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建設：新中國工業建設中一段氣勢恢宏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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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國際局勢日益惡化，中國面臨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威脅。1964年底，中國開始大規模的三線建設。三線建設要在中國偏遠的西部迅速建成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形成戰略大後方，擁有打不垮的持久戰爭能力。三線建設是特殊國際條件下，在以備戰來預防戰爭這一方針指導下進行的工業化。它客觀上平衡了我國東西部工業布局，為西部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戰略大後方

1964年8月1日，美第七艦隊驅逐艦「馬多克斯」號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國領海，8月2日，與越南海軍交火，擊沉越南魚雷艇。美國政府隨即發表聲明，宣稱美海軍遭到挑釁。4日，美國宣稱美軍艦隻再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國魚雷艇襲擊。這就是著名的「北部灣事件」。美國以此為借口，於5日出動空軍轟炸越南北方義安、鴻基、清化等地區。7日，美國國會通過《東京灣決議案》，授權總統在東南亞使用武裝力量。這一事件標誌著美國侵越戰爭升級，把戰火擴大到越南北方，從原來提供武器、動軍事顧問的「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

中國領導人也在高度關注越南戰爭，關注我國南疆的安全。

新中國成立不久，就被迫捲入朝鮮戰爭。朝鮮戰爭後，1954年9月8日，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策划下，美、英、法、澳、新、泰國 、菲律賓、巴基斯坦等八國外長在馬尼拉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成針對中國的軍事集團。在中國東部、東南部，從日本、南朝鮮、中國台灣、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形成了月牙形包圍圈。

1960年以來，我國周邊安全形勢驟然緊張。在東面，美國在第一島鏈對中國形成戰略包圍，寄居於美國羽翼之下蔣介石一直叫囂著反攻大陸。在我國南疆，美國在印度支那國家不斷滲透，扶植代理人，在越南進行「特種戰爭」。印度在中印邊界搞蠶食，不斷製造摩擦，侵略我國領土。在北面，中蘇關係破裂，蘇聯在1962年策動「伊梨事件」、「塔城事件」，中蘇關係緊張。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亂雲飛渡仍從容」、「高天滾滾寒流急」，毛澤東主席的當時的這些詩句，更能形象地表達當時我國的安全形勢。

由於大躍進的決策失誤，我國工業建設貪多求快，超越了國力，再加之三年自然災害，以及蘇聯撕毀合同、撤回專家，並且追討債務，我國的工業化受到了嚴重挫折。在這一時期，我國放棄了「二五計劃」,進行「整頓、鞏固、提高」，恢復國民經濟。經過艱苦努力，1964年，我國國民經濟全面好轉。我國政府開始著手制定三五計劃。由於1960年以來，我國經濟遭受巨大困難，廣大人民群眾也吃了不少苦頭。據此，當時的「三五計劃」最初的原則是優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力發展農業，基本解決「吃、穿、用」問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科技，加強基礎工業。簡單地說，一農業、二國防、三基礎工業。所謂「農、輕、重」就是根據農業和輕工業的情況確定重工業的規模。

但是，面對越來越緊張的國際形勢，毛澤東對我國國家安全憂心忡忡。如果帝國主義突然對我國發動戰爭該怎麼辦?1964年初，毛澤東就在思考這一問題，在不同場合提出備戰和戰略後方問題。1964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衝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去那裡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1]

應該說，毛澤東作為大軍事家和大戰略家，確實敏銳。「北部灣事件」後，越南戰爭迅速升級，美軍直接參戰，在1965年迅速達到50萬人。我國南疆狼煙滾滾。

1964年8月1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一份關於對國家經濟建設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高度關注。報告提出，我國國民經濟在國防安全方面存在巨大隱患。(1)工業過於集中;(2)大城市人口多;(3)主要鐵路樞紐、橋樑和港口碼頭，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缺乏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措施。(4)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2]這份報告的實質是說，由於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工業過於集中在東部、集中到大城市，一旦遭受突然襲擊，我國工業將會遭到重大、甚至致命打擊。

鑒於蘇聯在二戰中被德國閃電戰突襲、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沿海工業幾乎損失殆盡的歷史教訓，毛澤東開始從備戰的角度考慮工業發展計劃。毛澤東是從最壞的設想提出三線建設，即美國突然侵略中國時，蘇聯乘機從背後出兵。毛澤東的觀點得到其他領導人的高度贊成，「三五計劃」的工業發展重心轉向備戰。

