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鴻召：蕭軍只認毛澤東為大哥

　　蕭軍酒酣耳熱之際曾公開宣稱：魯迅是我的父輩，毛澤東只能算是我的大哥。隨著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彼此身份界限越來越明顯。

　　1938年3月，蕭軍從山西臨汾取道延安，準備上五台山去打游擊。他臨時借住在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丁玲當時也暫住在這裡。毛澤東得知後，迅速派中央辦公廳秘書和培元前往問候。和培元建議安排時間讓他見見毛主席。蕭軍回答：「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和培元走後，丁玲勸說道：「毛澤東這個人很了不起，你應該見見再走。」蕭軍並不以為然。直到有一天毛澤東親自跑到招待所看望蕭軍，共進午餐，蕭軍覺得此人談吐不俗，可以交往。羈旅期間，蕭軍拜讀了毛澤東一年前在延安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發表的演講《論魯迅》，接著又應邀參加陝北公學第二屆學員開學典禮，操場會餐，沒有板凳，毛澤東和大家圍著桌子站在一起，大碗裝酒，你一口我一口輪流暢飲，蕭軍為之感動。五台山沒有成行，但蕭軍並沒有因為與毛澤東結識而留在延安。

　　蕭軍離開延安後輾轉兩年，於1940年6月再次來到延安，成為陝甘寧邊區文協駐會作家。1941年7月，成立近兩年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文抗」），原先掛靠在邊區「文協」，屬於一個單位兩塊牌子，「改為獨立工作團體，接受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原有楊家嶺會址、財產及一部分有關文藝工作，正式啟用印記，開始辦公」。（《解放日報》，延安，1941年7月2日)一個月後，「文抗」從楊家嶺後溝集體搬遷到藍家坪，蕭軍在鬱悶壓抑、猶豫徘徊中隨遷新址。

　　對作家之間和「文協」組織內部諸多問題的意見，蕭軍計劃逐級反映上去，一定要有個說法。早在1940年9月8日，他就準備要去先見毛澤東，再見洛甫。未料當天就遇到洛甫冒雨親自來楊家嶺後溝，在丁玲窯洞里聊天並共進午餐。當時，在名義上洛甫是黨的總書記，兼中宣部部長，直接分管文化藝術工作。洛甫耐心傾聽蕭軍對延安文藝界的意見，不責備任何人，勸慰他用理解和寬容的態度對待生活工作。1941年3月18日，蕭軍主動找到洛甫，把「文協」里的大事小事都訴說了。洛甫的表態仍然是原則性的，「他說這裡是需要論爭的，文藝運動需要開展，一些不良傾嚮應該指出」。蕭軍當時也覺得滿意，事後又覺得不滿意，因為實質性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拔刀相向事件發生後，既然艾思奇的承諾不能兌現，洛甫和藹可親又近乎打哈哈，蕭軍經過慎重考慮，主動要求面見毛澤東，直接反映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和意見。

　　1941年7月8日，蕭軍日記詳細列舉了要主動約見毛澤東的事由：

　　決定了，給毛澤東去了一封信，請他約定時間和我作一次談話，這是應該的，一面我要把一些事實反映上去，這對中國革命是有利的，一面我也要解剖自己，決不使一些小鬼們有所借口完成他們的企圖，一面我要決定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以決定我將來的態度和去留。事情總應該明了了本質，再作決定，省得發生誤解。我要作一次堂·吉珂德吧，我要替一些小小者申冤，只有我能擔當這任務。有偉大的行為，才能有偉大的作品，有偉大的精神，才能有偉大的成就。要決然地擔當起人類保護者監督者的擔子，我能！

　　蕭軍要反映的其實就是如何處理組織決定與個人意見之間的關係，個人意志在集體原則面前有沒有位置，什麼位置？蕭軍以為藉此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至於要到中共領導面前解剖自己，那是自我坦白，堵住小人們的嘴，維護自己的清白。

　　7月14日，蕭軍再次致信毛澤東，重申希望約見的理由，「因為我到邊區一年有餘，近來很想到大後方行走行走，此會晤算作『告別禮』也可。余無他意，敬祝近好」，並附上上次信函的送達收條。7月16日，時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來到蕭軍住處，告知毛澤東因患肩周炎，提筆寫信不便，沒能及時回復，待病情好轉即安排見面。天氣轉晴，蕭軍心情大好。

