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姓制度成長史 | 小史2.4

第二章吠陀天啟

第四節種姓制度成長史

一提到印度，我們就立刻會聯想到「種姓制度」。這一綿延數千年，滲透到印度社會方方面面的等級制度是談論印度絕對繞不過去的話題。

我們都知道，印度人從高到低被分為四大種姓：第一種姓婆羅門掌管祭祀，壟斷教育；第二種姓剎帝利擔任王公和武士，負責征戰和管理；第三種姓吠舍包括農民、牧民和商人，從事物質財富的生產；第四種姓首陀羅為奴僕，其義務是為上述三個種姓服務；除此以外，還有不被納入種姓中的「賤民」，他們從事清掃、埋葬等最不潔的工作，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在這一制度中，各種姓之間不能通婚，而高種姓對低種姓的歧視與壓迫則是常態。

早在兩千多年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平等觀念在中國就已深入人心，所以我們中國人可能很難想像，在另一個文明古國印度，竟會有如此不人性、不公平的制度存在。那麼，種姓制度為什麼會出現在印度呢？

可以先來看一看印度神話對此的解釋：在印度最早的典籍《梨俱吠陀》中，有一則神話講到四大種姓的起源——

宇宙之初有一原初巨人，

「婆羅門誕生於他的口中，

剎帝利誕生於他的手臂上，

吠舍誕生在他的大腿旁，

而首陀羅則從他的雙腳下出現。」

四大種姓起源神話

很明顯，這是一個由婆羅門階層（吠陀的編纂者）為鞏固自身地位而編造的神話故事，完全不可信。那麼，在這個神話的背後，種姓制度形成的真實歷史是怎麼樣的呢？為什麼偏偏在印度會出現這樣一種奇特而殘酷的社會制度呢？

本文準備追本溯源，從三千多年前遊盪在東歐中亞草原上的的雅利安人（又可稱印歐人）開始講起，通過三個階段的歷史劃分，梳理種姓制度的成長史。

1. 第一階段——雅利安人的共同傳統

相信大家都知道西方哲學名著《理想國》。在這本書里，柏拉圖提出了一個 「哲學王」統治下的理想社會結構：處於頂端的是以「理性」著稱的學者，他們從公義出發支配著國家權力；處於第二層的是以「勇敢」著稱的武士，他們對內維護國家穩定，對外抵禦敵人入侵；而大多數平民則處於社會底層，他們從事生產勞動，滿足整個國家的物質需求。柏拉圖說道：「當這三個等級各司其職而不互相干擾之時，一個充滿正義的國家便建成了。」

如果我們穿越到約三千年前的印度次大陸的西北部地區，會驚奇的發現，這裡竟散布著多個近似「理想國」的部落：婆羅門祭司學者位於社會頂層，剎帝利王公武士其次；而吠舍（其詞根「vis」意為「大眾」）則充當農牧民、手工業者和商人，為社會的主要勞動力。

古希臘哲人的構想和古印度社會的現實之間竟如此相似，這應該並不是一個巧合。實際上，在古伊朗的最早典籍《阿維斯陀》中，也記載了類似的社會結構。這暗示著我們，這種社會階層三分法很可能源於雅利安人的傳統。

據學者推測，公元前兩千年左右，當雅利安人還在中亞東歐草原上遊盪時，部落中的從事宗教活動的祭司和專職戰鬥的武士就從大多數牧民中分離了出來，取得了更高的社會地位。後來隨著部落的遷徙，這一傳統被帶到了歐洲、伊朗和印度。

雅利安人（又稱印歐人）的遷徙路線

因此，在雅利安人尚未進入印度次大陸之前，即在前吠陀時代（公元前1500年之前），部落內部就存在著各司其職的三個階層。這種階層劃分很可能與血統無關，而是在同一種族內部的職業劃分。我們可以把這稱為種姓制度的第一階段，或嬰幼兒期。

2. 第二階段——四大種姓的確立

既然這種文化傳統為雅利安人所共有，那為什麼只有在印度發展出了成熟的種姓制度呢？這就要講到幾支雅利安人的不同際遇了。

公元前的第二個千年，當雅利安人遷入歐洲腹地時，那裡還是一片地廣人稀的大陸，而進入伊朗的雅利安人所看到的更是一片荒無人煙的高原。與之相比，他們進入印度次大陸的「堂兄弟」則大不相同。