1964年8月19日，薄一波、李富春和羅瑞卿三人聯名，把國務院研究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意見寫了報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設應擺在三線，並按照項目分散、靠山、隱蔽的方針、布點，不要集中在某幾個城市;一線的重要工廠和重點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有計劃的全部或不分搬遷到三線。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庫。[3]

隨後，在備戰的緊張氣氛下，三線建設緊鑼密鼓地迅速鋪開，而「三五計劃」也自然而然地以備戰為中心從新修訂。「三五計劃」從「吃、穿、用」為中心的計劃轉變為一個以國防建設為中心的備戰計劃。這個計劃要從準備應付帝國主義早打、大打出發，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搶時間把三線建設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戰略大後方。毛澤東又將其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

三線建設包括「大三線」和「小三線」。大三線是按照我國地理區域劃分的。沿海地區為一線，中部地區為二線，後方地區為三線。大三線又分為西南三線和西北三線。西南三線包括雲貴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區。西北三線包括陝甘寧青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晉西地區。這是中國的戰略大後方。小三線是指沿海中部地區各省的腹地地帶。在外國突襲，中央無力支援的時候，它是一個省的戰略後方。

在毛澤東的促動下，三線建設在1964年底迅速啟動，經歷了整個文革時期，在1980年基本結束。三線工業建設波瀾壯闊，同時也歷經曲折。在文革爆發前的1964-1965年，三線建設迅速展開，成績顯著。文革爆發後，在1966年-1969年期間，除「攀枝花」鋼鐵基地這個三線重點工程，其他工業項目都受到極大衝擊，進展緩慢。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為了應對蘇聯入侵，三線工程開始驟然提速，在建設中出現了一些倉促上馬，規劃缺乏科學依據的現象。1972年，中美關係出現緩和後，三線工業建設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對一些超越國家承受的能力的項目進行刪減。三線工業建設在1980年基本結束。

經歷千辛萬苦，從1964年-1980年，經過十餘年的建設，三線地區已經成為一個包括門類比較齊全的新的工業基地。它包括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械工業、電子工業、船舶工業、鐵路、航空、航天、核工業、兵器工業等國防工業、電力、水利、煤炭資源工業和公路交通，以及為三線建設配套紡織工業、建材工業。

現在為我們所熟知的酒泉航天發射基地、西昌航天發射基地，就是三線建設中航天工業項目。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僅就三線建設中冶金工業、機械工業和鐵路公路交通做一個簡要介紹[4]。

冶金工業：三線地區的鋼鐵工業基建總投資為146.7億元，技術改造投資48.94億元，分別佔全國鋼鐵工業基建和技術改造投資的40.2%和29。3%.到1980年第，三線地區共擁有鋼鐵企業1077個，佔全國的39.5%，比1964年增加4.9倍。鍊鋼能力達到1161萬噸佔全國的29.57%,軋材能力佔全國的39.4%。有色金屬工業在三線地區共投入100多億元，到1980年底，共有企業945個，佔全國的41.4%，擁有固定資產原值79.8%，佔全國的55.3%;與1964年相比，三線地區有色金屬企業數量增加4.3倍，固定資產原值增加3.6倍。

代表：攀枝花鋼鐵公司、酒泉鋼鐵公司、長城鋼廠、六盤水工業基地的水城鋼鐵公司、西南鋁加工廠、西北鋁加工廠、金川有色金屬公司。

機械工業：1965年至1979年，機械工業在三線地區共投資93.39億元，占這一時期全國機械工業投資166.75億元的56%。三線投資「三五計劃」時期佔全國的67.79%、「四五計劃」時期佔57.12%。1965年至1979年，三線地區機械項目施工項目有1623個，其中大中型項目220個(竣工驗收156個),建設竣工面積2129萬平方米，安裝金屬切削機床35119台，鍛壓設備5633台，新增固定資產64.4億元。沿海地區向三線地區援建和遷建了241個工廠、研究所，內遷職工62679人，設備17727台。1979年與1965年相比，三線地區機械工業擁有職工增長3.3倍，固定資產增長3.7倍，設備增長27倍。三線地區機械工業佔全國的比重由1965年的四分之一增長到1975年的三分之一。形成了四川、貴州、雲南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基地;以湖北汽車廠為中心的華中地區的機械基地，以西北的漢中、關中的為中心的工業基地，銀川、西寧等少數民族落後地區成為新工業城市。