　　7月18日午後，胡喬木派人送信來，通知蕭軍即刻到楊家嶺，毛澤東約見。他們先談魯迅和延安魯迅研究會工作計劃，轉而談到邊區「三三制」政權建設，頒布施政綱領的目的是為了讓民眾監督政府。「黨外人士當然可以批評黨……你可以批評，而且應該到處批評，拿著施政綱領批評他們……」這種開放的情懷和開明的態度，極大地鼓舞著蕭軍。然後，蕭軍主動介紹自己再進延安一年來的生活工作觀感，以及在「文協」拔刀相向的事情經過，得到的回應是同情和理解：「你這動刀子，恐怕也是沒得辦法了吧？」蕭軍覺得自己在毛澤東這裡終於找到了一個中共黨內可以溝通交流的人。進而對毛澤東因患肩周炎手拿筷子夾菜都要站起來，深表同情。對毛澤東用手從白瓷缸里撿茶葉吃，也很欣賞。他覺得毛澤東還保存著讀書人的樣子，「毛的為人使我對他起了好感，誠樸，人性純厚，客觀」。此次會晤，從午後開始，持續到晚飯後，蕭軍才回到住處。第二天，他把會晤情況轉告了舒群、艾青等人。

　　自1941年7月18日，至1942年5月29日，將近一年時間內，蕭軍日記記載自己與毛澤東直接交往十三次。主要是蕭軍到楊家嶺毛澤東住處，偶爾有毛澤東過延河到藍家坪回訪，也有數次是毛澤東讓江青代表自己去看望或送書。他們交往的前期，每次見面都有書信便條預約通知，後期時常是蕭軍在傍晚散步途中順便過訪，警衛員通報一聲，毛澤東有閑暇就隨便聊一陣，沒時間就作罷。有時興緻所至，毛澤東會在晚間八九點鐘臨時讓人通知蕭軍去談話。第二次見面前，毛澤東致信蕭軍說：「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於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的強制的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顯然，這是第一次見面後，毛澤東通過其他途徑，進一步了解蕭軍的情況和為人，然後得出的結論。蕭軍覺得毛澤東沒把自己當外人，夠朋友，才交往，交往中打量著對方，也掂量著自己。

　　1942年元旦下午，蕭軍到毛澤東處談到自己最近在研讀中共發展史材料，缺少江西蘇區那一段，隨聲吩咐：「你有工夫可以想一想看，給我弄個書目……」毛澤東回答：「我也是沒辦法的……他們中央研究院向我要材料，我也沒有。」蕭軍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他們各人點燃一支香煙，談得很投機，「我儘可能從各方面緩和自己語氣，使對方不至感到拘束，因為這是自己的毛病」。可以想像，蕭軍自視甚高。他給對方定位：「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單純的政治家。」即使他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所代表的僅僅是「政統」。他給自己定位：「我是魯迅先生的學生，共產黨的朋友，人民大眾的保護者。」他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我始終是文學中的『王』」，所擁有的是「文統」，文以載道，更接近於「道統」，「我有責任用文學和藝術影響他們」。交往中，蕭軍認為毛澤東具有一定的思想寬度，但缺乏深度。「毛澤東對於我這人只知道是『好人』，豪爽，忠誠，坦白，有力，其餘是不會知道了，因為他沒讀過我的『創作』，就不會懂得一個人的靈魂，也許將來他對文學有更深一層認識，讀過我的作品……也許我們有更深一層接近，但這至少要十年以後。」為了改變這種狀態，蕭軍經常從毛澤東那裡借書，也向毛澤東推薦好書，或者直接把書借給毛澤東，督促他去閱讀。「我們要互相教育，互相影響，互相幫助，這裡面毫沒有不潔的動機，我希望他更深地理解文學，理解魯迅先生，這對於革命、他自己、文藝本身全有好處。」所以，他堅信自己超越於任何黨派之上，用一支筆管兩個黨，是天下人管天下事。

　　此間蕭軍致信毛澤東，抬頭一律都是「澤東同志」。他以朋友的身份和語氣關心毛澤東，叮囑他注意身體健康。「你要把身體弄得好一點罷，不要為了一時需要，而減少了五年壽命，這是不上算的。」

　　1942年2月10日，蕭軍因為孩子需要一個小床，找毛澤東幫忙，晚間來到毛澤東住處。當時林彪剛從蘇聯療傷回來，徐特立也在。蕭軍喝了兩盅酒，更坦率地說：「中國共產黨現在似乎摸著正路了……我對於黨處理馮雪峰、丁玲、瞿秋白一些事，我以一個作家的地位來看是不滿意的……」毛澤東沒有正面回答問題，說：「我在黨內受過十一次處分，但是我什麼也不說，我不向任何人說我的意見，因為這違背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我是一直準備著孤立，甚至連老婆我都不說……準備她看我垮台去另嫁旁人，準備著只剩下自己，這還不夠，我準備一個腦袋……人在熱鬧場里沒什麼，能經得起寂寞，冷落，別人看不起……必須要能經得起這些鍛煉……黨內的箭比黨外還不好受……」這和後來他多次倡導的「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職、不怕勞改、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殺頭）是一致的。他們脾氣性格中都有一種不信邪，不要命，敢拚命的精神在。談到毛澤東的講演風格通俗易懂，不同於洛甫的書生腔，不同於王明的八股氣，毛澤東感覺美滋滋的，如實告之其中奧妙所在：「你和農民講話講不通，他給你飯吃啊？」蕭軍相信，他們之間關係「接近是彼此影響著，進步著」。「從魯迅先生那裡我學得了堅強，從毛這裡我學得了柔韌。」隨後，蕭軍主要依據毛澤東此次談話內容，撰文《論同志之「愛」與「耐」》，含有為毛澤東叫屈之意。文章送交毛澤東審閱後，發表在《解放日報》上。

