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實驗主義與解放思想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後，無論是鼓吹文學革命，率先用白話文寫作，還是倡導整理國故，教育救國，胡適都是以「但開風氣不為師」為己任，成為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毋庸置疑的一位核心人物。但終其一生，如他自述所言：他的整個思想基本上是杜威的實驗主義。這也是一個世紀以來，圍繞著對胡適

的評價始終褒貶不一、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

　　由於信奉實驗主義，胡適不僅把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貫穿於文學改良、整理國故的實踐中，更致力於在思想界大力提倡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和社會改造實驗。在胡適看來，一切學說的具體內容都包含了學說提出者本人的成長背景、個性，以及當時的特定情勢，因而任何學說都只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背景，針對具體的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可能具有永久、普遍的有效性；只有長期用於具體問題研究，並獲得實驗驗證的研究方法，才具有客觀的獨立性，能夠長久地顯示它們的價值。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胡適的整個學術活動，無論是思想啟蒙，還是文學歷史的具體研究，都是圍繞著他所說的「科學方法」展開的，始終關注的是各種學術思想背後的研究方法、態度與精神，而不是其具體內容本身。由這種理念出發，胡適畢生不承認有絕對的「真理」，認為「一切『真理』都是應用的假設；假設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發生他所應該發生的效果」。（胡適：《實驗主義》）因為，「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定的真理不可徒說空話，該當考察實際的效果」；「生活是活動的，是變化的，是對付外界的，是適應環境的。我們明白了這兩個從科學得來的重要觀念，方才可以講到杜威博士一派的實際主義了」。（胡適：《談談實驗主義》）

　　胡適這種對真理看法的實驗主義立場，使他既不為共產黨接受，也和國民黨保有距離。早在與藍志先、李大釗關於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中，他就反覆強調：「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作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胡適《問題與主義》）這種思想與主張，無疑是胡適在整個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備受爭議，又為人們競相借用的所在，也使他成為影響現代中國文化思想進程的重要人物。

　　胡適對中國文化思想的影響，首先體現在文學上。1917年7月他回國途中，恰遇張勳復辟。回國後，深感中國當時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的沉寂正是張勳復辟鬧劇能夠得以上演的政治思想基礎。為此，胡適決定二十年不談政治，抱定通過思想啟蒙的方式，在思想文藝上為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在他回國的4年里，先後寫了八九十萬字的文章。在這些文章里，除一篇《國體與青年》是直接談論政治的外，其餘的都是關於思想與文藝的。他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的文學改良主張，直接奠定了新文學的發展方向，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他的《嘗試集》成為第一本以白話文出版的詩集，直接影響了劉半農、沈尹默、朱自清等人，使他們有足夠的勇氣投入到新詩的創作中，開闢了中國白話詩歌的創作方向，使新詩成為新文學革命嘹亮的先聲。在小說研究中，胡適把「歷史演進法」運用到明清小說的研究中，為小說研究提供了一種新思路、新方法。他提出，對於由歷史逐漸演變出來的小說，「必須用歷史演進法去搜集他們早期的各種版本，來找出它們如何有一些樸素的原始故事逐漸演變成後來的文學名著」，把考證研究的方法用於古典小說的研究中。在胡適一生的小說研究中，單考證研究的古典小說就達20多種。最有影響的是在《紅樓夢》的研究中，通過對曹雪芹生平家事，以及各種版本的考證，徹底拋棄舊紅學的索隱推測研究，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揭開了《紅樓夢》研究的新篇章。在諸多新紅學研究者中，俞平伯深受胡適思想的影響，成為集大成者。俞平伯由於1952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成為新中國成立後文化界高調批判的對象，並直接導致了20世紀50年代由《紅樓夢研究》為誘因的對胡適思想的政治批判，使胡適一生倡導和崇尚的思想方法烙上資產階級的符號。胡適的名字由此在中國大陸成為一種批判和必須釐清的政治符號，胡適的思想以及杜威的實驗主義成為研究的禁區。

　　在史學方面，胡適率先提出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主張，把他主張的科學精神和方法引入到國故的整理研究中，「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曉暢的文字報告出來，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見，有腦筋的都可以明白」，「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解放人心」，「保護人們不受鬼怪迷惑。」（胡適：《整理國故》）其疑古求證的思想，對後世史學研究影響甚為深遠，直接導致了疑古史學派的產生，顧頡剛即是其中重要的一員。顧頡剛所作的《古史辨》正是受胡適這種思想影響的直接產物，成為疑古史學派的開山著作。從此，胡適整理國故的思想成為史學研究中的一種重要思想，使中國的史學研究提升到科學實證的研究軌道。正如顧頡剛所言：「要是不遇到孟真和適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要是適之、玄同先生不提起我的編集辨偽材料的興趣，獎勵我的大膽的假設，我對於研究古史的進行也不會這般快速。」（顧頡剛：《古史辨·自序》）