代表：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四川重型汽車廠、甘肅長城電器工業公司。

鐵路、公路交通：

1965年——1980年，三線地區鐵路投資共達209億元，相當於1949年至1964年這一地區累計投資的2.3倍。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間建成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枝柳線和西寧至格爾木段的青藏鐵路10條鐵路幹線。同時修建一些支線和專用線，新增8046公里，占同期全國新增鐵路里程的55%，使三線地區的鐵路比重，由1964年佔全國的19.2%提高到34.7%，貨物周轉量增長4倍多，佔全國的三分之一。

公路：三五、四五計劃時期公路交通的主要任務：改建幹線公路上的危險橋樑，完善提高8萬公里的國防、經濟幹線，公路通車裡程達到80萬公里。這些任務在1978年基本完成。三線建設時期，新增通車裡程22.78萬公里，在1964年增加1.38倍，佔全國同期公路新增里程的55.7%。

代表：成昆鐵路、川黔鐵路、貴昆鐵路、湘黔鐵路、襄渝鐵路、陽安鐵路。

窺一斑，見一豹，人們可以由此想像在我國大西南和大西北當時工業建設的宏闊畫面。

(二)攀枝花

攀枝花，學名木棉花，屬於落葉大喬木，樹木高大，高可達25米。摘花時需要攀登上樹，所以稱之為攀枝花。攀枝花每年3-4月先開花，後長葉。攀枝花樹木高大，花開時顏色如火，氣勢逼人，又被稱為英雄花。中國人提起攀枝花，一般不會想起木棉花，而是想起坐落於我國大西南的攀枝花鋼鐵基地，以及由此形成的攀枝花市。攀枝花鋼鐵基地是我國三線建設的核心工業項目。新中國的工業建設者在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時，充滿了大無畏精神，戰天鬥地。以攀枝花命名這已鋼鐵基地純屬偶然，但是，以攀枝花象徵攀鋼的英雄氣質，卻是出奇的恰當準確。

1971年5月21日上午10點59分鐘，中國西南部雲貴川交界地帶，突然發出震波，瞬間傳遍世界。美國相關部門監測到這一股震波，測定其強度能達到4-5級地震，並推測，中國有可能在其西南部荒無人煙的大山間進行了一次核試驗。

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核試驗。這是中國工業史的一次著名的大爆破，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中的獅子山萬噸大爆破。[5]

1970年8月3日，攀枝花鋼鐵基地的朱家包包鐵礦開始建設。該鐵礦埋在山下，上面覆蓋著120多米的花崗石，需要剝離4000萬立方岩石，開採難度極大。最初的開採方案是，先把鐵路修到山頂，再按照15米的台階進行剝離。後來，礦山指揮部進行設計革命，決定用近萬噸炸藥進行爆破，一次性掀開覆蓋在礦體上的大山，讓寶藏接天見日。朱家包包鐵礦有5個山頭，其中最高的是獅子山。這個山頭位於礦區偏東一點，覆蓋礦區主體，佔到礦區鐵礦石的82.8%。因此，大爆破選在獅子山。

1971年初，周總理批准萬噸爆破方案。來自全國各條戰線的隊伍近約3萬名職工來到獅子山進行會戰。這次大爆破，先要剝掉75萬m3的土石，打出62條總長度14.4多公里的巷道，挖出586個總容積13000m3的葯室，加工、裝填萬噸以上的炸藥。這些工程必須搶在渡口地區雨季之前完成。1971年5月21日10點59分，周恩來總理在北京親自下令，中國工業史上空前的大爆破準時起爆。起爆瞬間，埋設在總長14.4公里的巷道內的598個炸藥室內，長約800米、寬約400米、高約60米的一座山頭掀起了35米多高。

獅子山爆破採用了分層延發爆破的新方法。在爆破中，60米高的山頭分兩層起爆，間隔時間為2.1秒。當第一層起爆岩石上升30米高度時，第二層起爆。在爆破過程中，技術精準，沒有任何早爆和拒爆現象。這是我國一次重要的爆破技術創新。

