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羊和黃牛何時進入中國

中國現在發現的最早的家畜是狗，發現地位於河北南部，距今10000年左右。最早的家豬位於淮河上游地區，距今9000年左右。此後數千年，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許多遺址里都發現了飼養狗和豬的證據。進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要研究的距今5500~3500年這個年代範圍內，在當時人飼養的動物中發現了一些新的種類，比如綿羊和黃牛。

綿羊：約5000年前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甘肅省天水市師趙村遺址的第5號墓葬中發現了綿羊的下頜，在同樣大致屬於這個年代的青海省民和縣核桃庄墓葬里發現了一頭綿羊的骨架。它們應該是當時的人有意識地埋入墓葬中的。到距今4000年左右，山西、河南等黃河中游地區的多個遺址里發現了綿羊的骨骼。這顯示出綿羊有一個自西向東逐步擴散的過程。各個遺址出土的綿羊骨骼數量隨著時間推移明顯增多，顯示出飼養規模的擴大。

通過測量和比較，這些遺址中出土綿羊骨骼的尺寸大小，與後來商代晚期可以明確肯定是家養綿羊的骨骼測量數據十分接近，證明這兩個時期的綿羊形體大概是一致的。

通過對距今大約4000~3600年的多個遺址出土的綿羊進行年齡鑒定和統計，發現年齡大多在4歲以上。這與作為肉食的綿羊普遍在1~2歲即被屠宰的年齡結構明顯不同，而與現代游牧民族為了剪羊毛、擠羊奶等次級開發活動所飼養綿羊的年齡結構極為相似。

除了對出土的綿羊骨骼進行形態學、統計學和考古學的研究之外，通過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發現多個遺址中出土的綿羊的食物結構中以碳三類的植物為主。在北方地區，碳三類的植物主要來自自然植被。這證明當時的綿羊是放養的，吃的是草。

通過DNA研究，發現多個遺址出土的綿羊包括A世系和B世系兩種，其中A世系現在主要分布在中亞和東亞地區，而B世系分布在西亞和歐洲地區。這個結果傳遞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距今約10000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家養綿羊出現在西亞地區，而後開始擴散，數千年後在中國古代遺址里突然發現的綿羊，很可能是傳入的。

黃牛：約4500年前

除了綿羊以外，自距今4500年左右開始，在黃河流域陸續發現了飼養黃牛的證據。比如，在一些遺址出土的全部哺乳動物中，黃牛所佔的比例都達到一定的範圍，且在幾個遺址都有數量逐漸增多的過程。這些遺址中出土黃牛骨骼的尺寸大小，與後來商代晚期可以明確肯定是家養黃牛的骨骼測量數據十分接近。

碳氮穩定同位素的分析結果顯示，距今4000年左右的山西省襄汾市陶寺遺址出土的黃牛的食物主要是碳四類的植物，可能是小米的莖葉；但也包括一些碳三類的植物，這應該和自然植被中的草有關。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的河南省偃師縣二里頭遺址，那裡出土的黃牛的食物基本上是碳四類的植物，似乎完全是依靠人工餵養小米的莖葉。這兩個遺址的分析結果反映出飼養技術的進步。

通過DNA分析，多個遺址出土的黃牛都為T3世系。國際學術界一致認為T3世系的黃牛是在西亞地區起源的，根據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最早的家養黃牛發現於距今10000年左右的西亞地區。這個結果和綿羊的DNA研究結果一樣，在黃河流域發現的家養黃牛，其祖先很可能是傳入的。

新家畜影響社會發展

家養綿羊和黃牛這兩個新的動物種類的出現，在當時及後來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具有非同小可的影響和作用。

首先，綿羊和黃牛的飼養方法和家豬不同，因此，新的家養動物和飼養方法的出現，意味著飼養技術的複雜化，推動了整個家畜飼養業的發展。新的飼養技術加上對綿羊的次級開發技術，與其他外來的農作物栽培技術和銅器製作技術一樣，促進了整個經濟形態的多樣化和複雜化，進而為整個社會形態的複雜化奠定了基礎。

其二，與長江流域，以及黃河流域的上游、下游和西遼河地區相比，中原地區獲取肉食的方式具有三個特點：一是飼養豬、狗、牛、羊等多種家養動物；二是黃牛和綿羊自出現以後，數量逐漸增多，而家豬的數量相應地減少；三是這種飼養方式一直得以持續發展下去。可以說，中原地區古代居民獲取肉食的方式，是中原地區的經濟強大於周圍地區的重要證據之一。這個認識對我們研究國家最終形成於中原地區是一個有益的啟示。

其三，綿羊和黃牛的出現除了可以豐富當時人的肉食種類以外，在宗教禮儀方面也有不可或缺的價值。從距今9000年開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各個地區的眾多遺址里出土過不少使用豬進行祭祀、隨葬的實例。此外，也發現過不少用狗隨葬的實例。距今4000年左右的遺址里，開始出現用牛和羊進行祭祀的現象，而大量使用牛和羊進行祭祀的儀式開始於距今33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到了商代晚期，在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這兩種祭祀的形式，「太牢」是王一級的祭祀，「少牢」是卿大夫一級的祭祀，而牛和羊就是這兩種祭祀活動中使用的主要動物。在祭祀活動的等級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牛和羊這兩種動物，正好出現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現象。

由此可見，家豬飼養的傳統延續，黃牛和綿羊的出現及發展，對於當時中原地區飼養業的發展、經濟基礎的鞏固、上層建築的進步，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原文發表在《科學畫報》2012年第12期，此文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