　　由於《紅樓夢研究》批判導致的對胡適思想的批判，使得過去與胡適有所淵源的學界人物不是如俞平伯成為資產階知識分子飽受清算，就是在一次次的思想運動中為摘清與胡適的關係，主動或被迫地加入到對胡適思想的政治批判中，以求洗刷或自保，成為文化思想界一段不堪的回憶。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期，隨著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推進，胡適才重新回到大陸學者的學術研究視野，胡適研究才從政治批判中分離出來，不再是一個禁區。對胡適的評價也日漸客觀，不再簡單地以政治劃線：以人廢文，以文廢人。隨著學術界對胡適學術思想的充分肯定，近年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傾向。一是如季羨林先生認為，胡適不僅在學術上值得肯定，就是在政治上也不是如過去批判所言是一個致力於反對共產黨的反動人物；他對共產黨的不認同，更多的是出於實驗主義者對終極真理的否定，政治上他更多的是一名書生，並非對共產黨有很大的政治敵意（季羨林：《台游隨筆》，《十月》1999年第4期）。二是如沈衛威先生所言：胡適關於「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的思想，對於我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具有重要的思想意義。沈先生特意在《明報月刊》（2009年第1期）發表了《胡適的思想力量》，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諸多思想都與胡適當年倡導的思想有關。無論1978年圍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大討論，還是1992年鄧小平提出不要討論姓「社」姓「資」都與胡適思想有關，體現了胡適思想的現代影響。

　　這種傾向，無疑是另一種極端，與過去對胡適的全盤否定同屬一種人為臆斷、政治劃線。綜觀胡適一生，都不是季先生所說的「書生」，而是一個有明確政治思想主張的歷史人物。反對共產主義是胡適的一貫主張，並不完全是受實驗主義不承認「終極真理」的影響，而是深受西方思想浸潤的結果。在胡適看來，共產黨與歐美的政黨完全不同，他主張以啟蒙和平的漸進方式，在中國建立西方民主憲政體制。沈先生更是把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胡適實驗主義思想與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大討論人為地聯繫在一起。眾所周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非是一篇純粹的學術研究文章，而是一篇反映了黨內高層改革思想的政治理論文章，旨在衝破兩個「凡是」的政治束縛。鄧小平、胡耀邦等人通過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發表，引發了圍繞「真理標準」的政治大討論，在理論上為平反建國以來的冤假錯案，為一大批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錯誤打倒的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掃清了政治障礙，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無論胡福明最初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還是其後經修改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的理論基礎和作者的思想立場以及思想淵源都是馬克思主義，而非胡適與實驗主義，既未否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地位，也沒否認真理的存在，而是進一步肯定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地位，批判那些以馬克思、毛澤東的隻言片語為武器，肢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阻擾改革的假馬克思主義。長期以來，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眼裡，胡適就是資產階級與唯心主義的典型代表，是與馬克思主義水火不相容的。無論是改革開放前對胡適思想的徹底批判，還是改革開放後對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歷史作用和學術研究的寬容肯定，都沒有改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胡適政治主張和基本核心思想的反對。在胡適眼裡，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不僅不是真理，也是他畢生竭力反對的政治目標。1992年鄧小平提出的不爭論，不要在經濟領域抽象地糾纏于姓「社」姓「資」的問題更是與胡適的思想影響毫不沾邊。

　　鄧小平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中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他一是堅持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率先確定了中國改革的政治前提，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二是在經濟改革上堅持靈活的政治策略，為迴避黨內和政治上的無謂爭論，延誤改革進程，以其多年的政治智慧，主張在經濟領域不要進行無謂的政治爭論，「摸著石頭過河」。1992年在改革關鍵時期提出的不要進行姓「社」還是姓「資」的無謂討論，是其政治思想的一貫反映。其政治思想，無論思想來源、理論基礎、政治主張、實際形成過程，都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與傳播，與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和鄧小平幾十年革命實踐密切相關，與胡適的思想沒有任何淵源瓜葛。

　　胡適關於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的試金石的實驗主義主張，是其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杜威實驗主義的翻版，是一種哲學思想主張，而非政治主張，因而排斥一切真理的絕對性：無論社會主義，還是無政府主義都在排斥之列。現代中國共產黨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主張和改革開放以來與「思想解放」有關的大討論，都含有一種明確的政治主張，都是在堅持和維護馬克思主義真理地位的基礎上，對建國以來的錯誤思想、冤假錯案、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清算。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關於「真理標準」大討論中的「實踐」，不是胡適與實驗主義者關於實驗是檢驗真理唯一的試金石中「實驗」的含義（即具有一般哲學抽象意義的社會實驗或實踐），而是特定的中國革命具體實踐：凡是在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中證明能夠促進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發展的就是真理，就應堅持；凡是阻礙或影響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發展的就必須改變，就應放棄。

　　綜上所述，胡適的思想確實深深影響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其思想深深影響了一大批學人，是一位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影響甚深的重要人物。但是，無論圍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大討論，還是鄧小平1992年關於姓「社」姓「資」的講話，與胡適的實驗主義關於真理的主張都分屬兩個時代、兩個陣營、兩個範疇，不僅毫無聯繫，而且兩者在思想上始終都是互為排斥的。如果我們將改革開放以來對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和學術歷史研究中地位的重新肯定，有意無意地添上對胡適政治思想傾向的重新肯定或人為拔高，本質上都是過去以人廢文、以文廢人的思想作祟；不僅是對歷史的誤判，也是對胡適思想的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