攀枝花鋼鐵基地項目是三線建設的核心項目。作為備戰的核心項目，它緊急啟動，打破了一般的經濟決策程序，具有非常規的特徵。也正是因此，我國的工業建設者發揮一種英雄主義，發揮首創精神，克服重重困難，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急流深谷間，建立起現代化的大型鋼鐵基地。

(圖片說明：攀枝花鋼城，根據地形進行梯形設計，構思巧妙)

獅子山爆破是攀枝花建設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實際上，攀枝花的建設過程，就是克服各種艱難險阻的過程中，也是新中國工業建設者的發揮艱苦創業，獨立自主，不斷創新的精神的過程，這種精神如一條紅線，一直貫穿於攀枝花鋼鐵基地的整個建設過程。

作為備戰的大型工業項目，攀枝花鋼鐵基地的選址慎之又慎。其一，為了備戰，自然要選在敵人難以攻擊的地方。其次，要靠近鐵礦和煤礦。其三，作為鋼鐵基地，需要豐富的水資源。其四，靠近鐵路，交通便利。各方意見爭執不下，最後，選址方案到了毛澤東主席手裡，毛澤東斬釘截鐵，「攀枝花有煤有鐵，為什麼不在那裡建廠?釘子就釘在攀枝花!」[6]最終，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廠址選在了一個叫弄弄坪的地方。

弄弄坪地處金沙江畔，是個小山坡。金沙江在弄弄坪左邊轉了一個小彎，又在弄弄坪右邊轉了一個小彎，形成了一個半圓形。攀枝花鋼鐵基地就要建在這個地方。但是，新的難題隨之而來。1964年底，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第一期工程的規模被確定為年產鐵礦石1350噸、生鐵160-170萬噸、鋼150萬噸、鋼材110萬噸。按照正常估算，生產150萬噸鋼的大型鋼廠需要5平方公里的面積。攀枝花地區根本就沒有超過1平方公里的平地。是不是要把弄弄坪這樣的山坡剷平，人造出5平方公里的平地?但是，在當時的人力、物力和交通能力的限制下，根本不可能。最後，設計人員大膽創意，依照弄弄坪的地勢，設計出了一個國際上著名的「象牙微雕鋼城」。

弄弄坪延金沙江有長約2.5公里、高約80米的緩坡。中國工業建設者根據這一地形，設計了梯田一般的階梯式廠址結構。根據地勢，把緩坡分為8個台階，把煉焦、燒結、耐火材料、高爐、轉爐、開坯、大型軋鋼和相應的堆料場、輔助設施、倉庫等，分別擺在高低相差80米的8個台階上，而其他管理、後勤部門依山勢而鋪展，再用鐵路、公路貫通，一氣呵成。[7]更重要的是，這一設計為攀鋼二期工程留有餘地，可以繼續擴展為年產250萬噸的鋼鐵基地。

「象牙微雕鋼城」、獅子山爆破等奇蹟，都是人們能夠一眼看到的，但是，攀鋼最大的奇蹟還不是這些，而是當時決定攀鋼生死存亡的高釩鈦磁鐵礦冶煉問題。

攀枝花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發現豐富的鐵礦。但是，蘇聯相關部門將攀枝花的鐵礦石判定為「呆礦」，根本無法冶煉。攀枝花鐵礦石富含釩鈦，平均高達30%。而富含鈦的鐵礦石在冶煉時，高鈦渣會變稠，渣鐵粘連無法分開，嚴重時會導致高爐報廢。這是當年國際上百年無法破解的技術難題。蘇聯人認為鈦含量超過15%就無法冶煉。而日本人認為超過12%就無法冶煉。而攀枝花鐵礦石在冶煉時二氧化鈦達到30%。這是蘇聯人宣布攀枝花鐵礦為「呆礦」的原因。這也是50年代攀枝花沒有開發的原因。

前面說過，攀枝花是中國戰略後方建設的核心項目，是在國際形勢驟然緊張的情況下的非常規的戰略決定。攀枝花的選址、規劃、建設與高釩鈦磁鐵礦石的冶煉研究試驗同時進行。在攀枝花基地高爐已經樹立起來的時候，高釩鈦磁鐵礦石的冶煉研究試驗雖然有所突破，但仍未完全完成。