　　蕭軍酒酣耳熱之際曾公開宣稱：魯迅是我的父輩，毛澤東只能算是我的大哥。隨著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彼此身份界限越來越明顯。蕭軍略有改口讓步，「在文學、精神上魯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對於毛在政治上我也願意以他為先生，為這政治理想而戰鬥！但我卻以兄長的地位看待他。」日常生活里蕭軍非常注意分寸感。毛澤東偶爾參加「文抗」在藍家坪舉行的舞會，蕭軍在公眾場合，絕不表現出過度親切。「我們在人前得保持一種普通關係，省得一般人胡談。其實我們的關係也很普通，主要是建築在工作和革命事業上。」1942年底，蕭軍為打抱不平，被人控告到邊區法院。他估計自己將被判刑，絕不找毛澤東這層關係。後來寫信，是希望毛澤東以朋友或兄弟的情分，在他服刑期間幫助照顧家小。

　　過去因「中研事件」，為避免「嫌疑」計，故數月未造訪，實常在念念中。目前我還不願來訪你，因我現正被人控告……審後我大約是要有罪的，待我刑期終了，那時我甚願來訪你一次。如果可能的時候，茲將我們原告被告及證人書面證明等各抄一份來。它對於整風應有些用處。文抗年來一切人事及黨內外糾紛諸原因，大都具此了，我甚愉快有此鮮明結果。

　　我入獄後別無所求，只文抗尚留有一妻一孥，實縈我心，敢請照拂一二，銘感者恐非本身也。

　　所謂「中研事件」，即整風運動中，中央研究院批鬥王實味為「反革命托派分子」，蕭軍旁觀批鬥會現場，不滿那種群眾運動式的上綱上線行為，認為這是往人頭上扔屎盆子，被陳學昭舉報，受到集體批判，被扣上「同情托派分子」帽子。蕭軍舌戰群儒，不依不饒。至於該信所說抄錄一份原告被告材料，以備整風運動之用，分明是蕭軍一廂情願地誤解整風運動的目的，以為全面整風運動是為了整頓各個單位領導層的官僚主義。

　　這種平等的、朋友式的交往，蕭軍不宣揚，但終身難忘。他的這些日記生前不公開，不示人。直到晚年彌留之際，他對女兒回憶平生時還說：「我之所以和彭真、毛主席相交，首先，他們不是按一般的作家來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領袖來看待他們的；其次，我不是他們的下級，我尊重他們，但也並沒忘記我自己。我們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賓半友的形式相處的。」此言可以當真。

　　蕭軍與毛澤東交往產生的最大結果，是促成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按照黨內分工，1942年以前，文藝、文化工作一直由洛甫分管。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黨內高層整風運動，洛甫離開延安，率領農村工作調查團到陝北晉綏地區，歷時一年多時間。為了補缺，毛澤東代管文藝、文化工作。蕭軍日記明確記載，毛澤東接手之初對文藝界情況，尤其是文化人之間的矛盾糾葛很不了解。「我知道他是對一切隔閡著，從文協負責人不知是誰，丁玲底調工作不知道，不曉得艾青、羅烽等來……就是一個證明。」從蕭軍這裡，毛澤東才知道延安文藝界矛盾不少，問題多多。不久，毛澤東約請老朋友蕭三談話時說：「我本來不管文藝的，現在文藝的問題碰到鼻子上來了，不能不管一下。」他考慮制定一些文藝政策，通過規章制度來管理。蕭軍多次應邀參與討論，確定了處理文藝問題的工作計劃，即「先個別開座談會，而後開一總的座談會」。1942年5月2日，蕭軍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第一次會議，當天日記中居功不辭地記載：「這還是延安從沒有過的舉動，這也是自己這二年來，間接直接工作出來的結果，我可以如此說。」蕭軍以為這次會議可以幫助解決文藝隊伍與革命隊伍配合作戰問題，實際解決的結果卻成了把文藝隊伍整合到革命隊伍里來，「文統」、「道統」統統歸併於「政統」。