從《梨俱吠陀》的記載，我們可以推測，當時的次大陸北部已經住著不少居民（在書中被稱為「達薩」），其中一大部分可能是創造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哈拉帕人的後裔。這些原住民深諳農事，長於建築，對新闖進來的不速之客並不歡迎。正是在與這些原住民的對抗中，催生出了印度特色的種姓制度。

憑藉軍事技術上的優勢，以及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在進入次大陸後的幾百年里，雅利安人逐漸征服了原住民（參見小史2.2）。於是，如何處理緊張的種族關係成為了時代主題。驕傲的雅利安人最後選擇了一種「簡單粗暴」的解決辦法：將人數眾多的原住民降為奴僕。雖然當時的一些原住民很可能在經濟上更為先進，但因為武力處於劣勢，所以只得對雅利安人俯首聽命。

雅利安人最早發明了有輻條的輪子和馬拉戰車，在軍事對抗中佔據優勢。（圖為科納克太陽神廟的車輪裝飾）

這一新的社會制度被直接稱為「瓦爾那」（Varna，即「膚色」）。顧名思義，原住民相對較深的膚色，被雅利安人視為劣等的標誌。他們被稱為首陀羅，地位低於所有雅利安階層。

而且，為了確保首陀羅不起異心，雅利安人將他們隔絕於教育之外。比如在後來的印度教法典里，雅利安人的三個階層（或稱種姓）被統稱為「再生族」，擁有學習吠陀經典的權利。而首陀羅則不能。對於那些偷聽吠陀的首陀羅，甚至可以「往他的耳朵里灌融化的鉛水」。

同時，雅利安人內部的各階層也開始固化。隨著進入次大陸後雅利安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長、農業開墾以及戰爭掠奪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積累，從而加速了部落內部的階層分化，逐漸形成婆羅門和剎帝利聯手統治大眾的局面。

吠陀時代晚期，祭祀作為一種宗教活動，被抬升到了國家治理手段的高度。作為最有學識的階層，擔任祭司的婆羅門設計了盛大的王祭（rajasuya）。在這個儀式上，國王（剎帝利）被宣告為「眾神的夥伴」，他繼承了戰神因陀羅的一些能力，從而能在戰場上帶領臣民取得勝利。王祭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動授予國王統治的合法性，也向大眾展示了婆羅門的獨特才能。作為回報，剎帝利王公則用硬實力支持婆羅門在種姓體系中的顯赫地位，「婆羅門至上」成為共識。

王祭場面（《摩訶婆羅多》插圖）

就這樣，雅利安人內部的三個階層間差異日漸增大，終於從「職業區分」演變成了「血統上的隔離」。因此，就有了我們所熟悉的四大種姓。

大約在同一時期，在四大種姓之外，還出現了賤民階層。最早的賤民是首陀羅中那些從事屠宰、製革、埋葬、清掃污穢等職業的人，這些職業被認為是最不潔的，乃至褻瀆神靈，所以，從事這些工作的人也就被認為是不潔者。上層種姓由此編造出「玷污說」，即應避免與這些賤民接觸，以免自身受到污染。這些賤民處在社會金字塔的最低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倍受歧視。

簡而言之，在吠陀時期（約公元前1500-500年），形成了四大種姓（瓦爾那）加賤民的基本結構，這就是種姓制度發展的第二階段，或生長發育期。

3. 第三階段——從瓦爾那到闍提

種姓制度第三階段的發展可以從兩個詞的轉換看出來。吠陀時代之後，「闍提」（Jati）逐漸代替了「瓦爾那」，成為了種姓的代名詞。這個新辭彙意為「生而如此」。相比瓦爾那所對應的籠統的四大種姓，闍提所指代的是數千個細分出來的亞種姓，每個對應一個地區性的內婚制的世襲的職業集團。