這是攀枝花生死攸關的時刻。

為了解決這個技術難題，1964年，冶金部調集全國大學、科研院所和企業的煉鐵技術一流專家100餘人組成科研隊伍，打響挑戰世界級難題的技術攻堅戰。實驗組先在承德鋼鐵廠100立方米的高爐進行模擬試驗。從1965年1月到同年5月，經過協同攻關，群策群力，終於有所突破，承德試驗初步成功，解決高釩鈦磁鐵礦冶煉的根本問題。然後，利用西昌28米立方爐直接用攀枝花鐵礦石進行試驗。在這之後，在北京首鋼1號高爐上進行大高爐冶煉實驗、轉鍊鋼爐及軋鋼試驗。西昌和北京的試驗也相繼成功。這次攻關為攀鋼的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

攀鋼於1970年出鐵、1971年出鋼、1974年出鋼材，1980年主要產品產量和技術經濟指標達到或超過設計水平，形成了150萬噸鋼的綜合生產能力。

據當年三線建設的負責人程子華回憶，毛主席也並非不了解這個情況，他曾說過：將來鈦脫不出來，煉不出鐵，後不後悔?不後悔![8]這表明了毛主席建設攀鋼的決心。

在列強虎視眈眈下，中國要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快速發展為一個現代工業國，就必須要強調一種必勝的信念，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就要最大限度的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條件。攀鋼的發展歷程就是這種精神的最佳體現。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攀鋼在解決高釩鈦磁鐵礦冶煉這一難題的過程中，不僅解決了鋼鐵問題，而且釩鈦冶煉技術一躍成為國際先進水平。攀鋼現在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鈦原料生產基地、中國唯一的氯化法鈦白生產基地、世界第二大產釩企業。正因為自主研發，攀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端產品。攀鋼釩製品目前已佔國內市場份額的80%以上，占國際市場的20%左右，釩產業已成為攀鋼新的支柱產業。

攀鋼已經成為我國西部發展的工業骨幹。

(三)關於三線建設的爭議

對於三線建設的評價，經歷了一個巨大起伏。在三線建設之初，三線建設受到高度重視。而在1980年後，由於三線建設經濟效益存在問題，否定三線建設的聲音開始增多，甚至認為三線是一個錯誤決策。到底該如何看待三線建設呢?

先看經濟效益問題。

三線建設一個以備戰為主旨，建立戰略大後方的建設，同時也是一個平衡東西部工業布局的計劃。打個比喻，它相當於一個工業「備份」，在沿海地區遭到攻擊的情況下，三線地區有一個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能夠繼續支持戰爭。同時，為了避免敵人攻擊到這個工業體系，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的選址採取了「洞、散、山」原則。隨著國際形勢好轉，國家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三線工業中的一些企業開始暴露經濟效益過低的問題。但是，應該看到，三線建設本身就不是以短期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工業計劃。因此，不能以單一的經濟效益標準否定三線建設。

另外，即使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三線建設也不能簡單否定。

1984年，相關部門經過半年多的調查，基本摸清了三線企業的狀況。三線地區共有大中型企業和科研設計院所1945家，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布局符合戰略要求，產品方向正確，有發展前途，經濟效益好，對國家貢獻大，建設是成功的企業，佔48%。第二類，建設基本是成功的，但由於受交通、能源、設備、管理水平等條件的限制，生產能力沒有充分發揮，特別是產品方向變化後，經濟效益不夠好的，佔45%。第三類，選址有嚴重問題，生產科研無法繼續進行下去，有的至今產品方向不明，沒有發展前途的，佔7%。最後，決定對三線企業進行調整，對軍工企業進行軍轉民。同時，對選址不當的274 家企業進行「脫險搬遷」。約佔佔全部三線企業的14%。[9]

三線企業的「脫險搬遷」以及調整經歷了很長的時間，一直到本世紀初，接近二十年。應該說，這裡確實有三線工業經濟效益的問題。但是，還要看到，在這一時期，也是我國從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我國整個國有企業都經歷了陣痛，沿海發達地區的國有企業也不例外。因此，這個問題應該具體分析。

2000年以來，我國開始進行西部大開發。現在，我國致力於新絲綢之路，推動中部與西亞各國之間經濟合作帶。而三線建設的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為此打下了重要基礎，越發凸顯出經濟發展的長遠意義。因此，有學者稱三線建設為「備戰年代的西部大開發」。

