時候，就往往會把很多人簡單地看成是黑白兩種顏色，而不會相信他們中其實色彩是非常複雜豐富的。 　　我講過一段話，毛實際上是中共領導人裡面唯一的一個能夠穿著意識形態的「緊身衣」跳舞的人，因為他是唯一一個敢於「利」字當頭，量力而行，靈活運用策略的領導人。他把利益看得比意識形態甚至還要重，但是，他的「緊身衣」其實是脫不掉的，他並不會用另一套方法來看世界，解決問題，他還是用共產黨的那套意識形態來看所有的問題，判斷事物。問題在於用這套工具和方法來看事物，是很容易發生機械和僵化的毛病的，因此有時候很容易判斷失誤，很容易發生錯判。毛的好處是利字當頭，一切以中共和革命的利益為最大的出發點。也就是說，當他一旦發現這個判斷、這個決策有問題，可能導致自身的利益受損，他也馬上就會出來糾正，馬上就會改變。所以說他當年是一個政治靈活性極高的領導人。 　　 　　（本文摘自楊奎松著《談往閱今》，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原題目為「毛澤東對中共革命走向勝利的最大貢獻」，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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