在本書第三章中，大家會看到，吠陀時代結束後，印度很快進入了一個快速城市化的階段。尤其是在恆河流域，生產力的發展催生出了許多新職業的出現，勞動日益專門化、專業化。例如，佛本生故事（Jataka）中記載，在當時的城市附近，湧現出了一些專屬某一行業的村鎮，例如木匠村、鐵匠鎮。這些村鎮以內部合作的方式進行生產，向城市輸出製成品，並換回其他生活必需品。為了盡量壟斷某一職業，這些村鎮漸漸形成一個個封閉集團，不與外界通婚，以便將其行業的手藝世代相傳。久而久之，每一個村鎮就形成了一個「闍提」，這個村鎮中的嬰兒一出生，其終生的職業就已經註定了。

甘地的姓氏GANDHI即其闍提名，意為「香水商人」（吠舍種姓）

據學者推測，這種同一職業的從業者逐漸演變成內婚制社群的現象，在當時成為了社會發展趨勢。無論種姓高低，每一個人都最終被歸為某一「闍提」的一員，上千個不同的闍提在印度次大陸上出現了。

同屬一闍提的成員一定也屬於同一瓦爾那，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闍提制（或稱亞種姓）是瓦爾那制的進一步細化。種姓制度變得比以前更加複雜了。

另外，闍提制在封閉職業社群的同時，也賦予了種姓制度一定的靈活性，給吸納新成員進入印度文明體系提供了一個方便法門。數千年間，無論是北方游牧入侵者，還是非雅利安的土著領袖，在通過戰爭取得政權後，都有機會作為一個新的闍提加入剎帝利種姓。他們指使婆羅門捏造合適的世系，將自己比附為某一雅利安英雄的後代，令自己的種姓地位合法化、永恆化。另外，一些具有商業才能的群體則被納入吠舍種姓。而首陀羅種姓更是吸納了眾多新闍提的加入，他們大多來自被征服的民族。當然也有一些不幸的弱勢群體，被迫淪為賤民。

基本上來說，除婆羅門種姓外，其他各大種姓在歷史長河中都在不停吸納新民族的加入，種姓制度也從北印度大平原地區不斷擴張，最終幾乎吞噬了整個次大陸，數不清的民族和部落都被納入其中。

例：拉傑普特人（RAJPUTS）實為中亞入侵者的後裔，通過編造家譜獲得剎帝利的地位

到了公元七世紀玄奘赴印求法時，種姓制度已發展成熟。在《大唐西域記》中，這種瓦爾那制和闍提制的結合體被玄奘歸納翻譯為「種姓制度」。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制度初步成形於同族內社會分工與異族間征服統治的結合，又因職業專門化和不斷吸納新成員而日益具體化、複雜化，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終於「成年」了。

結語

種姓制度之所以擁有頑強的生命力，跨越三千年歷史而長期存在，宗教和神話的作用固然不能忽視，但最本質的原因是它符合次大陸人口構成、社會秩序和經濟生產的實際情況。各種姓雖互相隔離，但又互相依存。

客觀來看，在歷史上，這種具有一定靈活性的等級制度，有效地維護了印度社會穩定運轉，是保障印度文明長期延續的「定海神針」。它根植於印度的國情，很好的解決了多種族、多文化社會的治理問題，在複雜與混亂中建立了共識，成為了種族、民族、語言及文化等各方面都極度多元的印度社會的最強粘合劑。

另外，在遭受外來文明（主要是中亞游牧民族）的衝擊時，種姓制度也表現出了極大的韌性和包容度，外來者很快被吸納、同化進了印度文明之中。

多種族、多文化的印度社會

但是，另一方面，作為世界上最嚴密的等級制度，種姓制度意味著系統性的壓迫與歧視，低種姓人民「屈辱的出生，屈辱的生活，又屈辱的死去」。到了近現代，由於種姓制度嚴格限制人口流動、職業選擇以及各階層交流，故而成了印度現代化的最大負擔，嚴重阻礙了這一文明古國發展、革新的腳步。可以說，種姓制度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與殘酷一詞分不開，它是套在印度文明身上的一把沉重的枷鎖。

目前，這一延續三千年的古老制度早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嶄新的時代來臨了，印度需要新的社會模式、新的價值觀來爭取新的發展高度。印度的有識之士也在致力於消除種姓制度對印度社會的殘餘影響。

今天，這一制度雖已在法律上被廢除，但在文化中、在印度人的觀念里卻仍是根深蒂固。如何順利完成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是當前印度社會面臨的最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