總體來看，三線工業的經濟效益也應該有所肯定。

再看戰爭問題。

三線工業體系是為戰爭做準備的，但是，大規模的侵略中國的戰爭並沒有出現。這是一些學者否定三線建設的一個最重要論據。

雖然大規模戰爭沒有出現，但是，現在美蘇的一些解密材料證明，美國和蘇聯在不同的時期確實擬定了對中國進行某種軍事打擊的計劃，甚至核打擊的計劃。毛澤東的擔心絕對不是庸人自擾。

再進一步說，即使現在在美、蘇的解密檔案中沒有發現打擊中國的計劃，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三線建設的決策是錯誤的呢?

在這裡，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評價歷史人物的決策。

一種是書生式的、研究式的方法，即系統地搜集到大量歷史資料，仔細甄別，細緻梳理，如不同時期美國決策層對中國的態度和各種計劃、如在不同時期蘇聯決策層對中國的態度和各種計劃，並根據這種材料評判當時中國決策層的對錯。

但是，這種評價方式存在一個致命的思想誤區，這就是歷史人物在當時不可能像現在的學者一樣掌握充分的信息，也不可能像後來的歷史學家那樣知道事件的後果。就像毛澤東，他並不知道後來歷史學家所搜集的那些美國、蘇聯決策層的解密材料，他也不能預見到美國陷入越戰，蘇聯趁勢進行戰略擴張而中國能夠因勢利導和解中美關係，並利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緩解蘇聯對我國的安全壓力。

毛澤東不可能根據美、蘇決策層討論的行動計划進行決策。毛澤東只能根據美國、蘇聯的具體政治、軍事部署，推測美國、蘇聯的全球戰略，以及它們針對中國的軍事計劃，並且，也只能根據自己的這些推測，做出相應的戰略決策。同時，還要看到，毛澤東也沒有時間，像歷史學家那樣可以利用充足的時間儘可能地搜集各種材料，再仔細研究、比較，最後得出結論。作為中國的最高決策者，對於危及我國國家安全的重大事件，如北部灣事件、越南戰爭升級，毛澤東必然要當機立斷，迅速採取行動應對當前事態。在這種迅速決策中，毛澤東，以及當時的中共領導層，他們長期的戰爭經驗，在戰爭中形成的決策習慣，都會影響到具體的決策。三線建設無疑是毛澤東拍板決策的。但是，也要看到，鑒於當時的國際形勢，毛澤東的備戰思想迅速得到了其它高層領導的共鳴。因為這些領導人也和毛澤東一樣，都是從殘酷的戰爭中走過來的人，知道此中兇險。

如果能夠從毛澤東這樣的決策者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場，同情地理解，了解他所受到各種歷史條件制約，再評價三線建設決策，這樣才能更合理一些。

來看一個真實的故事，[10]這樣或許能夠理解決策者的兩難處境。

蘇聯的洲際導彈能夠達到超過音速十六倍以上的高速度，只要用三十分鐘，它就可以飛行一萬幾千公里而攻擊美國本土的軍事基地和大城市。為了防禦蘇聯的攻擊，美國軍方在阿拉斯加的克利爾和格林蘭島設立警戒雷達網的最前哨陣地。它通過密布的巨大的雷達天線，可以測知從四千到五千公里的遠距離飛來的飛行物體、導彈或氫彈轟炸機。這樣，它可以在蘇聯導彈到達美國本土20或25分鐘發出警告，使全國做好防禦和反擊準備。

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設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郊外奧弗特空軍基地。1961年11月24日清晨，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和處在最前哨的的彈道導彈早期警報系統中的警戒雷達基地的聯繫突然中斷。指揮所里一片緊張。

在雷達警戒前哨到底發生了什麼?

是事故?還是蘇聯導彈直接襲擊了這個雷達警戒網的前哨陣地呢?

司令部也無法判斷。

如果是蘇聯襲擊警戒雷達前哨基地，那麼，按照正常的步驟，蘇聯的洲際導彈會同時飛向美國的本土。

記住!沒有時間去核實調查真實的原因。因為留給美國戰略空軍司令的時間只有20-25分鐘。稍微一猶豫，美國就會失去防禦和反擊的時間!

為了不失去反擊機會，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鮑爾向分布於全世界的七十多個戰略空軍基地下達了「準備進行核戰爭」的命令。僅用了三十秒鐘的時間，這一命令就傳到了所有基地，六百三十架B52型飛機、五十五架B58飛機、一千架B47型飛機滿載著裝有核彈頭的炸彈，為了出擊而開始在跑道上滑行。僅僅用了十二分三十秒的時間，這支共計約一千七百架戰略轟炸機的大部隊就完成了起飛的準備。

但是，就在這這支轟炸機即將到達蘇聯的幾分鐘前，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得知它和雷達基地聯繫的中斷僅僅是由於通訊機械的故障，於是命令立即取消攻擊。

一次機械事故、20-25分鐘和世界核戰爭!荒謬而又恐怖。

在這次事件中，美國戰略空軍司令在有限的20-25分鐘內，也只能根據推測，不得不從最壞的情況出發，做出戰爭指令。

這與越南戰爭升級後，毛澤東從最壞的情況出發，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同時應對美蘇侵略，決策三線建設，實質上是一樣的。

對於世界性戰爭，毛澤東高度緊張，美國和蘇聯也同樣高度緊張。在冷戰的年代，誰也不知道對方會不會突然發動攻擊。唯一能做的，就是立足於自己，對對方的攻擊做好準備。

美蘇兩國都修築了對付全面核戰爭的完善的地下核設施。例如，美國在科羅拉多州的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修建美國空防司令部。這是一所未來型的完善的核防地下設施。修建該司令部歷時達四年之久，修建費用多達二十億美元。裡面有完善的指揮所、醫院、工廠、倉庫、發電廠、中央隧道，防止輻射的鐵門。[11]可以說這是一個地下城市。

(圖片說明：為了預防戰爭，美國建築了地下400米的空軍司令部，這是其大門外觀)

同時，美國人也做了最壞的打算。

1998年，美國派拉蒙電影公司和夢工廠拍攝了一部名為《天地大衝撞》的災難片。其中有個情節，說彗星要撞擊地球，美國人為了種族延續，只能從現有人口中選出精華，藏入地下。待災難過後，再重建美利堅。

實際上，這個情節有個真實版本，不是為了防彗星撞擊地球，而是防禦核戰爭。1965年，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一篇題為《對全面核戰爭中損失的估計》的報告，據計算，美國方面能活下來的也僅有六千萬人左右。美國負責制定戰略的人，正計劃從最必須的、最優秀的人中，保存六千萬人口，以延續美利堅。[12]

如果看到這些，就應該理解，在那個年代，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對戰爭的擔憂就不是杞人憂天了。

第三，三線建設在大國博弈中的地位

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心任務是什麼?是國家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毛澤東在政治協商會議上莊嚴地宣布，「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但是，宣布獨立並不等於真正的獨立，中國必須要有維護國家獨立的能力，必須要有自己的戰略空間，中國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其他大國的尊重。

中國的工業體系是維護中國獨立的經濟基礎。只有有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國才能真正提升國防實力，提高經濟競爭力，提高國家的實力。但是，工業化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中國又必須為了工業化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和國內環境。

但是，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崛起以來，西方大國的國際規則的實質是「持劍經商」，軍事與經濟擴張相結合，往往是先通過軍事力量擴張，為經濟發展拓展空間。從早期熱那亞資本主義城市國家、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莫不如此。即使在今天，這一實質仍然沒有改變。美國及其盟友仍然通過軍事打擊伊拉克、利比亞，推倒其政權，為自己的石油公司掃清障礙。

因此，在真實的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的獨立地位、戰略空間、國家利益，不是憑藉善意，不是憑藉溝通，而是通過堅強的意志，通過與這些大國進行激烈地博弈爭取來的。換句話說，一個國家的主權獨立和戰略利益空間是「打」出來的。

面對群狼，就要用狼的規則。新中國成立後，面對弱小國家，中國都能平等相待，而面對美國以及後來的蘇聯，毛澤東追求國家主權獨立的方式，可以歸結為以硬碰硬，以戰止戰，以鬥爭求生存，爭取新中國的真正獨立和和平環境。抗美援朝、炮擊金門、對印自衛反擊戰、抗美援越，珍寶島事件，都是這一原則體現。

我國第一代領導人的鬥爭又不是魯莽的。在與大國博弈過程中，新中國在國際上既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同時，又立足於自身，時刻做好戰爭準備。通過這種戰略，遏制戰爭，爭取和平。

毛澤東在1961年接見巴西共產黨幹部參觀團時指出，世界和平力量與戰爭因素的力量消長和對比。社會主義陣營、第三世界國家、帝國主義國內人民的反戰力量。聯合起來形成和平力量，遏制戰爭。但是，中國要備戰，以備戰遏制戰爭。「每天都說不會打，使大家睡覺，使大家認為是共產黨說不會打了，一個早上忽然打起來怎麼辦?還不如說帝國主義要打好一些。就是說作壞的方面的準備，這麼做了準備，也許可以不打」[13](P470頁)

建國初的抗美援朝的中美博弈中，中國實際上是依託社會主義陣營，以社會主義陣營為戰略大後方，美國也顧忌蘇聯的力量，把朝鮮戰爭限定為「有限戰爭」。而抗美援朝一戰，打出了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打出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但是，隨著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傾向不斷明顯，中蘇關係破裂。這就意味著，在與大國博弈的進程中，中國失去了戰略後方。更重要的是，中國與之角力的大國是當時的美國和蘇聯。在國際上，中國得到社會主義陣營支持在減弱，中國同時面對東面和北面的巨大威脅。

為了贏得真正的獨立，為了能夠真正以鬥爭求生存，中國必須通過積極備戰，顯示中國維護主權的堅定的國家意志。而三線戰略大後方建設，為中國當時的國家戰略提供了基礎。

同時，鑒於與蘇聯關係破裂，中國的國防戰略發生了巨大轉變。

我國最初的國防戰略是積極防禦。主要面對東部威脅。在這之後，鑒於國力，又提出「南放北頂」。對於南方不固守一城一地，而對於北方，於重要工業區在北方，因此固守。更重要的還是把蘇聯作為戰略大後方。

中蘇關係破裂之後，蘇聯本身也成為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力量。因此，毛澤東相應地提出「誘敵深入」。不在沿海一帶固守，而是利用當年紅軍在蘇區的戰法，把侵略者放進來，以人民戰爭消磨它，削弱它，最後消滅它。這就要求中國腹地有完整的工業基地，具有長期支持人民戰爭的能力。同時，沿海各省也要各自為戰，有自己的小後方基地。而這種設想，是建立在同時獨立抗擊美蘇的設想上。

三線建設為這種戰略設想提供了打不垮、打不爛的後方基地，為人民戰爭提供了物質基礎。而正是忌憚於中國的人民戰爭，怕陷於中國出不來，美國和蘇聯才不敢貿然打擊中國。中國敢於抗美援越，但美國卻不敢把戰火蔓延到中國，最後敗走越南。隨著尼克松來華，在硬碰硬地戰爭較量中，美國不得不承認中國，隨之，日歐等國紛紛承認中國。中國又利用歐美結成統一戰線，制衡蘇聯。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蘇聯開始緩和與中國的關係，放棄對中國的圍堵，從中蘇邊境撤軍。

中國真正完成了國家獨立。

三線工業建設就是「立國」時期的工業建設。

【梁孝，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0頁。

[2]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頁。

[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0頁。

[4] 參見：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70頁。

[5] 參見「礦山驚雷——朱家包包鐵礦萬噸爆破紀實」，中冶網，2009年9月14日。http://www.mcc.com.cn/Item/6672.aspx http://www.mcc.com.cn/Item/6672.aspx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204頁。

[7] 高揚文：「攀枝花：三線工程中的一朵奇葩」，《黨史文獻》，1999年第6期。

[8]李思笑等整理、程子華口述：「攀鋼是怎麼煉成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年3月4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11072575.html。

[9] 陳東林：「評價毛澤東三線建設決策的三個新視角」《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2年第8期

[10] 參見[日]小山內宏：《第三次世界大戰》，上海外國語學院日阿語翻譯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68頁。

[11]參見[日]小山內宏：《中蘇戰爭——中國新戰略的目標是什麼》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46頁。

[12]參見[日]小山內宏：《中蘇戰爭——中國新戰略的目標是什麼》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49-50頁。

[13] 《毛澤東外交文集》，世界知識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